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自幼喜爱《楚辞》，但与《诗集传》的编写不同，他关于《楚辞》的著作却是到晚年才动笔的。关于《楚辞集注》的成书年代，南宋的赵希弁说：“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①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条也认为此书是朱熹因赵汝愚被谪并暴卒一事而作。今按朱熹“作牧于楚”事在绍熙五年（1194），②而赵汝愚贬永州事在庆元元年（1195），赵暴卒于衡阳道中事在庆元二年（1196），故赵希弁、周密所言意即《楚辞集注》作于庆元二年以后。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则将《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楚辞辨证》一起系于庆元五年（1199）。今考《楚辞集注》一书未题编写年月，唯朱熹门人杨楫尝跋此书曰：“庆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③此跋中“乙卯”是指庆元元年（1195），杨楫于此年初来考亭。而杨楫得见朱熹出示“所释《楚辞》一篇”则是在其后，也即赵汝愚“谪死于永”的丙辰（庆元二年）或更后。赵汝愚其人虽然并非朱熹心目中的大贤，但他与朱熹一起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且同被目为“伪党”。赵以宋宗室的身份被贬谪到湖南的永州，情形类似于屈原之流放沅湘。庆元元年冬，朱熹仿屈原《橘颂》作《梅花赋》，赋末乱辞云：“王孙兮归来，无使哀江南兮。”①即针对赵汝愚被贬一事而言。而当赵汝愚因遭韩侂胄的爪牙窘辱而暴卒后，太学生敖陶孙即哭之曰：“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②所以朱熹在庆元年间动手注释《楚辞》，确有深意存焉。他在《楚辞集注》的序中说：“（旧注）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櫽括，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后者之不闻也。呜呼悕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这种抑塞历落、慨乎言之的语气，确实与他当时的悲愤心情相吻合。
  杨楫在庆元二年看到的“所释《楚辞》一篇”，当是《楚辞集注》的一部分。其后，朱熹注释《楚辞》的工作陆续进行。庆元三年（1197），朱熹写信给方士繇说：“近又看《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③庆元四年（1198），他又写信给郑子上说：“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辞》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但恐犯忌，不敢形纸墨耳。”④此期内朱熹还常与门人谈论《楚辞》，例如谈到《天问》中“启棘宾商”一句说：“某以为‘棘’字是‘梦’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⑤又说：“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①今考前一则为林夔孙所记，乃庆元三年（1197）后所闻，而今本《楚辞集注》卷三中对该句也注曰：“窃疑‘棘’当作‘梦’，‘商’当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误也。”与林生所录者非常接近。后一则为沈僴所记，乃庆元四年（1198）后所闻，语意也与《楚辞集注》序意相合。由此可见朱熹在庆元三、四年间一直在从事《楚辞集注》的撰写。到了庆元五年（1199）三月，朱熹在《楚辞辨证》的题记中说：“余既集王、洪《骚》注，顾其训故文义之外，犹有不可不知者，然虑文字之太繁，览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别记于后，以备参考。”揆其语意，此时《楚辞集注》已经完成。综上所述，《楚辞集注》成书当在庆元四年或庆元五年初。
  在完成《楚辞集注》与《楚辞辨证》以后，朱熹整理《楚辞》的工作仍在继续：第一，他动手编写《楚辞后语》，对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录的作品进行增删，此书在他生前未及完稿，朱熹之子朱在跋此书说：“先君晚岁草定此编，盖本诸晁氏《续》、《变》二书，其去取之义精矣。然未尝以示人也。每章之首，皆略叙其述作之由，而因以著其是非得失之迹。独《思玄》、《悲愤》及《复志赋》以下，至于《幽怀》，则仅存其目，而未及有所论述。”直到嘉定五年（1212），也即朱熹去世十二年后，才由朱在将此书遗稿整理誊写，并于嘉定十年（1217）与《楚辞集注》一并刊行。第二，朱熹又动手编撰《楚辞音考》。庆元五年（1199），朱熹写信给巩仲至说：“《楚辞》板既漫灭，虽修得亦不济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使其可以就加雠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净本见示。当为参订、改定、商量。若别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补音》一卷，亦甚有功，异时当并以奉寄也。”②庆元六年（1200），也即朱熹去世的那年，他又写信给巩仲至说：“《楚辞》修未？旋了旋寄数板，节次发来为幸。古田《补音》，此间无人写得，今寄一书与苏君，幸能托县官，差人赍去乡下寻之，就其传录尤便。亦闻渠写本颇经删节，已嘱令为全录去矣。然此尝编得《音考》一卷，‘音’谓集古今正音、协韵，通而为一。‘考’谓考诸本同异，并附其间。只欲别为一卷，附之书后，不必搀入正文之下，碍人眼目，妨人吟讽。但亦未甚详密，正文有异同，但择一稳者为定可也。”①此书作于庆元六年春，是年三月九日朱熹逝世，可见《楚辞音考》一书在他生前未及完成。
  前文提到的朱熹易箦之前尚“修《楚辞》一段”，现已无法断定是指《楚辞后语》还是《楚辞音考》，但可以肯定他临终之前仍在从事关于《楚辞》的著作。
  对于朱熹在垂暮之际孜孜不倦地从事《楚辞》研究一事，他的一些门人颇为不解。杨楫在《楚辞集注》的跋中说：“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而请焉。”②的确，如果纯从理学的角度来看，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宗师何必要耗费心力在《楚辞》上呢？然而事实上朱熹对文学的态度是与二程等人相去甚远的，他在晚年动手注释《楚辞》，固然有如上所述的受赵汝愚贬死一事的激发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一向喜好《楚辞》，他对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有强烈的共鸣，他对《楚辞》的精彩绝艳也极为倾倒。朱熹注释《楚辞》始于庆元二年（1196），但他对《楚辞》的研究早就开始了。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书楚辞协韵后》中说：“始予得黄叔垕父所定《楚辞协韵》而爱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为刻板，置公帑。未几予来代景仁，……于是即其板本，复刊正之，使览者无疑也。”①又作《再跋楚辞协韵》说：“《楚辞协韵》九章，所谓‘将寓未详’者，当时黄君盖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读之，故于此不得其说而阙焉。近见閤皁道士甘梦叔说，‘寓’乃‘当’字之误，因亟考之，则黄长睿、洪庆善本果皆作‘当’。……以文义音韵言之，二家之本为是。”②同年他还写信给吴斗南说：“《楚辞协韵》一本纳上，其间尚多谬误，幸略为订之。复以见喻，尚可修改也。”③可见朱熹早就对《楚辞》研究十分留意，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一气呵成《楚辞集注》等一系列著作，正是长期研究、厚积薄发的结果。
  《楚辞集注》在朱熹生前未及刊行，现存最早的本子刊于嘉定六年（1213），《楚辞辨证》附录于后。《楚辞后语》六卷则于嘉定十年（1217）由朱在刊刻单行本，今已失传。端平二年（1235），朱鉴始把《楚辞集注》、《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合刻成一书，并把《楚辞集注》和《楚辞后语》中重复的三篇删去，成为《楚辞集注》的定本。这个本子一直流传至今，曾经山东聊城海源阁收藏，现藏于北京图书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此本影印出版，成为今日的通行本。由于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宋刊本均已不存，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更是已经失传，所以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已成为今日尚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楚辞》刻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朱熹地下有知，对此当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