南平市图书馆

这是一部致力于“实谈心性”的作品。所谓“实”，有三个方面的义涵：一曰“着实”，是指本书对于朱子心论诸概念、命题及其内在理路，皆力求给出清晰、明确、透辟的当代阐释，努力做到“打破砂锅问到底”“文章不写半句空”；二曰“实践”，是指本书所言不是单纯地从朱子著作的故纸堆里“爬罗剔抉”出来的，而是笔者如阳明所说的那样“把他的说去用”，依照朱子所言切实地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此基础上全面而审慎地结合其言论总结出来的，也不是“出版即完结”的，而是意在继续为自己和一切同行者提供指导、进而形成实践和理论的良性互动的；三曰“经世致用之实”，是指本书坚持将“心”置于“事物”尤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的背景下，讨论“心”在事务中的表现，讨论家齐、国治、天下平的任务对于“心”之资质的要求，以及普通心灵如何获取相应的资质、上智心灵如何保有相应的资质，因而本书对于有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的人达成其志业，具有根源性乃至直接性的指导意义。
  这些其实也是朱子心论本身所坚持的旨趣。其中第三点“经世致用之实”至关重要，既可以将朱子心论和佛教心论鲜明地区分开来，显示出其儒学本质，也可以使朱子心论摆脱和康德、牟宗三式道德哲学的纠缠，真正呈现其价值。众所周知，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的主要理论着力点在于圣贤人格的养成，以《大学》“八条目”而言，朱子学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方面贡献了深入而精微的理论，而在“齐家”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理论方面则颇为薄弱，这使得它在古代常常遭受“阳儒阴释”之讥（佛教明显缺乏“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段，“人人成佛”并不是一种天下理想，“天下”并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在近代则被牟宗三置于康德式道德哲学的视域下进行审视，进而因为心性之别、格物穷理而被判定为“歧出”“别子”。但事实上，朱子本人无疑仍然是“欲平天下者”“欲治其国者”“欲齐其家者”，具有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其学问的出发点也无疑仍然是经世致用。这一精神既没有被实践上的挫折减弱，也没有因为家国天下理论的缺失而虚悬，而是全部灌注在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学说中，使得后者之中处处渗透着家国天下的元素，如使得“物”成为“天下之物”，使得“格物致知”成为“开天聪明”，使得“诚意正心”成为确实可以向帝王将相自信陈说的为政原则。可以说，朱子学确实是如《大学》所言，主张为平天下而修身（“修身”内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下同）、为治国而修身、为齐家而修身，而非仅仅为修身而修身，或者说朱子学是主张修足以平天下之身、修足以治国之身、修足以齐家之身，而不是仅仅修“身之身”或者修抽象而空洞之身；天下国家一开始就被完全浓缩在“身”之中，“身”一开始就具有天下国家的广阔性、现实性、结构性、联系性，“胸中有丘壑”“韬略胸中存”，所以从“身修”到“家齐国治天下平”才会条畅通达，没有任何规模上的不契或者根本上的隔膜。《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不应当仅仅纠结于作为“本”的“修身”对于作为“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更注意到作为“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作为“本”的“修身”的规定作用：想要什么样的“末”，决定了我们培植什么样的“本”，而不是漫无目地随便树立一个“本”，然后把它矫揉向特定的“末”，程子所谓“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不可道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途辙”是也。朱子曾说：“今说求放心，说来说去，却似释老说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辈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赖此做事业，所以不同也”，事实上，儒释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有没有“做事业”一截，而更在于所求的“放心”根本不同，所以才会、也必定会呈现出“到此便死”和“做事业”的表面区别。如果说朱子学尤其是朱子心论是一种道德哲学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人伦、政治、职业道德哲学，然后是贯穿于三者之中而一统之的仁义道德哲学（“仁”者“爱之理”，“义”者“事之宜”，“仁义”必就人伦、政治、职业而言），而不是一种空洞的道德哲学，其中充满着人伦、政治、职业事务对于人的明确而切实的要求，而不是只有抽象的道德原则。借用韩愈“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之言，我们可以说，只有就着人伦、政治、职业中的“仁义”来谈“道德”，才能使道德由“虚位”达到“定名”。这样的道德哲学必定不会认为“心”“性”仅仅是“一”，也必定会要求人们求教于外界来达成对于自我的提升、叩问于他者来实现具体方针的确定；这样的道德哲学难免会被纠结于自律他律、内求外求的空洞道德哲学判定为“他律”“外求”，但事实上，仁义道德哲学是向“物吾与也”之“物”探求，以“与物同体”之“我”来自律，是更为广泛的“内求”和更为深厚的“自律”。
  本书的书名可能会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即正标题中既然有“性理”字样，那么副标题为什么不沿用传统范畴，写为“朱子心性论新探”，而是似乎“偏于一隅”，写成了“朱子心论新探”？对于这一问题，本书的正文即可以看作一种具体而详细的解答，但我们这里也有必要作一个整体性的交代。众所周知，程子曾为人性论或者说性、气之论提出了一个指导性原则：“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无论“心”是否属“气”，我们都可以在心性论方面沿用此原则，而曰“论性不论心，不备；论心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那么，是不是我们用“性论＋心论”的方式，就可以得到既明且备的心性论了呢？恐怕不然，这种外在拼盘的方式对于“二之”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解决，不如说是一种掩盖，因为实际上，所谓“不备”不是说性和气或性和心组成的“整体”缺失了一部分，而是说性论本身难以达到其完备形态，朱子说“论性不论气，这性说不尽”，即指出了这一点；同样地，“不明”不是说性和气或性和心组成的“整体”含混不清，而是说气论或心论本身难以达到其透彻形态。这样看来，“论性不论心，不备；论心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所欲导向的，与其说是“论性加论心则明且备，单独的‘心论’或单独的‘性论’都是不可取的”，不如说是“就着‘心’的背景来论‘性’，以便达成完备的‘性论’；或坚持‘性’的视角来论‘心’，以便达成透彻的‘心论’。完备的‘性论’或透彻的‘心论’不但是各自可能的，而且是相互蕴含的，二者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不如说是同一种理论的两种不同形态”。本书焦点集中，只在于“心”，而视角广泛，却不外乎“性”，可以说是一种从“性”的视角来考察“心”，从而达成一种“透彻的心论”、内涵一套“完备的性论”的尝试，其中即便没有出现“性”字的地方，也无不渗透着“性”的精神，读者其察之。
  正如前文所显示的那样，笔者是一个竭力求真求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喜好标新立异的人，然而“创新”这件事却不可遏制地在本书的各个层面、各个细节中，连篇累牍地发生了。这一点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新颖观点的第一需要，与其说是广泛应用在哲学史中，以求重构一切，不如说是充分证明其可成立性，以求普遍接受，加之在行文上，本书自觉地追求“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风格，所以本书内容呈现出论点极其集中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也是一种“论域不广”’的缺憾。但诚如朱子评论《西铭》时所言：“初看有许多节拍，却似狭；充其量，是甚么样大”，本书已经完成了自己有限“节拍”内的主要任务，并为一种“充其量”的工作莫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更广泛的哲学史梳理工作的具体展开，只能留待笔者今后数年去做了。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太多的人和事需要感谢。感谢四川大学给我打下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尤其是高小强、丁元军、曾海军三位老师的培养。感谢北京大学为我提供的广阔的视野、宽松的环境和严格的学术训练。我是汤一介先生招收的最后一个学生，汤先生虽然在我入学之初就溘然长逝了，但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一直指引着我；犹记得后来和师兄师姐们一起去探望乐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来到汤老师家，进门看到汤老师正在熹微的晨光下，拿着园艺小剪在小院里修剪满墙鲜嫩的绿植，觉察到我的到来后则转过脸来对我微笑，慈祥而真纯。其后魏常海先生接过了指导我的任务，我生性鲁钝愚直，有许多不近人情处，魏老师以其宽厚温和，为我提供了人格学习的典范；我一开始重读书而轻科研，于议论方面并不是很得力，魏老师则不厌其烦地开导我，甚至请张学智老师一起来劝我，使得我最终打开了自己的格局，走上了学术的正轨。因此我还要特别感谢张学智老师，张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但在博士论文方面像指导自己的学生一样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此外，儒藏中心导师组的其他老师、中心的工作人员，也都在论文写作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给我提供学术、技术上的支持。而博士后入站以来，合作导师邓小南老师则以女性导师特有的细腻，为我指点思想上的迷津、提供历史学的训练，使我对于儒学乃至传统思想的优缺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虽然后者尚未来得及在本书中体现。感谢曾经的室友薄化君、陈佩辉以及儒行社、耕读社、朱子学社诸学友在学问和生活上对我的启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本书的肯定，以及王衡、孙萍等老师为本书的评审和出版付出的辛劳。
  感谢我的家人们：感谢已故的奶奶，奶奶虽然目不识丁，但从小便教我“讲仁义、走大路”，我想这是我走上儒学研究之路、坚守学术底线的根源所在；感谢爸爸妈妈和姐姐，我尚未能清楚明白地向他们说明学术工作的意义，但他们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并在我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重整旗鼓的勇气；感谢雅琴，雅琴拥有聪慧活泼的心灵，不但使我更多地领略到生活的美好，而且通过帮助我变化气质的方式，使得我越来越能领会朱子心论的精义，对于我这样一个心灵研究者而言，很难再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吧。
  是为序。
  李毅
  壬寅端午于蝉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