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一位好学深思的思想家，又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他自小就发愤苦读，且深入思考。他晚年回忆说：“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①又说：“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谓‘弈秋’，只是争这些子。一个进前要做，一个不把当事。某年八九岁时，读《孟子》到此，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者当如此做工夫……自后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②即使当他考中进士入仕以后，也没有松懈，他回忆说：“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③朱熹的弟子也说他：“每得未见书，必穷日夜读之。”④直到晚年，病危之际，他“犹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⑤由于他一生中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思索、探究，所以著作等身，创立了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在朱熹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首先，朱熹读书精审。他对弟子说：“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⑥他反对那种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睢》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①他回忆自己治《诗经》的过程说：“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便敢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②毫无疑问，这种读书方式能使他沉研有得，从而发现别人所忽略过去的许多东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读书，不仅仅注意考究义理，他对文章脉络、诗歌兴寄等属于文学范畴的因素也十分重视，他说：“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③他介绍自己读《孟子》的经验说：“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④至于《诗经》，更“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是草草看过，一部《诗》只两三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记不得，全不济事。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⑤
  其次，朱熹好读书而不尽信书，善于独立思考。他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则终不复有进也。”①在熟读精思的基础上，朱熹主张对所读之书穷究底蕴，辨其真伪是非，而不应盲从。他说：“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②“看文字须如法家深刻，方穷究得尽。某直是下得工夫。”③在这方面，朱熹似乎不像孔子那样“信而好古”，④他颇有疑古精神，即使对儒家经典也不例外。对于《春秋》，朱熹说：“《春秋》，某煞有不可晓处。不知是圣人真个说底话否？”⑤对于《礼记》，朱熹认为其中所载的“玄鸟卵，大人迹”之类都是“岂有此理，尽是鄙俗相传，傅会之谈。”⑥所以“《礼记》不可深信。”⑦对于《孝经》，朱熹认为“《孝经》是后人缀辑。”⑧对于《左传》，朱熹认为“《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与之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⑨最为振聋发聩的是朱熹对《尚书》的怀疑。自从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以后，八百多年来一直被尊为经典。与朱熹同时的吴棫始对之产生怀疑，但他的《书稗传》已佚，后人不得详其说。朱熹疑《尚书》曾受到吴棫的启发，但他的所疑都是出于深思熟虑之所得，而且所疑的不止于《古文尚书》。他说：“《禹贡》所载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扬，而见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见闻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当几何？”⑩他又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如《金滕》亦有非人情者，《盘庚》更没道理。《吕刑》一篇，如何穆王说得散漫，直从苗民蚩尤为始作乱说起？”①至于后儒对经典的注疏，朱熹更是绝不迷信。汉儒解经的主要精神即体现在《春秋》的“微言大义”、《诗经》的“美刺”之说等方面，朱熹对之极为怀疑。即使是对他伏膺的前辈学者的学说，朱熹也并不一概信从。例如程颐对《诗经》的解释，朱熹就很不以为然，他一再说：“伊川诗说多未是。”②“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③又如胡安国的《春秋传》，朱熹也是疑信参半：“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是如此说否？”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于古书之真伪是非的辨析，往往是以他的文学功底作为基础的。诚如钱穆所言：“朱子辨伪工夫，多从文字方面着眼，以辨别文学之眼光来辨别书本之年代。”⑤例如伪《古文尚书》的序，历来认为是西汉孔安国所作，朱熹却从其文章风格判断其伪：“《尚书序》不似孔安国作，其文软弱，不似西汉人文，西汉文粗豪。也不似东汉人文，东汉人文有骨肋。亦不似东晋人文，东晋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读来却宛顺，是做《孔丛子》一手做。”⑥根据后代学者的考证，伪《古文尚书》序是魏代王肃伪造，⑦而《孔丛子》一书一般也被后人认为是出于王肃之手。朱熹仅从文章风格进行辨析，竟与后代学者的考证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不得不令人叹服他对历代文风把握之准确。
  由此可见，朱熹的治学方法、思想方法与二程等理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二程等人沉研性理之学，对于文学是不屑一顾的。朱熹尽管也以性理之学为人生最要紧之事，还不时说些排斥文学的话，例如“自有一等人乐于作诗，不知移以讲学，多少有益！”①“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著学问，反两失也。”②但事实上，他的治学、思考过程中就包含着相当重的文学成分。即使是那些并不属于文学范畴的学术成就，例如对《诗经》之外的儒家经典的研究，也有相当一部分成绩是通过文学的思考而获得的。对于文学意味的体会，对于文学风格的辨析，正是朱熹在学术上藉以超越二程等人的因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要想对朱熹的学术、思想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就不能离开对他的文学思想进行研究。换句话说，如果不注意到朱熹也是一位文学家，那么作为思想家的朱熹的形象也将在某些部位显得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