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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人来说，韩愈具有两方面的先导意义。一方面，他是一位以弘扬儒道、排斥异端为己任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是一位倡导古文、反对骈俪之风的文学家。所以北宋的理学家和古文家对韩愈其人都相当重视，不过重视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素养最高的人，他对韩愈的态度也就格外的复杂。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有褒有贬，总的说来则是贬多于褒。朱熹认为韩愈虽然弘扬儒道，但是“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①又认为韩愈“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但未能究其所从来。而体察操履处，皆不细密。”②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也是有褒有贬，但总的说来是赞扬多于讥评。虽然朱熹不满于韩愈的重视文学更甚于儒道：“韩文公第一义是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③“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④然而朱熹对韩文自身是极为赞赏的，他自称：“余少时喜读韩文。”⑤他晚年聚徒讲学时，仍不时对弟子赞扬韩文：“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⑥甚至指点弟子学好古文的途径是：“看得韩文熟！”⑦正由于朱熹对韩文持有很高的评价，他才会在晚年耗费心血撰成《韩文考异》一书。
从表面上看，朱熹《韩文考异》是针对方崧卿《韩集举正》而作的。方崧卿（1135—1194），字季申，福建莆田人。其《韩集举正》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三年之后，朱熹作《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指出方书未能尽善。更数年而《韩文考异》成。但事实上朱熹早就有校勘韩文之念了。他在《跋方季申所校韩文》中说：“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广流布，而未暇也。”可见他是因为无暇才迟迟没有动手，但这件事是时时在他心头的。上引跋文中还说到了他注意韩文的一个事例：
又季申所谓谢本，则绍兴甲戌、乙亥之间，余官温陵，谢公弟如晦之子景莫为舶司属官，尝于其几间见之。盖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缀，依陈后山本别为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读其《送陈秀才序》一篇，“则何不信之有”句内辄用丹笔围去“不”字。初甚骇之，再加寻绎，乃知必去此字，然后一篇首尾始复贯通。盖传袭之误久矣，读者虽亦微觉其硋而未暇深究也。常窃识之，以验他本，皆不其然。此本虽精，亦复不见。岂季申读时，便文纵口，尚不免小有遗脱，将所见者非其真本，先传校者已失此字也耶？（《文集》卷八三，第4页）
钱穆对此极为注意，并据此而认为“朱子为《韩文考异》，其发心积意，远自四十年以前，亦岂一旦乘兴之所能遽成乎？”①从绍兴甲戌（1154）到《韩文考异》成书的庆元年间，确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然而朱熹对韩文产生兴趣其实还在绍兴甲戌之前。因为《韩文考异》卷六《送陈秀才彤》下云：“旧读此序，尝怪‘则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断绝，不相承应，每窃疑之。后见谢氏手校真本……”可见朱熹对韩文的“发兴积意”早在见到谢本之前就已开始了。绍兴甲戌那年朱熹二十五岁，也即朱熹对韩文的兴趣始于青年时代，这与他自称“自少喜读韩文”是互相印证的。
《韩文考异》成书于何年？清人王懋竑纂订《朱子年谱》卷四下系之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是年朱熹六十八岁。近代学者对此均无异词，如牛继昌《朱熹著述分类考略》、①金云铭《朱子著述考》、②钱穆《朱子新学案》、束景南《朱子大传》都持此说。然而王谱的系年其实是根据不足的，因为朱熹文集中涉及《韩文考异》的文章如《韩文考异序》、《书韩文考异前》及《修韩文举正例》③都没有署年月，而今存各本《韩文考异》也大多未署年月，④王谱不过是沿袭旧谱之说而已。所以王懋竑又在《朱子年谱考异》卷四中说：“或《考异》之成在戊午。”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我认为王懋竑的两种说法都欠准确，现论证如下：
方崧卿《韩集举正》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见到方书后感到不满意，并曾与方商榷。《韩文考异》卷六中据谢本删去《送陈秀才彤》内一字，且云：“方据谢本为多，而亦独遗此字，岂亦未尝见其真本邪？尝以告之，又不见信。故今特删‘不’字，而复详著其说云。”可见朱熹曾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方崧卿，冀其修改，后来才决定另作《考异》。
朱熹晚年著书大多有弟子充当助手，帮助他编撰《韩文考异》的重要助手是方士繇。方士繇（1148—1199），一名伯休，字伯谟，莆田人。他二十多岁即往建安师从朱熹，后徙家至崇安籍溪，遂废举业，专心讲学，并时时往朱熹处问学。陆游说方在朱门“称高弟”，⑤但由于方颇能独立思考，不像其他朱门弟子那样把朱熹的每一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比如他曾劝朱熹少著书，①且以朱熹教人读《四书集注》为不然。②朱熹则认为方治学不纯，曾在方去世后说他：“未去时亦安静明了，但可惜后来一向废学，身后但有诗数篇耳。”③也许正是由于方士繇较喜文学，朱熹才把协助编撰《韩文考异》的重任托付给他。《朱文公文集》卷四四中保存了他写给方的书信二十四通，其中有九通谈及《韩文考异》。据此我们不但可以明白方士繇助编《韩文考异》的过程，而且可以推测成书的时间。《与方伯谟》之十七云：“《韩考》烦早为并手写来，便付此人。尤幸。闻冰玉皆入伪党，为之奈何！”《与方伯谟》之十八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适有人自三衢来，云琐闼以论陈源故，补外。”束景南认为前书中“冰玉皆入伪党”指庆元二年（1196）刘德秀、何澹、胡紘等沦为伪党，后书中“琐闼以论陈源”是指是年汪义端论陈源而补外，故二书皆作于庆元二年，④可信。由此可知，《韩文考异》的编撰至迟在庆元二年就已开始了。
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两通书，《与方伯谟》之二三云：
昨辱惠书，为慰。但见元兴及小儿，皆说伯谟颇觉衰悴，何为如此？今想已强健矣。更宜节适自爱，但强其志，则气自随之。些小外邪，不能为害也。熹病躯粗遣，诸证亦时往外。但亦随事损益，终是多服补药不得。令子闻已归，《韩文外集考异》曾带得归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写了，更得此补足，须更送去评定。庄仲为点勘，已颇详细矣。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
《与方伯谟》之二四云：
比想侍奉佳庆。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韩考》后卷如何得早检示，幸甚。熹衰病百变，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证，若寒疝者，间或腹中气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复任之耳。陈来和束景南都将这两通书系于庆元三年，他们的理由都是据王谱所载，《韩文考异》成书于此年。①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三年当作毋需证明的前提，则二书的系年尚需重新考索。首先，书中说到的方士繇“颇觉衰悴”，朱熹也“得一奇证”。我们知道，朱熹在庆元三年没有得大病，到了次年则疾病不断。朱熹《答林井伯》之八云：“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几不能起……然明年便七十矣。”②此书作于庆元四年（1198），时朱熹年六十九岁。而方士繇也是从庆元四年秋天开始病重的，朱熹《答黄直卿》之六七云：“伯谟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间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③此书作于庆元五年（1199），方即卒于是年。所以从二书中所述朱、方二人的病情来看，把二书系于庆元四年或五年比较合理。
其次，第二十三书中说到“近又看到《楚辞》”云云。虽然朱熹注释《楚辞》的工作早从庆元二年（1196）就已开始了，但他全面地整理《楚辞》却是在庆元四年以后。《答郑子上》之十七云：“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辞》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①陈来、束景南俱系此书于庆元四年，可信。②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云：“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③此乃沈僴所录，时在庆元四年以后。所以《与方伯谟》之二三中所说的“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很可能是指庆元四年以后的事。
第三，《与方伯谟》之二四问及：“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据《文献通考》卷三二所载《宋登科记总目》，庆元年间有两个大比之年，前者在庆元二年，后者在庆元五年。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庆元五年五月（方士繇即卒于是月），“赐礼部进士曾从龙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所以《与方伯谟》之二四很可能是作于庆元五年。如果上述推论能成立的话，那么《韩文考导》就不可能成于庆元三年，而是成于庆元五年。
此外，《朱子语类》中也有一些旁证。《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先生方修《韩文考异》，而学者至。因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如《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辨得皆是。’黄达才言：‘柳文较古。’曰：‘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④这段话是黄义刚所录，下面又附有夔孙所录的大意相同的一段。据《朱子语类》卷首所附姓氏，可知黄义刚录在癸丑（1193）以后，朱熹“方修《韩文考异》”，也即尚未成书。此下有好几语录都是谈韩文的，其中“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一则乃郭友仁所录，⑤时在戊午（1198），这也与上面的推论相合。
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载：“先生考订韩文公《与大颠书》”，下面记录了尧卿、义刚、安卿诸弟子与朱熹讨论《与大颠书》的问答。①这则语录乃黄义刚所录，中间夹有两处异文，皆标“淳录”。按陈淳字安卿，录在庚戌（1190）和己未（1199）两年。因黄义刚录在癸丑（1197）以后，故此则语录必在己未年。文中的“安卿”则指陈淳，“尧卿”乃李唐咨。《语类》卷一一七陈淳录云：“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②据《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陈淳从朱熹问学共两次：“及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凡三月而熹卒。”今按朱熹卒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则陈淳第二次问学当在庆元五年冬。因此，尧卿（李唐咨）、安卿（陈淳）同在朱熹面前讨论韩愈《与大颠书》之事也必定发生于此时，即庆元五年之冬。朱熹考订韩愈《与大颠书》，就是修《韩文考异》工作的一个部分。《朱文公文集》卷七一有《考韩文公＜与大颠书＞》一文，共563字，与《韩文考异》卷九《与大颠书》题下自“今按”至“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无疑矣”一段只字不异。这就证明《韩文考异》的编撰直到庆元五年冬尚未结束，全书的定稿当然在此后，也即在朱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文考异》的编撰过程长达四年以上，直到庆元五年（1199）乃至六年才最后完成的，以往的学界认为《韩文考异》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考察一下《韩文考异》的编撰中朱、方二人分工的情况。
朱熹《与方伯谟》诸书中最早谈到《韩文考异》的第十五书其实就是一份编撰条例：
《韩文考异》大字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注其同异，如云：“某本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按云云。”断其取舍，从监本者已定，则云：“某本非是。”诸别本各异，则云：“皆非是。”未定，则各加“疑”字。别本者已定，则云：“当阙。”或云：“未详。”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断也。熹不及奉书，《考异》须如此作，方有条理，幸更详之。
可见最初步的工作即校勘文字之异同是委托方士繇作的，但朱熹事先已制定了条例。第十六书、第十七书中都催促方将《考异》写成送来，至第十八书则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这是朱熹审阅了方的初稿后，又送回方处修改。所谓“签示”，应是朱熹本人的意见。第十九书中说：“《韩考》所订皆甚善，比亦别修得一例，稍分明。”今检《朱文公文集》卷七四中有《修韩文举正例》一则，云：
大书本文定本。上下文无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后放此。今按云云，当从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后云某某本，后放此。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无。”字有颠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并同。
我颇怀疑这就是所谓的“别修得一例”。因为从《韩文考异》的实际情况来看，全书并没有像《与方伯谟》之十五中所云，“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是以方崧卿《韩集举正》为校勘底本的。所谓《修韩文举正例》，似应解作“修订《韩集举正》之条例”。而且《韩文考异》的实际行文方式（包括引原文及校勘记）基本上与上述条例是一致的。《与方伯谟》之二十云：“《韩考》已从头整顿一过，今且附去十卷，更烦为看签出疑误处。附来换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审定所当从之正字后，却修过。以今定本为主，而注诸本之得失于下，则方本自在其间。亦不妨有所辨论，而体面正当，不见排抵显然之迹，但今未暇尔。缘其间有未定处，须更子细，为难也。”此书更清楚地显示了朱熹对《韩文考异》郑重其事的态度，他对方士繇的初稿“从头整顿一过”，且“签出疑误处”，再付方氏写定，而且对条例作了修改。至第二十二书，朱熹又提出“韩文欲并外集及《顺录》作《考异》”，并认为只有将《韩集举正》未收的《顺宗实录》等补入，才算是“员满此功德”。由此可见，方士繇参加了《韩文考异》的大部分编撰工作，功不可没。但是整部书的指导思想出于朱熹，全书体例是朱熹制定的，最后的定稿也是朱熹完成的。从上文所述的考订《与大颠书》等情况来看，书中重要问题的考辨审订也是朱熹亲自进行的。所以《韩文考异》在总体上应被视作朱熹的著作。
《韩文考异》最早是于何时刊行的？束景南说：“就在这一年（砺锋按：指庆元三年）《韩文考异》全部完成，先由他的弟子郑文振印刻于潮州，到庆元六年正月又由魏仲举二刻于建安。”①言之凿凿，然而与事实不符。首先，如上所述，《韩文考异》的完成不会早于庆元五年，所以绝不可能刊于庆元三年。今考《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之十五云：“《韩文考异》，袁子质、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刻版。恐其间颇有伪气，引惹生事，然当一面录付之。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若欲开版，须依此本别刊一本韩文方得，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陈来将此书系于庆元五年（1199），证据充足。②可见在庆元五年，朱熹对于袁、郑二人刊刻《韩文考异》的建议尚在犹豫不决，其主要的顾虑是“恐其间颇有伪气”，也即担心刻书会引来新的政治迫害。然而后来袁、郑二人还是将《韩文考异》带往潮州刊刻，但未敢署朱熹之名。《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四《答刘晦伯》云：“所喻南安韩文，久已得之，舛讹殊甚……昨为《考异》一书，专为此本发也。近日潮州取去，隐其名以镂板，异时自当见之。”但后来此书到底刻成没有，朱熹生前有没有看到刻成之书，因文献不足，现已无法断定。
其次，所谓“魏仲举二刻于建安”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魏仲举，名怀忠，曾于庆元六年刊行《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①据清人朱彝尊《跋五百家昌黎集注》云：“《昌黎集训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庆元六年春，建安魏仲举刻于家塾……是书向藏长洲文伯仁家，归吾乡李太仆君实，盖宋椠之最精者。惜中间阙三卷，后人补钞。”②这部魏本韩集至清乾隆时收藏于内府，《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前载《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看韩文纲目》一卷、《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后有《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许渤《序》、《昌黎文集后序》五篇。”同时入藏内府的还有另一部魏本韩集，《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宋魏仲举集注，前载《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韩文类谱》七卷。”并指出：“《正集》目录后有木记曰：‘庆元六禩孟春建安魏仲举刻梓于家塾。”由此可见，魏仲举在庆元六年曾刊刻韩集是可信的，但此部韩集中根本不包括《韩文考异》。
可是后人却将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混为一谈了。清末丁丙善本书室中收藏了一部魏本韩集，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昌黎先生序记碑铭》一卷、《韩文类谱》十卷。”①并将此书定为宋庆元刊本。与此同时，丁丙还收藏有一部《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十卷，他因为两部书都钤有祁氏澹生堂、朱彝尊和惠栋的藏书印，就遽然断定两书必是同时所刻，所以在《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中著录《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说：“此魏仲举与《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同时刊本。”可是丁丙的这个判断根据是不足的，因为他所收藏的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分明是两部互相独立的书，虽然它们曾经同一批藏书家之手，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乃同时所刻。据商务印书馆1912年的影印本来看，这两部书首先是在惠栋手中合在一起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中有三册是补钞的，每册首叶都钤有“惠栋之印”、“定宇”二印。而《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的首二卷也是补钞的，字迹与前书所补系出一手，而且首叶也钤有同样的二印。这说明当时惠栋曾以同样的方式钞补二书，可能即视它们为同一书的两个部分。丁丙收得二书后，也把它们装于一函。二书卷末都有光绪二十二年王棻的跋，后跋中云：“松生先生以此书与《五百家注》共装一匣，间以示余。”又云：“其书当与《五百家注》同时所刊。”丁丙著录这本《韩文考异》为魏仲举刊本，当即承王棻之误。其实连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是否宋庆元刊本，都很可疑。因为《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有两本魏本韩集，其一有“庆元六禩”云云的木记，另一本有明代文氏“玉兰堂”的藏书印，而丁丙的藏本既无此木记，也不见此印，所以根本没有根据说它就是朱彝尊和《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本。而且丁丙藏本卷首的《诸儒名氏》中有“新安朱氏，名熹，字元晦，议论见《韩文考异》、《晦庵文集》。”可是细检注文，却不见朱熹之语。即使如《外集》卷二《召大颠和尚书》，注文也仅引及韩醇等人，一字未及《韩文考异》对此文的详细考订。可证此书根本没有包括《韩文考异》，《诸儒名氏》所云，或为后代翻刻时增入。而且从影印本来看，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和《韩文考异》的版式、行格完全不同，揆诸情理，也不可能是出于一人之手的“同时刊本”。①自从1912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将丁丙所藏的上述二书影印合并为一书以后，它们就流传较广了。②商务印书馆的卷末有孙毓修跋云：“此宋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据《曝书亭集》及《天禄琳琅志》，则宋庆元六年建安魏仲安刊本也。……《考异》犹是朱子原本，未为王伯大所乱，更是罕见秘籍。”于是《韩文考异》曾由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的说法就广为人知了。究其原委，这实在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本《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涵芬楼影印的底本，是庆元六年以后的翻刻本，而《考异》则更是后来翻刻时补配在一起的。”甚确。其实以情理揆之，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韩文考异》且题作《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党禁正严，就在前一年的十二月，韩侂胄的党羽还气势汹汹地上疏要求对“伪党”继续进行打击：“其长恶弗悛者，必重置典宪，投之荒远。”③当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去世后，还有人上疏要求对朱门弟子的会葬严加防范，以致于“门生故旧不敢送葬”。④魏仲举何人也，竟能在如此严酷阴森的政治气候下公然刊刻《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
从现存材料来看，《韩文考异》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现简述如下：
第一个系统是王伯大刊本，刊刻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元刊本《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卷首有王伯大的序言，即署为宝庆三年。关于王本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言之甚详：“伯大以朱子《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不便寻览，乃重为编次。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于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醇《解》、祝充《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于篇末，仍不便检阅，亦取而散诸句下。盖王伯大改朱子之本，实一误且再误也。”①王本虽然改变了朱熹原本的形式而且多误，但它便于阅读，所以历代翻刻不绝，流传极广。
第二个系统是张洽刊本，初刊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与王本不同，张洽本是完全遵照朱熹的原本刊刻的，虽然张洽在跋中自称“间有愚见一二，亦各系卷末。”但通检全书，其实只有三则，分别附于卷一、卷四、卷七之末。张洽本在后代流传不广，明正统间曾有翻刻，但传本也甚罕见。清康熙年间，编修《朱子全书》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曾翻刻此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有著录，题作《原本韩文考异》。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山西祁县图书馆所藏张洽本影印出版，此本曾经毛晋、季振宜等著名藏书家之手，除卷七末四页系钞配外，居然宋刻全帙，弥足珍贵。本书征引《韩文考异》，皆依此本。
王伯大本和张洽本都初刻于宋理宗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身败名裂后，党禁即渐告解弛。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曰“文”。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被立于国学。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追赠太师，封信国公。《韩文考异》在此时刊行问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表面上看，朱熹《韩文考异》是针对方崧卿《韩集举正》而作的。方崧卿（1135—1194），字季申，福建莆田人。其《韩集举正》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三年之后，朱熹作《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指出方书未能尽善。更数年而《韩文考异》成。但事实上朱熹早就有校勘韩文之念了。他在《跋方季申所校韩文》中说：“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广流布，而未暇也。”可见他是因为无暇才迟迟没有动手，但这件事是时时在他心头的。上引跋文中还说到了他注意韩文的一个事例：
又季申所谓谢本，则绍兴甲戌、乙亥之间，余官温陵，谢公弟如晦之子景莫为舶司属官，尝于其几间见之。盖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缀，依陈后山本别为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读其《送陈秀才序》一篇，“则何不信之有”句内辄用丹笔围去“不”字。初甚骇之，再加寻绎，乃知必去此字，然后一篇首尾始复贯通。盖传袭之误久矣，读者虽亦微觉其硋而未暇深究也。常窃识之，以验他本，皆不其然。此本虽精，亦复不见。岂季申读时，便文纵口，尚不免小有遗脱，将所见者非其真本，先传校者已失此字也耶？（《文集》卷八三，第4页）
钱穆对此极为注意，并据此而认为“朱子为《韩文考异》，其发心积意，远自四十年以前，亦岂一旦乘兴之所能遽成乎？”①从绍兴甲戌（1154）到《韩文考异》成书的庆元年间，确有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然而朱熹对韩文产生兴趣其实还在绍兴甲戌之前。因为《韩文考异》卷六《送陈秀才彤》下云：“旧读此序，尝怪‘则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断绝，不相承应，每窃疑之。后见谢氏手校真本……”可见朱熹对韩文的“发兴积意”早在见到谢本之前就已开始了。绍兴甲戌那年朱熹二十五岁，也即朱熹对韩文的兴趣始于青年时代，这与他自称“自少喜读韩文”是互相印证的。
《韩文考异》成书于何年？清人王懋竑纂订《朱子年谱》卷四下系之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是年朱熹六十八岁。近代学者对此均无异词，如牛继昌《朱熹著述分类考略》、①金云铭《朱子著述考》、②钱穆《朱子新学案》、束景南《朱子大传》都持此说。然而王谱的系年其实是根据不足的，因为朱熹文集中涉及《韩文考异》的文章如《韩文考异序》、《书韩文考异前》及《修韩文举正例》③都没有署年月，而今存各本《韩文考异》也大多未署年月，④王谱不过是沿袭旧谱之说而已。所以王懋竑又在《朱子年谱考异》卷四中说：“或《考异》之成在戊午。”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我认为王懋竑的两种说法都欠准确，现论证如下：
方崧卿《韩集举正》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见到方书后感到不满意，并曾与方商榷。《韩文考异》卷六中据谢本删去《送陈秀才彤》内一字，且云：“方据谢本为多，而亦独遗此字，岂亦未尝见其真本邪？尝以告之，又不见信。故今特删‘不’字，而复详著其说云。”可见朱熹曾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方崧卿，冀其修改，后来才决定另作《考异》。
朱熹晚年著书大多有弟子充当助手，帮助他编撰《韩文考异》的重要助手是方士繇。方士繇（1148—1199），一名伯休，字伯谟，莆田人。他二十多岁即往建安师从朱熹，后徙家至崇安籍溪，遂废举业，专心讲学，并时时往朱熹处问学。陆游说方在朱门“称高弟”，⑤但由于方颇能独立思考，不像其他朱门弟子那样把朱熹的每一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比如他曾劝朱熹少著书，①且以朱熹教人读《四书集注》为不然。②朱熹则认为方治学不纯，曾在方去世后说他：“未去时亦安静明了，但可惜后来一向废学，身后但有诗数篇耳。”③也许正是由于方士繇较喜文学，朱熹才把协助编撰《韩文考异》的重任托付给他。《朱文公文集》卷四四中保存了他写给方的书信二十四通，其中有九通谈及《韩文考异》。据此我们不但可以明白方士繇助编《韩文考异》的过程，而且可以推测成书的时间。《与方伯谟》之十七云：“《韩考》烦早为并手写来，便付此人。尤幸。闻冰玉皆入伪党，为之奈何！”《与方伯谟》之十八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适有人自三衢来，云琐闼以论陈源故，补外。”束景南认为前书中“冰玉皆入伪党”指庆元二年（1196）刘德秀、何澹、胡紘等沦为伪党，后书中“琐闼以论陈源”是指是年汪义端论陈源而补外，故二书皆作于庆元二年，④可信。由此可知，《韩文考异》的编撰至迟在庆元二年就已开始了。
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两通书，《与方伯谟》之二三云：
昨辱惠书，为慰。但见元兴及小儿，皆说伯谟颇觉衰悴，何为如此？今想已强健矣。更宜节适自爱，但强其志，则气自随之。些小外邪，不能为害也。熹病躯粗遣，诸证亦时往外。但亦随事损益，终是多服补药不得。令子闻已归，《韩文外集考异》曾带得归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写了，更得此补足，须更送去评定。庄仲为点勘，已颇详细矣。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
《与方伯谟》之二四云：
比想侍奉佳庆。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韩考》后卷如何得早检示，幸甚。熹衰病百变，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证，若寒疝者，间或腹中气刺而痛，未知竟如何，姑复任之耳。陈来和束景南都将这两通书系于庆元三年，他们的理由都是据王谱所载，《韩文考异》成书于此年。①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三年当作毋需证明的前提，则二书的系年尚需重新考索。首先，书中说到的方士繇“颇觉衰悴”，朱熹也“得一奇证”。我们知道，朱熹在庆元三年没有得大病，到了次年则疾病不断。朱熹《答林井伯》之八云：“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几不能起……然明年便七十矣。”②此书作于庆元四年（1198），时朱熹年六十九岁。而方士繇也是从庆元四年秋天开始病重的，朱熹《答黄直卿》之六七云：“伯谟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间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③此书作于庆元五年（1199），方即卒于是年。所以从二书中所述朱、方二人的病情来看，把二书系于庆元四年或五年比较合理。
其次，第二十三书中说到“近又看到《楚辞》”云云。虽然朱熹注释《楚辞》的工作早从庆元二年（1196）就已开始了，但他全面地整理《楚辞》却是在庆元四年以后。《答郑子上》之十七云：“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辞》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①陈来、束景南俱系此书于庆元四年，可信。②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云：“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③此乃沈僴所录，时在庆元四年以后。所以《与方伯谟》之二三中所说的“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很可能是指庆元四年以后的事。
第三，《与方伯谟》之二四问及：“令子程试，必甚如意，闻将以望前一日揭榜，冀闻吉语也。”据《文献通考》卷三二所载《宋登科记总目》，庆元年间有两个大比之年，前者在庆元二年，后者在庆元五年。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庆元五年五月（方士繇即卒于是月），“赐礼部进士曾从龙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所以《与方伯谟》之二四很可能是作于庆元五年。如果上述推论能成立的话，那么《韩文考导》就不可能成于庆元三年，而是成于庆元五年。
此外，《朱子语类》中也有一些旁证。《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先生方修《韩文考异》，而学者至。因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如《辨鹖冠子》及说列子在庄子前、及《非国语》之类，辨得皆是。’黄达才言：‘柳文较古。’曰：‘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④这段话是黄义刚所录，下面又附有夔孙所录的大意相同的一段。据《朱子语类》卷首所附姓氏，可知黄义刚录在癸丑（1193）以后，朱熹“方修《韩文考异》”，也即尚未成书。此下有好几语录都是谈韩文的，其中“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一则乃郭友仁所录，⑤时在戊午（1198），这也与上面的推论相合。
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载：“先生考订韩文公《与大颠书》”，下面记录了尧卿、义刚、安卿诸弟子与朱熹讨论《与大颠书》的问答。①这则语录乃黄义刚所录，中间夹有两处异文，皆标“淳录”。按陈淳字安卿，录在庚戌（1190）和己未（1199）两年。因黄义刚录在癸丑（1197）以后，故此则语录必在己未年。文中的“安卿”则指陈淳，“尧卿”乃李唐咨。《语类》卷一一七陈淳录云：“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②据《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陈淳从朱熹问学共两次：“及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凡三月而熹卒。”今按朱熹卒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则陈淳第二次问学当在庆元五年冬。因此，尧卿（李唐咨）、安卿（陈淳）同在朱熹面前讨论韩愈《与大颠书》之事也必定发生于此时，即庆元五年之冬。朱熹考订韩愈《与大颠书》，就是修《韩文考异》工作的一个部分。《朱文公文集》卷七一有《考韩文公＜与大颠书＞》一文，共563字，与《韩文考异》卷九《与大颠书》题下自“今按”至“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无疑矣”一段只字不异。这就证明《韩文考异》的编撰直到庆元五年冬尚未结束，全书的定稿当然在此后，也即在朱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文考异》的编撰过程长达四年以上，直到庆元五年（1199）乃至六年才最后完成的，以往的学界认为《韩文考异》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考察一下《韩文考异》的编撰中朱、方二人分工的情况。
朱熹《与方伯谟》诸书中最早谈到《韩文考异》的第十五书其实就是一份编撰条例：
《韩文考异》大字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注其同异，如云：“某本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按云云。”断其取舍，从监本者已定，则云：“某本非是。”诸别本各异，则云：“皆非是。”未定，则各加“疑”字。别本者已定，则云：“当阙。”或云：“未详。”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断也。熹不及奉书，《考异》须如此作，方有条理，幸更详之。
可见最初步的工作即校勘文字之异同是委托方士繇作的，但朱熹事先已制定了条例。第十六书、第十七书中都催促方将《考异》写成送来，至第十八书则云：“《韩考》已领。今早遣去者，更烦详阅签示。”这是朱熹审阅了方的初稿后，又送回方处修改。所谓“签示”，应是朱熹本人的意见。第十九书中说：“《韩考》所订皆甚善，比亦别修得一例，稍分明。”今检《朱文公文集》卷七四中有《修韩文举正例》一则，云：
大书本文定本。上下文无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后放此。今按云云，当从某本。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后云某某本，后放此。字有多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无。”字有颠倒，即注云：“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并同。
我颇怀疑这就是所谓的“别修得一例”。因为从《韩文考异》的实际情况来看，全书并没有像《与方伯谟》之十五中所云，“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是以方崧卿《韩集举正》为校勘底本的。所谓《修韩文举正例》，似应解作“修订《韩集举正》之条例”。而且《韩文考异》的实际行文方式（包括引原文及校勘记）基本上与上述条例是一致的。《与方伯谟》之二十云：“《韩考》已从头整顿一过，今且附去十卷，更烦为看签出疑误处。附来换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审定所当从之正字后，却修过。以今定本为主，而注诸本之得失于下，则方本自在其间。亦不妨有所辨论，而体面正当，不见排抵显然之迹，但今未暇尔。缘其间有未定处，须更子细，为难也。”此书更清楚地显示了朱熹对《韩文考异》郑重其事的态度，他对方士繇的初稿“从头整顿一过”，且“签出疑误处”，再付方氏写定，而且对条例作了修改。至第二十二书，朱熹又提出“韩文欲并外集及《顺录》作《考异》”，并认为只有将《韩集举正》未收的《顺宗实录》等补入，才算是“员满此功德”。由此可见，方士繇参加了《韩文考异》的大部分编撰工作，功不可没。但是整部书的指导思想出于朱熹，全书体例是朱熹制定的，最后的定稿也是朱熹完成的。从上文所述的考订《与大颠书》等情况来看，书中重要问题的考辨审订也是朱熹亲自进行的。所以《韩文考异》在总体上应被视作朱熹的著作。
《韩文考异》最早是于何时刊行的？束景南说：“就在这一年（砺锋按：指庆元三年）《韩文考异》全部完成，先由他的弟子郑文振印刻于潮州，到庆元六年正月又由魏仲举二刻于建安。”①言之凿凿，然而与事实不符。首先，如上所述，《韩文考异》的完成不会早于庆元五年，所以绝不可能刊于庆元三年。今考《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之十五云：“《韩文考异》，袁子质、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刻版。恐其间颇有伪气，引惹生事，然当一面录付之。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若欲开版，须依此本别刊一本韩文方得，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陈来将此书系于庆元五年（1199），证据充足。②可见在庆元五年，朱熹对于袁、郑二人刊刻《韩文考异》的建议尚在犹豫不决，其主要的顾虑是“恐其间颇有伪气”，也即担心刻书会引来新的政治迫害。然而后来袁、郑二人还是将《韩文考异》带往潮州刊刻，但未敢署朱熹之名。《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四《答刘晦伯》云：“所喻南安韩文，久已得之，舛讹殊甚……昨为《考异》一书，专为此本发也。近日潮州取去，隐其名以镂板，异时自当见之。”但后来此书到底刻成没有，朱熹生前有没有看到刻成之书，因文献不足，现已无法断定。
其次，所谓“魏仲举二刻于建安”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魏仲举，名怀忠，曾于庆元六年刊行《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①据清人朱彝尊《跋五百家昌黎集注》云：“《昌黎集训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庆元六年春，建安魏仲举刻于家塾……是书向藏长洲文伯仁家，归吾乡李太仆君实，盖宋椠之最精者。惜中间阙三卷，后人补钞。”②这部魏本韩集至清乾隆时收藏于内府，《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前载《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看韩文纲目》一卷、《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后有《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许渤《序》、《昌黎文集后序》五篇。”同时入藏内府的还有另一部魏本韩集，《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为：“《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宋魏仲举集注，前载《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韩文类谱》七卷。”并指出：“《正集》目录后有木记曰：‘庆元六禩孟春建安魏仲举刻梓于家塾。”由此可见，魏仲举在庆元六年曾刊刻韩集是可信的，但此部韩集中根本不包括《韩文考异》。
可是后人却将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混为一谈了。清末丁丙善本书室中收藏了一部魏本韩集，著录为“《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昌黎先生序记碑铭》一卷、《韩文类谱》十卷。”①并将此书定为宋庆元刊本。与此同时，丁丙还收藏有一部《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十卷，他因为两部书都钤有祁氏澹生堂、朱彝尊和惠栋的藏书印，就遽然断定两书必是同时所刻，所以在《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中著录《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说：“此魏仲举与《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同时刊本。”可是丁丙的这个判断根据是不足的，因为他所收藏的魏本韩集与《韩文考异》分明是两部互相独立的书，虽然它们曾经同一批藏书家之手，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乃同时所刻。据商务印书馆1912年的影印本来看，这两部书首先是在惠栋手中合在一起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中有三册是补钞的，每册首叶都钤有“惠栋之印”、“定宇”二印。而《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的首二卷也是补钞的，字迹与前书所补系出一手，而且首叶也钤有同样的二印。这说明当时惠栋曾以同样的方式钞补二书，可能即视它们为同一书的两个部分。丁丙收得二书后，也把它们装于一函。二书卷末都有光绪二十二年王棻的跋，后跋中云：“松生先生以此书与《五百家注》共装一匣，间以示余。”又云：“其书当与《五百家注》同时所刊。”丁丙著录这本《韩文考异》为魏仲举刊本，当即承王棻之误。其实连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是否宋庆元刊本，都很可疑。因为《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有两本魏本韩集，其一有“庆元六禩”云云的木记，另一本有明代文氏“玉兰堂”的藏书印，而丁丙的藏本既无此木记，也不见此印，所以根本没有根据说它就是朱彝尊和《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本。而且丁丙藏本卷首的《诸儒名氏》中有“新安朱氏，名熹，字元晦，议论见《韩文考异》、《晦庵文集》。”可是细检注文，却不见朱熹之语。即使如《外集》卷二《召大颠和尚书》，注文也仅引及韩醇等人，一字未及《韩文考异》对此文的详细考订。可证此书根本没有包括《韩文考异》，《诸儒名氏》所云，或为后代翻刻时增入。而且从影印本来看，丁丙所藏的魏本韩集和《韩文考异》的版式、行格完全不同，揆诸情理，也不可能是出于一人之手的“同时刊本”。①自从1912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将丁丙所藏的上述二书影印合并为一书以后，它们就流传较广了。②商务印书馆的卷末有孙毓修跋云：“此宋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据《曝书亭集》及《天禄琳琅志》，则宋庆元六年建安魏仲安刊本也。……《考异》犹是朱子原本，未为王伯大所乱，更是罕见秘籍。”于是《韩文考异》曾由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的说法就广为人知了。究其原委，这实在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本《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涵芬楼影印的底本，是庆元六年以后的翻刻本，而《考异》则更是后来翻刻时补配在一起的。”甚确。其实以情理揆之，魏仲举在庆元六年刊行《韩文考异》且题作《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党禁正严，就在前一年的十二月，韩侂胄的党羽还气势汹汹地上疏要求对“伪党”继续进行打击：“其长恶弗悛者，必重置典宪，投之荒远。”③当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去世后，还有人上疏要求对朱门弟子的会葬严加防范，以致于“门生故旧不敢送葬”。④魏仲举何人也，竟能在如此严酷阴森的政治气候下公然刊刻《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
从现存材料来看，《韩文考异》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现简述如下：
第一个系统是王伯大刊本，刊刻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元刊本《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卷首有王伯大的序言，即署为宝庆三年。关于王本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言之甚详：“伯大以朱子《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不便寻览，乃重为编次。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于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醇《解》、祝充《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于篇末，仍不便检阅，亦取而散诸句下。盖王伯大改朱子之本，实一误且再误也。”①王本虽然改变了朱熹原本的形式而且多误，但它便于阅读，所以历代翻刻不绝，流传极广。
第二个系统是张洽刊本，初刊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与王本不同，张洽本是完全遵照朱熹的原本刊刻的，虽然张洽在跋中自称“间有愚见一二，亦各系卷末。”但通检全书，其实只有三则，分别附于卷一、卷四、卷七之末。张洽本在后代流传不广，明正统间曾有翻刻，但传本也甚罕见。清康熙年间，编修《朱子全书》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曾翻刻此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有著录，题作《原本韩文考异》。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山西祁县图书馆所藏张洽本影印出版，此本曾经毛晋、季振宜等著名藏书家之手，除卷七末四页系钞配外，居然宋刻全帙，弥足珍贵。本书征引《韩文考异》，皆依此本。
王伯大本和张洽本都初刻于宋理宗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身败名裂后，党禁即渐告解弛。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曰“文”。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被立于国学。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追赠太师，封信国公。《韩文考异》在此时刊行问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