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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逆旅，漫漫而修远。纵观朱熹一生，其生平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是朱熹的青少年时代，是朱熹刻苦学习、参加科举和初涉政坛的阶段；第二个时期，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到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是朱熹中年时代，是朱熹多次参政和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的阶段；第三个时期，从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宁宗即位到庆元六年（1200年），是朱熹的晚年时代，是朱熹做宁宗侍讲、理学遭禁、含冤离世的阶段。
第一节 转益多师
朱松一生胸怀大志却壮志难酬，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一年朱熹年仅14岁。朱松去世前，将朱熹母子托付给了“一父三师”。“一父”指当时居住在福建崇安县五夫里的义父刘子羽，“三师”指日后朱熹的三位老师——胡宪、刘子翚和刘勉之，其中刘勉之后来不仅做了朱熹的老师，而且还成了朱熹的岳父。朱松给他们写信，把朱熹托付给他们共同教育。
朱熹4岁时奶奶去世，不久两个哥哥夭折，14岁时父亲又病逝，亲人的相继离世让朱熹过早地体会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死亡的阴影，也使朱熹更加早熟，对亲情格外看重。
五夫里刘氏一族正心修身、爱国为民的家风一直传承有序。刘氏家训曰：“何谓善，居家孝敬，处事仁恕，凡所以修身者，皆是也。何谓恶，恃己势以自强，克人财以自富。”可见刘氏一门为国为民，崇礼文，敬孝道，淳厚家风，经久不衰。
一、三忠一文
“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八闽上郡先贤地，千古忠良宰相家。”这是后来朱熹为感恩五夫里刘氏家族而写的两副对联。据崇安五夫里《刘氏宗谱》记载，五夫里刘氏家族一般认为自中唐文宗时入闽，始祖刘翔官至金吾上将军，传到宋七世孙刘韐，他以身殉国，以死明志，后赐谥号“忠显”；长子刘子羽一生抗击金兵，保家卫国，后赐谥号“忠定”；季子刘子翚为南宋兴贤育秀，培养了刘珙、朱熹等名臣大儒，后赐谥号“文靖”；孙刘珙为爱国忠臣，官至宰辅，后赐谥号“忠肃”。五夫里刘氏一家三代皆为忠义之士，“三忠一文”的谥号也为史上少有。五夫里刘氏有慧眼识岳飞的刘韐，有履行诺言抚育朱熹的刘子羽，有潜心讲学的刘子翚，有正直敢言的刘珙。
（一）刘韐：铮铮傲骨，忠义家风
刘韐镇守鹿、延二州时，正逢西夏侵犯宋朝，威胁中原安定。精通兵法的他运用“釜底抽薪”之计，奇袭西夏大后方根据地，迫使西夏退兵求和。由于军功卓著，刘韐被提升为徽猷阁待制，后又任赵州知府。他为官清廉，政事勤敏，在民间威望很高。宣和四年（1122年），朝廷任命童贯为西河宣抚使，任命刘韐为军事参议。刘韐为培养军事人才，特意在河北招募“敢战士”。在被他招募的精兵里，有一位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很受他赏识，并被委以重任，最终成为名震九州的抗金名将。这个年青人就是岳飞。
“靖康之变”后，京城陷落，刘韐被调到宫中护驾。后来宋朝割地赔款，刘韐被迫出使金国议和。金人知道刘韐是良将，便以仆射官衔劝降，但刘韐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毅然写下遗书：“国破圣迁，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而后悬梁殉国，以死明志。
（二）刘子羽：子承父志，政多泽民
建炎三年（1129年），刘子羽统领五路兵马，接连收复延安、晋宁等州县失地，因军功卓著而晋升为徽猷阁待制。绍兴六年（1136年），刘子羽任福建泉州知府。他为官清廉，重教兴学，还把当地荒废的旧学馆修葺一新。清道光版《晋江县志》载：“（刘子羽）绍兴六年知泉州，在郡二年，政多泽民，民爱之如父母。”
绍兴八年（1138年），刘子羽因为不附秦桧的和议，被罢官回到武夷，并在绍兴十六年（1146年）抱恨离世。由于他得罪了投降派的权贵，所以丧仪简约、身后萧条，也没有立神道碑。刘子羽的长子刘珙因此深感内疚，临终前把立碑的遗愿托付给好友朱熹。朱熹也果然不负好友之托，亲自为义父刘子羽撰写神道碑，还写信请张浚之子、南宋著名学者张栻题写了碑额。无数后人为碑中刘子羽那殷殷思亲之情和拳拳报国之志深深感动。
（三）刘子翚：归隐五夫，潜心讲学
刘子翚在任职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期间政绩显著，后因体弱多病辞官回到家乡武夷山，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早年就通过游历的方式感受百姓疾苦，辞官后虽隐居乡里，但仍不忘国仇家恨，潜心讲学，热忱地教育乡里学子。他在家宅附近建“屏山书塾”，并效法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宗旨，不论贫富广招学子，得到当地百姓一致称赞。朱熹、黄铢、方来等都是他的学生。刘子翚所著《维民论》中的“经世为民”思想令朱熹很受启发，后来成为朱熹“民本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
（四）刘珙：仗义执言，力挫歪风
刘珙兼任直学士院时，御史杜莘老因弹劾宦臣王继先、张去为而忤逆了皇帝旨意，皇帝命刘珙起草杜莘老的贬职诏书，他却顶住压力坚持不草拟文诰，并为杜莘老解围使其最终没有被贬。
淳熙二年（1175年），刘珙调任建康知府，正赶上接连发生水旱灾害，他立刻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夏粮税钱六十万缗①。同时派官员到长江上游买米以救济性质按平价卖米，对借米的百姓也不收取任何抵押品，因此，他所管辖境内没有百姓因饥饿逃亡，他也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由于秦桧当权，南宋朝廷内卖官鬻爵的贪腐现象十分严重，刘珙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风气，他公开空缺职位，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参加选拔，以确保选任人才公平公正。淳熙五年（1178年），刘珙因病去世，年仅57岁。当地老百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有的停止了集市贸易，在街道上痛哭不止，有的不约而同拿出祭祀供品，焚香哀悼祈愿。
朱熹与刘珙还有一段“义让庄田”的故事。当年朱松托孤于刘子羽和“武夷三先生”，由于朱熹与刘子翚经常在武夷山讲习，武夷山离崇安太远，于是刘子翚在中途建了歇马庄，并买田二百亩供朱熹母子使用。刘子翚逝世后，朱熹想把田地财产交还给其子刘玶及刘子羽之子刘珙。刘氏兄弟以长辈遗命为由拒绝。朱熹任同安主簿届满归来，又向刘珙提出归还庄田之事，刘珙仍不同意。后来朱熹为此事再次致函刘珙，刘珙对朱熹这种重义轻利和谦谦君子之风非常钦佩，只好共同商议将歇马庄田产捐给五夫里的南峰寺作为庙产。
二、亦师亦父
朱松托孤的“一父三师”中的“一父”就是朱熹的义父——刘子羽。作为力主抗金的南宋一代名将，刘子羽10岁时就已精通经史，11岁弃文习武，一直跟随父亲刘韐过着军旅生活。刘韐在靖康之变后去世，刘子羽满怀国恨家仇扶着父亲灵柩归葬家乡五夫里，并誓与金兵不共戴天。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大举南侵，张浚采用了刘子羽坚壁固守、待机而动的战略，使金兵不敢来犯。建炎五年（1131年），刘子羽又联合吴玠采用游击战术大败金兵。然而朱胜非却向皇帝进了谗言，刘子羽被降职到白州（今江苏南京），后又改知福建泉州。
刘子羽罢官回家后一方面与胡宪、刘勉之等好友钻研“二程”理学；另一方面由于喜好佛学，还常跟和尚们一起谈禅论道。因此，朱熹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程学、佛学都很热衷，兴趣很浓。有一次刘子羽打开朱熹的箱子，竟发现里面有一本语录，是当时著名禅宗和尚宗杲写的。这说明当时朱熹是禅、道、诗、文无所不学的，当然，朱熹认为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才是“学者所急”，是必须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的。后来，朱熹在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后，还挥毫写了一幅“鸢飞鱼跃”的书法，借以表达自己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实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质的飞跃后的喜悦之情。对刘子羽的这份养育深恩，朱熹一直铭记在心。可惜刘子羽没有等到朱熹报答他，就在朱熹16岁那年，抑郁而终，年仅50岁。
“武夷三先生”探究的是“四书”的义理之学，浓厚的学术氛围长期熏陶着少年朱熹，也决定了他后来为什么专攻义理。由于刘子翚和刘勉之在几年内相继去世，所以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朱熹都是跟随胡宪求学的。胡宪是南宋著名学者、理学家、教育家。幼年从学于同为理学家的叔父胡安国，朝廷曾下诏赐他进士出身并授建宁府教授。但由于当时秦桧专权，他不愿与奸党同流合污，便以母亲年迈为由请辞事亲，潜心理学研究。
朱熹的教育成长环境可谓得天独厚，能同时有三位名师指点，学问自是大有长进。在“武夷三先生”的悉心教诲和指导下，朱熹焚膏继晷，孜孜以求，为日后建立起自己庞大而缜密的思想学术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朱熹回忆起三位名师的教诲时非常感激，自觉获益匪浅，还写了一组诗来总结自己的心得。下面节选其中一首中的一段：
寿母生朝
一笑谓汝庸何伤，人间荣耀岂可常！
惟有道义思无疆，勉励汝节弥坚刚。①
“武夷三先生”诲人不倦，朱熹学而不厌，学问进步飞快。
绍兴十七年（1147年），18岁的朱熹参加了建州地方的乡贡考试，据说当时考试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来录取的，而主考官蔡兹跟别人却说：“我在评阅的试卷中看到一位后辈（指朱熹）的三篇策论，都是为朝廷谋划大业的，此人将来肯定非同一般。”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天，19岁的朱熹奔赴临安应试，廷试题目是“创业守文之策”，最终名登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赐同进士出身，这时的朱熹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天，朱熹参加铨试，夺得中等，被任命为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五月，朱熹到同安赴任，开始了他的起落浮沉的宦海生涯。
第二节 勤政爱民
朱熹在泉州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任上近五年时间，始终强调做官要公。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初次为官，他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国家收缴赋税，二是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
一、推行“经界法”
当时，同安县土地兼并和赋税不均现象十分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朱熹到任不久就发现了症结所在，他希望按照孟子“仁政必自经界始”的主张，在同安推行“经界法”，实施“正经界”。所谓“正经界”，就是根据重新划定的土地疆界，以土地的实际面积收取田税，目的是抑制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而平均赋税，减轻农民负担。朱熹为此还做了不少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
“经界法”实际上并不是朱熹的首创，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就上书朝廷直陈“经界不正”的利害，建议实行“经界法”，后经朝廷下诏委托李椿年在全国大力推行“经界法”。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界法”从开始施行就遭到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施行了十几年的“经界法”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对逃税漏税、赋税不均等严重现象有所扭转。
虽然光宗同意朱熹先在漳州实行“经界法”，但是朱熹在推行时同样遭到了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他期待漳州、汀州、泉州恢复经界的希望最终落空。作为一名小小的同安县主簿，朱熹实在是无可奈何。
二、减税利民
“以民为本，抚恤百姓”一直是朱熹经济思想的核心。“正经界”希望落空后，朱熹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上书请求减免赋税上。他在县主簿任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一系列减税政策彰显了朱熹鲜明的均税恤民思想。
当时南宋官税钱较北宋又新增了三种，其一就是经总制钱。由于经总制钱征收项目更多、税率更高，百姓不论荒年丰年都要缴一定数额的税，如果不缴，地方官吏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百姓赋税沉重、苦不堪言。因此，朱熹屡次上书指出朝廷经总制钱的弊端，分析了赋税不断加重的趋势，主张“正君心”、“正经界”、均赋税，要求革除弊政，实行仁政，恤民减税。
朱熹对主簿这一职务很热心，每到税收时就先贴出文告，要求限期缴纳税金，否则就要严厉处罚。朱熹还经常一一核对赋税出入的账目，防止下面的官员贪污、“做手脚”。后来朱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①
刚刚做官的朱熹在主簿任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用他后来写的诗句形容就是“苟利于民，虽劳无惮”“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②
三、明德崇教
春风化雨润万物，一枝一叶总关情。主簿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县里的教育事务。朱熹对自己的工作很尽责，尤其热心的是教育。在整顿赋税无果的情况下，朱熹继而致力于整顿县学，振兴儒学教育。他认为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世道人心，有补于世。当时同安县学在秦桧严禁程学的社会环境下凋零衰微，校舍破败，藏书寥寥，读书人也无书可读，且功利、庸俗、浅陋，朱熹决心重整学风，兴贤育秀。因此，他发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事》等文告，确立了县学宗旨大纲，厘清制度，统一思想。朱熹还挑选县里的优秀青年进县学，遍访、诚邀当地德才兼备的柯翰、徐应中和王宾等人担任县学教师。
同安县学的官书在南渡时散落殆尽，朱熹就精心整理北宋英宗南渡时留下的一柜残损书，并在民间广泛搜集，建立了图书馆“经史阁”，解决了县学师生图书缺乏的问题。
朱熹还修缮了县学校舍，建立“教思堂”，并按照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重建县学“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以讲论问答的方式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引导学子走上“正心诚意”之路。这样，一个偏僻破败的县学在朱熹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生机。朱熹还曾到金门“以礼导学”，开启了金门文风大门，创办了厦门地区最早的书院——燕南书院，从此金门文风大盛。
孔子曾说：“人无礼，无以立。”然而南渡以来，礼学废弃，无人问津。朱熹在同安大力推行礼学教育，以重整穷乡僻壤的士风、民风。他认为礼是“正风俗”“防祸乱”的根本，因此还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资料，亲自画了一套仪器和衣服式样，在祭孔时使用。朱熹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婚礼旧俗，严格婚姻之礼，禁止抢婚、私奔等有违礼仪的行为，纠正了当时因“贫不能聘”而引发的一些婚姻陋习。
朱熹曾到同安的建安书院讲学，在为书院撰写的《艮泉铭》中说到“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他希望做官要像水一样清廉，民风要像水一样淳朴，让这水滋润一方，造福百姓。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熹在初登仕途的同安勤政爱民、兢兢业业，深受黎民百姓的拥戴。当朱熹要离开同安的时候，百姓一直送他到小盈岭，纷纷扳住朱熹的车辕，用脚抵住路旁的巨石不忍让他离开，朱熹在一块巨石上题字“扳辕石”，以感谢同安百姓的厚意。据《泉州府志》记载，朱熹“革弊兴利，缓急有序。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弊。利于民者，虽劳不惮；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后来同安百姓还在县学的学宫建立了朱熹祠堂，以表怀念。
几年同安主簿生活，对朱熹来说，有失败，有成功，更多的是对南宋社会弊端日益严重的察省与忧虑，他已经厌倦了官场，觉得是时候归隐山林、潜心学问了，于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就以“奉亲讲学”为由向朝廷申请回到崇安。在宋代，地方官员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三年，而朱熹任职已过四年，接任的人仍然没到，所以朱熹回到崇安故里也是名正言顺的。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冬，朱熹又以养亲为由向朝廷要求调职，得了一个“监潭州（今长沙）南岳庙”的头衔。按照当时官制，“奉祠”是可以不用去潭州赴任的。因此，朱熹在此后一段时间深居穷山，埋头研读儒家经典。次年八月，因为宰相陈康伯的推荐，朝廷召朱熹赴临安，朱熹闻讯后上奏称“素有心气之疾”，请求推迟入朝。
四、受学李侗
学海无涯，开卷有益。朱熹一生酷爱读书、藏书、写书，即使初登仕途，仍不忘读书学习。他认为自己虽然考取了进士，但以前学习是“贪多嚼不烂”，因此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义理”及融会贯通上，有时为了一段文字的“义理”常常苦思冥想、废寝忘食，直到理会透彻为止。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为表拜师诚意，在同安县任职期满后，专程从五夫里步行三百多里前往延平拜李侗为师，讨教理学的真谛。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朱熹终于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找到了人生引路的明灯。
李侗（？—1163年），为学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以“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座右铭。李侗学术源于程颐，下启朱熹，年轻时拜杨时和罗从彦为师，而朱熹又求教于李侗，得到了李侗的正传，因此，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系谱中的重要人物。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谨遵李侗先师的“二程”理学之道，经自身践行努力，达到思想与理论的巅峰，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初见李侗时还留恋于佛学，到后来潜心读书，专心儒学，终于悟道明理，成为一代理学宗师。
第三节 忠心主战
朱熹所处的南宋偏安一隅，不断受到金国侵扰，内忧外患，朝野上下异常关切宋金和战的问题。朱熹自幼学习理学，深受父亲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思想影响，内心深植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种子，从小便立志报国、恢复中原，这也是他和同样为“主战派”的陆游、辛弃疾等人能成为志同道合挚友的重要原因。
尽管朱熹同安任后暂时退隐研学，但是他依旧忧国忧民，密切关注时局发展。可以说，朱熹在宋金和战问题上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至于后来主张和议，也只是韬光养晦的缓兵之计，是强调准备，主张南宋先积蓄军事实力，不打无把握之仗，待时机成熟时再全力抗金，因此朱熹一生的抗金思想始终如一。
然而，他的执着追求却经常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经常受到主和派的打压排挤，再加上他性格固执坦率，经常直言上谏，因此得罪权贵，仕途坎坷。最后，朱熹的学说被定为“伪学”，自己也落魄而终，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和对世事不公的抗争。
一、初战告捷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宋金关系风云突变，再度紧张，金主完颜亮率兵百万分三路南侵，直逼临安城。他志在必得，张狂至极，曾骄横地在绘有“临安形胜”的画屏上题“立马吴山第一峰”诗句，企图一举灭宋。高宗赵构惊恐万状，准备出海南逃，后在右相陈康伯等人的竭力劝阻下才作罢，并勉强下诏“亲征”。不久，金东京留守完颜雍夺取政权自立为帝，完颜亮在扬州被部将杀害，于是宋军乘机追击，陆续收复了邓、蔡、秦、洮等10余州的失地。
当宋军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平时，朱熹欣喜若狂，兴奋地与人唱和，先后写下了《次子有闻捷韵四首》《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等10多首诗歌表达庆贺之情。如《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其一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其二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①
诗中洋溢着激动之情，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朱熹还致函当时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大臣黄祖舜，向他总结了完颜亮南侵前后朝廷的种种失误，分析当前双方形势，抨击了当朝苟安主和政策，并提出了长远的御敌恢复计策，希望重用张浚等抗金名臣，加强东南防御工事。遗憾的是，这些中肯建议并未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
二、美芹之献
时位移人，世事多变，抗金形势突然大有转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新帝孝宗赵昚即位，他支持抗金，有恢复中原之志，因此，他一即位就贬谪主和派，重新起用张浚等抗金名将，并追复岳飞官爵，还昭告天下要广开言路。朱熹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于八月七日在监潭州南岳庙任上，向皇帝写了长篇《壬午应诏封事》。这篇封事饱含强烈的爱国激情，全面剖析了当时南宋的社会状况，表明了朱熹抗金的坚定决心。
他尖锐地指出，宋金有不共戴天之仇，议和百害而无一益，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的义理办事，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抗金雪耻的目的，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讲学明理、订计恢复、选贤任能。
孝宗被这封奏疏感动了，当即命朱熹入朝奏事。朱熹赶到杭州时，却赶上宋军抗金失利，朝廷正派人议和，他当即强烈反对。从十月二十四日有旨引见，到次年一月六日垂拱殿上他受到孝宗接见，朱熹接连上了三道奏札。
第一道奏札继续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指责赵昚沉迷于佛道，背离儒家大道，再次强调皇帝应该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
第二道奏札反对议和，指责遣使求和的失策。朱熹将战和问题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加以阐述，指出复仇雪耻才合乎天理。
第三道奏札主张内修政事之道，指责皇帝宠信奸佞。朱熹认为抗金的关键不在军事和防卫，而在于朝廷的德业和纪纲，建议孝宗从善纳谏，罢黜奸佞，固本安邦。
可以说，作为一个无名的小祠官，朱熹是非常勇敢的，他的奏札言辞激烈，非常尖锐。对不喜欢“道学”的孝宗皇帝来说，他开始还能故作雍容大度，当看到第二、第三道奏札时便无法掩饰自己的愠怒了。他之所以召见朱熹不过是在天下人面前做个样子，是不可能认真对待的。尽管这次召见他心里非常憎恶朱熹，但还是感于朱熹的忠心，在十一月十一日封了朱熹一个武学博士待次的虚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个职务对朱熹来说很讽刺，也很尴尬，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啊！而且按规定还需等到四年后有空额时才能就职。朱熹在临安时还乘机见了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三、孤掌难鸣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支持张浚出师北伐，并罢免了主张议和的右相史浩。宋军北伐之初捷报频传，收复了一些州县。
这年十月，孝宗再次召见朱熹，朱熹利用这次机会继续重申他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主张，即要求皇帝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为指导，先从皇帝做起，再施行于臣民。孝宗非常赞许这些意见，然而终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隆兴北伐”实际上是虚张声势，注定要失败的。孝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后，力主恢复中原的抗金热情陡然下落，主和论调甚嚣尘上，孝宗重新起用主和派汤思退为右相，甚至派人前往金廷议和。孝宗的抗金决心动摇了，于是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他的相位，调任为福州通判。张浚报国无门，痛心疾首，不久便在赴任途中病逝。朱熹闻讯后立刻赶到豫章（今南昌）为张浚送葬。
张浚去世后，投降议和的汤思退更加肆无忌惮。十月，金军渡过淮水大举入侵。十二月，宋金签订《隆兴和议》，这是继《绍兴和议》之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宋割让海、泗、唐、邓、商、金六州，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金为叔，宋为侄，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需向金国缴纳20万两贡银。
朱熹为朝廷上下的不思光复、乞和苟安而忧心如焚，为报国无门而顿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只好写诗以抒发愤懑之情。如《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其二）》写道：
廊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
早知烦汗马，悔不是留田。
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朱熹在南宋朝廷的一再催促下不得不到临安就任武学博士之职，这一官职实在是朝廷故意戏谑朱熹，让他勉为其难。朱熹深深感到君心不正，根本不立，一切就无从谈起。自己一定要“扫除”朝中投降乞和的奸佞小人。不久，朱熹就与钱端礼、洪适等主和派发生激烈冲突，他深感势单力薄，无济于事，坚决请辞回乡。在回崇安前，朱熹还写信给吏部侍郎陈俊卿，尖锐指出“讲和之说”的危害，抨击议和投降派。回到崇安后，朱熹继续隐居著述，没想到这一次竟长达14年。这期间他还与张栻进行了南宋最早的书院会讲之一——“朱张会讲”。
四、朱张会讲
如果将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做个辩论擂台排行榜，就会发现排名最靠前的，除了孟子，大概就应该是朱子了。孟子善辩，不但有“浩然之气”，还总有办法“请君入彀”；而朱子则是好辩。为了格物穷理，追求真理、真知、真情，一生论辩无数，但场上是唇枪舌剑的对手，场下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不，李侗死后，朱熹追思老师所传觉得似懂非懂，于是便和时在潭州的张栻通信讨论。
张栻年轻时就酷爱道学，后来又到衡山从学于著名道学家胡宏。这时，他正在潭州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到潭州城南书院拜访张栻，就《中庸》之义的“未发”“已发”等问题进行讨论。据说三天三夜也没有达成共识，直到十二月，他才回到崇安。朱熹在与张栻辩论交流之余还游览了城南的20处风景，并写了20首《奉同敬夫兄城南之作》（简称《城南唱和诗》）答和张栻，可见当时两位大儒是颇有文人雅致和闲情逸趣的。在以后的几年内，朱熹和张栻仍继续通信讨论，互相切磋。
经过激烈辩论，朱熹对张栻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等观点曾表示赞同，同时也指出他的弊端和问题。此后，经过一段废寝忘食的苦思冥想，他又研读了“二程”的著作，终于否定了张栻的看法。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是南宋最早的书院会讲之一，开启了湖湘学派与闽学派的交流，对两派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第四节 赈灾救荒
一、崇安山洪
洪水无情，苛政如虎。乾道三年（1167年）七月，崇安暴发严重山洪，大水冲毁房屋，淹没农田，百姓死伤无数。朝廷派朱熹前往视察灾情，朱熹用了整整10天视察了崇安的所有灾区，目睹了灾情的严重，深切感受到官僚对百姓疾苦的漠不关心，愤懑得简直不想与他们继续共事。
由于水灾严重，颗粒无收，地方官又救济不力，到了乾道四年（1168年）春夏之交，崇安青黄不接时又爆发了大饥荒，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发生了饥民暴动。朱熹当时正在五夫里祠禄养亲，崇安知县诸葛廷瑞急忙请朱熹共商救灾大计。朱熹一方面动员豪强地主开仓放粮，以平价赈济灾民；另一方面上书建宁知府徐嘉，请求发放作为官仓的常平粮仓的存粮，以紧急救灾。这才平息了饥民暴动。朱熹由此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
二、社仓赈灾
天下粮仓，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粮食始终是国家的“压舱石”，粮食安全是历朝历代第一紧要的大事。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亲去世。在家守孝的朱熹又先后上书建宁知府，请求在五夫里建立社仓，官府最终支持了朱熹的惠政善举。在社仓竣工后，朱熹又举荐当地德高望重的刘复、刘琦等四人共同管理，并制定了仓规，还取得了前丞相时任福州知府陈俊卿的鼎力相助。
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社仓建成，五谷丰登，仓廪盈满。此后，春夏青黄不接之时放粮，冬秋时节收储存放，变官仓赈粜为民仓赈济，对老百姓非常有好处。据康熙《崇安县志》记载，竣工当天，朱熹还在仓壁上题了一首警示诗，借以劝诫粮仓管理人员。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①
五夫社仓建成后，建宁各地争相仿效推广，纷纷建仓储粮。五夫社仓建成的十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在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期内，发生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于是他向孝宗皇帝奏献救灾之策。他列举了在崇安五夫里创办社仓的好处，猛烈抨击官仓的弊端。孝宗有感于朱熹的敢于直言，褒奖了他，并立即派他回浙东救荒。
朱熹果然不负朝廷重望，当年就缓解了灾情，渡过了灾荒，没有一个饥民饿死。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还上奏朝廷建议大力推广社仓法，并恳请朝廷放粮赈济灾民。他认为不能过分地盘剥农民，否则就会激起祸乱。他主张通过建立社仓来解决农民因青黄不接而造成的缺粮问题。他规定了社仓的任务，即每年秋冬收新粮，春夏放旧粮。让借粮者出十分之二的利息。如果有小饥荒，利息可以减半；如果有大饥荒，利息可以全免。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于是朝廷在各府州颁布执行“社仓法”，但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最后未能在全国推广，只在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极少数地方实行。
尽管如此，朱熹建立的第一个粮仓五夫社仓开创了救荒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这是中国自隋唐以来第一所州县级以下的官办粮仓，一直保存至今。朱熹对“社仓法”也沾沾自喜，很是得意。
三、鹅湖之会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朱熹在主政五夫社仓之余，也没有忘记他的“主业”——传道说理。父亲早逝，“提携教育，实赖母慈”，朱熹对母亲尽心尽孝。母亲去世后他十分悲痛。第二年正月，朱熹将母亲葬于建阳崇泰里寒泉坞，并在墓侧建寒泉精舍守丧。七月，他又把父亲的墓从五夫里西塔山迁葬到寂历山。之后他就在寒泉精舍潜心研读著述，一心向学，不问世事。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在人生不惑之年，开始独自办学，开讲授徒。他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就是寒泉精舍，办学五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着手集解“四书”，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首次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汇集一起作注释，后来《四书章句集注》也成为凝结朱熹心血最多的一部巨著，以至于他在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朱熹还邀请吕祖谦合撰了《近思录》，第一次勾勒出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
在南宋，朱、陆两家是理学内部唯心主义的两个不同学派，在理学家之中，朱熹当时已是理学泰斗，陆九渊也是学术大咖。陆九渊比朱熹小9岁，由于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大相径庭，两位学术翘楚进行了长期争辩。虽然差异很大，互不认同，但也都没有完全排斥对方观点，均能理性对待、彼此包容。朱、陆二人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为调和朱、陆的学术争论，在朱熹的授意下邀陆氏兄弟到江西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鹅湖之会”。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场朱、陆针对理学“本体论”的有名的学术论辩。
辩论伊始，双方就尖锐对立。陆氏兄弟和朱熹见面时，先拿出他们在途中写的唱和诗给朱熹看。陆九龄的《鹅湖示同志》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①
陆九渊觉得没有说透，便又写了一首和韵诗《鹅湖和教授兄韵》：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①
局外人看了有些云里雾里，朱熹见了却知道陆氏兄弟意在讽刺自己的“格物穷理”是“支离事业”，于是也和诗一首《鹅湖寺和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却愁说到无言处”意指二陆为“空疏”。此次鹅湖之会，双方辩论了三天，朱、陆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双方各执己见，最终都未能说服对方，结果不欢而散。如今这座古寺被叫作“鹅湖书院”。
正如江河虽源头不同，最终归于大海，学术主张不同，最终也会归于大道。鹅湖之会五年后，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请朱熹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朱熹不仅答应了陆九渊的请求，还邀请陆九渊为白鹿洞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也欣然同意。他讲解的是《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无不动容，深受启发。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世的态度上都宽容大度、平等论道，尽显谦谦君子的大师风范。他们求同存异的气度也为后学所景仰。鹅湖之会开中华理学辩论之先河，促进了学术自由和风清气正，吸引各方学者前往领教，而后逐渐形成朱学、陆学两大派系，推动理学空前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钟不敲不鸣，人不学不灵。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朱熹一生为了论道明理，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次学术论战——清算宗杲佛学论战、和张栻岳麓会讲、与陆九渊“鹅湖之会”、同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等等，不一而足，而正是通过这些论战，朱熹恢宏谨严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才得以最终确立。
四、亦仕亦隐
乾道九年（1173年），朝廷任命朱熹担任左宣教郎一职，主管台州崇道观，当时他就辞掉了。第二年六月，朱熹君命难违，只好赴任这一虚职。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朝廷下令让他入朝担任秘书省秘书郎，但此时的朱熹对朝政非常失望，不愿入朝任职，但朝廷不准，朱熹第二次请辞。迫于朱熹的学识和名望，朝廷只好同意他依然主管武冲观。这年十一月十三日，朱熹的母亲去世。
朱熹虽然隐居深山，埋头于思想学术研究，但他依然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苍生社稷。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朱熹能再次“出山”，一些士人还对朱熹寄予厚望，发出了“晦庵今年登五十，鬓华未改目光力。徘徊吴楚已多年，晦庵不急苍生急”的感慨。朱熹的学术成就和巨大声望也使皇帝左右为难，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任用又怕他“干扰”朝政。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任知南康军。朱熹的济世安邦热情又被调动起来了，于是在第二年春天，他结束了隐居著述生涯，重返政坛。
五、南康恤民
朱熹在南康上任伊始，正遇上庐山南麓秋旱，土地干裂，禾苗干枯，庄稼歉收甚至绝产，百姓生活非常困难。经过调查研究，朱熹颁发了第一个施政纲领《劝谕救荒文》，劝导地主富绅同情、救济农民，把粮食以公平的价格足斤足两卖给农民，同时要求本地农民做好耕田种地的本分，不要离乡流亡，对于违反者严惩不贷。
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朱熹还颁布了《知南康榜文》：
第一，宽民力。针对南康土瘠民穷、役多税重的社会问题，希望老百姓都畅所欲言，直陈时弊。
第二，敦风俗。请父老乡亲每年集会教导子弟，使他们懂得孝悌，敦亲睦邻，互帮互助，患难与共，形成良好的民风。
第三，明教化。提倡忠义气节，砥砺士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请乡里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书。
围绕这一系列施政纲领，朱熹在南康任上进行了步履维艰的社会改革。朱熹不仅宣扬教化，实行德治，而且注重实行法治，维护社会治安。对于欺压百姓、违法乱纪的恶霸豪强，坚决严厉打击惩处。
朱熹反复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星子县的赋税。在奏疏中朱熹指出，南康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但税额却不断增加，老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荒流亡，然而朝廷想的不是如何恤民，而是如何增税。朱熹因此遭到朝廷斥责，最后减税之事不了了之。朱熹还将他的“榜文”张贴城乡，秋后又下发了《劝农文》，劝农民趁天时多种荞麦、大麦和小麦，终于带领老百姓渡过灾荒。
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孝宗故作姿态命令各地监司郡守上奏民生民情，于是朱熹便上奏了《庚子应诏封事》，提出了“恤民”“省赋”“治军”等主张，劝说孝宗要从“正心诚意”开始来治理国家，并针砭时弊，提出了具体整治方案。孝宗对朱熹的尖锐批评非常恼怒，后在大臣劝说下才没有罢免朱熹。
当年五月，南康发生了特大灾荒。朱熹一方面请求朝廷减免星子县的赋税，筹集赈灾粮食；另一方面调动南康军四个县的数千灾民修筑长江石堤。他还亲力亲为，到工地视察，为国为民都实实在在做了一件大好事，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戴，政治声望极高。这年冬天朱熹又把旱情上奏给朝廷，朝廷最终同意减免赋税、开仓放粮。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朱熹在各县设场共35处赈粜，直到三月十五日才使南康饥民顺利渡过灾荒。
然而，朱熹减免税役和打击豪强的努力遭到重重阻挠和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朱熹在南康任上真正取得成效的是敦励风俗和砥砺士风。他为了教化民众颁布了《劝谕榜》，每隔几天就到学宫为学生亲自讲授《大学章句》《论语集注》等儒家经典，还邀请郡县贤德之人担任学职，不久当地士风为之一变。朱熹还修建了五贤祠，印发《孝经》《礼》等让每家每户诵读。
这期间，朱熹还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由此讲学之风日盛，对南宋以后的教育特别是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第五节 惩奸除恶
一、临危受命
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朱熹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七月，朝廷认为朱熹赈灾有功，升他任宣教郎直秘阁。同年，邻近京城的浙东大旱，很多天滴雨未下，农田龟裂，饥荒严重，当地百姓卖田拆屋，卖儿鬻女，甚至连读书人和官员也去乞讨了。
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但考虑到朱熹之前在南康治荒政绩出色，认为他是解难纾困的最佳人选，于是奏请朝廷任命朱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去浙东赈荒。朱熹再次向朝廷递交辞呈，请求免去新职，朝廷不同意。后来又在延和殿上朝面奏，上陈七条，分析了孝宗执政20年间灾害频发的原因，痛陈当时社会的种种政治弊端，提出浙东赈荒救灾的设想，既切中肯綮，又实事求是。朝廷首肯了朱熹的奏章，于是朱熹在当天就单车上路，昼夜兼程直奔浙东赈灾去了。
朱熹到浙东后全力以赴赈荒救灾。他经常轻车简从，微服私访了解民情；他不断上奏朝廷请求蠲免税租，鼓励富豪地主放粮助赈；他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严肃查处并弹劾行贿受贿、徇私枉法的官吏，一时间郡县的官吏们谈“朱”色变。
朱熹首先上奏弹劾了绍兴兵马都监贾佑之，因为他没有如实上报饥民情况，导致很多饥民得不到救济而被活活饿死。
还有绍兴府官员密克勤，在嵊县当地饿死很多饥民的情况下，他竟然胆大妄为，利用从平江府押运救灾大米之机，偷盗粮食4160石，然后用掺杂米糠、沙土的卑劣手段来补缺。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贪官，朱熹怒不可遏，立即上表弹劾，请求朝廷责令绍兴府立即逮捕密克勤，依法处决，并追回所盗粮食赈济灾民。
对于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暴敛的衢州官吏李峄、张大声等，朱熹也上奏弹劾。朱熹的做法令百姓拍手称快。
二、疾恶如仇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池中鱼多搅浑水，世上官多不太平。”封建社会官场历来都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官官相护，到头来遭殃的都是老百姓。如果说朱熹在浙东雷厉风行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是秉公执法的话，那么他六次上疏弹劾原台州知府唐仲友则算得上是奋不顾身、惊世骇俗了。因为唐仲友位高权重，后台很“硬”，是当朝宰相王淮的亲戚，还是吏部尚书郑丙和侍御史张大经的密友。
朱熹还没到台州地界就看见很多饥民纷纷逃难，巡行台州后发现灾情非常严重。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经过查访得知，这是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在荒年违法催缴赋税造成的。他勃然大怒，于是全面调查唐仲友，民怨沸腾的百姓也纷纷前来告状，一下子列举了唐仲友八条罪状：违法收税，骚扰百姓；贪污官钱，偷盗公物；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培养爪牙，为非作歹；纵容亲属，败坏政事；仗势经商，欺行霸市；蓄养亡命，伪造纸币；嫖宿娼妓，通同受贿。所以朱熹从七月十九日到九月上旬先后六次上奏孝宗皇帝，揭发唐仲友的各种罪行，要求严惩。
特别是朱熹的第三封弹劾奏状，从残民、贪污、结党、淫恶等四个方面对唐仲友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全面揭发。但因为当朝宰相王淮等权贵竭力包庇唐仲友，唐仲友更是有恃无恐，根本没把朱熹放在眼里，并且开始了猛烈的打击报复。他指使一伙人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熹的手下。朱熹当即向朝廷写了弹劾唐仲友的第四封奏状，强烈要求朝廷严厉查处唐仲友。唐仲友不服，上章自辩。在王淮的运作指使下，吏部尚书郑丙、给事中王信等朝臣纷纷上章举荐唐仲友，称他是清廉且有声望的儒臣，因此唐仲友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被提拔到江西任提刑。
朱熹又写了第五封奏状，揭发唐仲友仗着弟媳王氏是宰相王淮之妹而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并以朝廷不法办唐仲友就辞职相“要挟”。王淮怕事情闹大牵连到自己，不得已向孝宗奏请免去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移交浙西提刑查办，一时间成为震惊浙东的大事。
最后，唐仲友按“提前退休”论处，告“老”还乡。朝廷对唐仲友的纵容令朱熹十分气愤，于是他又递交了第六封奏状，要求朝廷依法惩处唐仲友以平民愤。为缓解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矛盾，王淮请吏部尚书郑丙出面提名朱熹到江西任提刑。朱熹接到任职通知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如果上任，就授人以柄，让人以为自己六次弹劾唐仲友为的是谋其位、窃其权。于是朱熹毅然向朝廷递交了《辞免江西提刑奏状》，带着家眷回武夷山了。
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一身正气勇进谏，不畏权势敢碰硬，表现了崇高的操守和气节，赢得了陈亮、陆九渊等正直士人的称颂，陈亮甚至发出了“壁立千仞”的赞叹。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当他获悉永嘉学堂设有秦桧祠堂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给永嘉县令，历数秦桧之罪，认为永嘉乃礼义之地，学校乃风化之源，岂容有秦桧之祠，于是令人捣毁秦桧祠堂。真可谓正义凛然，疾恶如仇！
然而，朱熹坚持正义、刚正不阿、痛斥奸佞小人的浩然正气，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也使孝宗皇帝感到厌烦。淳熙十四年（1187年），宰相周必大上奏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对朱熹说，千万别再跟皇上谈什么“正心诚意”了，他最讨厌听这了。朱熹说：“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怎么能故意不讲，欺骗皇上呢？”等面见皇上时，皇上却说：“久不见卿，卿已老了，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正所谓“武死战，文死谏”，纵观朱子一生，他同孔老夫子一样，都是在乱世当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政”主张，朱子力谏君王“正心诚意”，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不正是儒家爱国为民的精神内核和傲然风骨吗？——但是，孝宗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卿已老了”就把朱熹从京城里打发了，他的“理学报国”热情也一起被无情地浇灭了。同时，这也为朱熹和他苦心孤诣、精心架构的理学体系在不久的将来遭受的“党禁”暗黑时刻埋下了伏笔。
第六节 化育民风
一、万言上书
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朱熹知道大势已去，便经过多次请辞，终于回到崇安武夷山，并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朱熹在之后几年一直过着清贫生活，全身心投入学术和著述中，一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据说当时“四方士友，来者甚众”，朱熹在这里聚徒讲学，他的朋友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说：“我的好朋友朱熹居住在五夫里，离武夷山只有30里。距离这么近，就像他的后花园，一有空闲就去那里游览，他和学生们还常常带着《诗经》《楚辞》等书，边游玩边吟诵。”可见，朱熹在武夷精舍的教育活动对后世影响很大。
淳熙十一年（1184年），朱熹携友人同游九曲溪，兴之所至，便作了一组名扬天下的组诗《九曲棹歌》。这是历代文人骚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其中第十首流传最广：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此诗原本纯粹是即兴之作，诗里全然描写桃源景象，没想到后来竟成为他的学生沈继祖弹劾他的“罪状”。之后应和朱熹《九曲棹歌》的诗作和诗人很多，《九曲棹歌》的余韵也随着朱子学迅速流传海外。被誉为“海东朱子”的朝鲜哲学家李滉为之魂牵梦萦。李滉钦慕朱熹，对武夷九曲心驰神往，虽因路远不能亲临胜地，但却珍藏着《武夷志》和《九曲图》，终日赏玩。朱熹开创了武夷精舍，很多儒学大师都聚集到他身边，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很多著名学者也到过武夷山讲学，此山因此名气大增。武夷精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淳熙十五年（1188年），朝廷先让朱熹出任兵部郎官，他以“足疾”请辞。接着朝廷又下诏让他出任江西提刑，他仍以“足疾”为由请辞。面对朝廷再三任命，59岁高龄的朱熹重新燃起入世救国的情怀，这年十一月，他上奏了长达万言的著名的《戊申封事》。朱熹直言当时南宋内忧外患，积弊甚多，劝谏孝宗皇帝留意“正心诚意”之学，关心朝政，如此必定国势日强，中原可复，丑虏必灭。
十一月六日《戊申封事》送到宫中时，孝宗已经睡下，当听说朱熹封事来了，马上起来点亮宫烛一口气读完。迟暮之年的孝宗被白发大儒的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深深打动，虽然仍未能接受朱熹的主张，但还是让他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让他辅助新君光宗赵惇，给他讲课，但朱熹认为这是个虚职，并未赴任。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赵昚内禅，传位于光宗赵惇。当时，南宋王朝衰颓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更为激化。朝廷为拉拢人心，五月准许朱熹的请求，仍任直宝文阁，并下诏奖谕，转朝散郎，赐绯衣、银鱼。八月，任命朱熹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辞而不就。十一月，改知漳州，朱熹再辞，但朝廷不准，不得已于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到漳州任知州。
二、漳州新政
上任伊始，百废待兴。漳州自古以民风淳朴著称，但后来由于教化不力、官吏作恶、富豪横行，以至于正经界无法推行，古朴民风也荡然无存。因此，朱熹一到任便明察暗访，体察民情，决心先从教化风俗、惩治腐败入手，要彻底改变漳州的风气。
朱熹首先颁布了《漳州晓谕词讼榜》。为了秉公执法、清理诉讼，他一下子就判了243道民间讼争案件词状。为了防止庸官贪吏从中作弊枉法，他特制了几个大橱放在厅堂，把讼状分类入橱，然后召集官员各分案件定夺。在大厅两边设办案幕位，先各自拟判，到用餐时也只在郡厨用餐，用餐后再进行拟判，然后汇总，最后选取合理的判决。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是南朝时佛教盛行，而在南宋的漳州佛教更盛，号称“佛国”，有的寺院甚至以传经拜佛为名聚集男女杂居，有的女子不想出嫁就住在庙庵之中。为了移风易俗，朱熹颁布了礼教条令，严禁此类恶习陋俗。一年后，民风大为改观。朱熹在漳州公事之余，还时常到学校去教育劝导学生，那部影响深远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这时期撰写刊印的，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思想体系也是在这个时期最终确立的。
朱熹还大力整顿吏治。当时漳州的官员大都懒政无能，贪财好利，盘剥百姓，贪污贿赂，于是朱熹颁布了《州县官牒》，下令各县的县丞、县簿、县尉必须每天到长官厅聚厅议事。为防止官吏结党营私、官官相护，他采取了“对移法”，强行对换那些分掌财赋肥缺、多年恣意侵吞财赋的官吏，撤换了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
朱熹还颁布了《龙岩县劝谕榜》，下令龙岩知县约束官吏，宣传教化，严守法律，不得骚扰百姓。
朱熹还根据朝廷令福建路监司的公文，进行了“正经界”之事。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询访，基本摸清了情况，然后全面提出了自己对“正经界”的看法。在朱熹的一再催奏下，朝廷终于下了省札，让漳州先自行衡量施行经界。朱熹一接到省札就上了《条奏经界状》，就施行经界等事宜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朱熹还不顾会陷于孤立、谤毁乃至身败名裂的危险，毅然在《条奏经界状》还未获得允许的情况下，就将经界之事公布于众了。正当朱熹想一鼓作气实施经界时，豪强权贵极力反对，连参知政事王蔺也反对在漳州推行经界。最后，这一利国利民的改革未能实行，朱熹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在推行经界的同时，朱熹还积极奏请朝廷蠲减赋税，为减轻当地百姓赋税负担、改善生活状况做出了积极贡献。宋绍熙五年（1194年），当朱熹再到漳州时，当地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据说道路都因此而堵塞。
第七节 上下求索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去世，年仅39岁。痛失爱子的朱熹，便乞祠归治朱塾丧事，并于四月解职弃官，回到建阳，继续他的山林讲学生活。当年七月，朝廷任命再次下达，朱熹再次请辞，没被允许。九月，被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继续请辞，并以漳州经界推行失败为由自我弹劾。
一、老骥伏枥
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陈亮借给弟子朱塾写墓志铭哭祭的机会，与朱熹和辛弃疾相聚。朱熹还对刚刚被重新起用的辛弃疾提出了“对老百姓要宽厚，对知识分子要礼遇，对下属官吏要严格”的三大施政纲领。十二月，三人再聚，陈亮为两人画像作了像赞，称赞朱熹和自己为“人中之龙”，称赞辛弃疾是“文中之虎”——好一幅龙潜虎跃的“三英图”，这也是三人友谊的最好见证。
绍熙四年（1193年）冬，南宋朝廷任留正为左相，任赵汝愚为吏部尚书，后知枢密院事。他们两人都力荐道学人士，于是朝中道学官员控制了朝政，此时，邀请德高望重的道学之魁朱熹入朝成为众望所归。于是，十二月圆滑世故的留正便推荐任命朱熹为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因为他担心朱熹这个刚直的老儒在皇帝赵惇身边每天说教，会干扰他的宰相仕途。
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朱熹在弟子们的簇拥下向湖湘进发，一路上学子云集，百姓夹道欢迎，纷纷想瞻仰理学正宗大儒的风采。朱熹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招抚起义瑶民。
当时湖南境内发生瑶民起义，大批瑶民攻入湖南邵州、武冈，一时朝野震动。朱熹对瑶民起义效法孔明“七擒孟获”的招抚攻心策略，派军校田昇带几十个人骑马进山，成功地招降了首领蒲来矢，平息了这次起义。后来朝廷为表彰朱熹，在岳麓书院右侧特意修建了一座“谕苗台”。为了维持湖南的长治久安，防止起义再度发生，朱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整顿地方军备。一方面调派精锐之师辛弃疾曾经编练的“飞虎军”回湖南；另一方面编练地方武装，在各县挑选武艺精湛的弓箭手进行专门训练。
朱熹还常微服私访，整肃吏治，打黑除恶。当时有些不法之徒，常勾结军兵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朱熹得知后，立即张贴告示说，“如有胆敢违法乱纪之人，一定会被判罪纳监”。长沙有一个姓张的恶霸，他家门前有一座木桥，百姓从桥上过，如果触碰了桥，必被捉去吊打，以致死伤无数。朱熹认为，对这类恶霸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于是将他逮捕归案，斩首示众。朱熹还充分利用宋刑律中关于“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的律法，在得到赵汝愚的密报后，抢在七月七日宁宗登基大赦令到来之前，在潭州杀了十八个恶徒，表现了他的雷厉风行和疾恶如仇。
教化风俗是朱熹的一贯思想，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教育。朱熹一到任就吊祭了张栻祠，并亲往张浚张栻父子墓哭祭，还为长沙学者刊刻的张栻《三家礼范》写了跋。后来许多张学弟子都归到朱学的门下，打破了浙学在湖湘一家独兴的局面。在湖湘讲学时，朱熹还为湘中士人写了“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的条幅，刻石于文庙。朱熹还修复了岳麓书院，并将“忠孝节廉”作为世代相传的院训。
这一年，朝廷发生宫廷危机，晚年的朱熹也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其实，从他立志要劝说朝廷“正心诚意”开始，就注定了要承受这一悲惨结局。由于太上皇赵昚与皇帝赵惇之间的忌恨不断加深，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病重，赵惇不顾众大臣的苦苦谏求，拒绝起驾问疾，甚至连赵昚死后也不肯主丧。一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有大厦将倾的气氛。可以说，这事件对于一直倡导“正心诚意”的朱熹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打击，他请缨无路，失落至极，便上奏朝廷要求告老还乡。
二、帝王之师
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光宗赵惇内禅，宁宗赵扩继位。枢密院执政赵汝愚第一个推荐朱熹，让他当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了收拢人心，赵扩就听取了他的建议，钦点朱熹入朝做自己的老师，并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熹为“儒宗”。八月，朱熹离开潭州来到杭州入朝为官，而且还做了皇帝的老师。他走上了人生最“高光”的巅峰时刻。
十月四日，朱熹初见宁宗，便在行宫便殿奏事。朱熹共上奏五札，他大讲“正心诚意”、读经穷理、居敬持志以及潭州善后事宜等。他任侍讲后每逢双日早晚进宫两次，向皇帝宣讲《大学》。朱熹进讲的基本精神是要明“君道”“臣道”“父道”。朱熹还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了四件事：
第一，反对大兴土木，要求停止修葺东宫，安抚流离失所的饥民；
第二，要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车马、卫士，向光宗问安、请罪；
第三，议论朝廷纲纪，以整顿政纲，严肃法纪；
第四，为孝宗寻找墓地。
宁宗开始还能假装倾听阳奉阴违，后来，当朱熹在他面前斥责他的宠臣韩侂胄参政弄权时，他便大为不满了，认为朱熹越俎代庖，干预朝政。而韩侂胄更是把朱熹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宁宗面前百般诋毁，并说“先除掉朱熹，再除掉其余的道学党徒就容易了”。于是宁宗在十月免去朱熹侍讲职位。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纷纷上书竭力挽留朱熹，宁宗不听。宁宗说：“朱熹对朝廷之事，事事干预，而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十月十九日晚，宁宗批给朱熹一张纸条说：“我怜悯你老了，现在又是严冬，恐怕您站着讲学吃不消，已经除您奉祠，叫您知道。”这样的御批看似体贴，实际上是仅仅在朝46天的朱熹已经被罢黜出宫了。同年十一月，朱熹回到了福建考亭，十二月建“竹林精舍”，自号“沧州病叟”，决心从此退出黑暗的官场，归隐山林而至死不出，想此生终老于讲学授徒、读书著述的生活。
然而，韩侂胄一伙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光宗赵惇内禅之后，朝中潜伏的危机很快暴露。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在这场内禅中被认为是“有功之臣”，但赵汝愚并没有重用他，这使韩侂胄对道学党人满怀怨恨。韩侂胄凭着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出入宫禁，很快博得宁宗的倚重。他常常在宁宗面前挑拨离间，使宁宗将老宰相留正驱逐出都。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将赵汝愚罢出朝。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决策之功而掌握大权。随着韩侂胄的掌权，一场反朱子理学的斗争便开始了。
三、庆元党禁
“告老还乡”的朱熹在历经一段时间的消沉后，继续发奋著述和埋头学术，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党禁”序幕已铺天盖地拉开。
早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兵部侍郎林栗就对朱熹及其道学进行过攻击，并上奏弹劾朱熹，称朱熹本无学术，只是窃取张载、程颐的理论谓之“道学”，妄自尊大，召集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看似治世之法，实则是乱人之道。韩侂胄得势后，在皇帝的庇护下把持朝中大权，打击孤立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朝党，并把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一律斥为“道学之人”，一场清洗道学派的大规模弹劾翻腾出滔天大浪。
庆元元年（1195年），监察御史胡竑诬陷、弹劾右丞相赵汝愚培植党羽，说赵汝愚做了“乘龙授鼎”的梦，将要以宗室谋危社稷，令赵汝愚罢相出朝。谢深甫、何澹、杨大法等反道学的朝士也纷纷上疏攻击赵汝愚。而当时向皇帝上疏要挽救赵汝愚的郑湜、章颖、徐谊等人，全部遭贬逐。太府寺丞吕祖俭为赵汝愚、朱熹、彭龟年等辩解，最后被处“无君”之罪，发配韶州（今广东韶关）。六位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上疏要求收召李祥、杨简，结果以“煽摇国是”罪被捕，流放到五百里外编管。
朱熹忧愤不已，也草草写了数万言的封事，痛陈奸邪蔽言的祸害，欲为丞相鸣冤。但他的学生和亲友都认为如此必惹大祸，苦苦相劝，最后他听从高足蔡元定的建议，以蓍草占卜决定，结果占得凶卦，意思是应该退避在家才能免灾。笃信《周易》占卜的朱熹沉默不语，只好把奏稿烧了，从此改号为“蓍翁”（一说“遁翁”）。果然不出所料，朱熹终因曾参与赵汝愚攻击韩侂胄的活动，成了韩侂胄发起抨击“理学”运动的第一目标。
四、受辱蒙冤
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赵汝愚在衡州服药自尽。叶翥和刘德秀等人立马奏请销毁朱熹等理学家的书籍，并称朱熹学说为“伪学”，朱熹为“伪师”，他的学生为“伪徒”，凡与朱熹有关系的人，不许担任公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凡涉程朱理学的人全都不予录取。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为暂时躲避韩侂胄的迫害，朱熹与门人黄榦、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还写下了千古名诗《观书有感二首》，其中第二首写道：“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该诗蕴含了突发灵感、茅塞顿开、熟能生巧等丰富的哲理，也体现了经过大风大浪洗礼的朱熹，已经能对“血雨腥风”的“党禁”泰然处之，对理学、对社会人生突然有了全新的认识，获得了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自由。他觉得生命短暂，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他相信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只有奋斗抗争，才会有出路，才能真正体验生命的永恒和人生的意义。
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对道学的打击不断升级。刘德秀当谏官后弹劾了留正引“伪学”入朝廷的罪过。胡竑和沈继祖接着上疏，“党禁”全面开始。
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等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诬以“六大罪状”和“四大丑行”，试图把朱熹描绘成一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欺君罔世、污行盗名的无耻之徒。
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技，开列了一份59人伪逆党籍的“黑名单”，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第五位，还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受庆元党禁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朱熹的门人要么被流放，要么被抓去坐牢，纷纷遭到沉重打击，一些门人或叛道投降，另投新主，或明哲保身，缄默不语，更多的人不堪屈辱，郁郁而终……一时间，理学威风扫地，惨遭迫害。难怪朱熹发出“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的感叹。
伴随道学力量的解体，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韩侂胄把持朝政、大权独揽，而那些投机取巧的政治骗子、卑躬屈膝的拍马奴才、不学无术之士、阳奉阴违之徒则一个个粉墨登场，在朝中绘制了一张不堪入目的“群丑图”。朱熹欲哭无泪，抗争无力，面对群魔乱舞的新贵朝廷，作了一首《闻蛙》诗，以青蛙两枢暗指东西两府，以蛙噪犬吠暗指反道学新贵的种种倒行逆施。
闻蛙
两枢盛怒斗春池，群吠同声彻晓帷。
等是一声狼籍事，更无人与问官私。①
诗作尖锐地影射了当时朝廷群魔乱舞和社会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丑态，将反道学新贵们的恶劣行径讥讽得淋漓尽致，也发泄了心中的愤懑。
朝廷权贵最后还要求朱熹辞职，朱熹对沈继祖的满纸谎言与诬陷不屑辩驳，后来甚至以玩侮的心态在一道《谢表》中将沈继祖所指控的罪状全部承揽下来。最终，朱熹被罢黜离职，高徒蔡元定被流放道州，第二年就病逝了。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应弟子林用中等人邀请，在李友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考亭，前往古田杉洋避祸。朱熹一路讲学授徒，游山访友，题匾书联，在闽东再播道学的种子。在赴古田途中，船行闽江，朱熹赋诗《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
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
两首山水诗以闽江两岸的青山绿水、对鸣的鶗鴂（杜鹃鸟）象征儒道理学，表达它一定会战胜像夜雨、风浪等朝中反道学的黑暗势力，破浪前进，与唐代白居易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首诗蕴含哲理，寓意深刻，表达了自己面对逆境的旷达和希望。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韩侂胄一派对理学学派的迫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思想、学术派别斗争的界限，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这就是史称的“庆元党禁”。一时间，神州大地处处愁云惨雾，处处凄风苦雨。
五、浩浩长风
经过命运多舛的这几年，年迈的朱熹已经恶疾缠身，身心俱疲，他自知时日不多，心力憔悴地发出了“吾道之穷，一至于此”的叹息。从庆元三年（1197年）至庆元五年（1199年），他写了《《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等书，还坚持完成了对《楚辞》的释注。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脚大痛而服药无效，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几乎失明，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他写信给学生黄榦、范念德，要他们收集整理并完成《礼书》底稿。在去世的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真正践行了自己“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诺言。朱熹对自己的理学终生矢志不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所有著作都完稿，把“道”传下去，使理学道说后继有人。
三月九日，正值梅雨时节，阴雨淅沥，就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和世道衰微的凄冷气氛中，朱熹带着失落的悲怆在建阳考亭家里溘然长逝，享年71岁。
宗师陨落，江河呜咽。朱熹正直高尚，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的卓越见识令人钦佩，影响至深。当他逝世的噩耗传遍大江南北时，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执笔挥洒，写下一阕《感皇恩》词，词曰：“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辛弃疾还为朱熹写了祭文，而后不远千里直奔考亭，亲自吊唁哭祭朱熹。祭文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76岁高龄的大诗人陆游也在家里摆了祭案，写了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江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杨万里痛失知己，忧伤至极：“呜呼！我未识公，得之钦夫。云今杰魁，舍公则无。”
全国各地的门人、同道决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为朱熹送行，这可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他令当地官员约束制止。但是门人、同道们不顾朝廷反对，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葬者有近千人之众。朱熹最终与妻子刘清四合葬于建阳唐石里（今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大林谷中。
六、名垂万世
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与世长辞了，但他留给后世的却是丰富且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朱熹一生讲论、著述、撰注、编辑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其数量之大，在封建社会学者中是不多的。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说他著作等身，名副其实。特别是他用将近40年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定本，撰写完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和《韩文考异》十卷。临终前，朱熹还写了数封遗书，交代弟子、女婿继续编著《礼书》等。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楚辞后语》六卷、《楚辞辨证》二卷的著述，终于完成了他学术上的最后总结，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四书学和经学体系，成为一代理学大师和经学大师。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永垂史册，受到历朝历代的褒扬和尊崇。
万山朝宗，百川归海。润物无声，桃李芬芳。朱熹虽然走了，但是朱氏后人和学生，有的继承了他的学术传统，成为学问大家；有的以忠义闻名于世，在历史上留下了流传千古的美名。朱熹的学生众多，达500余人，尤以蔡元定、黄榦、真德秀等最为著名，并逐渐发展成庞大的全国性学派——朱子学派。元代到明初，朱子学派依然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元代有著名学者赵复、吴澄、许谦等，明初有方孝孺、曹端、薛瑄等。朱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立的理学和他撒下的文明火种终于可以薪火相传、光耀寰宇了。
朱熹逝世不久，随着权臣韩侂胄的身败名裂，宋朝统治者逐渐解弛了“伪学”之禁，恢复了朱熹的名誉，确立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之后，历代朝廷对朱熹褒扬不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也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宋嘉定二年（1209年）十二月，朝廷赐谥朱熹“文”，尊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嘉定五年（1212年），根据李道传、刘爚等人的要求，又诏谕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学宫，成为官方的法定读本，标志着理学著作正式进入官学。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理宗赵昀登基，他将朱熹的学说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宋理宗下诏盛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为确定理学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嘉熙元年（1237年），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朱熹从祀孔庙，朱熹从而取得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理学走向官方哲学。同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时还御书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宫。咸淳五年（1269年），诏赐婺源朱氏故祠“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并立。
元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十月，定科举程序，科目以“四书”“五经”为主，并规定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及朱熹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科举的制度化，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理学的官学地位被完全确立。至元元年（1335年），下诏创立朱熹文庙于婺源，为朱熹文庙之始。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二月，追谥朱熹父亲朱松“献靖”，称“献靖公”。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改封朱熹为“齐国公”。
朱熹的理学从元朝到明清一直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两代甚至达到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程度。而《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明初，统治者把崇尚儒学及朱子理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之策。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钦定编纂并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明朝科举取士的范本，规定科举取士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朱子理学确立独尊的地位。景泰六年（1455年），诏建安朱熹后裔九世孙朱梃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建博士府；景泰七年（1456年），礼部下文各地建祠崇祀朱熹。这一年，又应朱熹八世孙朱泗之请，以朱熹门人黄榦、蔡沈、刘爚、真德秀陪祀。嘉靖二年（1523年），又诏婺源朱熹后裔十一世孙朱墅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每年春、秋两祭。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御书“白鹿书院”匾额，并赐儒家经典，又御书“学达性天”送建宁府武夷山紫阳书院（武夷精舍）等相关书院。
清康熙皇帝更是把朱熹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命闽、徽两地朱熹后裔承袭五经博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为建阳考亭书院的朱熹祠题写御匾“大儒世泽”，还给建阳考亭书院集成殿题写对联“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二哲之列，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廊移入大成殿西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诏命李光地、熊赐履等编纂《朱子全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编纂《性理精义》，康熙亲自作序，颁行全国。康熙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写道：“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对朱熹褒奖有加，评价极高。朱熹创立考亭学派阐述孔孟之道，传承周程之理，于是，往圣的绝学得以复兴，大儒的恩惠世代润泽。
朱子学不仅扬名华夏，还漂洋过海远播域外各国。13世纪末，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进而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早在12世纪末朱熹还在世时，朱子学就由来华的日本僧人荣西传入日本。之后，来华日僧和学者日益增多，仅南宋时期来华日僧和学者就有120多人，朱子学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到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更被推到了官学地位。日本各朱子学派从不同角度阐发朱子学，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朱熹曾孙朱潜弃官携子女、门人入高丽全罗道锦城建书院讲学，为朝鲜朱子学始祖。13世纪末，高丽宰相安珦大力整顿教育，亲自在太学讲授朱子学，理学教育勃兴。李朝建立后，朱子学经学者李滉倡导之后，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李滉也被尊为“朝鲜之朱子”。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入越南。越南陈太宗元年，即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诏谕全国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四书”“五经”，向全国儒生介绍朱子学。直至今日，朱子学对越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仍有重要影响。
朱熹一生时刻关心国事民情，从入仕到逝世，整整50年。然而纵然有报效朝廷、献身国家的志向，南宋政治的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致使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不能得志，最后绝意官场，潜心学术。
朱熹走了，他一生高举理学旗帜，德润心田，文化天下，完美地诠释了他的那首《观书有感（其一）》诗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认为人只有心境澄澈，才能在洁净的精神层面映照出蓝天云影；只有不断求知，才能活出精彩。
朱熹走了，他一生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穷且益坚，坚韧不拔。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朱熹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如朱熹在《不自弃文》中劝诫世人不自弃一样，“怨天者不勤，尤人者无志”。朱熹告诫我们生命之书至高无上，不能随便翻阅，不能轻言放弃，要勇敢乐观地面对一切困难和逆境，因为人的每一步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也许就是朱熹的人格魅力和理学具有的永恒价值吧。
文脉不灭，千古传承。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第一节 转益多师
朱松一生胸怀大志却壮志难酬，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三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一年朱熹年仅14岁。朱松去世前，将朱熹母子托付给了“一父三师”。“一父”指当时居住在福建崇安县五夫里的义父刘子羽，“三师”指日后朱熹的三位老师——胡宪、刘子翚和刘勉之，其中刘勉之后来不仅做了朱熹的老师，而且还成了朱熹的岳父。朱松给他们写信，把朱熹托付给他们共同教育。
朱熹4岁时奶奶去世，不久两个哥哥夭折，14岁时父亲又病逝，亲人的相继离世让朱熹过早地体会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死亡的阴影，也使朱熹更加早熟，对亲情格外看重。
五夫里刘氏一族正心修身、爱国为民的家风一直传承有序。刘氏家训曰：“何谓善，居家孝敬，处事仁恕，凡所以修身者，皆是也。何谓恶，恃己势以自强，克人财以自富。”可见刘氏一门为国为民，崇礼文，敬孝道，淳厚家风，经久不衰。
一、三忠一文
“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八闽上郡先贤地，千古忠良宰相家。”这是后来朱熹为感恩五夫里刘氏家族而写的两副对联。据崇安五夫里《刘氏宗谱》记载，五夫里刘氏家族一般认为自中唐文宗时入闽，始祖刘翔官至金吾上将军，传到宋七世孙刘韐，他以身殉国，以死明志，后赐谥号“忠显”；长子刘子羽一生抗击金兵，保家卫国，后赐谥号“忠定”；季子刘子翚为南宋兴贤育秀，培养了刘珙、朱熹等名臣大儒，后赐谥号“文靖”；孙刘珙为爱国忠臣，官至宰辅，后赐谥号“忠肃”。五夫里刘氏一家三代皆为忠义之士，“三忠一文”的谥号也为史上少有。五夫里刘氏有慧眼识岳飞的刘韐，有履行诺言抚育朱熹的刘子羽，有潜心讲学的刘子翚，有正直敢言的刘珙。
（一）刘韐：铮铮傲骨，忠义家风
刘韐镇守鹿、延二州时，正逢西夏侵犯宋朝，威胁中原安定。精通兵法的他运用“釜底抽薪”之计，奇袭西夏大后方根据地，迫使西夏退兵求和。由于军功卓著，刘韐被提升为徽猷阁待制，后又任赵州知府。他为官清廉，政事勤敏，在民间威望很高。宣和四年（1122年），朝廷任命童贯为西河宣抚使，任命刘韐为军事参议。刘韐为培养军事人才，特意在河北招募“敢战士”。在被他招募的精兵里，有一位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很受他赏识，并被委以重任，最终成为名震九州的抗金名将。这个年青人就是岳飞。
“靖康之变”后，京城陷落，刘韐被调到宫中护驾。后来宋朝割地赔款，刘韐被迫出使金国议和。金人知道刘韐是良将，便以仆射官衔劝降，但刘韐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毅然写下遗书：“国破圣迁，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而后悬梁殉国，以死明志。
（二）刘子羽：子承父志，政多泽民
建炎三年（1129年），刘子羽统领五路兵马，接连收复延安、晋宁等州县失地，因军功卓著而晋升为徽猷阁待制。绍兴六年（1136年），刘子羽任福建泉州知府。他为官清廉，重教兴学，还把当地荒废的旧学馆修葺一新。清道光版《晋江县志》载：“（刘子羽）绍兴六年知泉州，在郡二年，政多泽民，民爱之如父母。”
绍兴八年（1138年），刘子羽因为不附秦桧的和议，被罢官回到武夷，并在绍兴十六年（1146年）抱恨离世。由于他得罪了投降派的权贵，所以丧仪简约、身后萧条，也没有立神道碑。刘子羽的长子刘珙因此深感内疚，临终前把立碑的遗愿托付给好友朱熹。朱熹也果然不负好友之托，亲自为义父刘子羽撰写神道碑，还写信请张浚之子、南宋著名学者张栻题写了碑额。无数后人为碑中刘子羽那殷殷思亲之情和拳拳报国之志深深感动。
（三）刘子翚：归隐五夫，潜心讲学
刘子翚在任职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期间政绩显著，后因体弱多病辞官回到家乡武夷山，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早年就通过游历的方式感受百姓疾苦，辞官后虽隐居乡里，但仍不忘国仇家恨，潜心讲学，热忱地教育乡里学子。他在家宅附近建“屏山书塾”，并效法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宗旨，不论贫富广招学子，得到当地百姓一致称赞。朱熹、黄铢、方来等都是他的学生。刘子翚所著《维民论》中的“经世为民”思想令朱熹很受启发，后来成为朱熹“民本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
（四）刘珙：仗义执言，力挫歪风
刘珙兼任直学士院时，御史杜莘老因弹劾宦臣王继先、张去为而忤逆了皇帝旨意，皇帝命刘珙起草杜莘老的贬职诏书，他却顶住压力坚持不草拟文诰，并为杜莘老解围使其最终没有被贬。
淳熙二年（1175年），刘珙调任建康知府，正赶上接连发生水旱灾害，他立刻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夏粮税钱六十万缗①。同时派官员到长江上游买米以救济性质按平价卖米，对借米的百姓也不收取任何抵押品，因此，他所管辖境内没有百姓因饥饿逃亡，他也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由于秦桧当权，南宋朝廷内卖官鬻爵的贪腐现象十分严重，刘珙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风气，他公开空缺职位，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参加选拔，以确保选任人才公平公正。淳熙五年（1178年），刘珙因病去世，年仅57岁。当地老百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有的停止了集市贸易，在街道上痛哭不止，有的不约而同拿出祭祀供品，焚香哀悼祈愿。
朱熹与刘珙还有一段“义让庄田”的故事。当年朱松托孤于刘子羽和“武夷三先生”，由于朱熹与刘子翚经常在武夷山讲习，武夷山离崇安太远，于是刘子翚在中途建了歇马庄，并买田二百亩供朱熹母子使用。刘子翚逝世后，朱熹想把田地财产交还给其子刘玶及刘子羽之子刘珙。刘氏兄弟以长辈遗命为由拒绝。朱熹任同安主簿届满归来，又向刘珙提出归还庄田之事，刘珙仍不同意。后来朱熹为此事再次致函刘珙，刘珙对朱熹这种重义轻利和谦谦君子之风非常钦佩，只好共同商议将歇马庄田产捐给五夫里的南峰寺作为庙产。
二、亦师亦父
朱松托孤的“一父三师”中的“一父”就是朱熹的义父——刘子羽。作为力主抗金的南宋一代名将，刘子羽10岁时就已精通经史，11岁弃文习武，一直跟随父亲刘韐过着军旅生活。刘韐在靖康之变后去世，刘子羽满怀国恨家仇扶着父亲灵柩归葬家乡五夫里，并誓与金兵不共戴天。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大举南侵，张浚采用了刘子羽坚壁固守、待机而动的战略，使金兵不敢来犯。建炎五年（1131年），刘子羽又联合吴玠采用游击战术大败金兵。然而朱胜非却向皇帝进了谗言，刘子羽被降职到白州（今江苏南京），后又改知福建泉州。
刘子羽罢官回家后一方面与胡宪、刘勉之等好友钻研“二程”理学；另一方面由于喜好佛学，还常跟和尚们一起谈禅论道。因此，朱熹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程学、佛学都很热衷，兴趣很浓。有一次刘子羽打开朱熹的箱子，竟发现里面有一本语录，是当时著名禅宗和尚宗杲写的。这说明当时朱熹是禅、道、诗、文无所不学的，当然，朱熹认为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才是“学者所急”，是必须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的。后来，朱熹在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后，还挥毫写了一幅“鸢飞鱼跃”的书法，借以表达自己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实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质的飞跃后的喜悦之情。对刘子羽的这份养育深恩，朱熹一直铭记在心。可惜刘子羽没有等到朱熹报答他，就在朱熹16岁那年，抑郁而终，年仅50岁。
“武夷三先生”探究的是“四书”的义理之学，浓厚的学术氛围长期熏陶着少年朱熹，也决定了他后来为什么专攻义理。由于刘子翚和刘勉之在几年内相继去世，所以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朱熹都是跟随胡宪求学的。胡宪是南宋著名学者、理学家、教育家。幼年从学于同为理学家的叔父胡安国，朝廷曾下诏赐他进士出身并授建宁府教授。但由于当时秦桧专权，他不愿与奸党同流合污，便以母亲年迈为由请辞事亲，潜心理学研究。
朱熹的教育成长环境可谓得天独厚，能同时有三位名师指点，学问自是大有长进。在“武夷三先生”的悉心教诲和指导下，朱熹焚膏继晷，孜孜以求，为日后建立起自己庞大而缜密的思想学术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朱熹回忆起三位名师的教诲时非常感激，自觉获益匪浅，还写了一组诗来总结自己的心得。下面节选其中一首中的一段：
寿母生朝
一笑谓汝庸何伤，人间荣耀岂可常！
惟有道义思无疆，勉励汝节弥坚刚。①
“武夷三先生”诲人不倦，朱熹学而不厌，学问进步飞快。
绍兴十七年（1147年），18岁的朱熹参加了建州地方的乡贡考试，据说当时考试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来录取的，而主考官蔡兹跟别人却说：“我在评阅的试卷中看到一位后辈（指朱熹）的三篇策论，都是为朝廷谋划大业的，此人将来肯定非同一般。”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天，19岁的朱熹奔赴临安应试，廷试题目是“创业守文之策”，最终名登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赐同进士出身，这时的朱熹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天，朱熹参加铨试，夺得中等，被任命为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五月，朱熹到同安赴任，开始了他的起落浮沉的宦海生涯。
第二节 勤政爱民
朱熹在泉州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任上近五年时间，始终强调做官要公。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初次为官，他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国家收缴赋税，二是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
一、推行“经界法”
当时，同安县土地兼并和赋税不均现象十分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朱熹到任不久就发现了症结所在，他希望按照孟子“仁政必自经界始”的主张，在同安推行“经界法”，实施“正经界”。所谓“正经界”，就是根据重新划定的土地疆界，以土地的实际面积收取田税，目的是抑制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而平均赋税，减轻农民负担。朱熹为此还做了不少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
“经界法”实际上并不是朱熹的首创，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就上书朝廷直陈“经界不正”的利害，建议实行“经界法”，后经朝廷下诏委托李椿年在全国大力推行“经界法”。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界法”从开始施行就遭到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施行了十几年的“经界法”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对逃税漏税、赋税不均等严重现象有所扭转。
虽然光宗同意朱熹先在漳州实行“经界法”，但是朱熹在推行时同样遭到了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他期待漳州、汀州、泉州恢复经界的希望最终落空。作为一名小小的同安县主簿，朱熹实在是无可奈何。
二、减税利民
“以民为本，抚恤百姓”一直是朱熹经济思想的核心。“正经界”希望落空后，朱熹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上书请求减免赋税上。他在县主簿任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一系列减税政策彰显了朱熹鲜明的均税恤民思想。
当时南宋官税钱较北宋又新增了三种，其一就是经总制钱。由于经总制钱征收项目更多、税率更高，百姓不论荒年丰年都要缴一定数额的税，如果不缴，地方官吏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百姓赋税沉重、苦不堪言。因此，朱熹屡次上书指出朝廷经总制钱的弊端，分析了赋税不断加重的趋势，主张“正君心”、“正经界”、均赋税，要求革除弊政，实行仁政，恤民减税。
朱熹对主簿这一职务很热心，每到税收时就先贴出文告，要求限期缴纳税金，否则就要严厉处罚。朱熹还经常一一核对赋税出入的账目，防止下面的官员贪污、“做手脚”。后来朱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主簿就职内大有事，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某向为同安簿，许多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①
刚刚做官的朱熹在主簿任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用他后来写的诗句形容就是“苟利于民，虽劳无惮”“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②
三、明德崇教
春风化雨润万物，一枝一叶总关情。主簿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县里的教育事务。朱熹对自己的工作很尽责，尤其热心的是教育。在整顿赋税无果的情况下，朱熹继而致力于整顿县学，振兴儒学教育。他认为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世道人心，有补于世。当时同安县学在秦桧严禁程学的社会环境下凋零衰微，校舍破败，藏书寥寥，读书人也无书可读，且功利、庸俗、浅陋，朱熹决心重整学风，兴贤育秀。因此，他发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事》等文告，确立了县学宗旨大纲，厘清制度，统一思想。朱熹还挑选县里的优秀青年进县学，遍访、诚邀当地德才兼备的柯翰、徐应中和王宾等人担任县学教师。
同安县学的官书在南渡时散落殆尽，朱熹就精心整理北宋英宗南渡时留下的一柜残损书，并在民间广泛搜集，建立了图书馆“经史阁”，解决了县学师生图书缺乏的问题。
朱熹还修缮了县学校舍，建立“教思堂”，并按照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重建县学“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以讲论问答的方式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引导学子走上“正心诚意”之路。这样，一个偏僻破败的县学在朱熹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生机。朱熹还曾到金门“以礼导学”，开启了金门文风大门，创办了厦门地区最早的书院——燕南书院，从此金门文风大盛。
孔子曾说：“人无礼，无以立。”然而南渡以来，礼学废弃，无人问津。朱熹在同安大力推行礼学教育，以重整穷乡僻壤的士风、民风。他认为礼是“正风俗”“防祸乱”的根本，因此还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资料，亲自画了一套仪器和衣服式样，在祭孔时使用。朱熹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婚礼旧俗，严格婚姻之礼，禁止抢婚、私奔等有违礼仪的行为，纠正了当时因“贫不能聘”而引发的一些婚姻陋习。
朱熹曾到同安的建安书院讲学，在为书院撰写的《艮泉铭》中说到“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他希望做官要像水一样清廉，民风要像水一样淳朴，让这水滋润一方，造福百姓。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熹在初登仕途的同安勤政爱民、兢兢业业，深受黎民百姓的拥戴。当朱熹要离开同安的时候，百姓一直送他到小盈岭，纷纷扳住朱熹的车辕，用脚抵住路旁的巨石不忍让他离开，朱熹在一块巨石上题字“扳辕石”，以感谢同安百姓的厚意。据《泉州府志》记载，朱熹“革弊兴利，缓急有序。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弊。利于民者，虽劳不惮；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后来同安百姓还在县学的学宫建立了朱熹祠堂，以表怀念。
几年同安主簿生活，对朱熹来说，有失败，有成功，更多的是对南宋社会弊端日益严重的察省与忧虑，他已经厌倦了官场，觉得是时候归隐山林、潜心学问了，于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就以“奉亲讲学”为由向朝廷申请回到崇安。在宋代，地方官员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三年，而朱熹任职已过四年，接任的人仍然没到，所以朱熹回到崇安故里也是名正言顺的。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冬，朱熹又以养亲为由向朝廷要求调职，得了一个“监潭州（今长沙）南岳庙”的头衔。按照当时官制，“奉祠”是可以不用去潭州赴任的。因此，朱熹在此后一段时间深居穷山，埋头研读儒家经典。次年八月，因为宰相陈康伯的推荐，朝廷召朱熹赴临安，朱熹闻讯后上奏称“素有心气之疾”，请求推迟入朝。
四、受学李侗
学海无涯，开卷有益。朱熹一生酷爱读书、藏书、写书，即使初登仕途，仍不忘读书学习。他认为自己虽然考取了进士，但以前学习是“贪多嚼不烂”，因此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义理”及融会贯通上，有时为了一段文字的“义理”常常苦思冥想、废寝忘食，直到理会透彻为止。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为表拜师诚意，在同安县任职期满后，专程从五夫里步行三百多里前往延平拜李侗为师，讨教理学的真谛。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朱熹终于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找到了人生引路的明灯。
李侗（？—1163年），为学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以“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座右铭。李侗学术源于程颐，下启朱熹，年轻时拜杨时和罗从彦为师，而朱熹又求教于李侗，得到了李侗的正传，因此，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系谱中的重要人物。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谨遵李侗先师的“二程”理学之道，经自身践行努力，达到思想与理论的巅峰，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初见李侗时还留恋于佛学，到后来潜心读书，专心儒学，终于悟道明理，成为一代理学宗师。
第三节 忠心主战
朱熹所处的南宋偏安一隅，不断受到金国侵扰，内忧外患，朝野上下异常关切宋金和战的问题。朱熹自幼学习理学，深受父亲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思想影响，内心深植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种子，从小便立志报国、恢复中原，这也是他和同样为“主战派”的陆游、辛弃疾等人能成为志同道合挚友的重要原因。
尽管朱熹同安任后暂时退隐研学，但是他依旧忧国忧民，密切关注时局发展。可以说，朱熹在宋金和战问题上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至于后来主张和议，也只是韬光养晦的缓兵之计，是强调准备，主张南宋先积蓄军事实力，不打无把握之仗，待时机成熟时再全力抗金，因此朱熹一生的抗金思想始终如一。
然而，他的执着追求却经常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经常受到主和派的打压排挤，再加上他性格固执坦率，经常直言上谏，因此得罪权贵，仕途坎坷。最后，朱熹的学说被定为“伪学”，自己也落魄而终，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和对世事不公的抗争。
一、初战告捷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宋金关系风云突变，再度紧张，金主完颜亮率兵百万分三路南侵，直逼临安城。他志在必得，张狂至极，曾骄横地在绘有“临安形胜”的画屏上题“立马吴山第一峰”诗句，企图一举灭宋。高宗赵构惊恐万状，准备出海南逃，后在右相陈康伯等人的竭力劝阻下才作罢，并勉强下诏“亲征”。不久，金东京留守完颜雍夺取政权自立为帝，完颜亮在扬州被部将杀害，于是宋军乘机追击，陆续收复了邓、蔡、秦、洮等10余州的失地。
当宋军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平时，朱熹欣喜若狂，兴奋地与人唱和，先后写下了《次子有闻捷韵四首》《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等10多首诗歌表达庆贺之情。如《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其一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其二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①
诗中洋溢着激动之情，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朱熹还致函当时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大臣黄祖舜，向他总结了完颜亮南侵前后朝廷的种种失误，分析当前双方形势，抨击了当朝苟安主和政策，并提出了长远的御敌恢复计策，希望重用张浚等抗金名臣，加强东南防御工事。遗憾的是，这些中肯建议并未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
二、美芹之献
时位移人，世事多变，抗金形势突然大有转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新帝孝宗赵昚即位，他支持抗金，有恢复中原之志，因此，他一即位就贬谪主和派，重新起用张浚等抗金名将，并追复岳飞官爵，还昭告天下要广开言路。朱熹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于八月七日在监潭州南岳庙任上，向皇帝写了长篇《壬午应诏封事》。这篇封事饱含强烈的爱国激情，全面剖析了当时南宋的社会状况，表明了朱熹抗金的坚定决心。
他尖锐地指出，宋金有不共戴天之仇，议和百害而无一益，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的义理办事，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抗金雪耻的目的，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讲学明理、订计恢复、选贤任能。
孝宗被这封奏疏感动了，当即命朱熹入朝奏事。朱熹赶到杭州时，却赶上宋军抗金失利，朝廷正派人议和，他当即强烈反对。从十月二十四日有旨引见，到次年一月六日垂拱殿上他受到孝宗接见，朱熹接连上了三道奏札。
第一道奏札继续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指责赵昚沉迷于佛道，背离儒家大道，再次强调皇帝应该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
第二道奏札反对议和，指责遣使求和的失策。朱熹将战和问题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加以阐述，指出复仇雪耻才合乎天理。
第三道奏札主张内修政事之道，指责皇帝宠信奸佞。朱熹认为抗金的关键不在军事和防卫，而在于朝廷的德业和纪纲，建议孝宗从善纳谏，罢黜奸佞，固本安邦。
可以说，作为一个无名的小祠官，朱熹是非常勇敢的，他的奏札言辞激烈，非常尖锐。对不喜欢“道学”的孝宗皇帝来说，他开始还能故作雍容大度，当看到第二、第三道奏札时便无法掩饰自己的愠怒了。他之所以召见朱熹不过是在天下人面前做个样子，是不可能认真对待的。尽管这次召见他心里非常憎恶朱熹，但还是感于朱熹的忠心，在十一月十一日封了朱熹一个武学博士待次的虚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个职务对朱熹来说很讽刺，也很尴尬，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啊！而且按规定还需等到四年后有空额时才能就职。朱熹在临安时还乘机见了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三、孤掌难鸣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支持张浚出师北伐，并罢免了主张议和的右相史浩。宋军北伐之初捷报频传，收复了一些州县。
这年十月，孝宗再次召见朱熹，朱熹利用这次机会继续重申他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主张，即要求皇帝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为指导，先从皇帝做起，再施行于臣民。孝宗非常赞许这些意见，然而终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隆兴北伐”实际上是虚张声势，注定要失败的。孝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后，力主恢复中原的抗金热情陡然下落，主和论调甚嚣尘上，孝宗重新起用主和派汤思退为右相，甚至派人前往金廷议和。孝宗的抗金决心动摇了，于是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他的相位，调任为福州通判。张浚报国无门，痛心疾首，不久便在赴任途中病逝。朱熹闻讯后立刻赶到豫章（今南昌）为张浚送葬。
张浚去世后，投降议和的汤思退更加肆无忌惮。十月，金军渡过淮水大举入侵。十二月，宋金签订《隆兴和议》，这是继《绍兴和议》之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宋割让海、泗、唐、邓、商、金六州，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金为叔，宋为侄，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需向金国缴纳20万两贡银。
朱熹为朝廷上下的不思光复、乞和苟安而忧心如焚，为报国无门而顿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只好写诗以抒发愤懑之情。如《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其二）》写道：
廊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
早知烦汗马，悔不是留田。
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朱熹在南宋朝廷的一再催促下不得不到临安就任武学博士之职，这一官职实在是朝廷故意戏谑朱熹，让他勉为其难。朱熹深深感到君心不正，根本不立，一切就无从谈起。自己一定要“扫除”朝中投降乞和的奸佞小人。不久，朱熹就与钱端礼、洪适等主和派发生激烈冲突，他深感势单力薄，无济于事，坚决请辞回乡。在回崇安前，朱熹还写信给吏部侍郎陈俊卿，尖锐指出“讲和之说”的危害，抨击议和投降派。回到崇安后，朱熹继续隐居著述，没想到这一次竟长达14年。这期间他还与张栻进行了南宋最早的书院会讲之一——“朱张会讲”。
四、朱张会讲
如果将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做个辩论擂台排行榜，就会发现排名最靠前的，除了孟子，大概就应该是朱子了。孟子善辩，不但有“浩然之气”，还总有办法“请君入彀”；而朱子则是好辩。为了格物穷理，追求真理、真知、真情，一生论辩无数，但场上是唇枪舌剑的对手，场下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不，李侗死后，朱熹追思老师所传觉得似懂非懂，于是便和时在潭州的张栻通信讨论。
张栻年轻时就酷爱道学，后来又到衡山从学于著名道学家胡宏。这时，他正在潭州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到潭州城南书院拜访张栻，就《中庸》之义的“未发”“已发”等问题进行讨论。据说三天三夜也没有达成共识，直到十二月，他才回到崇安。朱熹在与张栻辩论交流之余还游览了城南的20处风景，并写了20首《奉同敬夫兄城南之作》（简称《城南唱和诗》）答和张栻，可见当时两位大儒是颇有文人雅致和闲情逸趣的。在以后的几年内，朱熹和张栻仍继续通信讨论，互相切磋。
经过激烈辩论，朱熹对张栻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等观点曾表示赞同，同时也指出他的弊端和问题。此后，经过一段废寝忘食的苦思冥想，他又研读了“二程”的著作，终于否定了张栻的看法。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是南宋最早的书院会讲之一，开启了湖湘学派与闽学派的交流，对两派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第四节 赈灾救荒
一、崇安山洪
洪水无情，苛政如虎。乾道三年（1167年）七月，崇安暴发严重山洪，大水冲毁房屋，淹没农田，百姓死伤无数。朝廷派朱熹前往视察灾情，朱熹用了整整10天视察了崇安的所有灾区，目睹了灾情的严重，深切感受到官僚对百姓疾苦的漠不关心，愤懑得简直不想与他们继续共事。
由于水灾严重，颗粒无收，地方官又救济不力，到了乾道四年（1168年）春夏之交，崇安青黄不接时又爆发了大饥荒，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发生了饥民暴动。朱熹当时正在五夫里祠禄养亲，崇安知县诸葛廷瑞急忙请朱熹共商救灾大计。朱熹一方面动员豪强地主开仓放粮，以平价赈济灾民；另一方面上书建宁知府徐嘉，请求发放作为官仓的常平粮仓的存粮，以紧急救灾。这才平息了饥民暴动。朱熹由此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
二、社仓赈灾
天下粮仓，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粮食始终是国家的“压舱石”，粮食安全是历朝历代第一紧要的大事。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亲去世。在家守孝的朱熹又先后上书建宁知府，请求在五夫里建立社仓，官府最终支持了朱熹的惠政善举。在社仓竣工后，朱熹又举荐当地德高望重的刘复、刘琦等四人共同管理，并制定了仓规，还取得了前丞相时任福州知府陈俊卿的鼎力相助。
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社仓建成，五谷丰登，仓廪盈满。此后，春夏青黄不接之时放粮，冬秋时节收储存放，变官仓赈粜为民仓赈济，对老百姓非常有好处。据康熙《崇安县志》记载，竣工当天，朱熹还在仓壁上题了一首警示诗，借以劝诫粮仓管理人员。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①
五夫社仓建成后，建宁各地争相仿效推广，纷纷建仓储粮。五夫社仓建成的十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在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期内，发生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于是他向孝宗皇帝奏献救灾之策。他列举了在崇安五夫里创办社仓的好处，猛烈抨击官仓的弊端。孝宗有感于朱熹的敢于直言，褒奖了他，并立即派他回浙东救荒。
朱熹果然不负朝廷重望，当年就缓解了灾情，渡过了灾荒，没有一个饥民饿死。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还上奏朝廷建议大力推广社仓法，并恳请朝廷放粮赈济灾民。他认为不能过分地盘剥农民，否则就会激起祸乱。他主张通过建立社仓来解决农民因青黄不接而造成的缺粮问题。他规定了社仓的任务，即每年秋冬收新粮，春夏放旧粮。让借粮者出十分之二的利息。如果有小饥荒，利息可以减半；如果有大饥荒，利息可以全免。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于是朝廷在各府州颁布执行“社仓法”，但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最后未能在全国推广，只在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极少数地方实行。
尽管如此，朱熹建立的第一个粮仓五夫社仓开创了救荒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这是中国自隋唐以来第一所州县级以下的官办粮仓，一直保存至今。朱熹对“社仓法”也沾沾自喜，很是得意。
三、鹅湖之会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朱熹在主政五夫社仓之余，也没有忘记他的“主业”——传道说理。父亲早逝，“提携教育，实赖母慈”，朱熹对母亲尽心尽孝。母亲去世后他十分悲痛。第二年正月，朱熹将母亲葬于建阳崇泰里寒泉坞，并在墓侧建寒泉精舍守丧。七月，他又把父亲的墓从五夫里西塔山迁葬到寂历山。之后他就在寒泉精舍潜心研读著述，一心向学，不问世事。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在人生不惑之年，开始独自办学，开讲授徒。他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就是寒泉精舍，办学五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着手集解“四书”，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首次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汇集一起作注释，后来《四书章句集注》也成为凝结朱熹心血最多的一部巨著，以至于他在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朱熹还邀请吕祖谦合撰了《近思录》，第一次勾勒出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
在南宋，朱、陆两家是理学内部唯心主义的两个不同学派，在理学家之中，朱熹当时已是理学泰斗，陆九渊也是学术大咖。陆九渊比朱熹小9岁，由于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大相径庭，两位学术翘楚进行了长期争辩。虽然差异很大，互不认同，但也都没有完全排斥对方观点，均能理性对待、彼此包容。朱、陆二人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为调和朱、陆的学术争论，在朱熹的授意下邀陆氏兄弟到江西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鹅湖之会”。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场朱、陆针对理学“本体论”的有名的学术论辩。
辩论伊始，双方就尖锐对立。陆氏兄弟和朱熹见面时，先拿出他们在途中写的唱和诗给朱熹看。陆九龄的《鹅湖示同志》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①
陆九渊觉得没有说透，便又写了一首和韵诗《鹅湖和教授兄韵》：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①
局外人看了有些云里雾里，朱熹见了却知道陆氏兄弟意在讽刺自己的“格物穷理”是“支离事业”，于是也和诗一首《鹅湖寺和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却愁说到无言处”意指二陆为“空疏”。此次鹅湖之会，双方辩论了三天，朱、陆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双方各执己见，最终都未能说服对方，结果不欢而散。如今这座古寺被叫作“鹅湖书院”。
正如江河虽源头不同，最终归于大海，学术主张不同，最终也会归于大道。鹅湖之会五年后，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请朱熹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朱熹不仅答应了陆九渊的请求，还邀请陆九渊为白鹿洞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也欣然同意。他讲解的是《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无不动容，深受启发。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世的态度上都宽容大度、平等论道，尽显谦谦君子的大师风范。他们求同存异的气度也为后学所景仰。鹅湖之会开中华理学辩论之先河，促进了学术自由和风清气正，吸引各方学者前往领教，而后逐渐形成朱学、陆学两大派系，推动理学空前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钟不敲不鸣，人不学不灵。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朱熹一生为了论道明理，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次学术论战——清算宗杲佛学论战、和张栻岳麓会讲、与陆九渊“鹅湖之会”、同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等等，不一而足，而正是通过这些论战，朱熹恢宏谨严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才得以最终确立。
四、亦仕亦隐
乾道九年（1173年），朝廷任命朱熹担任左宣教郎一职，主管台州崇道观，当时他就辞掉了。第二年六月，朱熹君命难违，只好赴任这一虚职。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朝廷下令让他入朝担任秘书省秘书郎，但此时的朱熹对朝政非常失望，不愿入朝任职，但朝廷不准，朱熹第二次请辞。迫于朱熹的学识和名望，朝廷只好同意他依然主管武冲观。这年十一月十三日，朱熹的母亲去世。
朱熹虽然隐居深山，埋头于思想学术研究，但他依然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苍生社稷。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朱熹能再次“出山”，一些士人还对朱熹寄予厚望，发出了“晦庵今年登五十，鬓华未改目光力。徘徊吴楚已多年，晦庵不急苍生急”的感慨。朱熹的学术成就和巨大声望也使皇帝左右为难，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任用又怕他“干扰”朝政。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任知南康军。朱熹的济世安邦热情又被调动起来了，于是在第二年春天，他结束了隐居著述生涯，重返政坛。
五、南康恤民
朱熹在南康上任伊始，正遇上庐山南麓秋旱，土地干裂，禾苗干枯，庄稼歉收甚至绝产，百姓生活非常困难。经过调查研究，朱熹颁发了第一个施政纲领《劝谕救荒文》，劝导地主富绅同情、救济农民，把粮食以公平的价格足斤足两卖给农民，同时要求本地农民做好耕田种地的本分，不要离乡流亡，对于违反者严惩不贷。
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朱熹还颁布了《知南康榜文》：
第一，宽民力。针对南康土瘠民穷、役多税重的社会问题，希望老百姓都畅所欲言，直陈时弊。
第二，敦风俗。请父老乡亲每年集会教导子弟，使他们懂得孝悌，敦亲睦邻，互帮互助，患难与共，形成良好的民风。
第三，明教化。提倡忠义气节，砥砺士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请乡里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书。
围绕这一系列施政纲领，朱熹在南康任上进行了步履维艰的社会改革。朱熹不仅宣扬教化，实行德治，而且注重实行法治，维护社会治安。对于欺压百姓、违法乱纪的恶霸豪强，坚决严厉打击惩处。
朱熹反复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星子县的赋税。在奏疏中朱熹指出，南康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但税额却不断增加，老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荒流亡，然而朝廷想的不是如何恤民，而是如何增税。朱熹因此遭到朝廷斥责，最后减税之事不了了之。朱熹还将他的“榜文”张贴城乡，秋后又下发了《劝农文》，劝农民趁天时多种荞麦、大麦和小麦，终于带领老百姓渡过灾荒。
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孝宗故作姿态命令各地监司郡守上奏民生民情，于是朱熹便上奏了《庚子应诏封事》，提出了“恤民”“省赋”“治军”等主张，劝说孝宗要从“正心诚意”开始来治理国家，并针砭时弊，提出了具体整治方案。孝宗对朱熹的尖锐批评非常恼怒，后在大臣劝说下才没有罢免朱熹。
当年五月，南康发生了特大灾荒。朱熹一方面请求朝廷减免星子县的赋税，筹集赈灾粮食；另一方面调动南康军四个县的数千灾民修筑长江石堤。他还亲力亲为，到工地视察，为国为民都实实在在做了一件大好事，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戴，政治声望极高。这年冬天朱熹又把旱情上奏给朝廷，朝廷最终同意减免赋税、开仓放粮。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朱熹在各县设场共35处赈粜，直到三月十五日才使南康饥民顺利渡过灾荒。
然而，朱熹减免税役和打击豪强的努力遭到重重阻挠和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朱熹在南康任上真正取得成效的是敦励风俗和砥砺士风。他为了教化民众颁布了《劝谕榜》，每隔几天就到学宫为学生亲自讲授《大学章句》《论语集注》等儒家经典，还邀请郡县贤德之人担任学职，不久当地士风为之一变。朱熹还修建了五贤祠，印发《孝经》《礼》等让每家每户诵读。
这期间，朱熹还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由此讲学之风日盛，对南宋以后的教育特别是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第五节 惩奸除恶
一、临危受命
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朱熹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七月，朝廷认为朱熹赈灾有功，升他任宣教郎直秘阁。同年，邻近京城的浙东大旱，很多天滴雨未下，农田龟裂，饥荒严重，当地百姓卖田拆屋，卖儿鬻女，甚至连读书人和官员也去乞讨了。
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但考虑到朱熹之前在南康治荒政绩出色，认为他是解难纾困的最佳人选，于是奏请朝廷任命朱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去浙东赈荒。朱熹再次向朝廷递交辞呈，请求免去新职，朝廷不同意。后来又在延和殿上朝面奏，上陈七条，分析了孝宗执政20年间灾害频发的原因，痛陈当时社会的种种政治弊端，提出浙东赈荒救灾的设想，既切中肯綮，又实事求是。朝廷首肯了朱熹的奏章，于是朱熹在当天就单车上路，昼夜兼程直奔浙东赈灾去了。
朱熹到浙东后全力以赴赈荒救灾。他经常轻车简从，微服私访了解民情；他不断上奏朝廷请求蠲免税租，鼓励富豪地主放粮助赈；他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严肃查处并弹劾行贿受贿、徇私枉法的官吏，一时间郡县的官吏们谈“朱”色变。
朱熹首先上奏弹劾了绍兴兵马都监贾佑之，因为他没有如实上报饥民情况，导致很多饥民得不到救济而被活活饿死。
还有绍兴府官员密克勤，在嵊县当地饿死很多饥民的情况下，他竟然胆大妄为，利用从平江府押运救灾大米之机，偷盗粮食4160石，然后用掺杂米糠、沙土的卑劣手段来补缺。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贪官，朱熹怒不可遏，立即上表弹劾，请求朝廷责令绍兴府立即逮捕密克勤，依法处决，并追回所盗粮食赈济灾民。
对于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暴敛的衢州官吏李峄、张大声等，朱熹也上奏弹劾。朱熹的做法令百姓拍手称快。
二、疾恶如仇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池中鱼多搅浑水，世上官多不太平。”封建社会官场历来都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官官相护，到头来遭殃的都是老百姓。如果说朱熹在浙东雷厉风行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是秉公执法的话，那么他六次上疏弹劾原台州知府唐仲友则算得上是奋不顾身、惊世骇俗了。因为唐仲友位高权重，后台很“硬”，是当朝宰相王淮的亲戚，还是吏部尚书郑丙和侍御史张大经的密友。
朱熹还没到台州地界就看见很多饥民纷纷逃难，巡行台州后发现灾情非常严重。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经过查访得知，这是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在荒年违法催缴赋税造成的。他勃然大怒，于是全面调查唐仲友，民怨沸腾的百姓也纷纷前来告状，一下子列举了唐仲友八条罪状：违法收税，骚扰百姓；贪污官钱，偷盗公物；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培养爪牙，为非作歹；纵容亲属，败坏政事；仗势经商，欺行霸市；蓄养亡命，伪造纸币；嫖宿娼妓，通同受贿。所以朱熹从七月十九日到九月上旬先后六次上奏孝宗皇帝，揭发唐仲友的各种罪行，要求严惩。
特别是朱熹的第三封弹劾奏状，从残民、贪污、结党、淫恶等四个方面对唐仲友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全面揭发。但因为当朝宰相王淮等权贵竭力包庇唐仲友，唐仲友更是有恃无恐，根本没把朱熹放在眼里，并且开始了猛烈的打击报复。他指使一伙人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熹的手下。朱熹当即向朝廷写了弹劾唐仲友的第四封奏状，强烈要求朝廷严厉查处唐仲友。唐仲友不服，上章自辩。在王淮的运作指使下，吏部尚书郑丙、给事中王信等朝臣纷纷上章举荐唐仲友，称他是清廉且有声望的儒臣，因此唐仲友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被提拔到江西任提刑。
朱熹又写了第五封奏状，揭发唐仲友仗着弟媳王氏是宰相王淮之妹而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并以朝廷不法办唐仲友就辞职相“要挟”。王淮怕事情闹大牵连到自己，不得已向孝宗奏请免去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移交浙西提刑查办，一时间成为震惊浙东的大事。
最后，唐仲友按“提前退休”论处，告“老”还乡。朝廷对唐仲友的纵容令朱熹十分气愤，于是他又递交了第六封奏状，要求朝廷依法惩处唐仲友以平民愤。为缓解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矛盾，王淮请吏部尚书郑丙出面提名朱熹到江西任提刑。朱熹接到任职通知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如果上任，就授人以柄，让人以为自己六次弹劾唐仲友为的是谋其位、窃其权。于是朱熹毅然向朝廷递交了《辞免江西提刑奏状》，带着家眷回武夷山了。
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一身正气勇进谏，不畏权势敢碰硬，表现了崇高的操守和气节，赢得了陈亮、陆九渊等正直士人的称颂，陈亮甚至发出了“壁立千仞”的赞叹。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当他获悉永嘉学堂设有秦桧祠堂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给永嘉县令，历数秦桧之罪，认为永嘉乃礼义之地，学校乃风化之源，岂容有秦桧之祠，于是令人捣毁秦桧祠堂。真可谓正义凛然，疾恶如仇！
然而，朱熹坚持正义、刚正不阿、痛斥奸佞小人的浩然正气，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也使孝宗皇帝感到厌烦。淳熙十四年（1187年），宰相周必大上奏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对朱熹说，千万别再跟皇上谈什么“正心诚意”了，他最讨厌听这了。朱熹说：“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怎么能故意不讲，欺骗皇上呢？”等面见皇上时，皇上却说：“久不见卿，卿已老了，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正所谓“武死战，文死谏”，纵观朱子一生，他同孔老夫子一样，都是在乱世当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政”主张，朱子力谏君王“正心诚意”，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不正是儒家爱国为民的精神内核和傲然风骨吗？——但是，孝宗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卿已老了”就把朱熹从京城里打发了，他的“理学报国”热情也一起被无情地浇灭了。同时，这也为朱熹和他苦心孤诣、精心架构的理学体系在不久的将来遭受的“党禁”暗黑时刻埋下了伏笔。
第六节 化育民风
一、万言上书
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朱熹知道大势已去，便经过多次请辞，终于回到崇安武夷山，并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朱熹在之后几年一直过着清贫生活，全身心投入学术和著述中，一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据说当时“四方士友，来者甚众”，朱熹在这里聚徒讲学，他的朋友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说：“我的好朋友朱熹居住在五夫里，离武夷山只有30里。距离这么近，就像他的后花园，一有空闲就去那里游览，他和学生们还常常带着《诗经》《楚辞》等书，边游玩边吟诵。”可见，朱熹在武夷精舍的教育活动对后世影响很大。
淳熙十一年（1184年），朱熹携友人同游九曲溪，兴之所至，便作了一组名扬天下的组诗《九曲棹歌》。这是历代文人骚客吟诵武夷诗中最早描绘武夷九曲溪风貌的一幅长卷佳作。其中第十首流传最广：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此诗原本纯粹是即兴之作，诗里全然描写桃源景象，没想到后来竟成为他的学生沈继祖弹劾他的“罪状”。之后应和朱熹《九曲棹歌》的诗作和诗人很多，《九曲棹歌》的余韵也随着朱子学迅速流传海外。被誉为“海东朱子”的朝鲜哲学家李滉为之魂牵梦萦。李滉钦慕朱熹，对武夷九曲心驰神往，虽因路远不能亲临胜地，但却珍藏着《武夷志》和《九曲图》，终日赏玩。朱熹开创了武夷精舍，很多儒学大师都聚集到他身边，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很多著名学者也到过武夷山讲学，此山因此名气大增。武夷精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淳熙十五年（1188年），朝廷先让朱熹出任兵部郎官，他以“足疾”请辞。接着朝廷又下诏让他出任江西提刑，他仍以“足疾”为由请辞。面对朝廷再三任命，59岁高龄的朱熹重新燃起入世救国的情怀，这年十一月，他上奏了长达万言的著名的《戊申封事》。朱熹直言当时南宋内忧外患，积弊甚多，劝谏孝宗皇帝留意“正心诚意”之学，关心朝政，如此必定国势日强，中原可复，丑虏必灭。
十一月六日《戊申封事》送到宫中时，孝宗已经睡下，当听说朱熹封事来了，马上起来点亮宫烛一口气读完。迟暮之年的孝宗被白发大儒的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深深打动，虽然仍未能接受朱熹的主张，但还是让他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让他辅助新君光宗赵惇，给他讲课，但朱熹认为这是个虚职，并未赴任。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赵昚内禅，传位于光宗赵惇。当时，南宋王朝衰颓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更为激化。朝廷为拉拢人心，五月准许朱熹的请求，仍任直宝文阁，并下诏奖谕，转朝散郎，赐绯衣、银鱼。八月，任命朱熹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辞而不就。十一月，改知漳州，朱熹再辞，但朝廷不准，不得已于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到漳州任知州。
二、漳州新政
上任伊始，百废待兴。漳州自古以民风淳朴著称，但后来由于教化不力、官吏作恶、富豪横行，以至于正经界无法推行，古朴民风也荡然无存。因此，朱熹一到任便明察暗访，体察民情，决心先从教化风俗、惩治腐败入手，要彻底改变漳州的风气。
朱熹首先颁布了《漳州晓谕词讼榜》。为了秉公执法、清理诉讼，他一下子就判了243道民间讼争案件词状。为了防止庸官贪吏从中作弊枉法，他特制了几个大橱放在厅堂，把讼状分类入橱，然后召集官员各分案件定夺。在大厅两边设办案幕位，先各自拟判，到用餐时也只在郡厨用餐，用餐后再进行拟判，然后汇总，最后选取合理的判决。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是南朝时佛教盛行，而在南宋的漳州佛教更盛，号称“佛国”，有的寺院甚至以传经拜佛为名聚集男女杂居，有的女子不想出嫁就住在庙庵之中。为了移风易俗，朱熹颁布了礼教条令，严禁此类恶习陋俗。一年后，民风大为改观。朱熹在漳州公事之余，还时常到学校去教育劝导学生，那部影响深远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这时期撰写刊印的，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思想体系也是在这个时期最终确立的。
朱熹还大力整顿吏治。当时漳州的官员大都懒政无能，贪财好利，盘剥百姓，贪污贿赂，于是朱熹颁布了《州县官牒》，下令各县的县丞、县簿、县尉必须每天到长官厅聚厅议事。为防止官吏结党营私、官官相护，他采取了“对移法”，强行对换那些分掌财赋肥缺、多年恣意侵吞财赋的官吏，撤换了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
朱熹还颁布了《龙岩县劝谕榜》，下令龙岩知县约束官吏，宣传教化，严守法律，不得骚扰百姓。
朱熹还根据朝廷令福建路监司的公文，进行了“正经界”之事。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询访，基本摸清了情况，然后全面提出了自己对“正经界”的看法。在朱熹的一再催奏下，朝廷终于下了省札，让漳州先自行衡量施行经界。朱熹一接到省札就上了《条奏经界状》，就施行经界等事宜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朱熹还不顾会陷于孤立、谤毁乃至身败名裂的危险，毅然在《条奏经界状》还未获得允许的情况下，就将经界之事公布于众了。正当朱熹想一鼓作气实施经界时，豪强权贵极力反对，连参知政事王蔺也反对在漳州推行经界。最后，这一利国利民的改革未能实行，朱熹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在推行经界的同时，朱熹还积极奏请朝廷蠲减赋税，为减轻当地百姓赋税负担、改善生活状况做出了积极贡献。宋绍熙五年（1194年），当朱熹再到漳州时，当地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据说道路都因此而堵塞。
第七节 上下求索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去世，年仅39岁。痛失爱子的朱熹，便乞祠归治朱塾丧事，并于四月解职弃官，回到建阳，继续他的山林讲学生活。当年七月，朝廷任命再次下达，朱熹再次请辞，没被允许。九月，被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继续请辞，并以漳州经界推行失败为由自我弹劾。
一、老骥伏枥
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陈亮借给弟子朱塾写墓志铭哭祭的机会，与朱熹和辛弃疾相聚。朱熹还对刚刚被重新起用的辛弃疾提出了“对老百姓要宽厚，对知识分子要礼遇，对下属官吏要严格”的三大施政纲领。十二月，三人再聚，陈亮为两人画像作了像赞，称赞朱熹和自己为“人中之龙”，称赞辛弃疾是“文中之虎”——好一幅龙潜虎跃的“三英图”，这也是三人友谊的最好见证。
绍熙四年（1193年）冬，南宋朝廷任留正为左相，任赵汝愚为吏部尚书，后知枢密院事。他们两人都力荐道学人士，于是朝中道学官员控制了朝政，此时，邀请德高望重的道学之魁朱熹入朝成为众望所归。于是，十二月圆滑世故的留正便推荐任命朱熹为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因为他担心朱熹这个刚直的老儒在皇帝赵惇身边每天说教，会干扰他的宰相仕途。
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朱熹在弟子们的簇拥下向湖湘进发，一路上学子云集，百姓夹道欢迎，纷纷想瞻仰理学正宗大儒的风采。朱熹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招抚起义瑶民。
当时湖南境内发生瑶民起义，大批瑶民攻入湖南邵州、武冈，一时朝野震动。朱熹对瑶民起义效法孔明“七擒孟获”的招抚攻心策略，派军校田昇带几十个人骑马进山，成功地招降了首领蒲来矢，平息了这次起义。后来朝廷为表彰朱熹，在岳麓书院右侧特意修建了一座“谕苗台”。为了维持湖南的长治久安，防止起义再度发生，朱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整顿地方军备。一方面调派精锐之师辛弃疾曾经编练的“飞虎军”回湖南；另一方面编练地方武装，在各县挑选武艺精湛的弓箭手进行专门训练。
朱熹还常微服私访，整肃吏治，打黑除恶。当时有些不法之徒，常勾结军兵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朱熹得知后，立即张贴告示说，“如有胆敢违法乱纪之人，一定会被判罪纳监”。长沙有一个姓张的恶霸，他家门前有一座木桥，百姓从桥上过，如果触碰了桥，必被捉去吊打，以致死伤无数。朱熹认为，对这类恶霸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于是将他逮捕归案，斩首示众。朱熹还充分利用宋刑律中关于“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的律法，在得到赵汝愚的密报后，抢在七月七日宁宗登基大赦令到来之前，在潭州杀了十八个恶徒，表现了他的雷厉风行和疾恶如仇。
教化风俗是朱熹的一贯思想，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教育。朱熹一到任就吊祭了张栻祠，并亲往张浚张栻父子墓哭祭，还为长沙学者刊刻的张栻《三家礼范》写了跋。后来许多张学弟子都归到朱学的门下，打破了浙学在湖湘一家独兴的局面。在湖湘讲学时，朱熹还为湘中士人写了“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的条幅，刻石于文庙。朱熹还修复了岳麓书院，并将“忠孝节廉”作为世代相传的院训。
这一年，朝廷发生宫廷危机，晚年的朱熹也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其实，从他立志要劝说朝廷“正心诚意”开始，就注定了要承受这一悲惨结局。由于太上皇赵昚与皇帝赵惇之间的忌恨不断加深，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病重，赵惇不顾众大臣的苦苦谏求，拒绝起驾问疾，甚至连赵昚死后也不肯主丧。一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有大厦将倾的气氛。可以说，这事件对于一直倡导“正心诚意”的朱熹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打击，他请缨无路，失落至极，便上奏朝廷要求告老还乡。
二、帝王之师
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光宗赵惇内禅，宁宗赵扩继位。枢密院执政赵汝愚第一个推荐朱熹，让他当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了收拢人心，赵扩就听取了他的建议，钦点朱熹入朝做自己的老师，并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熹为“儒宗”。八月，朱熹离开潭州来到杭州入朝为官，而且还做了皇帝的老师。他走上了人生最“高光”的巅峰时刻。
十月四日，朱熹初见宁宗，便在行宫便殿奏事。朱熹共上奏五札，他大讲“正心诚意”、读经穷理、居敬持志以及潭州善后事宜等。他任侍讲后每逢双日早晚进宫两次，向皇帝宣讲《大学》。朱熹进讲的基本精神是要明“君道”“臣道”“父道”。朱熹还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了四件事：
第一，反对大兴土木，要求停止修葺东宫，安抚流离失所的饥民；
第二，要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车马、卫士，向光宗问安、请罪；
第三，议论朝廷纲纪，以整顿政纲，严肃法纪；
第四，为孝宗寻找墓地。
宁宗开始还能假装倾听阳奉阴违，后来，当朱熹在他面前斥责他的宠臣韩侂胄参政弄权时，他便大为不满了，认为朱熹越俎代庖，干预朝政。而韩侂胄更是把朱熹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宁宗面前百般诋毁，并说“先除掉朱熹，再除掉其余的道学党徒就容易了”。于是宁宗在十月免去朱熹侍讲职位。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纷纷上书竭力挽留朱熹，宁宗不听。宁宗说：“朱熹对朝廷之事，事事干预，而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十月十九日晚，宁宗批给朱熹一张纸条说：“我怜悯你老了，现在又是严冬，恐怕您站着讲学吃不消，已经除您奉祠，叫您知道。”这样的御批看似体贴，实际上是仅仅在朝46天的朱熹已经被罢黜出宫了。同年十一月，朱熹回到了福建考亭，十二月建“竹林精舍”，自号“沧州病叟”，决心从此退出黑暗的官场，归隐山林而至死不出，想此生终老于讲学授徒、读书著述的生活。
然而，韩侂胄一伙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光宗赵惇内禅之后，朝中潜伏的危机很快暴露。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在这场内禅中被认为是“有功之臣”，但赵汝愚并没有重用他，这使韩侂胄对道学党人满怀怨恨。韩侂胄凭着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出入宫禁，很快博得宁宗的倚重。他常常在宁宗面前挑拨离间，使宁宗将老宰相留正驱逐出都。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将赵汝愚罢出朝。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决策之功而掌握大权。随着韩侂胄的掌权，一场反朱子理学的斗争便开始了。
三、庆元党禁
“告老还乡”的朱熹在历经一段时间的消沉后，继续发奋著述和埋头学术，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党禁”序幕已铺天盖地拉开。
早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兵部侍郎林栗就对朱熹及其道学进行过攻击，并上奏弹劾朱熹，称朱熹本无学术，只是窃取张载、程颐的理论谓之“道学”，妄自尊大，召集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看似治世之法，实则是乱人之道。韩侂胄得势后，在皇帝的庇护下把持朝中大权，打击孤立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朝党，并把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一律斥为“道学之人”，一场清洗道学派的大规模弹劾翻腾出滔天大浪。
庆元元年（1195年），监察御史胡竑诬陷、弹劾右丞相赵汝愚培植党羽，说赵汝愚做了“乘龙授鼎”的梦，将要以宗室谋危社稷，令赵汝愚罢相出朝。谢深甫、何澹、杨大法等反道学的朝士也纷纷上疏攻击赵汝愚。而当时向皇帝上疏要挽救赵汝愚的郑湜、章颖、徐谊等人，全部遭贬逐。太府寺丞吕祖俭为赵汝愚、朱熹、彭龟年等辩解，最后被处“无君”之罪，发配韶州（今广东韶关）。六位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上疏要求收召李祥、杨简，结果以“煽摇国是”罪被捕，流放到五百里外编管。
朱熹忧愤不已，也草草写了数万言的封事，痛陈奸邪蔽言的祸害，欲为丞相鸣冤。但他的学生和亲友都认为如此必惹大祸，苦苦相劝，最后他听从高足蔡元定的建议，以蓍草占卜决定，结果占得凶卦，意思是应该退避在家才能免灾。笃信《周易》占卜的朱熹沉默不语，只好把奏稿烧了，从此改号为“蓍翁”（一说“遁翁”）。果然不出所料，朱熹终因曾参与赵汝愚攻击韩侂胄的活动，成了韩侂胄发起抨击“理学”运动的第一目标。
四、受辱蒙冤
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赵汝愚在衡州服药自尽。叶翥和刘德秀等人立马奏请销毁朱熹等理学家的书籍，并称朱熹学说为“伪学”，朱熹为“伪师”，他的学生为“伪徒”，凡与朱熹有关系的人，不许担任公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凡涉程朱理学的人全都不予录取。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为暂时躲避韩侂胄的迫害，朱熹与门人黄榦、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还写下了千古名诗《观书有感二首》，其中第二首写道：“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该诗蕴含了突发灵感、茅塞顿开、熟能生巧等丰富的哲理，也体现了经过大风大浪洗礼的朱熹，已经能对“血雨腥风”的“党禁”泰然处之，对理学、对社会人生突然有了全新的认识，获得了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自由。他觉得生命短暂，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他相信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只有奋斗抗争，才会有出路，才能真正体验生命的永恒和人生的意义。
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对道学的打击不断升级。刘德秀当谏官后弹劾了留正引“伪学”入朝廷的罪过。胡竑和沈继祖接着上疏，“党禁”全面开始。
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等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诬以“六大罪状”和“四大丑行”，试图把朱熹描绘成一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欺君罔世、污行盗名的无耻之徒。
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技，开列了一份59人伪逆党籍的“黑名单”，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第五位，还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受庆元党禁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朱熹的门人要么被流放，要么被抓去坐牢，纷纷遭到沉重打击，一些门人或叛道投降，另投新主，或明哲保身，缄默不语，更多的人不堪屈辱，郁郁而终……一时间，理学威风扫地，惨遭迫害。难怪朱熹发出“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的感叹。
伴随道学力量的解体，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韩侂胄把持朝政、大权独揽，而那些投机取巧的政治骗子、卑躬屈膝的拍马奴才、不学无术之士、阳奉阴违之徒则一个个粉墨登场，在朝中绘制了一张不堪入目的“群丑图”。朱熹欲哭无泪，抗争无力，面对群魔乱舞的新贵朝廷，作了一首《闻蛙》诗，以青蛙两枢暗指东西两府，以蛙噪犬吠暗指反道学新贵的种种倒行逆施。
闻蛙
两枢盛怒斗春池，群吠同声彻晓帷。
等是一声狼籍事，更无人与问官私。①
诗作尖锐地影射了当时朝廷群魔乱舞和社会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丑态，将反道学新贵们的恶劣行径讥讽得淋漓尽致，也发泄了心中的愤懑。
朝廷权贵最后还要求朱熹辞职，朱熹对沈继祖的满纸谎言与诬陷不屑辩驳，后来甚至以玩侮的心态在一道《谢表》中将沈继祖所指控的罪状全部承揽下来。最终，朱熹被罢黜离职，高徒蔡元定被流放道州，第二年就病逝了。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应弟子林用中等人邀请，在李友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考亭，前往古田杉洋避祸。朱熹一路讲学授徒，游山访友，题匾书联，在闽东再播道学的种子。在赴古田途中，船行闽江，朱熹赋诗《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
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
两首山水诗以闽江两岸的青山绿水、对鸣的鶗鴂（杜鹃鸟）象征儒道理学，表达它一定会战胜像夜雨、风浪等朝中反道学的黑暗势力，破浪前进，与唐代白居易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首诗蕴含哲理，寓意深刻，表达了自己面对逆境的旷达和希望。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韩侂胄一派对理学学派的迫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思想、学术派别斗争的界限，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这就是史称的“庆元党禁”。一时间，神州大地处处愁云惨雾，处处凄风苦雨。
五、浩浩长风
经过命运多舛的这几年，年迈的朱熹已经恶疾缠身，身心俱疲，他自知时日不多，心力憔悴地发出了“吾道之穷，一至于此”的叹息。从庆元三年（1197年）至庆元五年（1199年），他写了《《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等书，还坚持完成了对《楚辞》的释注。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脚大痛而服药无效，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几乎失明，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他写信给学生黄榦、范念德，要他们收集整理并完成《礼书》底稿。在去世的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真正践行了自己“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诺言。朱熹对自己的理学终生矢志不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所有著作都完稿，把“道”传下去，使理学道说后继有人。
三月九日，正值梅雨时节，阴雨淅沥，就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和世道衰微的凄冷气氛中，朱熹带着失落的悲怆在建阳考亭家里溘然长逝，享年71岁。
宗师陨落，江河呜咽。朱熹正直高尚，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的卓越见识令人钦佩，影响至深。当他逝世的噩耗传遍大江南北时，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执笔挥洒，写下一阕《感皇恩》词，词曰：“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辛弃疾还为朱熹写了祭文，而后不远千里直奔考亭，亲自吊唁哭祭朱熹。祭文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76岁高龄的大诗人陆游也在家里摆了祭案，写了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江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杨万里痛失知己，忧伤至极：“呜呼！我未识公，得之钦夫。云今杰魁，舍公则无。”
全国各地的门人、同道决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为朱熹送行，这可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他令当地官员约束制止。但是门人、同道们不顾朝廷反对，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葬者有近千人之众。朱熹最终与妻子刘清四合葬于建阳唐石里（今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大林谷中。
六、名垂万世
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与世长辞了，但他留给后世的却是丰富且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朱熹一生讲论、著述、撰注、编辑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其数量之大，在封建社会学者中是不多的。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说他著作等身，名副其实。特别是他用将近40年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定本，撰写完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和《韩文考异》十卷。临终前，朱熹还写了数封遗书，交代弟子、女婿继续编著《礼书》等。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楚辞后语》六卷、《楚辞辨证》二卷的著述，终于完成了他学术上的最后总结，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四书学和经学体系，成为一代理学大师和经学大师。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永垂史册，受到历朝历代的褒扬和尊崇。
万山朝宗，百川归海。润物无声，桃李芬芳。朱熹虽然走了，但是朱氏后人和学生，有的继承了他的学术传统，成为学问大家；有的以忠义闻名于世，在历史上留下了流传千古的美名。朱熹的学生众多，达500余人，尤以蔡元定、黄榦、真德秀等最为著名，并逐渐发展成庞大的全国性学派——朱子学派。元代到明初，朱子学派依然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元代有著名学者赵复、吴澄、许谦等，明初有方孝孺、曹端、薛瑄等。朱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立的理学和他撒下的文明火种终于可以薪火相传、光耀寰宇了。
朱熹逝世不久，随着权臣韩侂胄的身败名裂，宋朝统治者逐渐解弛了“伪学”之禁，恢复了朱熹的名誉，确立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之后，历代朝廷对朱熹褒扬不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也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宋嘉定二年（1209年）十二月，朝廷赐谥朱熹“文”，尊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嘉定五年（1212年），根据李道传、刘爚等人的要求，又诏谕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学宫，成为官方的法定读本，标志着理学著作正式进入官学。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理宗赵昀登基，他将朱熹的学说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宋理宗下诏盛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为确定理学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嘉熙元年（1237年），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朱熹从祀孔庙，朱熹从而取得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理学走向官方哲学。同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时还御书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宫。咸淳五年（1269年），诏赐婺源朱氏故祠“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并立。
元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十月，定科举程序，科目以“四书”“五经”为主，并规定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及朱熹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科举的制度化，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理学的官学地位被完全确立。至元元年（1335年），下诏创立朱熹文庙于婺源，为朱熹文庙之始。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二月，追谥朱熹父亲朱松“献靖”，称“献靖公”。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改封朱熹为“齐国公”。
朱熹的理学从元朝到明清一直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两代甚至达到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程度。而《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明初，统治者把崇尚儒学及朱子理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之策。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钦定编纂并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明朝科举取士的范本，规定科举取士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朱子理学确立独尊的地位。景泰六年（1455年），诏建安朱熹后裔九世孙朱梃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建博士府；景泰七年（1456年），礼部下文各地建祠崇祀朱熹。这一年，又应朱熹八世孙朱泗之请，以朱熹门人黄榦、蔡沈、刘爚、真德秀陪祀。嘉靖二年（1523年），又诏婺源朱熹后裔十一世孙朱墅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每年春、秋两祭。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御书“白鹿书院”匾额，并赐儒家经典，又御书“学达性天”送建宁府武夷山紫阳书院（武夷精舍）等相关书院。
清康熙皇帝更是把朱熹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命闽、徽两地朱熹后裔承袭五经博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为建阳考亭书院的朱熹祠题写御匾“大儒世泽”，还给建阳考亭书院集成殿题写对联“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二哲之列，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廊移入大成殿西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诏命李光地、熊赐履等编纂《朱子全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编纂《性理精义》，康熙亲自作序，颁行全国。康熙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写道：“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对朱熹褒奖有加，评价极高。朱熹创立考亭学派阐述孔孟之道，传承周程之理，于是，往圣的绝学得以复兴，大儒的恩惠世代润泽。
朱子学不仅扬名华夏，还漂洋过海远播域外各国。13世纪末，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进而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早在12世纪末朱熹还在世时，朱子学就由来华的日本僧人荣西传入日本。之后，来华日僧和学者日益增多，仅南宋时期来华日僧和学者就有120多人，朱子学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到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更被推到了官学地位。日本各朱子学派从不同角度阐发朱子学，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朱熹曾孙朱潜弃官携子女、门人入高丽全罗道锦城建书院讲学，为朝鲜朱子学始祖。13世纪末，高丽宰相安珦大力整顿教育，亲自在太学讲授朱子学，理学教育勃兴。李朝建立后，朱子学经学者李滉倡导之后，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李滉也被尊为“朝鲜之朱子”。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入越南。越南陈太宗元年，即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诏谕全国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四书”“五经”，向全国儒生介绍朱子学。直至今日，朱子学对越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仍有重要影响。
朱熹一生时刻关心国事民情，从入仕到逝世，整整50年。然而纵然有报效朝廷、献身国家的志向，南宋政治的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致使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不能得志，最后绝意官场，潜心学术。
朱熹走了，他一生高举理学旗帜，德润心田，文化天下，完美地诠释了他的那首《观书有感（其一）》诗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认为人只有心境澄澈，才能在洁净的精神层面映照出蓝天云影；只有不断求知，才能活出精彩。
朱熹走了，他一生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穷且益坚，坚韧不拔。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朱熹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如朱熹在《不自弃文》中劝诫世人不自弃一样，“怨天者不勤，尤人者无志”。朱熹告诫我们生命之书至高无上，不能随便翻阅，不能轻言放弃，要勇敢乐观地面对一切困难和逆境，因为人的每一步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也许就是朱熹的人格魅力和理学具有的永恒价值吧。
文脉不灭，千古传承。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附注
①缗：古代计量单位。一缗即一串铜钱，一般每串一千文。
①黄坤：《朱熹诗文选译》。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②《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七、卷二。
①《朱文公文集》二卷。
①《朱文公文集·别集》，《题米仓壁》。
①《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①《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①《朱文公文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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