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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无“理”断章取义傅会历史杨慎、姚际恒等论朱熹废《序》］
  诗经学汉、宋之争的关键在于是尊《序》还是废《序》。落实到文本阐释上，实际只是个是否依《序》说诗的问题。尊《序》、废《序》之争的关键，在于论者对《诗序》是否合于诗旨的判断。汉学一派以为《诗序》出于圣人（为其入室弟子所传），其对诗旨的阐释自可尊崇，故主张依《序》说诗；以朱熹为核心的宋学家以怀疑之精神，独立思考，觉《诗序》不合诗旨之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所作，故不主张依《序》说诗。“涵泳文本，求诗本义”是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考诸书史”和“揆以情理”则是其辩驳《诗序》的具体手段。从涵泳文本自身求《诗》本义，进而发现《诗序》不尽合于《诗》旨，实是朱熹废《序》的根本。
  上一节已详论《序》不合《诗》义以及朱熹不主张依《序》说诗，这一节，我们来讨论朱熹对《诗序》的具体批评。
  一、《序》无“理”
  朱熹是宋明理学第一大师，其为学根本即在“义理”二字。“义理”精神，在朱熹各种著述中均有深刻的体现，其治《诗经》之学亦不例外。关于朱熹诗经学与其理学思想之关系，我们将在论文的第四章给以专门讨论。此处仅就朱熹从“理”的角度批评《诗序》，略作论述。
  朱熹义理之学，其根本用意乃在世道人心。其对《诗序》的批评，亦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云：“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者称君、过者称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嬉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序》以美刺说诗，而刺又多于美，且其矛头多直接指向时君国政。朱熹认为这很容易误导读者，使读者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当时士人全没有“善者称君、过者称己”的美德，稍不得志，就刻薄讽刺君上。这与儒家“忠恕”、“尊卑”等基本伦理观念大相悖离，“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再如《郑风·狡童》篇，《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序辨说》云：“昭公尝为郑国之君，而不幸失国，非有大恶，使其民疾之如寇仇也。况方刺其不能与圣人图事，权臣擅命，则是公犹在位也，岂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二则使诗人脱其淫谑之实罪，而丽于讪上悖礼之虚恶；三则厚诬圣人删述之意。以为实贱昭公之守正，而深与诗人之无礼于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后之说者，犹或主之。其论愈精，其害愈甚。学者不可以不察也。”按照朱熹的理解，《郑风·狡童》是一篇淫者自叙其事的“淫诗”，但《序》者将其说成是刺郑昭公忽的。可是在朱熹看来，昭公为政并无什么过失，不应“无辜而被谤”；何况为臣子的作诗，怎么能用“狡童”来称呼君上呢！？这还有什么君臣尊卑的观念在？这不仅是对诗旨理解有偏差，在义理上也有很大问题。对于以“义理”为根本的朱熹来说，这自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求诗意于辞之中”，发现《序》每不合于《诗》本意，是朱熹不依《序》说诗的根本原因。但其著《诗序辨说》，孜孜于辩驳、攻讦《诗序》，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序》有害于义理。
  朱熹义理之学以世道人心为根本，但其为学根本途径则是“格物致知”。“格物”乃是要“格”出“物”中之“理”，所以朱熹在思考一切问题时尤其重视其内在理路。其治《诗经》亦然。朱熹在批评《序》无“义理”的同时，也对《序》有悖于一般性的“理”多有指陈。这一般性的“理”包括情理、文理等。《诗序辨说》对《序》无理的指陈比比皆是，共有17例（附录3）。
  附录3：《诗序辨说》指陈《序》无理例：
  01 《周南·关雎》，《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诗序辨说》：“按《论语》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盖淫者乐之过，伤者哀之过，独为是诗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而序者乃析哀乐淫伤，各为一事，而不相须，则已失其旨矣。至以伤为伤善之心，则又大失其旨，而全无文理。”
  02 《卫风·氓》，《诗序辨说》：“……其曰美反正者，尤无理。”
  03 《郑风·山有扶苏》，《诗序辨说》：“此下四诗（按：《萚兮》、《狡童》、《褰裳》、《丰》）及《扬之水》，皆男女戏谑之词。序之者不得其说，而例以为刺忽，殊无情理。”
  04 《郑风·狡童》，《诗序辨说》：“大抵序者之于郑
  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
  05 《魏风·十亩之间》，《诗序辨说》：“国削则其民随之，序文殊无理。”
  06 《唐风·蟋蟀》，《诗序辨说》：“况古今风俗之变，常必由俭以入奢，而其变之渐，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初，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尤恐其无是理也。”
  07 《唐风·无衣》，《诗序辨说》：“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颠倒顺逆，乱伦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
  08 《秦风·渭阳》，《诗序辨说》：“此序得之。但我见舅氏，如母存焉两句，若为康公之辞者，其情哀矣。然无所系属，不成文理。”
  09 《豳风·破斧》，《诗序辨说》：“此归士美周公之词，非大夫恶四国之诗也。且诗所谓四国，犹言斩伐四国耳，序说以为管蔡商奄，尤无理也。”
  10 《小雅·白华》，《诗序辨说》：“此序尤无理。”
  11 《小雅·雨无正》，《诗序辨说》：“此序尤无义理，欧阳公、刘氏说已见本篇。”
  12 《小雅·鸳鸯》，《诗序辨说》：“此序穿凿，尤为无理。”
  13 《大雅·旱麓》，《诗序辨说》：“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
  14 《大雅·行苇》，《诗序辨说》：“（说者）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随文生义，无复伦理。”
  15 《大雅·韩奕》，《诗序辨说》“其曰能赐命诸侯，则尤浅陋无理矣。既为天子，赐命诸侯，自其常事。春秋
  战国之时犹有能行之者，亦何足为美哉？”
  16 《大雅·召旻》，《诗序辨说》：“旻闵以下不成文理。”
  17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两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淤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
  以上17例都是直接批评《序》无“理”的。有批评《序》无义理的，如例04，例07，例11。有批评《序》的解释不合于情理的，如例03,06，这种情况前文论朱熹说《诗》但求不远于人情物理时已有讨论。更多的例子则是批评《序》无“文理”，也即说《序》不合文章逻辑。
  《诗序辨说》还有些地方虽未出现“无理”之类的字样，但实际上也是认为“无理”的。如《周南·卷耳》篇，《诗序辨说》云：“首章之我独为后妃，而后章之我为使臣，首尾衡决不相承应，亦非文字之体也。”虽未出现“无理”字样，实际是说无文理。再如《唐风·山有枢》篇，《诗序辨说》云：“此诗盖以答《蟋蟀》之意，而宽其忧。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说大误。”虽未曾出现“无理”字样，实际是说不合情理、有悖义理。
  不管是“义理”、“情理”，还是“文理”，凡是朱熹批评《序》无“理”的，都是说《序》对《诗》的解说没有道理。从有理无理的角度来辨《序》，正是朱熹的特色。《诗序辨说》中也有说到《序》有“理”的地方，如《诗序辨说·大雅·云汉》篇云：“此序有理”，《诗序辨说·大雅·常武》篇云：“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于理亦通”。但说《序》有“理”之处相对来说是极少的。在朱熹看来，不通、无理才是《序》的基本特色。
  《小雅·小宛》篇，《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不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乱畏祸而相戒之辞尔。”《诗集传》于其篇末云：“此诗之辞最为明白，而意极恳至。说者必欲为刺王之言，故其说穿凿破碎，无理尤甚。今悉改定，读者详之。”朱熹批评《序》者无“理”，说到底，还是看不惯它的穿凿傅会。
  二、断章取义
  朱熹还指出《诗序》在说诗时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断章取义；二是傅会历史。
  现代诗经学对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多有专门研究。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①一文，反复强调“赋诗言志”多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而不管作诗的本义。朱自清《诗言志辨·诗言志·赋诗言志》②亦指出：“赋诗言志”是从外交方面出发，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与献诗陈己志不同。其特点是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献诗的诗都有定旨，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句作自己的话，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诗用意，就是上下文的意思。”《诗言志辨·比兴·兴义溯源》则指出：“赋诗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断章取义’，引诗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借用古诗，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诗人之意’是不问的。”毛、郑解《诗》是“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而说比兴时尤然。”
  其实，朱熹对“赋诗言志”多“断章取义”、汉儒说《诗》受“赋诗言志”影响这两个义例早有发明。朱熹有云：“《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80/2071，叶贺孙记），这便是说《左传》所载“赋诗言志”多是“断章取义”了。《诗序辨说》中有两处直接说到《序》者说诗受先秦人赋诗、引诗“断章取义”的影响。
  其一是《郑风·褰裳》篇，《序》云：“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诗序辨说》云：“此序之失，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断章取义之意耳。”朱熹这里说的“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是指《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的一次“赋诗言志”。兹录《左传》原文相关章节于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怕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子太叔赋的正是《褰裳》这篇诗。顾颉刚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对此作过很好的演绎，他说：
  这一次，因为韩宣子要“知郑志”，所以郑六卿赋的都是郑诗。郑国的诗是情诗最多，所以这一次赋的诗也是情诗特多；如子太叔赋的《褰裳》，就是情思很荡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这正是荡妇骂恶少的口吻，说：“你不要我，难道就没有别人吗？”淫荡的态度真活画出来了！子太叔断章取义，用在这里，比喻他愿意从晋，只恐晋国的拒绝；所以韩宣子就说：“我在这里，怎会使你去寻别人呢！”子太叔拜谢他，他又说：“没有这样的警戒，那能有始有终呢！”可见断章取义的用处，可以不嫌得字句的淫亵，不顾得作诗人的本义。
  顾颉刚的演绎，足以很好地说明春秋时“赋诗言志”是可以不顾作诗人的本义。《褰裳》的字面意义自然是一篇情诗，可是子太叔用来表示自己从晋的意愿，韩宣子也很明白他的意思。郑国权臣子产最后拜谢韩宣子，说的是：“吾子靖乱，敢不拜德！”郑国弱小，晋国强大，所以郑需要晋帮助靖乱。《褰裳》《序》云：“国人思大国之正己”，正是由此而来。朱熹是明眼人，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序》不明白“赋诗”是“断章取义”的道理，而上了子太叔、韩宣子的当。故《朱子语类》有云：“《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仪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80/2091，黄㽦记）。
  其二是《大雅·既醉》篇，《序》云：“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诗序辨说》云：“序之失如上篇（作文按：《大雅·行苇》），盖亦为孟子断章所误尔。”按：《孟子·告子（上）》：“《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朱熹亦看出了《序》者对该篇的解说受到了《孟子》的影响。但是《孟子》是引一句诗来说明自己要说的道理，这句诗已经从原诗中割离开来，它不再是原诗的一个有机组成，而要在新的结构中发挥意义上的作用。原诗完整的章节是“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此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言享其饮食恩意之厚，而愿其受福如此也。”朱熹的解释明显比《序》要合于情理和文意。《序》者正是被孟子断章所误。
  《诗序辨说》于《大雅·行苇》篇，对汉儒断章取义的说诗方法做了尖锐的批评。该篇《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考〓，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序辨说》云：“此诗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说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但见‘勿践行苇’，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但见‘黄〓台背’，便谓‘养老’；但见‘以祈黄〓’，便谓‘乞言’；但见‘介尔景福’，便为‘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诸序之中，此失尤甚。览者详之。”
  《朱子语类》亦云：“看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诗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80/2078，黄卓记）。又云：“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80/2075，周谟记）。
  不顾血脉文理，割裂全篇，仅就一句傅会生说，正是汉儒的伎俩。但是文本的有机整体性是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文本局部（单独的一句诗）的含义受整体（完整的一篇诗或一章诗）制约，不能将局部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只有将局部纳入整体之中，将局部当成整体的一个组成，其阐释才是有效的。失去整体制约的局部文本，其阐释的外部限定性条件过于单薄。对于单独的一句诗，阐释者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其进行多种可能性的解释；但这种阐释很难进行文本还原，即与它在文本整体限定条件下的意义很难符合。前引《大雅·既醉》篇的例子，《孟子》将“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解释为饱乎仁义，单从这两句自身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将它还原为原诗完整章节“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一个有机组成时，这样的解释就不很妥帖了。单就一句生说的方法，正是忽视了文本的有机整体性。如《行苇》一诗，《序》的解说每一句都是对应于诗辞的，但却没有将其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阐释，所以还是与诗人的本意有很大距离。所以朱熹说：“《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
  《诗序辨说》指明《小序》是“断章取义”、“仅就一句生说”的例子，在《郑风·褰裳》、《大雅·既醉》、《大雅·行苇》之外尚有8例，共11例（附录4）。
  附录4：《诗序辨说》指陈《小序》“断章取义”、“仅就一句生说”例：
  01《周南·汉广》，《序》：“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诗序辨说》：“此诗以篇内有‘汉之广矣’一句得名，而序
  者谬误，乃以德广所及为言，失之远矣。”
  02 《郑风·褰裳》，《序》：“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诗序辨说》：“此序之失，盖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断章取义之意耳。”
  03 《郑风·野有蔓草》，《序》：“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诗序辨说》：“东莱吕氏曰：‘君之泽不下流，乃讲师见零露之语从而附益之。’”
  04 《小雅·蓼萧》，《序》：“泽及四海也。”《诗序辨说》：“序不知此为燕诸侯之诗，但见零露之云，即以为泽及四海。其失与《野有蔓草》同。臆说浅妄类如此云。”
  05 《小雅·甫田》，《序》：“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诗序辨说》“此序专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说，而不察其下文‘今适南亩’以下，亦未尝不有年也。”
  06 《小雅·大田》，《序》：“刺幽王也。言鳏寡不能自存焉。”《诗序辨说》：“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
  07 《小雅·裳裳者华》，《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诗序辨说》：“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说。”
  08 《小雅·桑扈》，《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诗序辨说》：“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说。”
  09 《大雅·行苇》，《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序辨说》：“此诗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说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但见‘勿践行
  苇’，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但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但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但见‘介尔景福’，便为‘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诸序之中，此失尤甚。”
  10 《大雅·既醉》篇，《序》云：“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诗序辨说》云：“序之失如上篇（作文按：《大雅·行苇》），盖亦为孟子断章所误尔。”
  11 《大雅·凫鹥》，《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祗祖考安乐之也。”《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大雅·既醉》）。”
  三、傅会历史
  傅会历史主要是因为汉儒过于迷信“风雅正变”之说，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凡是一篇诗，在汉儒看来一定是要对时政有所美刺的。凡是时代在前（周初文武成康时）的，一律是“美”；时代在后的，一般就认定是“刺”，而且往往要派附给恶谥之君。若是世次在后，而文意为美的，便说是“陈古刺今”。《诗序辨说》于《邶风·柏舟》篇对此辩驳尤为有力，朱熹指出：“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而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惟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诗序》）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误后人……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并对《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的傅会方法做了具体剖析，曰：“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以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甑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序予之。”朱熹的意思是：《诗三百》作品的文意，可以根据文本推敲而得；但其具体时代及当事人，却不能凭空傅会。《诗三百》作品的具体时代和当事人可分为三种类型：1、诗文自身已经明白指出的，如《陈风·株林》有“从夏南”（作文按：夏南，即夏徵舒，陈灵公时人。）之句；2、历史文献对其创作背景有明确记载的，如《左传·闵公二年》有云“许穆夫人赋《载驰》”；3、诗文自身及历史文献对其时代及当事人皆无具体说明的。相对来说，前两种类型是少数，《诗三百》多数作品属于后一种类型。对于这后一种类型，其时代及当事人实际是不可确考的，但是《诗序》却对其每一篇的时代及当事人都加以强行编派，这自然难免是“强不知以为知”，难逃后人“穿凿傅会”之讥。
  朱熹在具体辩驳《诗序》傅会历史时，大抵不外乎以下三端：1、妄断世次；2、美刺不当；3、滥用“陈古刺今”。而这三者之间又往往呈交叉关系。
  （1）妄断世次
  朱熹对《诗序》在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强行编派《诗三百》作品以具体时代与当事人，很不满意。《诗序辨说》专辨此类情况的例子很多。一般来说，《序》对《诗三百》作品时代的认定，已经包含对当事人的认定在内。辩驳其具体时代与辩驳当事人往往是同一件事。有个别情况看上去比较特殊，如《小雅·大东》篇，《序》云：“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诗序辨说》云：“谭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这似乎是专辨当事人的。但既然说当事人不可考，自然隐含时代不可考在其中了。
  《正大雅》以及《周颂》的时代，朱熹与汉学诗经学在认识有较大分歧。《诗集传》于《大雅·文王之什》作结云：“《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郑玄《诗谱》认为《大雅》《文王有声》以上皆为文王、武王时诗，朱熹不以为然。对于《周颂》，《郑谱》认为都是周公所定；《诗序辨说》于《昊天有成命》、《执竞》二篇则对此专门辩驳（内容详见附录5），朱熹认为《周颂》亦有康王以后的作品。
  朱熹还发现《序》对《诗三百》世次的编派有自相矛盾之处。《小雅·常棣》篇，《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诗序辨说》云：“序得之，但与《鱼丽》之序相矛盾。以诗意考之，盖此得而彼失也。”按：《小雅·鱼丽》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常棣》篇目在《天保》之前，很明显，《序》者认为《常棣》的时代是文、武之时。但“管蔡之失道”却发生在武王去世以后。所以《诗集传》次章云：“此诗盖周公既诛管蔡而作……序以为闵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为文武之诗则误矣。大抵旧说诗之时世，皆不足信。举此自相矛盾者，以见其一端，后不能悉辨也。”
  今检《诗序辨说》与《诗集传》，知朱熹明确辩驳《序》所编派世次与当事人者，共39处（详见附录5），实际篇目则为60篇，占《诗经》全部作品的20％左右。（计算方法：如《诗序辨说·秦风·车邻》云：“未见其必为秦仲之诗，大率《秦风》惟《黄鸟》、《渭阳》为有据，其他诸诗皆未有考。”按：《秦风》共有10篇作品，《诗序辨说》于《车邻》、《小戎》2篇有辩，又云《黄鸟》、《渭阳》有据，则“皆未有考”的“其他诸诗”包括《驷驖》、《蒹葭》、《终南》、《晨风》、《无衣》、《权舆》6篇。计算具体篇目时，应加入这6篇。余者依此类推，不另说明。）
  附录5：朱熹辩驳《诗序》妄断世次例：
  01 《召南·何彼襛矣》，《诗序辨说》“此诗世次不可知”。《诗集传》首章：“此乃武王以后之诗，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作文按：《序》以为二南皆文王时诗。）
  02 《邶风·柏舟》，《序》：“卫顷公之时。”《诗序辨说》（略）。
  03 《邶风·日月》，《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诗序辨说》：“此诗序以为庄姜之作，今未有以见其不然。但谓遭州吁之难而作，则未然耳。盖诗言宁不我顾，犹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无良，亦非所以施于前人者。明是庄公在时所作，其篇次亦当在《燕燕》之前。”
  04 《邶风·终风》，《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诗序辨说》：“详味此诗，有夫妇之情，无母子之意。若是庄姜之诗，则亦当在庄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
  05 《邶风·雄雉》，《序》：“刺卫宣公也。”《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宣公之时。”
  06 《邶风·匏有苦叶》，《序》：“刺卫宣公也。”《诗序辨说》：“未有以见其为刺宣公、夫人之诗。”
  07 《卫风·氓》，《序》：“刺时也。宣公之时，……”《诗序辨说》：“宣公未有考。”
  08 《王风·君子于役》，《序》：“刺平王也。”《诗序辨说》：“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09 《郑风·狡童》，《序》：“刺忽也。”《诗序辨说》：“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说者，则举而归之于忽。”（作文按：《序》将郑诗归之于忽者，尚有《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
  10 《齐风·鸡鸣》，《序》：“哀公荒淫怠慢。”《诗序辨说》：“哀公未有所考。”
  11 《齐风·还》，《序》：“哀公好田猎。”《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鸡鸣》）。”
  12 《齐风·甫田》，《序》：“大夫刺襄公也。”《诗序辨说》：“未见其为襄公之诗。”
  13 《齐风·敝笱》，《序》：“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也。”《诗序辨说》：“桓当作庄。”
  14 《唐风·采苓》，《序》：“刺晋献公也。”《诗序辨说》：“献公固喜攻战而好谗佞，然未见此二诗之作于其时也。”（作文按：包括前篇《葛生》。）
  15 《秦风·车邻》，《序》：“美秦仲也。”《诗序辨说》：“未见其必为秦仲之诗，大率秦风惟《黄鸟》、《渭阳》为有据，其他诸诗皆未有考。”（作文按：包括《驷驖》、《蒹葭》、《终南》、《晨风》、《无衣》、《权舆》。）
  16 《秦风·小戎》，《序》：“美襄公也。”《诗序辨说》：“此诗时世未必然。”
  17 《陈风·墓门》，《序》：“刺陈佗也。”《诗序辨
  说》：“陈国君臣，事无可纪。独陈佗以乱贼被讨，见书于《春秋》，故以无良之诗与之。序之作大抵类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18 《曹风·蜉蝣》，《序》：“昭公国小而迫。”《诗序辨说》：“言昭公未有考。”
  19 《曹风·候人》，《序》：“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诗序辨说》：“此诗但以三百赤芾合于《左传》所记晋侯入曹之事，序遂以为共公，未知然否。”
  20 《小雅·采薇》，《序》：“文王之时。”《诗序辨说》：“此未必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
  21 《小雅·出车》，《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采薇》）。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
  22 《小雅·杕杜》，《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出车》）。”
  23 《小雅·南有嘉鱼》，《诗序辨说》：“又以专指成王，皆失之矣。”
  24 《小雅·鸿雁》，《序》：“美宣王也。”《诗序辨说》：“此以下时世多不可考。”《诗集传》首章章末：“未有以见其为宣王之诗。后三篇（作文按：《庭燎》、《沔水》、《鹤鸣》）放次。”
  25 《小雅·祈父》，《序》：“刺宣王也。”《诗集传》篇末：“今考之诗文，未有以见其必为宣王耳。”
  26 《小雅·黄鸟》，《序》：“刺宣王也。”《诗集传》篇末：“今按诗文，未见其为宣王之世，下篇（作文按：《我行其野》）亦然。”
  27 《小雅·斯干》，《序》：“宣王考室也。”《诗集传》篇末：“今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是时之诗也。”
  28 《小雅·节南山》，《序》：“家父刺幽王。”《诗集传》篇末：“序以此为幽王之诗。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来聘，于周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终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异。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今姑阙焉可也。”
  29 《小雅·雨无正》，《序》：“大夫刺幽王也。”《诗集传》篇末：“其为幽王诗，亦未有所考。”
  30 《小雅·何人斯》，《序》：“苏公刺暴公也。”《诗序辨说》：“但此诗中只有暴字，而无公字及苏公字，不知序何所据而得此事也。”《诗集传》：“旧说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故苏公作诗以绝之……但旧说于诗无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也。”
  31 《小雅·大东》，《序》：“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诗序辨说》：“谭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据。”
  32 《小雅·鼓钟》，《序》：“刺幽王也。”《诗序辨说》“此诗文不明，故序不敢质其事，但随例为刺幽王耳。实皆未可知也。”
  33 《小雅·黍苗》，《序》：“刺幽王也。”《诗序辨说》：“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
  34 《小雅·渐渐之石》，《序》：“下国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序得诗意，但不知果为何时耳。”
  35 《大雅·文王有声》，《序》：“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攻也。”《诗序辨说》：“《郑谱》之误，说见本篇。”《诗集传》篇末：“《郑谱》此以上为文武时诗，以下为成王周公时诗。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又曰无念尔祖，则非武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之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些什皆为追述文武之德，故《谱》因此而误耳。”
  36 《大雅·假乐》，《序》：“嘉成王也。”《诗序辨说》：“假本嘉字，然非为嘉成王也。”
  37 《大雅·公刘》，《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诗序辨说》：“然此诗未有以见其为康公之作意，其传授或有自来耳，后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作文按：包括《泂酌》、《卷阿》、《民劳》、《板》、《荡》。）
  38 《周颂·昊天有成命》，《诗序辨说》：“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两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淤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
  39 《周颂·执竞》，《诗序辨说》“此诗并及成康，则序说误矣。其说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
  （2）美刺不当
  《序》者以美刺说诗，认为《诗三百》皆是美刺国君时政之作，朱熹于此深为不满。《朱子语类》颇多这方面的意见：
  01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80/2065，滕璘记）
  02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80/2074，郑可学记）
  03 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亦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80/2076—2077，叶贺孙记）
  04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考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80/2078，黄卓记）
  …………
  以上四条材料说明：朱熹认为《诗三百》中应该颇有一些作品与今人作诗是同样的情形，不过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已，未必都是讥刺他人。如果篇篇都是讥刺国君，又哪里能算“温柔敦厚”呢？但是《诗序》却是以美刺说诗，对每一篇作品都要来一个或“美”或“刺”的解释，这有什么道理呢？在《诗》辞文意与背景条件两方面都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序》凭什么断定一篇作品一定是美（或刺）那个人（具体的国君）呢？在朱熹看来，《诗序》“美刺不当”之处实在是太多了。朱熹指陈《诗序》“美刺不当”，大抵分两种类型：一是诗文自身本无关美刺的；二是《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的。
  “无关美刺”的典型是“淫诗”。如《鄘风·桑中》篇，《序》云：“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诗集传》云：“此人自言将采唐于沫，而与其所思之人，相期会迎送如此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序》者认为该篇是诗人刺淫奔之作；朱熹则认为是淫奔者所自作，是“淫者”自叙其事，自抒其情，与美刺无关。又如《陈风·防有鹊巢》，《序》云：“忧谗也。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诗集传》云：“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辞。”《诗序辨说》云：“此不得为刺诗。”《序》者认为该篇是刺宣公（信谗）的，朱熹则认为是淫奔男女“忧或间之之辞”，与刺宣公全不相关。（关于“淫诗”的问题，将在论文的第二章专门讨论。朱熹认定《诗三百》中共有“淫诗”28篇。）
  “淫诗”之外，朱熹亦指出另外一些篇目本“无关美刺”，但《序》者却以美刺说之。如《邶风·凯风》篇，《序》云：“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诗序辨说》云：“此乃七子自责之辞，非美七子之作也。”既是“自责”，自然无关美刺。这是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美”的例子。
  至于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刺”的，有6例（附录6）。
  附录6：《诗序辨说》指陈无关美刺而《序》者以为刺例：
  01 《郑风·叔于田》，《序》：“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诗序辨说》：“国人之心贰于叔，而歌其田狩适野之事，初非以刺庄公，亦非说其出于田而后归之也。”
  02 《郑风·大叔于田》，《序》：“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诗序辨说》：“此诗与上篇（作文按：《叔于田》）意同，非刺庄公也。”
  03 《唐风·绸缪》，《序》：“刺晋乱也。国乱则昏姻不得其时也。”《诗序辨说》：“此但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词，未必为刺晋国之乱也。”
  04 《小雅·小宛》，《序》：“大夫刺幽王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不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乱畏祸而相戒之辞尔。”
  05 《小雅·绵蛮》，《序》：“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诗序辨说》“此诗未有刺大臣之意，盖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则褊狭之甚，无复温柔敦厚之意。”
  06 《大雅·抑》，《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诗序辨说》：“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
  在朱熹看来，例01、例02是国人歌唱叔段的，与刺庄公本无关系。例03是“为昏姻者相得而喜”，例04是兄弟之间自相劝诫，例05是微臣自道其心之所欲，例06是卫武公自警，自然都与美刺无关了。
  朱熹认为《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有两种类型：一是本当为“刺”，而《序》以为“美”；二是本当为“美”，而《序》以为“刺”。前者的典型例证是《唐风·无衣》，该篇《序》云：“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诗序辨说》云：“序以为美之，失其旨矣。”后者有5例（附录7）。
  附录7：《诗序辨说》指陈《序》误美为刺例：
  01 《卫风·考槃》，《序》：“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诗序辨说》：“此为美贤者穷处而能安其乐之诗，文意甚明。然诗文未有见弃于君之意，则亦不得为刺庄公矣。”
  02 《魏风·伐檀》，《序》：“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诗序辨说》：“此诗专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贪，失其旨矣。”
  03 《曹风·鸤鸠》，《序》，“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诗序辨说》：“此美诗，非刺诗。”
  04 《小雅·隰桑》，《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诗序辨说》：“此亦非刺诗。疑与上篇（作文按：《黍苗》）脱简在此也。”
  朱熹批评《序》者“美刺不当”，“刺”者不当的例子比“美”者不当的要多，这是因为《序》所认定的“刺”诗比“美”诗多。《序》者编派刺诗世次的通例是刺以谥恶而得之。《朱子语类》有云：“问：《诗传》尽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80/2078，余大雅记）又云：“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傅会作《小序》美刺。”（《朱子语类》，80/2079，吴振记）。这与前引《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所论，强调的都是“刺以谥恶而得之”这一个通例。《邶风·柏舟》篇之外，《诗序辨说》尚于其他5篇指出《序》所刺国君是因为其谥恶（附录8）。
  附录8：《诗序辨说》指陈“刺以谥恶而得之”例：
  01 《齐风·鸡鸣》，《序》：“哀公荒淫怠慢。”《诗序辨说》：“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岂亦以谥恶而得之欤？”
  02 《齐风·还》，《序》：“哀公好田猎。”《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鸡鸣》）。”
  03 《唐风·蟋蟀》，《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娱乐也。”《诗序辨说》：“所谓刺僖公者，盖特以谥得之。”
  04 《陈风·宛丘》，《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诗序辨说》：“陈国小，无事实。幽公但以谥恶，故得游荡无度之诗。未敢信也。”
  05 《陈风·东门之粉》，《序》：“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诗序辨说》：“同上（作文按：《宛丘》）。”
  综上，朱熹直接指出《诗序》“美刺不当”的有46篇，占《诗经》全部作品的15％左右。（其中“无关美刺”的35篇：“淫诗”28篇之外，《序》者误以为“美”的1篇，误以为“刺”的6篇。《序》所认定的“美”、“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5篇：误“美”为“刺”的1篇，误“刺”为“美”的4篇。“刺以谥恶而得之”的6篇。）
  （3）滥用“陈古刺今”
  前引《诗序辨说·邶风·柏舟》篇云：“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序》者以美刺说诗，又囿于“风雅正变”之说，于《变风》、《变雅》非美谥贤君之时而辞意为美者，便一律说成是“陈古刺今”。《诗序辨说·郑风·羔裘》云：“序以《变风》不应有美，故以此为言古以刺今之诗。今详诗意，恐未必然。且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但今不可考耳。”亦指出《序》以该篇为“陈古刺今”，是基于“《变风》不应有美”这一认识。《诗序辨说·小雅·楚茨》云：“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朱熹以词气为根据，判断《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华》、《桑扈》、《鸳鸯》、《頍弁》、《车舝》这十篇作品是“美诗”而非“刺诗”，并指出《序》者以之为“刺诗”的原因是它们在《变雅》之中，被当成了“伤今思古之作”。朱熹对这种“陈古刺今”的理解实不以为然。《朱子语类》云：“《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傅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80/2074，郑可学记）。也是批评《序》者说诗滥用“陈古刺今”。
  《小序》明言“陈古刺今”的有13处，其篇目如下（附录9）。
  附录9：《小序》明言“陈古刺今”例：
  01 《王风·大车》，“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
  02 《郑风·羔裘》，“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诗序辨说》：“序以变风不应有美，故以此为言古以刺今之诗。今详诗意，恐未必然。且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但今不可考耳。”
  03 《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诗序辨说》：“此亦未有以见陈古刺今之意。”
  04 《齐风·卢令》，《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
  05 《小雅·楚茨》，《序》：“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谨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诗序辨说》：“自此篇至《车舝》凡十篇（作文按：1、《楚茨》，2、《信南山》，3、《甫田》，4、《大田》，5、《瞻彼洛矣》，6、《裳裳者华》，7、《桑扈》，8、《鸳鸯》，9、《頍弁》，10、《车舝》。），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讽刺之意。序以为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必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窃恐《正雅》之篇有错脱在此耳，序皆失之。”
  06 《小雅·信南山》，《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07 《小雅·甫田》，《序》：“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
  08 《小雅·瞻彼洛矣》，《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
  09 《小雅·鸳鸯》，《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
  10 《小雅·鱼藻》，《序》：“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诗序辨说》：“此诗序与《楚茨》等篇相类。”
  11 《小雅·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诗序辨说》：“同上。”
  12 《小雅·都人士》，《序》：“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伤今不复见古人也。”
  13 《小雅·瓠叶》，《序》：“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饔饩，不肯用也。故思古人不以微薄废礼焉。”
  这13例以外，《小雅·黍苗》篇《序》云：“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郑笺》云：“陈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废此恩泽事业焉。”《诗序辨说》云：
  “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乃指今之卿士不能行周宣王时召穆伯之职，实际上也是“陈古刺今”。另有一些篇目，《诗序》虽未明言是“陈古刺今”，但《郑笺》、《孔疏》却指出其是“陈古刺今”。如《小雅·大田》篇，《序》云：“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也”，并未明言该篇是“陈古刺今”；《郑笺》却云：“幽王之时，政烦赋重而不务农事，虫灾害谷，风雨不时，万民饥馑，矜寡无所取活，故时臣思古以刺之”，明确指出是“陈古刺今”。《孔疏》亦云：“四章皆陈古善反以刺王之辞。”
  “陈古刺今”是汉学诗经学说《诗》的一个通例。朱熹对汉学诗经学以“陈古刺今”为由所认定的“刺诗”，大抵都以其辞意为根据，当作美诗来理解。再如《齐风·鸡鸣》一篇，《诗序》云：“《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诗集传》首章云：“言古之贤妃御于君所，至于将旦之时，必告君曰：鸡既鸣矣，会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视朝也。……故诗人叙其事而美之也。”是朱熹以为该篇亦是“陈古”，但却不是“刺今”，所以将其视为“美诗”。
  《诗序辨说》还对《序》所认定的诗之作者有所辩驳，这以“淫诗”最为典型。我们在论文第二章论朱熹对《诗经》抒情主体性的认识时，将对这个问题作专门讨论。朱熹将“淫诗”处理为“淫者”自作，与《序》者理解为诗人刺淫大异其趣。“淫诗”之外，《诗序辨说》也对一些篇目《序》所认定的作者提出了质疑。如《小雅·小弁》篇，《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所据也。”
  四、杨慎、姚际恒等论朱熹废《序》
  后人对朱熹废《序》，有两种批评意见影响较大。一是认为朱熹废《序》实乃出于一时偏激；二是认为朱熹废《序》太不彻底。前一种意见以杨慎和《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后一种意见的始作俑者是姚际恒。
  《四库全书总目·诗集传提要》云：“杨慎《丹铅录》谓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虽臆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欤！”今检杨慎《丹铅余录·总录（卷十八）·诗小序》，有云：朱子作《诗传》，尽去《小序》，盖矫吕东莱之弊。一时气使之偏，非公心也。马端临及姚牧庵诸家辨之悉矣。有一条可发一笑，并记于此。《小序》云“菁莪，乐育人才也”，“子衿，学校废也”，《传》皆以为非。及作《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疑问”，又曰“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先生曰：“旧说亦不可废。”此何异俗谚所谓“玉波去四点，依旧是王皮”乎！
  愚按：杨慎此说颇可商榷。吕东莱是宋代诗经学遵《序》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对其太尊《小序》颇有微词，这是事实。《朱子语类》中颇多议论吕东莱太尊《小序》之处，如：
  01 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80/2074，邵浩记）
  02 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
  也。此是《序》者大害处！（80/2076—2077，叶贺孙记）
  03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缪戾，辨之颇详。（80/2078，李煇记）
  这三条都是批评吕东莱太尊《小序》，其所著《读诗记》亦不得诗人本意。朱熹废《序》，且对吕东莱太尊《小序》有专门批评，确实也可以说是欲矫其弊。但这并不是一种意气之争，而是两个学派、两种不同说诗方法之争。在这里，吕东莱和朱熹是作为两个学派的代表，吕东莱是尊《序》派的代表，朱熹是废《序》派的代表。朱熹对吕东莱的批评实际是对整个尊《序》派的批评，这要远远超过对具体个人的批评。朱熹以“求诗意于辞之中”为根本方法，一切以文本自身为根据，揆以情理，考诸书史，进而发现《序》多不合于《诗》本意，这是他废《序》的根本原因。朱熹废《序》实有深刻的思考与系统的理论根据为基础，而非一时冲动。况朱熹自言“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朱熹年长于吕东莱七岁，朱熹二十、三十之时，吕东莱尚未著《读诗记》，何可言朱子废《序》是受吕东莱的刺激？！杨慎之说固为臆度之词矣。杨慎“一时气使之偏，非公心也”之说，实厚诬古人。《四库全书总目》引申杨慎之说，云“遂尽变其说”，其意以为此前朱熹解《诗》是依《序》说解，待吕东莱《读诗记》成书之后，出于意气之争，乃废《序》不用，实亦出于汉学一派的立场党同伐异，有失公允。
  又杨慎所引《白鹿洞赋》亦不能说明问题。典故的应用大抵是出于一种传统习惯，其本身有一个积淀过程。典故用得久了，其文本背景也就逐渐淡化，可以与其在文本中的本意有距离。这可以从我们今天的情形反过来逆推：譬如一个大学搞校庆，纪念文章里大可以用“子衿”、“菁莪”的典故，这典故自然是本于《序》和《毛传》的解说，是比喻学校教育的，但文章的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对“子衿”一诗的理解恐怕自然是当作爱情诗的。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将“子衿”当典故来用，全不妨碍对其诗爱情主题的理解。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做，朱熹又为什么不能呢？杨慎的这条理由实在也没有道理。
  尊《序》一派的人批评朱熹不该废《序》，废《序》派中则有人批评朱熹废《序》太不彻底。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①批评朱熹：“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诗经通论》卷前《诗经论旨》又云：“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
  夏传才亦云：
  朱熹具有一定进步性的治学方法，和他的根本立场观点产生了矛盾。他一方面力图探求三百篇的本义，一方面又要宣扬封建礼教。他突破传统《传》、《序》、《笺》、《疏》的束缚，考证求实，就本文理解诗义时，能够获得一些正确和接近正确的认识，但他不能越过封建礼教的藩篱；一碰到这个藩篱，他就要缩回来。封建卫道的理学家朱熹，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由研究，为了宣扬圣道王化、三纲五常，他又不能不回到穿凿傅会曲解诗义的老路上去，用新的穿凿傅会来代替旧的穿凿傅会。
  正因为如此，朱熹一方面废弃《诗序》，并对《诗序》进行了总的批判；一方面又在对诗篇的具体解释中，自觉不自觉地继承《诗序》的一些说法：在《诗集传》中有些题解公开袭用，说《诗序》“斯言得之”或“庶几近之”；有些则改头换面，偷偷地贩运进来。清代人早看到朱熹的这个毛病，姚际恒就批评他“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朱熹反《诗序》又是不彻底的。①
  这种意见有无道理呢？窃以为当析而言之。《诗集传》有些地方沿袭了《诗序》，这是事实。但“遵《序》者莫若《集传》”恐非持平之论。
  关于《诗集传》题解与《诗序》的关系，莫砺锋《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②一文，有很具体的统计分析。他将《诗集传》题解与《诗序》的关系分为五种类型：1、《诗集传》采用《小序》说；2、《诗集传》不提《小序》而全袭其说；3、《诗集传》与《小序》大同小异；4、《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5、《诗集传》认为应存疑。并做了张详细的统计表，其表如下（按：不包括六篇笙诗）：
  根据这张统计表，他说：
  一、二两类共计82首，也即朱熹同意《小序》说的诗共占《诗经》总数的27％。三、四两类共几215首，也即朱熹对《小序》说有异议的诗共占《诗经》总数对70％。这说明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这几种情况在全书各部分所占的比重也不一致。比如在《郑风》21篇中，《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的就有14篇，占三分之二。这主要是因为《郑风》中民间情歌特别多，所以受到《小序》的歪曲也特别严重。这说明《诗集传》对《小序》的修正，主要是针对那些受到《小序》严重歪曲的诗篇而发的。相形之下，《诗集传》对诗义的解释要比《小序》正确。……总之，《诗集传》采取《小序》说的大多是确有根据的说法，朱熹对《小序》的取舍态度是比较慎重、正确的，后代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小序》，对朱熹的“废序”颇有微词，实在是出于偏见。
  笔者以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这一结论是比较中肯的。这里对其略作补充说明：
  莫先生将“《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的情况分为以下两种类型：1、“释义截然不同”；2、“释义无大分歧，但认为其为刺为美则截然相反”。实际上，第一种类型主要是淫诗，第二种类型即笔者所论朱熹批评《序》者滥用“陈古刺今”。莫先生将“《诗集传》与《小序》大同小异”的情况分为以下4个类型：1、“释义稍有不同”；2、“释义基本相同，但《小序》拘于‘美刺’之说，在进一步的阐发时就犯了穿凿傅会的错误”；3、“释义基本相同，但对诗的作者说法不同”；4、“释义基本相同，但对作诗的时代说法不同”。其实，莫先生的第2、3、4三种类型，即笔者所论朱熹辩驳《序》者“妄断美刺”、“误认作者”、“妄断世次”。此三端，皆《诗序辨说》孜孜以驳，于朱熹自身而言，应该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至于第一种类型，莫先生举的例是《周南·桃夭》篇，该篇《序》云：“后妃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昏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诗集传》云：“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莫先生认为二者实无本质差别；但也承认存在两处差异：（1）《小序》是归美后妃，《诗集传》是归美文王；（2）《小序》着眼于男子不作鳏民，《诗集传》着眼于女子能宜室家。笔者以为这两处差异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朱子语类》有云：“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80/2075，周谟记）。《诗集传》于《周南》总结亦云：“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文王，其亦误矣。”可见在朱熹看来《序》者理解为专美后妃，是“大无义理”的。另外，《序》所云“男子不作鳏民”恐非诗辞本文所有之意，《诗集传》“女子能宜室家”则切合文本自身。这一细微差异实际反映了朱熹说《诗》最重文本的态度。朱熹《诗集传》往往于细微处见精神，莫先生认为是“小异”的地方，从朱熹自身的立场来看，实未必只是“小异”。
  朱熹废《序》的初衷是《序》多不合于《诗》本意，且有害于后人对《诗》的理解。朱熹本人解《诗》的原则是“涵泳本文”、“求诗本意”；辩驳《诗序》的手段无外乎文本、情理与文献根据这三端。《诗集传》之题解与《小序》有异有同，大抵是实事求是，根据其本人“涵泳”所得，同于其所当同，异于其所不得不异。
  对于《诗集传》沿袭《诗序》之处亦当析而言之：有些是沿袭了其错误，有些则不是。如《召南·野有死麕》篇，《序》云：“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诗序辨说》云：“此序得之”，是朱熹于此篇之意见同于《序》说。但此诗之第三章云：“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哪里是凛然拒绝的口气！？王柏《诗疑》尚且能以之为“淫诗”，分明看出其间真意。朱熹此处沿袭《序》说，自然是“从其所非”了。这种情形，《诗集传》中确有不少，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但多数时候，朱熹从《序》则是有正当理由的，大抵是因为《序》有经文、史传之证。《诗序辨说》颇有指出《序》有经文、史传之证，故不误的例证，请看附录10。
  附录10：《诗序辨说》明言《序》有经文、史传之证，故不误例：
  01 《鄘风·干旄》，《诗序辨说》：“《定之方中》一篇，经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误。”
  02 《鄘风·载驰》，《诗序辨说》：“此亦经明白，而序不误者。又有《春秋传》可证。”
  03 《卫风·硕人》，《诗序辨说》：“此序据《春秋传》，得之。”
  04 《齐风·南山》，《诗序辨说》：“此序据《春秋》经传为文，说见本篇。”
  05 《唐风·扬之水》，《诗序辨说》：“诗文明白，序说不误。”
  06 《秦风·黄鸟》，《诗序辨说》：“此序最为有据。”
  07 《陈风·株林》，《诗序辨说》：“《陈风》独此篇为有据。”
  08 《豳风·鸱枭》，《诗序辨说》：“此序以《金滕》为文，最为有据。”
  …………
  以上诸例，或者经文自身明白，或者《春秋》经传对其创作背景有明确说明，《序》者以此二端为根据，自然不至于有很大偏差。这种情况下，朱熹对诗义的理解自然与《序》者一样。这并不是个沿袭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同于其所当同。如果不这样，才是应了姚际恒的批评——“违其所是”呢！
  朱熹批评《序》者说诗惯于傅会历史，大抵是针对历史文献对诗之创作背景没有明确记载的情况而言。前文所论《序》者“妄断世次”与依谥编派刺诗是其具体表现。对于《序》者所言有文献根据，但诗文自身未必与之相合的情况，朱熹又常常采取“或然”（有时用“姑从”）的态度。如《邶风·击鼓》篇，《序》云：“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诗集传》次章云：“旧说以为此春秋隐公四年……之事，恐或然也。”《诗序辨说》云：“《春秋》隐公四年，宋、卫、陈、蔡伐郑，正州吁自立之时也。序盖据诗文平陈与宋而引此为说，恐或然也。”按：《序》所云州吁命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春秋》有明文记载；但《击鼓》诗所云，可能指这件事，也可能不指这件事。一定要肯定其是或不是指这件事，都嫌失之武断。朱熹云“恐或然也”正是慎重的态度。此例甚多，兹不枚举。
  即使同一篇《诗序》之中，朱熹亦大抵能从其所是，弃其所非。如《诗序辨说·秦风·小戎》云：“此诗时世未必然；而义则得之。”朱熹认为《序》所认定世次靠不住，故不取；但认为所说诗义可取。又如《周南·葛覃》，《序》云：“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恭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之妇道也。”《诗集传》云：“《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庶几近之。”《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谓在父母家者一句为未安。盖若未嫁之时，即诗中不应遽已归宁父母为言……”对小序可取之处给以肯定，对其不妥之处亦指出，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再如《大雅·抑》篇，《序》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诗序辨说》云：“此诗之序，有得有失……以诗考之，则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是这种态度。
  可以说，在根本说《诗》方法上，朱熹与《序》者有“求诗意于辞之中”与“求诗意于辞之外”的分歧，而且朱熹认为《序》有害于读者对《诗》义的理解。所以朱熹对《诗序》是从整体上给以否定的。但在《诗集传》具体解诗时，对待《诗序》的态度，大抵是同于其所当同、异于其所不得不异，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姚际恒“遵《序》者莫若《集传》”之论失于偏激；杨慎的批评更嫌武断，近于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