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在泉州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任上近五年时间，始终强调做官要公。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初次为官，他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国家收缴赋税，二是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
一、推行“经界法”
当时，同安县土地兼并和赋税不均现象十分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朱熹到任不久就发现了症结所在，他希望按照孟子“仁政必自经界始”的主张，在同安推行“经界法”，实施“正经界”。所谓“正经界”，就是根据重新划定的土地疆界，以土地的实际面积收取田税，目的是抑制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而平均赋税，减轻农民负担。朱熹为此还做了不少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
“经界法”实际上并不是朱熹的首创，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就上书朝廷直陈“经界不正”的利害，建议实行“经界法”，后经朝廷下诏委托李椿年在全国大力推行“经界法”。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界法”从开始施行就遭到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施行了十几年的“经界法”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对逃税漏税、赋税不均等严重现象有所扭转。
虽然光宗同意朱熹先在漳州实行“经界法”，但是朱熹在推行时同样遭到了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他期待漳州、汀州、泉州恢复经界的希望最终落空。作为一名小小的同安县主簿，朱熹实在是无可奈何。
二、减税利民
“以民为本，抚恤百姓”一直是朱熹经济思想的核心。“正经界”希望落空后，朱熹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上书请求减免赋税上。他在县主簿任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一系列减税政策彰显了朱熹鲜明的均税恤民思想。
当时南宋官税钱较北宋又新增了三种，其一就是经总制钱。由于经总制钱征收项目更多、税率更高，百姓不论荒年丰年都要缴一定数额的税，如果不缴，地方官吏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百姓赋税沉重、苦不堪言。因此，朱熹屡次上书指出朝廷经总制钱的弊端，分析了赋税不断加重的趋势，主张“正君心”、“正经界”、均赋税，要求革除弊政，实行仁政，恤民减税。
朱熹对主簿这一职务很热心，每到税收时就先贴出文告，要求限期缴纳税金，否则就要严厉处罚。朱熹还经常一一核对赋税出入的账目，防止下面的官员贪污、“做手脚”。后来朱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①
刚刚做官的朱熹在主簿任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用他后来写的诗句形容就是“苟利于民，虽劳无惮”“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②
三、明德崇教
春风化雨润万物，一枝一叶总关情。主簿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县里的教育事务。朱熹对自己的工作很尽责，尤其热心的是教育。在整顿赋税无果的情况下，朱熹继而致力于整顿县学，振兴儒学教育。他认为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世道人心，有补于世。当时同安县学在秦桧严禁程学的社会环境下凋零衰微，校舍破败，藏书寥寥，读书人也无书可读，且功利、庸俗、浅陋，朱熹决心重整学风，兴贤育秀。因此，他发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事》等文告，确立了县学宗旨大纲，厘清制度，统一思想。朱熹还挑选县里的优秀青年进县学，遍访、诚邀当地德才兼备的柯翰、徐应中和王宾等人担任县学教师。
同安县学的官书在南渡时散落殆尽，朱熹就精心整理北宋英宗南渡时留下的一柜残损书，并在民间广泛搜集，建立了图书馆“经史阁”，解决了县学师生图书缺乏的问题。
朱熹还修缮了县学校舍，建立“教思堂”，并按照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重建县学“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以讲论问答的方式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引导学子走上“正心诚意”之路。这样，一个偏僻破败的县学在朱熹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生机。朱熹还曾到金门“以礼导学”，开启了金门文风大门，创办了厦门地区最早的书院——燕南书院，从此金门文风大盛。
孔子曾说：“人无礼，无以立。”然而南渡以来，礼学废弃，无人问津。朱熹在同安大力推行礼学教育，以重整穷乡僻壤的士风、民风。他认为礼是“正风俗”“防祸乱”的根本，因此还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资料，亲自画了一套仪器和衣服式样，在祭孔时使用。朱熹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婚礼旧俗，严格婚姻之礼，禁止抢婚、私奔等有违礼仪的行为，纠正了当时因“贫不能聘”而引发的一些婚姻陋习。
朱熹曾到同安的建安书院讲学，在为书院撰写的《艮泉铭》中说到“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他希望做官要像水一样清廉，民风要像水一样淳朴，让这水滋润一方，造福百姓。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熹在初登仕途的同安勤政爱民、兢兢业业，深受黎民百姓的拥戴。当朱熹要离开同安的时候，百姓一直送他到小盈岭，纷纷扳住朱熹的车辕，用脚抵住路旁的巨石不忍让他离开，朱熹在一块巨石上题字“扳辕石”，以感谢同安百姓的厚意。据《泉州府志》记载，朱熹“革弊兴利，缓急有序。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弊。利于民者，虽劳不惮；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后来同安百姓还在县学的学宫建立了朱熹祠堂，以表怀念。
几年同安主簿生活，对朱熹来说，有失败，有成功，更多的是对南宋社会弊端日益严重的察省与忧虑，他已经厌倦了官场，觉得是时候归隐山林、潜心学问了，于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就以“奉亲讲学”为由向朝廷申请回到崇安。在宋代，地方官员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三年，而朱熹任职已过四年，接任的人仍然没到，所以朱熹回到崇安故里也是名正言顺的。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冬，朱熹又以养亲为由向朝廷要求调职，得了一个“监潭州（今长沙）南岳庙”的头衔。按照当时官制，“奉祠”是可以不用去潭州赴任的。因此，朱熹在此后一段时间深居穷山，埋头研读儒家经典。次年八月，因为宰相陈康伯的推荐，朝廷召朱熹赴临安，朱熹闻讯后上奏称“素有心气之疾”，请求推迟入朝。
四、受学李侗
学海无涯，开卷有益。朱熹一生酷爱读书、藏书、写书，即使初登仕途，仍不忘读书学习。他认为自己虽然考取了进士，但以前学习是“贪多嚼不烂”，因此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义理”及融会贯通上，有时为了一段文字的“义理”常常苦思冥想、废寝忘食，直到理会透彻为止。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为表拜师诚意，在同安县任职期满后，专程从五夫里步行三百多里前往延平拜李侗为师，讨教理学的真谛。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朱熹终于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找到了人生引路的明灯。
李侗（？—1163年），为学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以“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座右铭。李侗学术源于程颐，下启朱熹，年轻时拜杨时和罗从彦为师，而朱熹又求教于李侗，得到了李侗的正传，因此，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系谱中的重要人物。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谨遵李侗先师的“二程”理学之道，经自身践行努力，达到思想与理论的巅峰，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初见李侗时还留恋于佛学，到后来潜心读书，专心儒学，终于悟道明理，成为一代理学宗师。
一、推行“经界法”
当时，同安县土地兼并和赋税不均现象十分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朱熹到任不久就发现了症结所在，他希望按照孟子“仁政必自经界始”的主张，在同安推行“经界法”，实施“正经界”。所谓“正经界”，就是根据重新划定的土地疆界，以土地的实际面积收取田税，目的是抑制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而平均赋税，减轻农民负担。朱熹为此还做了不少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
“经界法”实际上并不是朱熹的首创，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就上书朝廷直陈“经界不正”的利害，建议实行“经界法”，后经朝廷下诏委托李椿年在全国大力推行“经界法”。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界法”从开始施行就遭到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施行了十几年的“经界法”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对逃税漏税、赋税不均等严重现象有所扭转。
虽然光宗同意朱熹先在漳州实行“经界法”，但是朱熹在推行时同样遭到了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他期待漳州、汀州、泉州恢复经界的希望最终落空。作为一名小小的同安县主簿，朱熹实在是无可奈何。
二、减税利民
“以民为本，抚恤百姓”一直是朱熹经济思想的核心。“正经界”希望落空后，朱熹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上书请求减免赋税上。他在县主簿任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一系列减税政策彰显了朱熹鲜明的均税恤民思想。
当时南宋官税钱较北宋又新增了三种，其一就是经总制钱。由于经总制钱征收项目更多、税率更高，百姓不论荒年丰年都要缴一定数额的税，如果不缴，地方官吏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百姓赋税沉重、苦不堪言。因此，朱熹屡次上书指出朝廷经总制钱的弊端，分析了赋税不断加重的趋势，主张“正君心”、“正经界”、均赋税，要求革除弊政，实行仁政，恤民减税。
朱熹对主簿这一职务很热心，每到税收时就先贴出文告，要求限期缴纳税金，否则就要严厉处罚。朱熹还经常一一核对赋税出入的账目，防止下面的官员贪污、“做手脚”。后来朱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①
刚刚做官的朱熹在主簿任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用他后来写的诗句形容就是“苟利于民，虽劳无惮”“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②
三、明德崇教
春风化雨润万物，一枝一叶总关情。主簿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县里的教育事务。朱熹对自己的工作很尽责，尤其热心的是教育。在整顿赋税无果的情况下，朱熹继而致力于整顿县学，振兴儒学教育。他认为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世道人心，有补于世。当时同安县学在秦桧严禁程学的社会环境下凋零衰微，校舍破败，藏书寥寥，读书人也无书可读，且功利、庸俗、浅陋，朱熹决心重整学风，兴贤育秀。因此，他发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事》等文告，确立了县学宗旨大纲，厘清制度，统一思想。朱熹还挑选县里的优秀青年进县学，遍访、诚邀当地德才兼备的柯翰、徐应中和王宾等人担任县学教师。
同安县学的官书在南渡时散落殆尽，朱熹就精心整理北宋英宗南渡时留下的一柜残损书，并在民间广泛搜集，建立了图书馆“经史阁”，解决了县学师生图书缺乏的问题。
朱熹还修缮了县学校舍，建立“教思堂”，并按照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重建县学“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以讲论问答的方式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引导学子走上“正心诚意”之路。这样，一个偏僻破败的县学在朱熹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生机。朱熹还曾到金门“以礼导学”，开启了金门文风大门，创办了厦门地区最早的书院——燕南书院，从此金门文风大盛。
孔子曾说：“人无礼，无以立。”然而南渡以来，礼学废弃，无人问津。朱熹在同安大力推行礼学教育，以重整穷乡僻壤的士风、民风。他认为礼是“正风俗”“防祸乱”的根本，因此还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资料，亲自画了一套仪器和衣服式样，在祭孔时使用。朱熹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婚礼旧俗，严格婚姻之礼，禁止抢婚、私奔等有违礼仪的行为，纠正了当时因“贫不能聘”而引发的一些婚姻陋习。
朱熹曾到同安的建安书院讲学，在为书院撰写的《艮泉铭》中说到“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他希望做官要像水一样清廉，民风要像水一样淳朴，让这水滋润一方，造福百姓。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熹在初登仕途的同安勤政爱民、兢兢业业，深受黎民百姓的拥戴。当朱熹要离开同安的时候，百姓一直送他到小盈岭，纷纷扳住朱熹的车辕，用脚抵住路旁的巨石不忍让他离开，朱熹在一块巨石上题字“扳辕石”，以感谢同安百姓的厚意。据《泉州府志》记载，朱熹“革弊兴利，缓急有序。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弊。利于民者，虽劳不惮；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后来同安百姓还在县学的学宫建立了朱熹祠堂，以表怀念。
几年同安主簿生活，对朱熹来说，有失败，有成功，更多的是对南宋社会弊端日益严重的察省与忧虑，他已经厌倦了官场，觉得是时候归隐山林、潜心学问了，于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就以“奉亲讲学”为由向朝廷申请回到崇安。在宋代，地方官员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三年，而朱熹任职已过四年，接任的人仍然没到，所以朱熹回到崇安故里也是名正言顺的。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冬，朱熹又以养亲为由向朝廷要求调职，得了一个“监潭州（今长沙）南岳庙”的头衔。按照当时官制，“奉祠”是可以不用去潭州赴任的。因此，朱熹在此后一段时间深居穷山，埋头研读儒家经典。次年八月，因为宰相陈康伯的推荐，朝廷召朱熹赴临安，朱熹闻讯后上奏称“素有心气之疾”，请求推迟入朝。
四、受学李侗
学海无涯，开卷有益。朱熹一生酷爱读书、藏书、写书，即使初登仕途，仍不忘读书学习。他认为自己虽然考取了进士，但以前学习是“贪多嚼不烂”，因此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义理”及融会贯通上，有时为了一段文字的“义理”常常苦思冥想、废寝忘食，直到理会透彻为止。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为表拜师诚意，在同安县任职期满后，专程从五夫里步行三百多里前往延平拜李侗为师，讨教理学的真谛。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朱熹终于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找到了人生引路的明灯。
李侗（？—1163年），为学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以“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座右铭。李侗学术源于程颐，下启朱熹，年轻时拜杨时和罗从彦为师，而朱熹又求教于李侗，得到了李侗的正传，因此，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系谱中的重要人物。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谨遵李侗先师的“二程”理学之道，经自身践行努力，达到思想与理论的巅峰，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初见李侗时还留恋于佛学，到后来潜心读书，专心儒学，终于悟道明理，成为一代理学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