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上个世纪末，檀作文君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费振刚教授。费振刚兄是当年北大中文系著名的1955年入学的高材生之一，上过我的课，同我是老相识了。檀君在准备写他的博士论文时，恰值振刚兄到香港讲学，便把檀君的事嘱我代管。早在1950年，我讲过一学年的《诗经》选修课；后来在游泽承师指导下，注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时，又大量阅读过历代有关《诗经》方面的专著。现在檀君的论文题目是关于《诗经》的，自忖心中稍有蓄积，不致误人子弟，乃把此事答应下来。从此檀君便成我的忘年交。论文写好，答辩顺利通过，檀君如期获得博士学位。最近檀君把他的论文重新董理，准备正式出版，又把全稿寄我审读，并嘱我写一篇序。我既曾越俎代庖，自然义不容辞，因为做事总要善始善终。同时也想谈谈个人对研究生写论文的看法。
  檀君的论文题目是《朱熹诗经学研究》，实际是对朱熹的《诗集传》的分析与评价。由于朱子之学的影响太大，从南宋末年到民国初年，朱熹的经学著作一直居于学术权威地位，宗其说者固然代有传人，而反对他的更大有人在。当清代乾嘉学派如日中天之际，《诗集传》当然要受到批评；及“五四”以后，作为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代表人物，朱熹更成为学术批评的主要对象，《诗集传》当然也在挨批之列。如今檀君要从理论高度来剖析《诗集传》，既须先从《诗序》、《毛传》、《郑笺》和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入手，看看朱熹对《诗经》原始文本的看法与汉儒有何异同，又要综览宋人说《诗》的概貌（主要是朱熹以前的学术著作如欧阳修、苏辙等人的专著），看看《诗集传》究竟吸收了多少同时代人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全面而深入细致地对《诗集传》做出实事求是的论断，看看朱熹究竟有多少看法超越了前人并影响了后世。这些问题，在我和檀君最初的谈话中，便发现他早已成竹在胸。我只略加点拨，他的思路即已有条不紊，无劳我〓缕细说了。
  我同时发现，檀君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传承概貌是清楚的；对从古到今群经流传的总体走向也心中有数；对“五四”以后现、当代学者治古典文学和治经学的几个不同流派的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也都阅读浏览过，并基本上能识别其是非优劣。我以为，这是一个攻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必备的起码条件。只有具备这些起码条件，他在写论文时才不致流于“躐等”和“凿空”，才不致使论文内容沦为“空城计”。
  檀君这部《朱熹诗经学研究》我前后共看过三遍。第一遍是不成熟的初稿；第二遍是他进行答辩前写成的所谓定稿；这一次又从头到尾读了第三遍。我深知檀君在写作的过程中，用的纯粹是笨功夫。他对《诗序》、《毛传》、《郑笺》和《毛诗正义》，不仅全部逐篇、逐条地细读过，而且还把它们分了类，然后找出问题，做出结论。对《诗集传》本身，更是如此。全书的卅五篇“附录”，就是他下了笨功夫的铁证。除此之外，围绕着《诗集传》本身，檀君对朱熹其他的论《诗》著述，也下了仔细爬梳剔抉的功夫（如《诗序辨说》、《朱子语类》等，檀君都锱铢不遗地过滤了一遍）。读者只要翻读一下檀君此书的内容，即知吾言之非妄。譬如在《诗集传》中，朱熹对“赋、比、兴”的“兴”谈得最复杂，也与前人（如《毛传》）观点殊异；一般读者粗看时几难辨析其细微不同的涵义。而檀君竟如治理棼丝，把《诗集传》中有关“兴”的提法全部梳理得一清二楚。如果缺乏耐性，不肯狠下苦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通过这种过硬本领，然后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释评价，这样得出的结论，其说服力和可信程度无疑要比仅做“抽样调查”或自称是“举一反三”的偷懒办法强得多，也大得多。做为指导者，我以为必须教学生下这样的笨功夫。或者这是由于我本人资质鲁钝，反正我在钻研某个问题和想为某个观点下结论时，一直是通过这种笨功夫来解决问题的。
  说到这里，我想扯几句题外话。若干年前，我准备写一篇关于“西昆体”的文章。除了读《西昆酬唱集》中的全部作品外，还参考了好几种有关专著。然后开始做卡片、绘图表，把作品分类排比。用了几个月时间，总算理出头绪，个人的看法基本形成。及至落笔成文，感到没有必要把自己清理全书的过程琐屑地告知读者，于是只写了篇题为《西昆体平议》的肤浅短文，仅有四千字。另一个例子则为时更早。当时我要给同学讲解《木兰诗》，对诗中“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四句感到有疑点，于是想追究一下诗中的“思”、“忆”两字到底何所指。我曾遍检《毛诗·国风》和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然后断言“思”、“忆”两字有广、狭二义。《木兰诗》里的“思”、“忆乙”属于狭义，应理解为男女爱情间的相思、相忆。当时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感，于是如辽东献白头豕的愚夫把它写入文字。孰意不久以前，我在《文史知识》上读到一篇在暨南大学工作的一位学者写的谈《木兰诗》的大作，其中轻描淡写地讲到这几句，说它们指的不过是男女间的爱慕相思。我不敢臆测这位作者是否看过拙文，仅从行文语气看，显然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相形之下，这位作者真是颖悟过人，而我却笨拙得有点愚蠢可笑。根据上述二例，也许有人会认为下这样笨功夫未免有点得不偿失。但我还是勉励檀君，今后做学问仍须下笨功夫，而且要无怨无悔。盖上述两篇拙文早已发表，倘有人问我一个“为什么”，我可以元元本本回答对方，而且感到底气十足，从容毕陈己见。因此我愿向读者坦诚指出：檀君此书所列举的卅五篇“附录”，看上去也许有点枯燥乏味，实际上却是他真积力所在，诚不宜等闲视之，更不宜买椟还珠。盖檀君对《诗集传》所下的几个结论，确是建筑在牢固的基础之上，不是轻易能推翻的。当然，读者或许对檀君谈《诗集传》的局限性方面认为有些不足，这自然有待于檀君今后的努力。但历史唯物主义者告诉我们，研究古人的思想学术成就，不能过高地要求他达到今人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只要他已超越了前人的认识水平，并高出于他同时代人所达到的水平，便足够说明他在思想学术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檀君此书对朱熹诗经学的评价，我看已经完成他所应完成的任务了。
  还在檀君未完成论文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对他的期望如实相告。即如有宋一代，治《诗》者在朱熹之外还有不少富有成果的学者，檀君在他的著作中尚未遑涉及。朱熹之后，自宋末至民国初年，有众多追随《诗集传》的学人专著，其中也并非对朱熹之说完全亦步亦趋，毫无发明；这也有待像檀君这样的有心人去发掘并进行比较。而与朱熹唱对台戏的非汉学家们，其说《诗》之作就更应受到关注。檀君在给我的信中已明确表态，说目前这本书只是他的“阶段性成果”；关于我曾提到的那些研究课题，他“还会接着做”。檀君春秋正富，前途未可限量，相信他今后做学问，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企予望之！
  吴小如
  公元2003年6月下浣写于沪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