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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诗”说的内容及意义“淫诗”的具体篇目“淫诗”之外的自抒其情例］
  所谓对抒情主体性有明显确认，即对《诗三百》的作者（抒情主人公）做出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明确判断。从《诗集传》及朱熹关于《诗经》的其他论著来看，朱熹对《诗三百》相当一部分作品的抒情角度做了第一人称的认定。这以“淫诗”说最为典型。朱熹指出所有“淫诗”都是“自作”。但朱熹指出“自作”的又不仅限于“淫诗”，对于“淫诗”之外的许多作品，朱熹对其抒情主人公也作了第一人称的有效确认。朱熹确认为第一人称自叙其事、自抒其情的作品，包括“婚恋”、“行役”等多种主题，而这些主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抒情诗传统中的主要部分。
  一、“淫诗”说的内容及意义
  “淫诗说”是朱熹的一个重大贡献，《诗集传》认定《国风》中有若干作品是男女淫佚之作，在诗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淫诗”说的核心内容，实即马端临所云：
  以文公之《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①
  马端临指出，朱熹确认《诗经·国风》中若干作品是“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具体情况则又分为二种类型：1、《序》以为刺淫，而朱熹以为淫者所作；2、《序》本别指他事，而朱熹亦以为淫者所自作。《序》是不承认这些作品是“自作”的，要么说成是“刺淫”，要么别作他说，朱熹则一概认为是“淫者所自作”。
  以《鄘风·桑中》篇为例，《序》云“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熹《诗集传》云：“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故此人自言将采唐于沫，而与其所思之人，相期会迎送如此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相比之下，《诗集传》“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数句，实际承袭于《序》，但《诗序辨说》特地点明：“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这里首先凸显的是诗之作者的差异，其次则是创作目的上的差异。
  朱熹所认定的“淫诗”无一例外的属于“变风”之列，《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一节实际包含以下两种认识：一、“变风”、“变雅”的作者是国史。二、其创作目的是“讽其上。”
  《序》指出若干作品“刺奔”，即是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人伦之废”。在具体解说这类作品时，《序》将其作者处理成事件的局外人（“国史”一类人），他只是以第三人称的身份来叙述这现象，他的目的乃是要抨击这淫乱之事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政治背景。在淫乱现象与造成淫乱现象的政治背景之间，《序》所关注的是后者。生死场的小儿女还不足以成为《序》所刺的对象，《序》的指向是为政者。《序》对个人行为并不热心，而是追究社会现象的责任者。《鄘风·桑中》篇，《序》云“刺奔”，但所刺未必是具体的淫奔之人，它的批评指向乃是“卫之公室淫乱”与“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公室淫乱”不是个人事件而是国家行为（《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亦可说明汉学诗经学体系极其强调公室对大众行为的影响），“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更是政治事件。这样的处理方法，实际是将《鄘风·桑中》当作美刺国事的政治诗，而非一般性质的抒情诗。
  《诗序辨说》则点明其是“淫奔者所自作”。既然是“自作”，便是淫佚奔诱之人以第一人称自歌其事、自抒其情。《诗集传》点明“此人自言将采唐于沫，而与其所思之人，相期会迎送如此也。”朱熹分明看到了这点：诗人（抒情主人公）陶醉在儿女私情中，情不自禁地唱着幸福的歌。诗人（抒情主人公）与其所思之人之间的“期会迎送”完全是男女间的个人的行为。陶醉在男欢女爱中的诗人（抒情主人公），他的脑子里哪有什么“卫之公室淫乱”与“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的概念呢？尽管《诗集传》承袭《序》云“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但这只是作为一个后来的阐释者在认识层面上的追溯性解释，而与诗人自身无关。尽管朱熹从理学的立场批判了该篇的男女私情，目之为“淫诗”，但对其抒情主体性却无疑是做了正确的认定。
  《朱子语类·＜诗＞一·纲领》余大雅记朱子云：
  《桑中》之诗，礼义何在？王（作文按：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耳。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说《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80/2068）
  “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耳。”朱熹涵泳文本，求诗意于辞之中，以此种方法为指导，自不难发现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淫乱之事而已，故此诗并无礼义。《诗序辨说·桑中》对此有详辨，其词云：
  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后为刺也？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其意自见者，《清人》、《倚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如此，亦复畏吾之悯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耶？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
  朱熹在“求诗意于辞之中”的方法指导下，发现了该篇不过是淫者“直述他淫乱事”；接着以“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与“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两条理由来进一步反驳其为刺诗之说。这两条理由是出于情理的推测，但基本合于事实。相反，《序》认定其为刺诗，则与情理不合。
  《诗序辨说·桑中》又云：
  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颜渊之问，于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词，而使之合奏于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监戒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于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耶？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于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其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惩恶劝善，而使人得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于《韶》、《武》之音也耶？
  此处反复强调的是，如《桑中》之类的“淫诗”并非止于礼义，且不属于雅乐。“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歌也。”
  春秋以前，诗乐不分，先秦传诗者，本有诗、乐二派①。朱熹于此径直以具体诗之作品界定音乐之雅郑，未免有失武断。朱熹言下之意，《国风》只有《二南》是雅乐，《桑中》一类的作品是哇淫之曲，不可以强合于《韶》、《武》之音。这衍生出后代“《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的论断，但这一派意见并未被学界普遍认同。顾颉刚于此有详辩②。但朱熹从纯文本出发，求诗意于辞之中，清醒地认识到这类作品的特殊性质，指出其创作本身无关礼义，而只是当事人自言其事，则可谓独具只眼。
  正是从涵泳文本出发，朱熹看出《郑诗》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朱子语类》中颇多关于《狡童》一诗的讨论，如：
  问：“《狡童》，刺忽也。”……曰：“如此解经，尽是《诗序》误人。郑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会托婚大国，而借其助也。谓之顽童可也。许多《郑风》，只是孔子一言断了曰：‘郑声淫！’如《将仲子》，自是男女相与之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辞，却干忽与突争国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见所指是何人矣。”（81/2108，吴琮记）
  江畴问：“《狡童》，刺忽也。”……“诗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诗》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说。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狡童》，想说当时之人，非刺其君也。”（81/2109，黄卓记）
  《序》者将《诗三百》看作国史一类人的政治美刺诗，不承认“淫诗”一类作品的抒情主体性。对于“淫诗”，要么说成是第三者在“刺淫”，要么干脆另做别解。前者的典型是《桑中》，后者的典型是《狡童》。《狡童》本文与郑忽之事全无干系，而《序》者竟能让二者发生关系。《狡童》诗辞，分明是小儿女娇嗔戏谑口吻，而《序》竟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真是不可思议！《诗序辨说·狡童》云：“昭公尝为郑国之君，而不幸失国，非有大恶，使其民疾之如寇仇也。况方刺其不能与圣人图事，权臣擅命，则是公犹在位也。岂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且昭公之为人，柔懦疏阔，不可谓狡。即位之时，年已壮大，不可谓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于《山有扶苏》所谓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于此篇则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则其舛又甚。而非诗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朱熹已明辨其说鄙陋荒疏之处，且指出《序》者于郑诗的一贯态度，凡不得其说，则作离奇之政治比附。《将仲子》、《褰裳》之篇皆是也。
  马端临云：
  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①
  马端临对朱熹认定这些作品是“淫者自作”的做法极不理解。其实，读诗的指导思想不同，对于“淫诗”的认识自然是迥异了。马端临走的依旧是汉儒的老路子，是“求诗意于辞之外”，而朱熹则是“求诗意于辞之中”。汉学诗经学的传统是求字面意思以外的特殊政治喻义，朱熹的第一要义则是以“涵泳文本”为先。以《序》为核心的汉学诗经学，其说诗之弊，正在于于礼义求之过多、过深。汉儒说诗，非美即刺，大抵看中《诗经》的政治意义。于文本自身无关政治讽喻的作品，必定要用比兴一类的手法，类比傅会。这样的做法，自然难免穿凿与牵强。朱熹对汉儒如此说诗的危害认识得很清醒。汉儒的做法，实际是置《诗三百》为政治之附庸，抹杀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独立性地位。朱熹虽然也重视《诗经》的教育意义，但却是以承认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独立性为前提的。所以朱熹能够大胆指出这些作品是“淫者自作”。尽管朱熹从理学的立场否定了这种男女私情，目之为“淫诗”，但毕竟为后人认识这类诗的抒情性指明了方向。《序》的阐释取消了这类诗歌在一般意义上的抒情性，而将其处理成纯粹的政治美刺诗。朱熹则对这类诗歌的抒情主体，做出了合理而有意义的确认。
  朱熹认定这些篇是“淫诗”，是“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在诗经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尽管出于理学的立场，朱熹对诗中其人其事持贬斥态度，只把它当作“劝惩”的反面教材；但肯定它是写男女私情之作，已经是对传统汉学诗经学的巨大突破。我们不必指望封建时代的理学大师认同和讴歌这些男女私情之作（不必说朱熹，即使方玉润也做不到），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却很容易地从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立场来对其精神大加歌唱。20世纪以来的阐释者津津乐道这些作品的抒情精神，认定它是最本原的人性、最纯洁的爱情、最明亮的歌唱，将它视作中国爱情诗的源头，是中国抒情精神的无尽藏。宋儒从旧道德的立场，对其加以鞭挞；20世纪的阐释者又从新道德和审美的立场，对其加以歌唱。态度尽管如此不同，但对其性质的认定却没有两样。歌颂其追求爱情的精神是最后的胜利，认定其男女私情的性质则是扫除路障的关键所在。朱熹的认识显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朱熹已经感受到其强烈的抒情精神，感受它是来自生命最深层的呼喊与歌唱，但对此，理学大师不是认同和迎合（时代不具备这样的可能性），而是质疑和恐慌。因为这恰恰是赤裸的“人欲”，是“天理”的对立物。它是对秩序和权威（礼节纲常）的挑战，它的泛滥导致的将是制度的崩溃和灭亡。作为封建卫道的理学大师，不可能接受它（这种自由精神）存在的合理性。但比之王柏“删之惟恐不及”的窘迫紧张，朱熹要从容和高明得多。蛮力的抵制是治标之策，难以治本；朱熹却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朱熹用了“思无邪”的“劝惩”说将其纳入自己的整个理学体系（关于朱熹以“思无邪”为核心的“劝惩”说，后文将详论）。对“淫诗”在策略上的重视，反过来说明朱熹对其抒情精神的感受程度。只是朱熹万万没有料到，20世纪文学本位的诗经阐释学正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从他对这些作品的抒情性质的认定出发，来颠覆他所维护的礼节纲常。对抒情精神的体认对旧的道德体系竟有如此大的破坏力！笔者以为，对抒情主体性的确认，是以文学观点看待《诗经》的第一个重要标志。
  二、“淫诗“的具体篇目
  至于“淫诗”的具体篇目，学界在认识上也有一定差异。马端临认定是24篇。周予同亦云：
  其所作《诗集传》，以为男女淫佚之诗，计二十四：一、《邶风·静女》；二、《鄘风·桑中》；三、《卫风·木瓜》；四、《王风·采葛》；五、《丘中有麻》；六、《郑风·将仲子》；七、《遵大路》；八、《有女同车》；九、《山有扶苏》；十、《萚兮》；十一、《狡童》；十二、《褰裳》；十三、《东门之》；十四、《丰》；十五、《风雨》；十六、《子衿》；十七、《扬之水》；十八、《出其东门》；十九、《野有蔓草》；二十、《溱洧》；二十一《陈风·东方之日》；二十二《东方（作文按：应作“门”）之池》；二十三《东门之杨》；二十四、《月出》。①
  不难看出周予同关于“淫诗”篇目的认定，实际承袭马端临。曹虹则云：
  但细考《诗集传》，不难发现，以上二十四篇之中，所引《东方之日》应是《齐风》而非《陈风》，《郑风·出其东门》一诗朱熹也并未定其为淫佚之作；二十四篇之外，则尚有数篇被认定为男女私情者。①
  按：曹说是。《郑风·出其东门》篇，《诗集传》于其首章云：“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以为此女虽美且众，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家室，虽贫且陋，而聊可以自乐也。当时淫风大行，而其间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谓能自好而不为习俗所移矣。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岂不信哉！”《诗序辨说》则云：“此乃恶淫者之辞。”《朱子语类·〈诗〉一·纲领》亦云：“《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人做。”（80/2068，余大雅记）据此，该篇非但不是淫佚之作，而且还是淫佚的对立面。其作者（抒情主人公）非但不淫佚，反而以忠贞为朱熹所高度赞扬。马端临、周予同的意见，显然不合朱熹原意。
  曹虹所定“淫诗”为26篇，在马端临、周予同24篇中剔除《郑风·出其东门》1篇，增加《陈风·东门之枌》、《陈风·防有鹊巢》、《陈风·泽陂》3篇。今笔者细检《诗集传》与《诗序辨说》，以为在曹虹26篇之外，尚可增加《卫风·氓》、《王风·大车》2篇，朱熹实际认定为“淫诗”者为28篇。另外，《郑风·叔于田》一篇，朱熹的态度在疑是之间。
  《卫风·氓》篇，《序》云：“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加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诗序辨说》云：“此非刺诗。”《诗集传》云：“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既云“淫妇”“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自当属于“淫诗”之例。《王风·大车》篇，《诗集传》首章云：“周衰，大夫犹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末章又云“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终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几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谓予不信，有如皦日’，誓约之辞也。”据此，该篇乃欲相奔者誓约之辞，当属淫者自叙其事之例。《郑风·叔于田》篇，序云：“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诗集传》首章云：“段不义而得众，国人爱之，故作此诗……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诗序辨说》云：“国人之心贰于叔，而歌其田狩适野之事，初非以刺庄公，亦非说其出于田而后归之也。或曰：段以国君贵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众，不得出居闾巷，下杂民伍，此诗恐其民间男女相说之词耳。”按：凡《诗集传》、《诗序辨说》云“或曰”者，若不接以“此说误矣”之类的断语（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极少），则是表明朱熹认为此说有可取之处，可作为另一种意见并存。盖当时学风开明，学者之间，讨论往还，师徒讲习，教学相长。于一篇文字，师生朋友或各有见。此一例，或即朱熹本持“国人爱之（段）”之意见，后又得弟子或朋友启发，觉“民间男女相说之词”一说亦能成立，而己之前说未必尽善，故存之。故此篇亦可视为淫者自叙其事例。
  今将“淫诗”篇目以及《小序》与朱熹的主要意见，列表于下（附录12）。
  《诗集传》于《郑风》总结云：“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如笔者所考，《诗集传》实际认定为“淫诗”者，卫诗4篇，郑诗15篇。郑诗合于“七之五”之数，卫诗则远不及“四之一”，恐朱熹“四之一”之语未作考究。
  马端临将这些作品分为两种类型：一、序以为刺淫，而朱熹以为淫者所作；二、序本别指他事，而朱熹亦以为淫者所自作。这两种类型的划分诚为有见，但其对具体作品的归属不无商榷的余地。马端临的第一种类型包括《鄘风·桑中》、《郑风·东门之》、《郑风·溱洧》、《齐风·东方之日》、《陈风·东门之池》、《陈风·东门之杨》、《陈风·月出》7篇作品。今检《诗集传》与《诗序辨说》，并依朱熹诗经学义例，当补入《王风·大车》、《陈风·东门之枌》、《陈风·泽陂》、《郑风·野有蔓草》4篇。前3篇马端临未将其收入“淫诗”例，后1篇马端临误入第二种类型。而马端临7篇之中，《陈风·东门之杨》似当剔出。《陈风·月出》则是一种特殊情况。
  《郑风·溱洧》，《序》云：“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诗集传》首章云：“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辞。”是《序》亦看出了该篇与“淫”有关，但其批评指向是政乱礼坏，“淫风大行”则是它的结果之一和具体表现。《齐风·东方之日》，《序》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诗序辨说》云：“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无所谓。”此例亦同。《鄘风·桑中》、《郑风·东门之》、《郑风·溱洧》三篇，于《序》而言，义例全同，“刺奔”、“刺乱”、“刺衰”，言辞虽异，其意则同（实皆“刺淫”）。于朱熹而言，则皆认定为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郑风·东门之》篇，《序》云：“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诗集传》首章云：“门之旁有，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识其所与淫者之居也。室迩人远者，思之而未得见之辞也。”义例同于《鄘风·桑中》、《郑风·东门之》、《郑风·溱洧》三篇，马端临以之入“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作”例，正得其意。而《诗序辨说·东门之》却云：“此序得之”，尤为费解。依朱熹诗经学一贯体例，当云“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何可言“此序得之”？是朱熹为学于谨严之外，亦偶有疏忽。一书之中，义例或亦不能贯彻始终。
  《王风·大车》，《序》云：“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诗集传》首章云：“周衰，大夫犹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去二南之化则远矣。此可以观世变矣。”末章云：“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终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几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谓予不信，有如皦日’，誓约之辞也。”《序》云“刺周大夫”，刺其不能听男女之讼而致男女淫奔耳。
  《陈风·东门之枌》，《序》云：“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耳。”《诗集传》云：“此男女聚会歌舞，而赋其事以相乐也。”其例亦同。而“风化之所行”一语尤为点醒，盖上行下效，“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之罪魁祸首是“幽公淫荒”。此最能说明序者刺淫之态度。批评指向乃是制造此“淫风”横行之乱的最高层。
  《陈风·泽陂》，《序》云：“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诗集传》云：“此诗大旨，与《月出》相类。”亦同此例。
  至于《郑风·野有蔓草》一篇，《序》云：“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诗集传》云：“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亦当同于此例。“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是“淫”的表现，“君之泽不下流”是其原因。云“思遇时”者，盖“不遇时”也，亦刺时之作，而所刺与“淫”有关。马端临以之入第二例，以为“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误矣。序者所指正是刺“淫”，以《序》无“刺”字而归入另类，是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论也。
  至于《陈风·月出》，《序》云：“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诗集传》云：“此亦男女相说而相念之辞。”此例似与以上诸篇有出入。盖以上诸篇所刺之“淫”是民间之淫风，序者（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乃追溯其背后为政之原因。《序》者于该篇之意见，则是在位好色，而不及于民间之“淫风”。
  至于《陈风·东门之杨》，《序》云：“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诗集传》云：“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故因所见以起兴也。”《序》虽云“刺时”，但“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所刺实乃婚姻之礼缺，与“淫”则无关。马端临以为《序》本“刺淫”，误矣。盖《序》者虽及婚姻，而不刺淫也。《郑风·丰》，《序》云：“刺乱也。昏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诗集传》云：“妇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妇人以有异志不从。既而悔之，而作是诗也。”《诗序辨说》云：“此淫奔之诗，序说误矣。”于《序》而言，此亦“虽及婚姻，而不刺淫”之例也。
  对于这一类诗，《序》与朱熹的差别在于“刺淫”与“淫者自作”。作者身份的差异与创作目的的差异反映了对诗歌性质认识的不同。《序》将整个《诗经》当成一部政治美刺诗，朱熹则认识到部分作品的抒情本质。至于马端临概括的第二种类型，《序》本指别事而朱熹以为是淫者自作。于《序》而言，与第一种类型不属于同例；于朱熹而言，则是同一性质。朱熹的贡献在于对这些作品的抒情主体做了有效的认定。而抒情主体性的确认是对《诗经》文学性有所认识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此外，需要特地指出的是：“淫诗”说并不是朱熹的发明，在朱熹之前，郑樵对此似有一定的认识。《诗集传》于《郑风·将仲子》篇首章云：“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诗序辨说》亦云：“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关于庄公、叔段之事。”这说明郑樵对“淫诗”的一些作品（至少是《郑风·将仲子》这一篇）在性质上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惜乎其书散佚，我们只能从朱熹的引用中看到一鳞半爪。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淫诗”，朱熹并不是要刻意和《序》唱反调，而是出于涵泳的体会，觉出其内在的抒情精神。朱熹对“淫奔”之事，抨击并不比《序》者更留情面。对于若干作品，朱熹也还是做了“刺淫”的认定。如《鄘风·蝃》，《序》云：“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诗集传》亦云：“此刺淫奔之诗。”盖《鄘风·蝃》本文确实是以旁观者的态度来叙述和批评此事，而非以第一人称自叙其事。再如《邶风·匏有苦叶》，《序》云：“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诗序辨说》云：“未有见其为刺宣公、夫人之诗”，是朱熹以《序》之刺卫宣公与夫人之说为非。《诗集传》则云：“此刺淫乱之诗”，是朱熹虽不认为该篇所刺对象为卫宣公与夫人，但却认定该篇性质为刺“淫乱”之诗。由此可见，朱熹的评判是实事求是，而非一味做翻案文章。
  朱熹之再传弟子王柏有删诗之说。王柏以为“淫诗”与圣人之意相妨，害于世道人心，当删之。其所著《诗疑》，卷一云：
  ……圣人放郑声之一语终不可磨灭。且又复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愚是以敢谓淫奔之诗，圣人之所必削，决不存于雅乐也。审矣。妄意以刺淫乱，如《新台》、《墙有茨》之类，凡十篇，犹可以存之，惩创人之逸志。若男女相悦之词，如《桑中》、《溱洧》之类，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无可疑者。所去者亦不过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秽《雅》、《颂》，淆乱《二南》。
  其下又详列所欲删者之篇目，依次为：
  1、《召南》之《野有死麕》，2、《邶风》之《静女》，3、《鄘风》之《桑中》，4、《卫风》之《氓》，5、《有狐》，6、《王风》之《丘中有麻》，7、《大车》，8、《郑风》之《将仲子》，9、《遵大路》，10、《有女同车》，11、《山有扶苏》，12、《莒兮》，13、《狡童》，14、《褰裳》，15、《东门之》，16、《丰》，17、《风雨》，18、《子衿》，19、《野有蔓草》，20、《溱洧》，21、《秦风》之《晨风》，22、《齐风》之《东方之日》，23、《唐风》之《绸缪》，24、《葛生》，25、《陈风》之《东门之池》；26、《东门之粉》，27、《东门之杨》，28、《防有鹊巢》，29、《月出》，30、《株林》，31、《泽陂》。
  今按：其所列具体篇目实31篇，与前文所云32篇不合。二者必有一误。
  据其所列31篇，则较之《诗集传》28篇，剔出了《卫风·木瓜》、《王风·采葛》、《郑风·扬之水》3篇，而补入了《召南·野有死麕》、《卫风·有狐》、《秦风·晨风》《唐风·绸缪》、《唐风·葛生》、《陈风·株林》6篇。《诗疑》卷一有云：“《青衿》、《静女》之为淫奔，已晓然矣。《木瓜》、《采葛》之为淫奔，而情款未明。至于《扬之水》，亦谓之淫奔，愚则未从。若曰人有间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词，岂不平易明白而有余味？今曰男女要约，则未有别其为男女也。”这即是他从《诗集传》28篇中剔除这三篇的理由了。“情款未明”，或指诗中男女关系本在礼义规范之内，而《扬之水》一篇实在是作兄弟之诗解亦合情合理。所以王柏不认为这三篇是“淫诗”。至于他所补入的6篇，《诗集传》确未指为“淫诗”。《卫风·有狐》，朱熹已指出是女子思“欲嫁”之诗（《诗集传》云：“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秦风·晨风》，朱熹指出是思妇念夫之作（《诗集传》云：“妇人以夫不在，而言〓彼晨风，则归于郁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见君子，而忧心钦钦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之多乎？此与扊扅之歌同意，盖秦俗也。”）；《唐风·绸缪》，朱熹肯定其为夫妇相语之辞（《诗集传》二章云：此为夫妇相语之辞也。）；《唐风·葛生》，朱熹以为妇人思夫之作（《诗集传》云：“妇人以其夫久从征役而不归，故言……”）。于此四篇，朱熹都看出了其抒情主体性，但认为其当事人之行为尚在礼义规范之内（前者是正当婚嫁念头，后三者是正式夫妻之间的关系），故不作“淫诗”看。王柏同样是从涵泳文本出发，求诗意于辞之中，发现了其抒情主体性，但在当事人行为是否越礼这一点上，与朱熹意见相左。王柏以为此四篇诗之当事人不是君子淑女，其情也荡，故以之为“淫诗”。至于《陈风·株林》一篇，《序》云：“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诗序辨说》云：“《陈风》独此篇有据。”是朱熹认同《序》者的意见，以为该篇是国人刺淫之作。王柏以之为“淫诗”，大概是因为其诗二章云：“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既云“我”，当为第一人称自叙，故王柏以之为淫奔者自作，属“淫诗”之例。这仍旧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至于《召南·野有死麕》篇，《序》云：“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诗序辨说》云：“此序得之”，是朱熹于此篇之意见同于《序》说。但此诗之第三章云：“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哪里是凛然拒绝的口气？！王柏以之为“淫诗”，分明是看出了其间的真意。论理，朱熹能认定郑诗中那么多作品为“淫诗”，应该能看出该篇的辞气与隐情。其所以不然者，恐怕还是为“风雅正变”之说所误。朱熹虽然也怀疑今本《诗经》编次有误，对《序》者所定之世次多有辩驳，但其怀疑只是局部性的，只是对部分作品的前后顺序有所怀疑。至于《二南》，朱熹仍是认同其为正风，是被文王之化的，不敢有丝毫怀疑态度。既如此，也就不可能确认《召南·野有死麕》的爱情主题与抒情主体性了。王柏的怀疑精神过于朱熹，全不把《序》者对诗经的解释当一回事，所以能够认为《召南·野有死麕》是“淫诗”，不是什么正经。在这一点上，朱熹反而不如王柏高明。
  三、“淫诗”之外的自抒其情例
  “淫诗”说的意义，在现代诗经学中备受推重。现代诗经学是文学本位的诗经学，格外重视《诗经》中的爱情诗，而“淫诗”的本质即是爱情诗，朱熹在这一点为现代诗经学所重视。但笔者以为全面看待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认识不能只局限于“淫诗”。朱熹对认识《诗经》文学性的真正贡献是对抒情主体性的确认，“淫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使以现代诗经学爱情诗的标准来看，朱熹对“淫诗”之外的《诗三百》部分作品的
  情感性也做了有效的认定。
  在28篇“淫诗”之外，朱熹实际确认其婚姻爱情抒情性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一般婚恋诗；2、弃妇诗；3、行役相思。
  前文已辨马端临将《郑风·出其东门》入“淫诗”例不合朱熹原意。《诗序辨说》明言“此乃恶淫奔者之辞”，是朱熹认定其作者非淫佚奔诱之人。但此诗却又是“自叙其事”，是诗人（抒情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自抒其情之作。《诗集传》云：“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以为此女虽美且众，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家室，虽贫且陋，而聊可以自乐也。……”“我”、“己”、“自乐”数词，皆透露出这一消息。是否“自作”，是对作品叙述角度的判断；是否“淫佚”，则是对诗之作者道德性的一个评判。前者才是对抒情主体性真正有意义的判断。该篇不是“淫诗”，作者非“淫佚奔诱”之人，但本篇却无疑是婚恋类型的抒情诗，朱熹对其抒情性已经做出了有效的确认。从婚恋爱情的角度，该篇与“淫诗”未必有什么差别，但朱熹对其却做了性质上的区分，乃是因为朱熹内心有一传统的婚姻爱情观。传统的婚恋观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符合这一规范，即被认同；不符合这一规范的，即被视为“越礼”而遭排斥。28篇“淫诗”之事件行为者，皆不符合传统的婚恋规范，是“越礼”行为，所以遭到排斥。而该篇却是婚恋规范之内的行为，所以受到赞扬。凡是符合婚恋规范的，是合法夫妻之间的感情，即被视为忠贞；而在此之外的，婚外或婚前的性爱行为，则被视为“淫佚”。这是朱熹确定“淫诗”与非“淫诗”的标准。尽管理学大师对“淫诗”过于排斥，但即使从道德性的立场，这也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如果抛开道德性的价值判断，仅从文学性——抒情精神来看，二者却又完全相同。现代诗经学从“爱情诗”的角度，高度重视朱熹所定的“淫诗”；但“淫诗”之外的婚恋诗不应被忽视。
  再如《召南·摽有梅》篇，《序》云：“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是《序》者亦知此诗事关男女。《诗集传》云：“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故言梅落而在树者少，以见时过而太晚矣，求我之众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来者乎？”朱熹确认抒情主人公即此女子自身，诗之情感亦属婚恋主题，但却不属于“淫诗”之例。现代的阐释者，将之视为青春女子“思春”之作，但在传统婚恋观中，该篇却并不“越礼”。传统婚恋观将“思春”之由生理导致的心理行为纳入了一定的道德规范：“男大当婚，女大当配”，这是理所自然；与之相反（嫁不及时），则为违礼；但婚嫁当以其道，不以其道者，亦为违礼。该篇之思想行为，在传统婚恋观中，仍旧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所以朱熹并不将之视为“淫诗”。《朱子语类》有云：“又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向见伯恭《丽泽诗》，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诗，亦自鄙俚可恶。亦自是见得人情处。为父母者能于是察之，则必使之及时矣，此可谓‘诗可以观’。”（81/2104，钱木之记）。女大思嫁，合乎人情。何况《摽有梅》篇又在《正风》之列。所以该诗之抒情主人公，虽然思嫁的心思急切了些，但到底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还不至于要被打入“淫奔者”之列。《卫风·有狐》篇，情况亦与此类似。《诗集传》云：“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朱熹亦以该篇为思“欲嫁”之诗也，属于婚恋主题，并不以之为“淫诗”。《序》云：“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昏，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诗序辨说》云：“男女失时之句未安。其曰杀礼多昏者，《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盖曰：卫于此时，不能举此之政耳，然亦非诗之正意也。长乐刘氏曰：‘夫妇之礼，虽不可不谨于其始，然民有细微贫弱者，或困于凶荒，必待礼而后昏，则男女之失时者，多无室家之养，圣人伤之，宁邦典之或违，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时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礼，所以使之相依以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诗不云乎：‘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苟无子育兆数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周礼之意也。’”《周礼·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是指在荒年，治理救助广大民众的十二种应急措施。其中第十条为“多昏”。“多昏”，即鼓励多婚配，其目的是要保证人口再生产的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时期，人口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较低下；医疗卫生条件的恶劣，遏止了人口繁衍的速度。古代统治者，对人口繁衍都极为重视，而且往往视其为国力是否强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灾荒之年，鼓励婚配，是常用的手段。社会礼制，对婚配有一定的具体规范；但在灾荒之年，为了发展人口生产，往往会打破这些规范，这乃是国家政策的需要，个人行为自身也就无所谓“越礼”了。朱熹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未将《卫风·有狐》列入“淫诗”之列。
  朱熹虽然未将《召南·摽有梅》、《郑风·出其东门》、《卫风·有狐》当作“淫诗”，但对其抒情主体性却同样做了有效的确认。此数篇虽不属“淫诗”，但无疑亦属于现代诗经学所理解的“一般婚恋诗”范畴之列。若仅以“淫诗”为限来谈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认识，显然有失片面。
  朱熹还对一些作品的“弃妇诗”主题有清醒的认识。
  《秦风·晨风》篇，《序》云：“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诗序辨说》云：“此妇人念其君子之辞，序说误矣。”是《序》以为别指他事而朱熹以为妇人思念其夫而自叙其情。《诗集传》则云：“妇人以夫不在，而言〓彼晨风，则归于郁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见君子，而忧心钦钦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之多乎？此与《扊扅》之歌同意，盖秦俗也。”
  《扊扅》之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二·歌下·琴歌》①篇云：
  《风俗通》曰：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所赁澣妇自言知音，因援琴抚弦而歌曰云云，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妻也。《诗纪》从《乐府诗集》，于其题下注云三首，然后引《风俗通》叙其本事。逯按：此三首歌辞大同小异，一见《典略》，一见《颜氏家训》，并不全出《风俗通》。《乐府诗集》、严氏《全后汉文》以为皆出《风俗通》者，非是。
  《风俗通》所载《扊扅》之歌正文为：“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相（作文按：《太平御览》无相字，《乐府诗集》同）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焉。”
  《扊扅》之歌虽写百里奚之事，但未必不是后人之伪托。盖暴富易妻是一普遍社会现象。穷通境遇不同，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往往有很大变化。汉之朱买臣、司马相如皆有因穷通而夫妻关系有所变化的故事。但也未必不是后人伪托。卓文君《白头吟》诗，学者多不信其出于文君之手。《扊扅》之歌的情况与文君《白头吟》相似。但不管其产生年代如何，不管其是否后人伪托，这种情况毕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抒写年长色衰的妻子对暴富心变的丈夫的哀怨情绪，是这类诗歌永恒的主题。哀怨的色彩，正可透露这类诗歌浓郁的抒情精神。朱熹以《扊扅》之歌比《秦风·晨风》，正是看出了《秦风·晨风》抒情主人公的哀怨情绪。朱熹虽没有说其作者为“弃妇”，而只是说夫人之君子远行，而担心其不归，忧伤思念至深。但实际上，该女子的命运和情绪与《扊扅》之歌中的百里奚妻、《白头吟》之文君没有什么两样。既已认定是在正常婚姻关系之内的感情波澜，自然不属于“淫诗”之例，可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其自身的抒情精神，我们更不能因为朱熹未将之认定为“淫诗”，而否认朱熹对其强烈抒情精神有清醒的认识。
  《诗经》中另有若干作品与《秦风·晨风》类似，而且朱熹明确指出其抒情主人公是“弃妇”。如《邶风·柏舟》篇，《序》云：“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诗序辨说》云：“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诗集传》云：“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作文按：《邶风·绿衣》）相类，岂非庄姜之诗也欤？”庄姜为卫庄公妇人，有德，因无子而失宠。较之《序》，朱熹明确了该篇出自庄姜之手，是庄姜自叙其不幸，对其抒情主体性有明确认定，又指出是“妇人不得于其夫”，更是加重了其哀怨色彩。对于庄姜故事，《序》者本极为熟悉，在对《邶风》若干作品加以阐释时，《序》者本已指出其作者是庄姜。如《绿衣》篇，《序》云：“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燕燕》篇，《序》云：“卫庄姜送归妾也。”《日月》篇，《序》云：“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
  《终风》篇，《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诗序辨说》于《绿衣》篇云：“此诗下至《终风》四篇，《序》皆以为庄姜之诗，今姑从之。然唯《燕燕》一篇，诗文略可据耳。”“姑从之”之“姑”字，说明朱熹的态度是将信将疑，但朱熹并未于旧说之外别立己说，盖诗之作者未必然即是庄姜，但其身份却大抵与庄姜相类，亦即庄姜实际与诗之作者的身份（不得于其夫）相合。“庄姜伤己也”，“伤己”二字，已足以说明是诗之作者自叙其情，何况诗之作者还是一个弱女子呢！庄姜之例，说明《序》者也并非对《诗经》之作者与抒情性一无所知，可惜的是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了，而且《毛传》、《郑笺》也没有在这一点上做发挥。这几篇的特例，或许是《序》者以史传傅会《诗经》的歪打正着，并不能说明他对《诗经》的抒情精神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朱熹对这几篇作“弃妇”主题的阐释，则是得益于涵泳文本。
  再如《邶风·谷风》篇，《序》云：“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诗集传》云：“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序》的立场是从评判者的角度“刺夫妇失道”，默认诗的作者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而朱熹则认定该篇是抒情主人公（“弃妇”）以第一人称自叙其悲怨之情。该妇人自身无坏于礼义，故不得目之为“淫妇”。但其抒情精神却不可抹杀。我们可将其与《卫风·氓》做一比较。《卫风·氓》篇，《序》云：“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加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诗序辨说》云：“此非刺诗。”《诗集传》云：“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该篇与《邶风·谷风》在主题上实无多大差别，二篇之作者同为弃妇，但因为该篇之女子行为与礼义有违，故被视为“淫妇”，而该诗也就相应地被目为“淫诗”。通过这两篇的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朱熹判断“淫诗”与非“淫诗”的标准，但是否“淫诗”并非是判断有无抒情主体性的标志。
  又如《王风·中谷有蓷》篇，《序》云：“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谨，室家相弃尔。”《诗集传》云：“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悲叹之辞也。”。《诗集传》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实承《序》而来。但“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在《序》者，是议论的重点；在《诗集传》则只是对背景的一个提示。《诗集传》的重点则是“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悲叹之辞也”，明确其是“弃妇”以第一人称抒写其悲怨之词。但诗之作者行为并不“越礼”，所以按朱熹的标准，该篇不是“淫诗”。
  以上几例，都不在“淫诗”之列，但朱熹对其“弃妇”主题与哀怨精神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对其抒情主体性有着和“淫诗”同等的确认。
  在“淫诗”之外，朱熹对其抒情主题性有明确认识的，还有一类作品，即“行役相思”主题。属于这一类的，有《周南》之《卷耳》、《汝坟》，《召南》之《草虫》、《殷其雷》，《邶风·雄雉》，《卫风·伯兮》，《王风》之《君子于役》、《君子阳阳》，《唐风·葛生》等篇。
  附录13：《诗集传》所认定的“行役相思”主题作品：
  01 《周南·卷耳》，《诗集传》首章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篇末云：“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岂当文王朝会征伐之时，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欤？然不可考矣。”
  02 《周南·汝坟》，《诗集传》首章云：“汝旁之国，
  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赋之也。”
  03 《召南·草虫》，《诗集传》首章云：“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
  04 《召南·殷其雷》，《诗集传》首章云：“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
  05 《邶风·雄雉》，《诗集传》首章云：“妇人以其君子从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飞，舒缓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遗阻隔也。”
  06 《卫风·伯兮》，《诗集传》首章云：“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
  07 《王风·君子于役》，《诗集传》首章云：“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曰……”
  08 《王风·君子阳阳》，《诗集传》首章云：“此诗疑亦前篇妇人所作。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于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皆可谓贤矣。岂非先王之泽哉？”
  09 《唐风·葛生》，《诗集传》首章云：“妇人以其夫久从征役而不归，故言……”
  …………
  我们且以《周南·卷耳》与《召南·殷其雷》两篇为例，来具体说明这一问题。《周南·卷耳》篇，《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首句得之，余皆傅会之凿说。”《序》者认为该篇写后妃之志，且对“后妃之志”做了“知臣下之勤劳”的具体阐释。朱熹明确指出这是穿凿傅会之说。《诗集传》首章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肯定该篇主题是“相思”；《诗集传》篇末又云：“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岂当文王朝会征伐之时，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欤？然不可考矣。”《诗集传》猜测该篇作于“文王朝会征伐之时”或“羑里拘幽之日”，乃是因为涵泳文本，知其情绪为“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云“不可考”，则是因为无确切之证据。“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与“朝会征伐”合在一起，无疑是“行役相思”主题了。《召南·殷其雷》篇，《序》云“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诗序辨说》云：“按此诗无劝以义之意”。《诗集传》云：“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序》者之着眼点在道德之说教，以该篇之主题为“劝以义”。朱熹则看出其主题是“行役相思”，而与“劝以义”无关。这说明《序》者所关心的是其教化作用，朱熹则将它与后世“游子思妇”一类作品同样看待。
  以上“行役相思”主题的9篇作品，皆是君子行役、家室思之。而《邶风·击鼓》则是一篇行役者念其家室的作品。该篇，《诗集传》首章云：“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四章云：“从役者念其家室”，则其抒情主体为行役之男子。与以上数篇比较，作者性别不同，但对其抒情主体性的确认，意义全同。《诗三百》“行役相思”主题的作品，在类型上，是君子行役、家室思之的多于行役者念其家室的。
  《诗三百》的行役诗十之八九与“相思”有关。但也有一些是单纯行役而不涉及“相思”的。《小雅·北山》及其之后数篇是也。
  《小雅·北山》篇，《诗集传》云：“大夫行役而作此诗。”《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诗集传》确认其为行役诗，《序》的意见和《诗集传》差别不大。《小雅·无将大车》篇，《诗集传》云：“此亦行役劳苦而忧思者之作。”《序》云：“大夫悔将小人也。”《诗序辨说》云：“此序之误，由不识兴体，而误以为比也。”《序》对该诗主题的理解则有所偏差。《小雅·小明》篇，《序》云：“大夫悔仕于乱世也。”《诗集传》首章云：“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暮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是点明其为行役之诗。《诗集传》四章云：“上章既自伤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既自伤悼”一语，说明朱熹对其感伤的抒情本质有很深的体认。
  在“婚恋爱情”与“行役相思”主题以外，朱熹还对《诗三百》其他一些作品做了抒情主体性上的确认。如《朱子语类》云：“《蟋蟀》自做起底诗，《山有枢》自做到底诗，皆人所自作。”（81/2111，黄升卿记）明确指出《唐风》之《蟋蟀》与《山有枢》是“自作”。《蟋蟀》篇，《序》云：“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娱乐也。”《序》者的意见，该篇是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批评晋僖公不能以礼自娱乐。朱熹确认其为作者“自作”，则是肯定其是以第一人称自叙生活态度了。
  《唐风·山有枢》篇，其诗云：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该篇《序》云：“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序》者仍是以该篇为旁人刺晋昭公，朱熹则肯定其是“自作”。《诗集传》首章云：“此诗盖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忧，故言山则有枢矣，隰则有榆矣，子有衣裳车马，而不服不乘，则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为己乐矣。盖言不可不及时为乐。然其忧愈深而意愈蹙矣。”据此，虽为答前篇之意，但未免不是劝人亦自劝，表明自家的人生态度是要及时行乐。我们知道，及时行乐思想是中国抒情诗的传统主题。汉末以及魏晋时代的诗歌，这种情绪尤为典型。《古诗十九首》、三曹乃至陶潜的诗歌中，都弥漫着这一情绪。朱熹认定该篇为“自作”，是否是从后代的诗歌里得到启发呢？至少，根据朱熹的理解，该篇与后代表现“及时行乐”主题的诗歌，在性质上没有两样。“其忧愈深而意愈蹙”之评，亦显示出朱熹对其强烈抒情精神的深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