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鹤林玉露》卷一六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矍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一位热爱文学的理学家对诗歌创作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态。从纯粹的理学家立场来看，吟诗作文是有害于道德追求的。《二程遗书》记载程颐的言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非俳优而何？”“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程颐的意思很清楚：诗文写作必须要专心致志才能臻于高境，既然修身养性才是人生第一要务，那么诗文写作就应予以摒弃。朱熹对程颐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但他一来受到性喜文学的父亲朱松及老师刘子翚的影响，二来自身文学天分很高，故写诗作文得心应手，似乎不很需要“专意”、“用功”，所以他对诗文写作的态度就不像程颐那样地极端排斥。乾道三年（1167），朱熹携门人林用中远赴长沙访问张栻，就理学的某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这次历时两月有余的讨论并没有完全达到朱熹的目的，即泯灭以他为首的闽学与以张栻为首的湖湘学之间的思想分歧，但却在讨论之余所作的南岳衡山之游中产生了一部重要的唱和诗集——收诗一百四十九首的《南岳唱酬集》，其中朱熹的诗就有四十八首。①在短短的二十天中作诗近五十首，平均每天两首有余，真可说吟兴甚浓了！对此，朱熹在《南岳游山后记》中检讨说：
  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怨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湮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于丧志。群居有辅仁之益，则宜其义精理得，动中伦虑，而犹或不免于流。况乎离群索居之后，事物之变无穷，几微之间，毫忽之际，其可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将何以御之哉！
  所谓“善人”，显然正是指程颐之俦，而“丧志”云云，也分明是程颐言论的复述。然而，朱熹对诗的态度毕竟要比程颐温和得多了。他以为诗之“流”才会至于“丧志”，也即沉溺于诗，泛滥无归，才会影响到道德修养。言下之意是，只要对此保持警惕，有所节制地写诗，那么还是有益处的：“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这样，表面上似乎还是对诗歌声色俱厉，实际上却已为之大开方便之门。难怪就在他写下上述这段话后，朱熹与林用中等二人东归，途中更迭唱和，二十八天中共成诗二百余首，其中朱熹的写作速度竟达每天三、四首，简直是变本加厉了。
  正因如此，尽管朱熹一生忙于讲学、著书以及从政，但他从幼至老一直都没有断绝吟咏之事。在今本《朱文公文集》中，卷一至卷十皆为诗赋，共计一千一百四十八首。如果加上《别集》卷七以及《朱熹佚文辑考》所辑的一些佚诗，今存朱熹之诗尚有一千三百多首，此外还有词十六首，朱熹可说是一位作品颇丰的诗人。
  那么，朱熹的诗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应该指出，朱熹的一部分诗作是与北宋理学家的诗如出一辙的。在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中，邵雍最喜作诗，其《伊川击壤集》收诗多达一千五百余首。周敦颐、程颢等人也对吟风弄月颇有兴趣，各有一些诗作传世。然而这些理学家写诗的动机却完全是非文学的，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自称：
  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情性哉？
  既不措意于艺术形式，又不受情性的“牵累”，这当然是“异乎人之所作”，也即与诗人之诗迥然相异的作品了。理学家诗中并非绝对没有清新可诵之作，但作为他们代表作的却是下面这类诗：
  闲行吟 邵雍
  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方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迭迭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父追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
  秋日偶成 程颢
  闲来万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景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诗中表达的是他们对某种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诗歌也就成了演绎道理的学术论著或宣扬教化的讲义，不过是以韵文的形式而出现罢了。对邵、程等人的这类诗作，朱熹是深为欣赏的，然而他所欣赏的不是其文学价值，而是诗中所涵蕴的圣贤气象。朱熹与门人谈到邵雍时，多次涉及其诗，说：“康节诗尽好看。”①“康节以品题风月自负，然实强似《皇极经世书》。”②“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③朱熹认为邵雍的“品题风月”也即《伊川击壤集》中的诗作超过其最主要的哲学著作《皇极经世书》，又认为其诗是其学术思想的外在表现和修饰，两者似有矛盾，其实不然。《皇极经世书》是运用易理和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之变迁的著作，邵雍的思想观念尽见此书，它的理论价值当然不是《伊川击壤集》所能比拟的。然而朱熹对邵雍的象数之学是颇有微词的，认为“其初只是术耳”。①相比之下，倒是邵雍的诗在表达其哲理时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也就避免了他在推步过程中的不够精确和陷于支离的弊病，这样反而离光风霁月的圣贤境界更近了一些。《朱子语类》卷一〇〇中记录的朱熹与门人谈论邵雍的话中，对邵雍的理论抽绎常有批评之语，但对其诗则赞不绝口，当是出于这个原因。正是由于对诗歌的这种特殊功能深为重视，朱熹自己便也常常写些与邵雍相类似的诗。相传他写过《训蒙绝句》九十八首，由于传本多所误，②现从见于《朱文公文集》卷二的六首可靠的诗中举两首为例：
  困学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克己
  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
  显然，这些诗与邵、程等人所作并无太大的差别，治思想史的学者当然应该视之为重要的材料，因为它们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朱熹的思想意识。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朱熹的多数诗作都呈此貌的话，他就不能成为宋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了。然而朱熹毕竟与邵雍不同，他的诗歌题材取向要宽广得多，其艺术成就也绝非《伊川击壤集》所能望其项背。
  首先，朱熹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南宋诗坛上的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潮流在这位理学大师的心中也掀起了层层波澜。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军民奋起抗击。经过三个月的血战，终于击退金兵。①捷报传来，正在延平闭门读书的朱熹兴奋不已，接连写了好多首感时抚事之诗：
  感事书怀十六韵
  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授钺无遗算，沈机识圣心。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残奕随煨尽，遗黎脱斧碪。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椮。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众志非难狗，天休讵可谌。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
  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凄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蜇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前一首是写给起居舍人刘珙的，不免稍多颂圣之言，但全诗基调是对神州陆沉、国势陵夷的忧虑和对抗敌复国的希望，沉郁之中杂有雄豪，欢欣之中织有忧虞，正是当时的爱国士大夫内心复杂情感的真实写照。后一组诗是听到刘锜的皂角林之捷后所作，虽然步人原韵，却仍是一气呵成，激情奔涌：第一首写沦陷区荒凉凄冷，遗民日夜盼望恢复；第二首写宋军同仇敌忾，大败强敌；第三首写自己听到捷报的振奋心情；第四首预祝宋军取得更大的胜利。气势雄健，风格壮阔，语言直截而意味深永，这些优点都得益于理直气壮的道义自信和爱憎强烈的情感力度。与此相近的诗还有《闻二十八日报喜而成诗七首》等，乃作于同年十一月的采石矶大捷之后，此时金主完颜亮已弊命，金兵全部退至淮北，所以诗中更加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例如其一、其五：
  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原有中兴期。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汉节荧煌直北驰，皇家卜世万年期。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
  如果我们把这些诗与陈与义的《感事》、《邓州西轩书事十首》，陆游的《闻武均州报收复西州》、《送汤歧公镇会稽》等同类作品相比较，便可看出它们与陈、陆等人的爱国主义诗歌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在风格上如出一手，这正是南宋诗坛上最能体现时代脉搏的强音。可惜朱熹后来日益沉潜于诚意正心之学，不大再写此类题材了，但是这一度出现的慷慨激昂之音毕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朱熹一生中亲历政事的时间不多，但他对于民生疾苦是十分关心的。乾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朱熹这个闲居待次的“武学博士”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他在穷乡僻壤奔波了十天，使他触目惊心的不仅是洪水滔天的自然灾害，更是官府漠视民瘼、虚与委蛇的人为灾祸，他写信给弟子说：“朝廷所遣使者方来，所主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县之人得之，深山穷谷尚有饥民，却不沾及。然所谓十日，亦只虚文，只轺车过后，便不施矣。其实亦无许多米给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无一事真实，可叹，可叹！”①于是他写下了《杉木长涧四首》，其一云：
  我行杉木道，弛辔长涧东。伤哉半菽子，复此巨浸攻！沙石半川原，阡陌无遗踪。室庐或仅存，釜甑久已空。压溺余鳏孤，悲号走哀恫。赙恤岂不勤，丧养何能供？我非肉食徒，自闭一亩宫。箪瓢正可乐，禹稷安能同？朅来一经行，歔欷涕无从。所惭越尊俎，岂惮劳吾躬。攀跻倦冢顶，永啸回凄风。眷焉抚四海，失志嗟何穷？
  诗中刻画了洪水过后百姓嗷嗷待哺的悲惨处境，历历在目。从上引书信所揭露的官府赈灾真相来看，“赙恤岂不勤”两句分明是语含讥刺，意即如此的赈济，对灾民能有多少好处？后半首中朱熹自叹身居闲职，不能为民解忧，故内心极感困惑、痛苦。此诗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深刻、尖锐的，所流露的对人民的同情是深厚、真切的，这正是一位正直的儒者面对民瘼应有的心声。朱熹后来在淳熙七年（1180）知南康军任上曾逢大旱灾，到淳熙九年（1182）又以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的职务专程往浙中处理特大水旱灾之后的赈荒事务，他劳心焦思，视民如伤，不但想方设法多发赈济钱粮，而且雷厉风行地惩治贪官污吏，政绩卓然。可惜他一心扑在公务上，却没有再写出《杉木长涧》那样的诗作来。
  上述两方面的诗作是朱熹诗中写实主题的主要内容。朱熹平生很少对古代诗歌的写实传统发表意见，但从他对具体作品的取舍来看，他对之是采取认同态度的，例如他说：“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①又如他曾想编一本通代诗选，选目中包括“三百篇”、“汉魏古诗”和“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石壕》、《夏日》、《夏夜》诸篇”。②可见他对文学史上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深表赞许，上述例诗就是他这种观念的体现。然而从整体上说，朱熹最重视的诗歌功能却是抒情述志，他说：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③
  应该指出，朱熹所说的“志”肯定包括前文所述的对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也即与邵雍所谓“何故谓之诗，诗者言其志”④是相一致的。然而在创作实践中，朱熹却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邵雍诗的范围之内，朱熹所言的“志”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的。
  第一，朱熹虽然十九岁就中了进士，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担任实际的政务，所以长年住在山中读书养性，颇似隐逸之士，他有很多诗是抒写自己的孤寂情怀的，例如：
  夜坐有感
  秋堂天气清，坐久寒露滴。幽独不自怜，兹心竟谁识？读书久已懒，理郡更无术。独有忧世心，寒灯共萧瑟。
  病告斋居作
  层阴霭已布，小雨时漂洒。独卧一窗间，有怀无与写。高居生远兴，春物弥平野。虑旷景方融，事远情无舍。聊寄兹日闲，尘劳等虚假。
  邵武道中
  风色戒寒候，岁事已逶迟。劳生尚行役，游子能不悲。林壑无余秀，野草不复滋。禾黍经秋成，收敛已空畦。田翁喜岁半，妇子亦嘻嘻。而我独何成，悠悠长路歧。凌雾即晓装，落日命晚炊。不惜容鬓凋，镇日长空饥。征鸿在云天，浮萍在青池。微踪政如此，三叹复何为？
  第一首写寒夜青灯下的心理活动，第二首写病中对节物变化的感触，第三首写行旅途中的羁旅之感，它们的基本情调是冲淡安谧的，然而也杂有忧虑、惆怅、甚至愁怨、牢骚等感情。这些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像邵雍那样乐天知命，心满意足，而是有所追求，有所不满，以敏感的目光关注着生命的流程。朱熹曾在评论陶渊明时说：“隐者都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①朱熹常常以隐者自居，然而从他的诗来看，他也正是一个“带气负性”的隐者。也许我们不能轻易断言这是朱熹的人生境界胜过邵雍、二程的原因，但是我们能够断言这是朱熹的诗歌境界远远超越邵、程等人的原因。朱熹诗中所体现的生命意识远为浓烈，对自然、人生的感受也远为强烈，所以朱诗所展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不是正襟危坐、心如古井的理学家，而是一位感情细腻、兴趣广泛的文学家。下文将要论述的朱熹诗歌会为这个结论提供更坚强的证明。
  第二，朱熹虽然以探究性理、发明圣道为己任，但他热爱实际生活的各种内容，他的诗中充溢着生机勃勃的情趣。南宋诗坛上比较流行的题材，在朱熹诗中都得到了关注。例如：
  题祝生画呈裴丈二首（其二）
  斗酒淋漓后，颠狂不作难。千峰俄纸上，万景忽毫端。石瘦冈峦古，林深烟雨寒。苍茫无限意，俗眼若为看。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书（其四）
  脱袴，脱袴，桑叶阴阴墙下路。回头忽忆舍中妻，去年已逐他人去。旧袴脱了却不辞，新袴知教阿谁做？
  赋水仙花
  隆冬凋百卉，江梅厉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风香。纷敷翠羽帔，温靘白玉相。黄冠表独立，淡然水仙装。弱植愧兰荪，高操摧冰霜。湘君谢遗褋，①汉水羞捐珰。嗟彼世俗人，欲火焚衷肠。徒知慕佳冶，讵识怀贞刚。凄凉柏舟誓，恻怆终风章。贞哉有遗烈，千载不可忘。
  公济惠山蔬四种并以佳篇来
  贶因次其韵（其二《芹》）
  晚食宁论肉，知君薄世荣。琼田何日种，玉本一时生。白鹤今休误，青泥旧得名。收单还炙背，北阙尚关情。
  送四十叔父
  吾家从昔虽清门，叔父于今道更尊。客路艰难空自惜，遗经终始向谁论？独寻云峤逢孤侄，共爱春江接故园。细说刈葵休放手，此来真不为盘餐。
  第一例为题画诗，第二例为禽言诗，这两类题材虽然在唐诗中已经出现，但它们的广被采用则是在宋代。张高评先生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②以“翻案诗、禽言诗、诗中有画”三者为宋诗中最有创新意义的走向，其实“诗中有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题画诗。从北宋元祐至南宋，差不多所有的重要诗人都写过这两类题材，但理学家则对此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题材分明是“闲言语”。朱熹集中有题画诗十四首，禽言诗五首，这与当时的其他诗人此类作品的比重大致相当。
  第三例为咏花诗，这类题材在历代诗中都有，然尤其得到南宋诗人的青睐。举凡水陆草木之花，在南宋诗中都得到大量的吟咏，其中又以梅、菊几类为最多。宋理宗时陈景沂编《全芳备祖》，收入大量的咏花诗，“唐以前事实赋咏，纪录寥寥。北宋人以后则特为赅备，而南宋尤详。”①就说明了这一点。朱熹很喜欢写咏花诗，水仙花入诗始于北宋元祐年间，当时也仅有黄庭坚等数人曾作诗咏之，到南宋咏水仙者稍稍增多，朱熹此诗为其中佳作。至于梅、菊等花，朱熹咏它们的诗篇就相当常见了，例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与李缜等人同到泉州显庵赏梅，作《和李伯玉用东坡韵赋梅花》。②一和不足，以至于二和、三和。③众所周知，朱熹对于苏轼其人向无好感，是什么原因使他对苏轼的咏梅诗再三追和呢？除了苏诗自身的艺术魅力之外，就是梅花的幽艳姿态和高洁品格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宋末方回编《瀛奎律髓》，在卷二十“梅花类”中选录朱熹咏梅诗即多达八首，可见朱熹的咏花诗很受诗坛重视。
  第四例是以诗代柬的短篇，所咏之事为友人馈赠蔬菜。第五例是送别亲友之诗，所咏的是清贫家族中的骨肉之情。这些题材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内容，平凡、琐屑，然而饶有生活气息。如果说诗歌由唐转宋的轨迹之一是题材向平凡生活内容的倾斜，那么朱熹集中大量的此类诗作正是体现着宋诗的普遍性质。南宋的大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诗中，此类题材所占的比重也非常之大，可见朱熹诗歌的取材倾向是与当时诗坛完全合拍的。上述两大类题材的诗与邵雍、程颢等人之诗有较大的不同，所以朱熹虽然与邵、程等理学家一同被后人选入《濂洛风雅》，但事实上他的作品与这部专选理学家诗作的诗选的总体倾向是颇有出入的。后人或认为自从金履祥编了《濂洛风雅》，“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①但是朱熹虽然身为理学家即道学中人，但他的诗却并未与“诗人之诗”异如楚越。恰恰相反，他的诗离“诗人之诗”较近而离“道学之诗”较远，这在宋代大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理学家作诗，经常会涉及风花雪月，也即自然景观。邵雍有诗云：“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②周敦颐有诗云：“倚梧或歌枕，风月盈冲襟。”③连程颢都有一首颇有名的《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显然，理学家的吟风弄月并不是单纯的写景诗或咏物诗，虽然有些佳作也能刻画优美的景色，创造出幽远有致的意境，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欣赏自然之美，而注重从自然景物中领悟生命的意义，并进而体认宇宙的道理。据说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④而程颢也是一样：“书窗前有茂草覆物，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⑤蓬勃生长的青草和自由游泳的小鱼既体现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天机，也涵泳着观物者悠然洒脱的胸次，这与理学家们作诗吟风弄月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所以理学家们无论是写山水诗还是咏物诗，他们追求的境界都以哲学层次的体认大道为终极目标，从而削弱甚至泯灭了审美层次上的欣赏和表现。朱熹评论邵雍诗说：“渠诗玩侮一世，只是一个‘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意。”①可谓一针见血之论。朱熹本人的诗歌创作中，风花雪月也是极其重要的题材取向，而且有许多诗也与邵、程等人体现出同样的写作目的：
  斋居闻磬
  幽林滴露稀，华月流空爽。独士守寒栖，高斋绝群想。此时邻磬发，声合前山响。起对玉书文，谁知道机长。
  春日偶作
  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履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
  然而朱熹更多的写景诗咏物之诗却摆脱了体道证圣的目的，而注重于表现审美的愉悦感：
  栖贤院三峡桥
  两岸苍壁对，直下成斗绝。一水从中来，涌潏知几折？石梁据其会，迎望远明灭。倏至走长蛟，捷来翻素雪。声雄万霹雳，势倒千嵽嵲。足掉不自持，魂惊谁堪说？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绝。尚想化鹤来，乘流弄明月。
  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适得元履书有怀其人因复赋此以寄意焉
  罗浮山下黄茅村，苏仙仙去余诗魂。梅花自入三叠曲，至今不受蛮烟昏。佳名一旦异草木，绝艳千古高名园。却怜冰质不自暖，虽有步障难为温。羞同桃李媚春色，敢与葵藿争朝暾。归来只有修竹伴，寂历自掩疏篱门。亦知真意还有在，未觉浩气终难言。一杯劝汝吾不浅，要汝共保山林樽。
  这两首诗都与苏轼有关：前一首描写庐山的一处名胜。元丰七年（1084），苏轼游庐山，“南北得十五六奇胜，殆不可胜纪，而懒不作诗，独择其尤佳者，作二首。”①其中的一首是《栖贤院三峡桥》，这是苏轼山水诗中的名篇。时隔百年之后，朱熹来到庐山，与著名诗人尤袤唱和，成《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②其中第四首就是《栖贤院三峡桥》。诗中“老仙有妙句”云云，正是指苏轼而言。后一首是咏梅诗，一开头便缅怀苏轼在惠州作诗咏梅之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到惠州，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③三首诗都以“村、魂、昏、园、温、暾、门、言、樽”为韵，是被后人评为“极意锻炼之作”④的绝妙好词。朱熹对此诗再三步韵和之，已见上文。苏轼的原作或咏山水清景，或咏梅花丽姿，虽然后者寓有自己被贬荒远的落寞情怀，但丝毫未曾减弱诗人对美的欣赏、领会和契合。朱熹对苏轼的学术思想视若异端，对其为人也多讥议：“两苏既自无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鹘突无是处。”①他当然不可能认为苏轼诗中会有什么体道证圣方面的思想价值，他对苏诗表示倾倒，称苏轼为“老仙”、“苏仙”，完全是出于审美意识的认同。正像对苏轼一样，庐山的奇山秀水和梅花的绝艳幽姿，使朱熹情不能已，他至少是暂时忘却了体认大道，而沉浸在美好事物所激起的喜悦之中。试读上引的两首诗，已经看不出有邵、程诗的那种认知意义，相反倒是与苏诗桴鼓相应。苏轼的《栖贤院三峡桥》中有“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跳波翻潜鱼，震响落飞狖”之句，描写飞瀑的气势极为传神，朱熹诗中“倏忽走长蛟，捷来翻素雪”、“声雄万霹雳，势倒千嵽嵲”几句分明是他对“千古擅奇绝”的“老仙妙句”的心摹手追。苏轼的三首咏梅诗都把梅花比作幽独高洁的世外仙姝，且视为自己的知己，朱熹的追和之作也采取了同样的拟人手法，形神皆肖，更不用说亦步亦趋的次韵。也许朱熹的诗在艺术水准上尚与苏诗相形见绌，但在美学意味上则甚为接近。否则的话，自视甚高的朱熹岂肯俯首尊称苏轼为“仙”！由此可见，朱熹笔下的一部分山水诗和咏物诗，已经完全不同于邵、程等人的吟风弄月之作。它们不再是哲学家的思考的韵文表现，而是纯粹的文学作品。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看，朱熹此类诗作的价值在宋代理学家诗中是卓尔不群的。
  最后对朱熹的理趣诗作一些论述。
  理趣诗是宋诗异于唐诗的一大特征，也是宋诗得以自立于古典诗歌史上的诸因素之一。然而宋人虽然普遍认识到“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①的重要性，但能够水乳交融地将理趣融入诗歌的作者却不多见。显然，写好理趣诗的必要条件是擅长思辨，即长于把握自然万物的规律和人生百态的底蕴，否则就无理趣可言。然而这还不是写好理趣诗的充分条件，否则的话，理学家中最多格物致知的高手，何以他们并未写出多少成功的理趣诗来呢？所以要想写好理趣诗，除了具备长于思辨的睿智心性以外，诗人还必须具备形象思维的高超能力，这样才能把精警、微妙的哲理寓于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实现哲学思考和文学表现的完美结合。换句话说，只有当诗歌仅仅通过审美所产生的感染力而使读者自行领悟到其中所蕴含的奥妙哲理，而丝毫不诉诸逻辑上的演绎、推理，这样的诗才算得上是成功的理趣诗。借用严羽的话来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②的情形是理趣诗的失败，而“词理意兴，无迹可求”③才算是理趣诗的高境。世俗喧传苏轼的《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④以为这就是苏轼理趣诗的代表作，其实此诗意旨直露浅截，且无形象性可言，根本不是成功的理趣诗。苏轼本人称之为“偈”，当即因其诗意不足之故。⑤只有苏轼的《题西林壁》等，才是真正优秀的理趣诗。下面我们即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朱熹的作品：
  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①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
  胜日寻芳四水滨，②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第一例是朱熹读书时有所感触而作，显然，这是朱熹对思维活动的某种现象的描绘，同时也是对思维的某种规律的揭示，既然它们所处理的对象是思维活动，那么当然有“理”在内，甚至可以说全诗都在“理”之中。可是诗人却只字不提他所悟得的“理”究竟是什么，而是展示了两幅生动的图像：一是一塘清水，像明镜一样倒映着蓝天白云。“共徘徊”意谓轻微地移动，此或为天上云行，或为塘中水流，但水面仍相当平静，否则就不会如“鉴”般地倒映云天了。二是江中巨舰，顺流而行，仿佛一根鸿毛似地飘浮在水面上。写景之后即是说理，但又无一字直接议论，只是用叙事手法来暗示：方塘仅有半亩，面积很小，贮水也不会太多，照理说易于变得混浊的。然而它竟然清澈如许！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它不是一塘死水，而是有活水不断地注入！同样，重如丘山的“蒙冲巨舰”昨日搁在江边，费尽力气也推它不动，而一夜之间，春水猛涨，它就自由自在地飘浮在中流了。程千帆先生解说二诗的寓意是：“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①这无疑是大多数读者从中领悟到的哲理。②这些哲理是深刻的，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它们的表现方式却完全是诉诸艺术形象的，它们通过描写、叙述启迪读者自己去领悟，而不是用逻辑思维来向读者证明、灌输。与某些现代诗人煞费苦心地要在诗中表达哲理，把诗歌写得语言枯燥、晦涩且全无形象性可言的现象相比，朱熹这两首诗真可谓深入浅出的典范了。
  如果说上面二例由于诗题是“观书有感”，所以一望即知是写哲理之诗的话，那么后面一首则更是纯粹的理趣诗了。此诗写春日出游的所见所感。第一句中的“四水”误作“泗水”，而孔子曾居洙、泗之间，教授弟子，所以后人误以为“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之道。”①其实南宋时洙、泗早已沦陷于金，朱熹焉能前往其地“寻芳”？如果解为以“泗水”喻指眼前某水，也不合常理。事实上，“四水”就是湖州的霅溪。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朱熹赴临安铨试中等后，北上湖州拜见叔父朱槔，遂游霅溪。此诗只是一首普通的游春之诗，但诗中确实蕴涵着精警的言外之意：诗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来到水边寻芳，“芳”既指花，也泛指美丽的春色，或指春意。但他终于发现，其实根本不用到处寻觅，原来此时东风浩荡，春色无边，形形色色的似锦繁花都洋溢着春意。这仅仅是写寻春赏花吗？当然不是。读者很容易产生如下联想：朱熹有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即理一分殊。他说：“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②这个“月印万川”的观点，其实是他揉合了周、程等理学家与玄觉等禅师的思想而形成的，他承认：“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书》只是说这一事。”③朱熹所引的释氏语即唐代禅师玄觉的《永嘉证道歌》之三四：“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切水月一月摄。”④显然，理学和禅宗所共有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一种普遍规律，玄觉的歌已把这个规律表达得非常深刻，而朱熹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即是这种观点的另一种比喻。然而，玄觉的歌尽管富有机锋、睿智，但比喻的意义非常直露，而朱熹的诗要远为含蓄、隽永。《春日》诗没有一字一句是说理的，它所蕴涵的理即见于描写和叙述之中，全靠读者自行体会。因此，造成了所写之理的模糊性和无限性：春在万紫千红间，意即理无处不在；万紫千红虽然色、香皆有差别，但都是春的体现，意即万物虽殊，所含之理则同；到处寻春，却发现到处即春，意即苦思冥索探求哲理，却常在无意之中，豁然贯通，触处皆春，等等。含义如此丰富，表现如此蕴藉，趣味横溢，百读不厌，堪称宋代理趣诗中的上品。
  朱熹擅长写理趣诗，除了受宋代诗坛风气影响之外，还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儒家一向重视寓教于乐，故诗教、乐教都为孔门要事。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也重视用涵泳、熏陶的方式来提高门人的人生境界。《论语·先进》载：孔子使弟子各言其志，曾点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对此，朱熹解释说：“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①所谓“隐然自见于言外”，即不直接运用逻辑的、抽象的语言，而是运用其他间接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黄庭坚曾赞美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②朱熹对此语深表赞同，说：“有德者亦深有取其言。”③毫无疑问，这种语言表达方式的终极目的仍在于阐明圣道，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但其过程却渗透着很浓的审美意味，与意在言外的诗学艺术境界有相通之处。
  此外，自从禅宗从不立语言文字而演变到大打文字禅以来，诗与禅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的惠洪说：“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④参照惠洪擅长作诗而拙于论理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妨把前一个“语言”解作“逻辑性的抽象语言”，而将后一个“语言”解作“艺术性的具象语言”，也就是说，具象的艺术性语言在表达深奥玄妙的哲理时具有独特的功能。显然，由于禅与诗都倾向于非功利、非逻辑的直觉式思维，两者之间的沟通是毫无障碍的。①所以在宋代诗坛上以禅喻诗的风气盛行一时的同时，禅宗圈子里以诗说禅也蔚然成风。朱熹年轻时濡染禅风颇深，他不但从老师刘子翚处接受了一些禅宗的影响，而且曾师事禅僧道谦，从而“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②即使在他成为理学宗师之后，禅宗的话头仍时时出现在他口中，试看二例：
  寿昌问：“鸢飞鱼跃，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说禅，这个亦略似禅，试将禅来说看。”寿昌对：“不敢。”曰：“莫是‘云在青天水在瓶’否？”③
  先生问寿昌：“子见疏山，有何所得？”对曰：“那个且拈归一壁去。”曰：“是会了拈归一壁？是不会了拈归一壁？”寿昌欲对曰：“总在里许。”然当时不曾敢应。会先生为寿昌题手中扇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执笔视寿昌曰：“会么？会也不会？”寿昌对曰：“总在里许。”④
  上面两则语录是朱熹门人吴寿昌所录，时在淳熙十三年（1186），是年朱熹年五十七岁。上一则中，“云在青天水在瓶”一句乃是唐代药山惟俨禅师说给李翱的偈语，李翱闻后又衍此为一首七言四句的偈。①下一则中的“长忆江南三月里”二句不知乃何人所作，但也颇有禅意。而且这两则问答若编入禅宗的语录，恐怕也不会引起怀疑，因为从语言到思维的方式都很像禅门宗风。上述两方面的思想影响在诗歌中的交汇便是理趣诗，上文已说过朱熹的理趣诗与邵、程等人有渊源关系，其实朱诗与禅诗也甚有相通之处。《鹤林玉露》卷六载某尼之“悟道诗”云：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试将此诗与朱熹的《春日》诗对读，真可谓是异曲同工。朱熹善写理趣诗的原因，于此可窥一斑。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朱熹诗还有一些属于游戏笔墨的作品。他写了许多次韵诗，仅《文集》卷三中便有《次韵傅丈武夷道中五绝句》、《次刘秀野蔬食十三诗韵》等七十余首。他还时时和人分韵赋诗，例如《文集》卷六中便有《游密庵分韵赋诗得还字》、《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分韵赋诗得竹字》等。甚至有一次连赋多首的《刘德明彦集祝弟以夏云多奇峰为韵赋诗戏成五绝》。除与同时人次韵、分韵之外，他还追次古人之韵，例如上文所及的次苏轼原韵的咏梅诗，又如追次韩愈韵的《春雪用韩昌黎韵同彭应之作》。②他还与古人进行诗歌的问答，例如唐人王绩作有《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诗，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朱熹写了《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对五百多年前的诗人的问题一一作答，生动、有趣，宛肖故人问答之口吻，竟瞒过了许多后人。①朱熹还写过一首《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聊奉一笑》，全诗十二句，逐句嵌入“鼠、牛、虎、兔”等十二个生肖名，②是与《数名诗》、《建除诗》、《八音歌》之类一样的“嵌字格”。③朱熹不但以诗为戏，而且进而以词为戏，作有调寄《菩萨蛮》的《回文》词，其上阕为“晚红飞尽春寒浅，浅寒春尽飞红晚。尊酒绿阴繁，繁阴绿酒尊。”他又“隐括杜牧之《齐山诗》”作《水调歌头》。④这些情况说明，朱熹虽然常常表示反对写诗，甚至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⑤但事实上他对诗歌是未能忘情的，甚至对形式技巧也难免见猎心喜。这些游戏性质的诗歌自身的价值并不高，但它们的存在更清楚地标志着朱熹的文学家气质，他是宋代最倾心于诗歌美的理学家，是一位真正合格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