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在少年时兴趣非常广泛，他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自此逐时去了。”③从后面半段话来看，似乎他后来就一心一意于圣贤之学了，但事实上朱熹终身都不曾像二程那样“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④他与文学是结下了不解之缘的。直到晚年，他对文艺仍不能忘怀，他在晚年所写的大量题跋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关于图画的《跋汤叔雅墨梅》作于六十九岁，①《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图》作于七十岁，②关于书法的《跋张安国帖》、《跋山谷宜州帖》均作于七十岁。③他的弟子则这样描写朱熹：“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记，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楚骚》、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④读了这段话之后，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正是一位富有文学情趣的学者形象吗？
  朱熹少时擅长诗赋，性喜吟哦。《朱子年谱》卷一载：“先生婺源乡丈人俞仲猷，尝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颖，相与嗟赏。颖有诗云：‘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时董琦尝侍先生于乡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诵，先生独歌《离骚经》一章，吐音洪畅，坐客悚然。”乾道六年（1170），胡铨向朝廷推荐朱熹，即称之为“诗人”，⑤同时被荐的还有著名诗人王庭珪，可见朱熹在当时颇有诗名。朱熹喜欢与文学家交游，在他的友人中，陆游、尤袤、辛弃疾、杨万里、周必大、陈亮、王十朋、韩元吉、楼钥、赵蕃等都以文学著称。即使在与理学家的交往中，朱熹也不废吟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讲道心如渴，哦诗思涌雷。”⑥他不像二程那样排斥诗文。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卧病山间，有在朝中任职的亲友以书相招，朱熹以两诗代书：“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瓮牖前头列画屏，晚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此诗传到胡五峰那里，胡说：“吾未识此人，然观此诗，知其庶几能有进矣。”①乾道三年（1167），朱熹携门人林用中往潭州访问张栻，三人同登南岳衡山，一路唱酬，成诗一卷，即今存之《南岳倡酬集》。②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往崇安访问朱熹，朱送吕归浙江，途经上饶鹅湖，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会，双方议学不合，朱熹作《鹅湖寺和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这些诗作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在宋代理学家的诗中，无疑是最具有审美价值的。至于朱熹的《武夷棹歌》等写景抒怀之诗，清新可诵，就更能说明他的诗歌造诣了。
  朱熹是位教育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授徒讲学。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教育弟子时除了讲解儒家经典、探讨性理之学以外，也相当重视文学。朱熹曾在书信中谈到对儿子的教育：“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拣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③同样，他也常要求学生努力学文，掌握一定的文章技巧，他说：“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④又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①他还对当时文风卑弱深表忧虑：“前辈文字规模宏阔，议论雄伟，不为脂韦妩媚之态。其风气习俗盖如此。故宣和之后，建绍继起，危乱虽极而士气不衰。……近岁以来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②当朱熹为学生讲授儒家经典时，也常提醒他们注意文学的因素，他说：“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如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③又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④正因为朱熹比较重视文学，所以他在谈到宋人关于儒家经典的诠释著作时，有时竟认为古文家的诠释比理学家的更为高明，例如他赞扬苏轼说：“东坡解经，莫教说着处直是好，盖是他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⑤又说：“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⑥他又赞扬苏辙和欧阳修：“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⑦相反，对于他素来尊崇的张载、杨时等理学家，朱熹却颇有微词：“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⑧“龟山说《关睢》处意亦好，然终是说死了，如此便诗眼不活。”⑨显然当朱熹作出上述评判时，除了义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便是文学理解力的高低。
  当然，朱熹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是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和注释。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朱熹从事此类文学活动是孜孜不倦，死而后已的。除了传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三部重要著作外，朱熹至少还进行了下列工作：
  朱熹曾经编选韩愈、欧阳修、曾巩三家的文选。据王柏《跋昌黎文粹》云：“右韩文三十四篇，得于考亭门人，谓朱子所选，以惠后学。观其体致气韵，议论规模，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也。”①又王柏《跋欧曾文粹》云：“右欧阳文忠公、南丰曾舍人文粹，合上下两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于考亭门人，谓朱子之所选。观其择之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②
  朱熹曾校过陈与义诗集，这是他在门人巩仲至协助下进行的。他在《答巩仲至书》中说：“简斋诗已领，但得闽本就校，即刊修。复校尤易为力，旦夕稍暇，或取此间所有者涂改寄呈也。”③又一书云：“陈诗误字，今用别纸录去，须逐字分付修了，看过就此句消了，方再付一字，乃可无误。”④可见他对陈诗校得十分仔细。
  朱熹还曾想编选一部通代的诗选，他说：“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三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⑤他又想作《杜诗考异》，他说：“杜诗最多误字，蔡兴宗《正异》固好而未尽。某尝欲广之，作《杜诗考异》，竟未暇也。如‘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树’字无意思，当作‘去’字无疑。……”⑥他对于文学方面的著述是多么热心！
  庆元六年（1200）二月，重病在身的朱熹写了一首绝句：“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①他此时从事的“残编”，既有儒家经典《大学》，又有文学总集《楚辞》。据朱熹门人蔡沈说，直到三月初六，也就是朱熹去世的前三天，朱熹还“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②朱熹对于文学著述确是做到了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