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吟诗作文和读书明理，是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其人生的重要内容。苏轼虽以诗文创作名家，但他读书之多，学问之广博，见识之卓越，非一般儒者所能望其项背。朱熹为当代大儒，以思想丰富、思辨精密见长，可其诗歌与宋代一般诗人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要做诗人也是够资格的。不过，苏轼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作文之乐，而朱熹却甘于读书之苦，一个重在个性的发挥和文艺创作，一个却重在读书明理和思想改造，人生追求和精神归宿是大不一样的。
苏轼在宋代文人里属高产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二百首词，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春渚纪闻》）之所以如此，在于他那强烈的个性意识和生命情调，难以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舒展开来，只有在自由的文艺创作活动中才能得到完满的体现。他在作品里尽情地表现自我，超越自我，在无差别的审美境界中求得心灵的慰藉和愉悦。
圆满的生活从来没有创造过真正的艺术，作家经历过死的考验，才懂得生的可爱，体验到了痛苦，才知道什么是快乐。苏轼文学创作的两次高峰都是在他仕途失意、生活环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形成的。他现存的词作里，有约四分之一写于贬谪黄州期间，感情的表达有一种遍被华林的悲怆。如《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再如《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樽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心绪凄凉，语转平淡，淡而屡深，出之以超然旷达。心灵的痛苦宣泄之后，竟有一种轻松和愉快，正如悲哀之人哭过后心里会好受一些。
作家能正视痛苦，并将痛苦的体验升华为艺术后，痛苦也就不成其为痛苦，而是净化为一种能拨动后世无数人心弦的美了。
在审美创作活动中，苏轼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个性和才情的自由，有一种自得适意的幸福感觉，更多地体会到了生之乐趣。庄禅思想的影响，使他具备某种透彻了悟人生后形成的淡泊胸襟，多忘情于世俗的妙想，于是对陶渊明诗的悠然忘情而任自然有了更多的认同。他在《江城子》词中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所以自元祐七年（1092）起，苏轼就开始了和陶诗的创作，在晚年流放岭南和海南岛时，写了一百多篇和陶诗，形成了其文学活动的又一个高峰。他自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与子由书》）。他在《和陶咏二疏》里说：“神交久从君，屡梦今乃悟。渊明作诗意，妙想非俗虑。”所谓“妙想”，指淡泊胸襟的自然流露和超然世外的达观。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风格，与作者胸襟的淡泊有直接的联系。苏轼在《和陶饮酒二十首》中说：“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在类于陶诗那种退避社会政治、忘却物我的审美创作中，领略到自然平淡的人生乐趣。
尽管人生多不如人意，生活也充满了艰辛，但只要具有审美情趣，就能在文学创作中体验到生命的乐趣。如苏轼被贬逐到惠州时，作诗云：“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诗传到京城后，他的政敌没料到他还如此快活，于是“遂再贬儋耳”（《艇斋诗话》），将苏轼流放到更远的瘴疠之乡。但这又能怎么样呢？苏轼的《独觉》诗云：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
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
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
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
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日常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意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充分说明，人在孤独、寂寞和艰苦的环境中仍能保持美感，是其精神强大的标志。这样不仅能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完整，也能保持心灵的自由和适意，在生活中显得恬淡、从容和洒脱。由于审美，人可以生活得更丰富、更快乐。
对于苏轼来说，作文是一种能充分发挥自己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活动，意之所到，无中生有，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能使他感受到作文之乐胜过世间其他乐事。
苏轼的文学创作，除了真切表达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之外，还反映出其知识学问的广博。他是个极好读书的人，尤其是在求学长知识的青少年时代，经、史、子、集，以至佛书、道籍、兵书、农书等，他无所不读。上至儒释老庄的玄奥，下至巫医方术，以及野史杂俎里的百家之言，无不泛观博览。他不仅能以才学作文，还以才学为诗，如他在《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中所说：“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虽是从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脱化而来，但也说明他对读书的重视。他在《与王痒书》里说：“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这就是苏轼“八面受敌”的读书法。
但苏轼读书只是为了用书，把书本知识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作为培养自己才识气质的手段，融入文章写作中而运化无迹，成为才情的自然流露和思想的自由创造。如他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时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虚构了一场皋陶与尧的“对话”，令主考官欧阳修不知道这段话究竟有无根据。当时欧阳修也算博学的作家了，他问苏轼这段话出自何书，苏轼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的注。欧阳修回家翻书查阅，其中并没有苏轼说的“对话”。改日再问，苏轼说，书里讲曹操攻破冀州后将袁熙的妻子赐给儿子曹丕，孔融讽刺说：“从前周武王破殷商后，将殷纣王的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他有何经典为据，孔融说：“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苏轼说答卷里那段有关尧与皋陶的对话，“某亦意其如此”。这令欧阳修大为惊叹：“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诚斋诗话》）
像苏轼这样活学活用的作家，与死啃书本和死守章句的儒者，不啻有天壤之别。如此读书，就可以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随意浏阅，凭自己的兴趣读书。读书不仅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精神上的负担，反而有助于作文时的随意引申发挥。可这正是朱熹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样做完全颠倒了道与文的关系。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理会道理，亦即穷理明道，须要下切己的察识工夫。如能读圣人之书涵养心性而洞明义理，则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或者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语类》卷一三九）。但苏轼、欧阳修等文人的读书只是为了作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临到作文时，随意讨个道理来放在里面。这是以作文为本，而以明理为末，文以贯道，本末倒置，所以大本都差。
如苏轼竟能在应举作文时根据自己的意思，随意杜撰尧的谈话。尧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圣人没说过的话，书本上没有记载，怎能随便乱讲，无中生有呢？若是放在朱熹身上，他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如同样是礼部省试，在朱熹所考的试卷里有“刚中而应”一句，他记得这话在《周易》里出现过五次，而同考的人有说是七次的，朱熹再默诵一遍经书，并又默数了一遍，相信自己的记忆没错，“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语类》卷一〇四）由此可看出他态度的严肃认真。
朱熹在确立自己生平学问大旨后，有感于作文害道，放弃了当文章家和诗人的念头，立志做读书穷理的儒者。他说自己的文字在二十岁前就已定型，以后并没有什么长进。与此相关，他读书的范围也由早年的泛观博览集中到儒家经典上来，以“四书”“五经”为学习内容，反复阅读，反复领会，字斟句酌，非常辛苦。他反对束书不观的游谈无根，反对只凭兴趣读书而求自在。他说：“读书须是子细，‘思之弗得’弗措也；辨之弗明，弗措也’，如此方是。今江西人皆是要偷闲自在，才读书便要求个乐处，这便不是了。某说，若是读书寻到那苦涩处方解有醒悟。”（《语类》卷一一九）换言之，读书不是乐事；而是苦事，须下苦工夫。因为朱熹所讲的读书并非一般学习知识意义上的读书明理，而是一种思想改造活动。
这种思想改造首先是针对读书人自己而言的。朱熹《答石子重》书云：“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圣人之心，是以烛理未明，无所准则，随其所好，高者过，卑者不及，而不自知也。”人所以读书学习，就是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以符合圣人之道，以圣人之心为己心，彻底地脱胎换骨。这岂不是一件令人感到痛苦的事？朱熹认为只要能除去自己的私欲而循理明道，而有圣人的大公之心，痛苦也是必须的。他在《答吴伯丰》书里说：“近日看得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圣贤真实意思。如其不然，纵使说得宝花乱坠，亦只是自家杜撰见识也。”他认为像苏轼一类的聪明人难读书，难理会道理，“盖缘他先自有许多一副当，圣贤意思自是难入”（《语类》卷一三九）。
朱熹的看法建立在这样一种先验的假设之上：天地间只有圣人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圣人之心即是天地之心，是万古不变的天理，是人们思想的指南，做人的准则。一般人自己的思想多出自杂有私欲的人心，难免有错，所以应当以圣人的思想为准。如有聪明人要自家杜撰见识，只能是离经叛道之言，有百害而无一益。
当然，倘若通过读书学习把思想改造好了，使自己之心与圣人之心相符，也是可以代圣人立言的，如朱熹作《四书集注》那样。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改造了，即读书人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需要，诠释圣人思想里蕴含的微言大义，使其符合已经发展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实际。但朱熹认为这必须严格地按照圣人经书的真实意思接着讲，最好是像孔子那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所以朱熹自己的理学著作采取了为经典注疏的方式，先认真地玩味经文，使之浃洽于心，然后再作逐句逐段的注释，不敢遽然立论，以免解说文义有差错。
这种改造古人思想的著述方式，就像先画好一个圈，然后戴着脚镣在里面跳舞，不敢越雷池半步。或者有如反复地嚼咀千百年前圣人吃过的馍，虽味道不佳，亦甘之如饴。即使有时明知所谓圣人经典有假，亦以假为真。如朱熹讲十六字传心诀所引以为据的孔安国古文《尚书》里的“大禹谟”诸篇，出于魏晋时期士人的伪造，清人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言之确凿，为清代考据学的一大贡献。其实朱熹早就怀疑那是假的了，他说：“《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又说：“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语类》卷七八）可朱熹吩咐其学生蔡沈撰《书集传》时，仍要维持古文《尚书》的原样，他认为：“《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这就不像是做学问的严肃态度了。
朱熹的用心十分良苦，他教人读书，是想用圣经贤传的儒家经典统一士人的思想，进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树立适应大一统王权政治需要的儒家正统学说的思想权威。他希望读书人将圣人的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不必独出心裁，不必有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读书的士人除了充当圣人经典的解释者和宣传者外，实在没有著书立说的必要，更谈不上随自己的心意去写作文章了。当时登门向朱熹求教，立志苦读圣贤之书的士人很多，在《朱文忠公全集》里，可查到的与朱熹有书信往还的门生就有二百多人，《朱子语类》所列记录朱熹语录的问学者也有九十多家。但这些人很少有文章或著作流传。往高处说，是他们怕作文害道，不屑于这么做；往低处说，则是他们已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丧失了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如果读书只是为了用别人的（哪怕他是圣人）思想代替自己的想法，迷信书本而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经验，那么这样的读书生活必定是一个很艰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万般唯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要教人相信古人思想而不相信自己，承认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压抑自己的个性，毕竟是件痛苦的事。
朱熹的一生基本上是在读书改造思想中度过的，他少年时期就开始苦读“四书”，一直读到老死。据说他在临死之前，还在修改《大学章句》里的“诚意”章，总觉得自己的解说还有不贴切处。在宋代儒者里，朱熹是知识学问最为丰富的大儒和通儒，所以他的思想改造也就不限于自身，更多地体现在代圣人立言、为经书作注解方面，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和自己早年吟诗作文所养成的习惯，朱熹虽在理智上认为作诗无益，不想当文章家，可并没有完全断绝作诗。他的诗现存一千二百多首，数量不算少，而且各种题材和形式的作品都有，除了叙事说理之作外，亦有不少抒情写意的篇什。《朱子语类》里专门有两卷属于谈诗论文的内容，证明朱熹对于文学也是很在行的。尽管他对苏轼的为人和为学持批判态度，但在谈到诗文创作时，却也承认苏轼的文学成就非一般人可比，主张向苏轼学习作文。
朱熹说文章都有一个天生成的腔子，认为“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却不得用”（《语类》卷一三九）。他在《答程允夫》里说：“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以为“文章正统，在唐及本朝，各不过两三人，其余大率多不满人意，此可为知者道耳”（《答巩仲至》）。从朱熹经常提到的古文家来看，属于他说的“文章正统”（即“文统”）的作家，唐代指的是韩愈和柳宗元，宋代为欧阳修、苏轼和曾巩。这实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文统”观念，已隐含了后世所称的唐宋古文八大家。
在读书明理方面，朱熹推崇二程，把他们视为儒家圣人之道的当然传人，是新“道统”的奠基者，可是在文章写作方面却又肯定了欧、苏等古文家人。他说：“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语类》卷一三九）有要各取所长而合二为一的意思。这种文道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士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极大。从南宋后期开始，随着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者所认可，学宗程、朱而文慕欧、苏，以古文家的文法阐述理学家的义理，有余力而顾及辞章，就成为社会上一般应举士子奉行的读书作文的原则。
明清两代，朱熹所作的《四书集注》是士人探求圣人之道的必读书，是他们科举考试时代圣人立言的根据，而考试时所用的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则是模范唐宋八大家的文法，即朱熹所讲的“天生成的腔子”，到了清中后期，演变为桐城派的“义法”，而有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说。现代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扫荡桐城妖孽时，是要把程朱理学和唐宋八大家一齐打倒的，想不到原本精神旨趣完全不同或对立的文学家的作文与理学家的读书明理，竟阴错阳差地被绑在了一起。
苏轼在宋代文人里属高产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二百首词，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春渚纪闻》）之所以如此，在于他那强烈的个性意识和生命情调，难以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舒展开来，只有在自由的文艺创作活动中才能得到完满的体现。他在作品里尽情地表现自我，超越自我，在无差别的审美境界中求得心灵的慰藉和愉悦。
圆满的生活从来没有创造过真正的艺术，作家经历过死的考验，才懂得生的可爱，体验到了痛苦，才知道什么是快乐。苏轼文学创作的两次高峰都是在他仕途失意、生活环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形成的。他现存的词作里，有约四分之一写于贬谪黄州期间，感情的表达有一种遍被华林的悲怆。如《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再如《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樽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心绪凄凉，语转平淡，淡而屡深，出之以超然旷达。心灵的痛苦宣泄之后，竟有一种轻松和愉快，正如悲哀之人哭过后心里会好受一些。
作家能正视痛苦，并将痛苦的体验升华为艺术后，痛苦也就不成其为痛苦，而是净化为一种能拨动后世无数人心弦的美了。
在审美创作活动中，苏轼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个性和才情的自由，有一种自得适意的幸福感觉，更多地体会到了生之乐趣。庄禅思想的影响，使他具备某种透彻了悟人生后形成的淡泊胸襟，多忘情于世俗的妙想，于是对陶渊明诗的悠然忘情而任自然有了更多的认同。他在《江城子》词中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所以自元祐七年（1092）起，苏轼就开始了和陶诗的创作，在晚年流放岭南和海南岛时，写了一百多篇和陶诗，形成了其文学活动的又一个高峰。他自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与子由书》）。他在《和陶咏二疏》里说：“神交久从君，屡梦今乃悟。渊明作诗意，妙想非俗虑。”所谓“妙想”，指淡泊胸襟的自然流露和超然世外的达观。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风格，与作者胸襟的淡泊有直接的联系。苏轼在《和陶饮酒二十首》中说：“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在类于陶诗那种退避社会政治、忘却物我的审美创作中，领略到自然平淡的人生乐趣。
尽管人生多不如人意，生活也充满了艰辛，但只要具有审美情趣，就能在文学创作中体验到生命的乐趣。如苏轼被贬逐到惠州时，作诗云：“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诗传到京城后，他的政敌没料到他还如此快活，于是“遂再贬儋耳”（《艇斋诗话》），将苏轼流放到更远的瘴疠之乡。但这又能怎么样呢？苏轼的《独觉》诗云：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
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
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
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
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日常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意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充分说明，人在孤独、寂寞和艰苦的环境中仍能保持美感，是其精神强大的标志。这样不仅能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完整，也能保持心灵的自由和适意，在生活中显得恬淡、从容和洒脱。由于审美，人可以生活得更丰富、更快乐。
对于苏轼来说，作文是一种能充分发挥自己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精神活动，意之所到，无中生有，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能使他感受到作文之乐胜过世间其他乐事。
苏轼的文学创作，除了真切表达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之外，还反映出其知识学问的广博。他是个极好读书的人，尤其是在求学长知识的青少年时代，经、史、子、集，以至佛书、道籍、兵书、农书等，他无所不读。上至儒释老庄的玄奥，下至巫医方术，以及野史杂俎里的百家之言，无不泛观博览。他不仅能以才学作文，还以才学为诗，如他在《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中所说：“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虽是从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脱化而来，但也说明他对读书的重视。他在《与王痒书》里说：“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这就是苏轼“八面受敌”的读书法。
但苏轼读书只是为了用书，把书本知识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作为培养自己才识气质的手段，融入文章写作中而运化无迹，成为才情的自然流露和思想的自由创造。如他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时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虚构了一场皋陶与尧的“对话”，令主考官欧阳修不知道这段话究竟有无根据。当时欧阳修也算博学的作家了，他问苏轼这段话出自何书，苏轼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的注。欧阳修回家翻书查阅，其中并没有苏轼说的“对话”。改日再问，苏轼说，书里讲曹操攻破冀州后将袁熙的妻子赐给儿子曹丕，孔融讽刺说：“从前周武王破殷商后，将殷纣王的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他有何经典为据，孔融说：“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苏轼说答卷里那段有关尧与皋陶的对话，“某亦意其如此”。这令欧阳修大为惊叹：“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诚斋诗话》）
像苏轼这样活学活用的作家，与死啃书本和死守章句的儒者，不啻有天壤之别。如此读书，就可以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随意浏阅，凭自己的兴趣读书。读书不仅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精神上的负担，反而有助于作文时的随意引申发挥。可这正是朱熹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样做完全颠倒了道与文的关系。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理会道理，亦即穷理明道，须要下切己的察识工夫。如能读圣人之书涵养心性而洞明义理，则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或者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语类》卷一三九）。但苏轼、欧阳修等文人的读书只是为了作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临到作文时，随意讨个道理来放在里面。这是以作文为本，而以明理为末，文以贯道，本末倒置，所以大本都差。
如苏轼竟能在应举作文时根据自己的意思，随意杜撰尧的谈话。尧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圣人没说过的话，书本上没有记载，怎能随便乱讲，无中生有呢？若是放在朱熹身上，他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如同样是礼部省试，在朱熹所考的试卷里有“刚中而应”一句，他记得这话在《周易》里出现过五次，而同考的人有说是七次的，朱熹再默诵一遍经书，并又默数了一遍，相信自己的记忆没错，“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语类》卷一〇四）由此可看出他态度的严肃认真。
朱熹在确立自己生平学问大旨后，有感于作文害道，放弃了当文章家和诗人的念头，立志做读书穷理的儒者。他说自己的文字在二十岁前就已定型，以后并没有什么长进。与此相关，他读书的范围也由早年的泛观博览集中到儒家经典上来，以“四书”“五经”为学习内容，反复阅读，反复领会，字斟句酌，非常辛苦。他反对束书不观的游谈无根，反对只凭兴趣读书而求自在。他说：“读书须是子细，‘思之弗得’弗措也；辨之弗明，弗措也’，如此方是。今江西人皆是要偷闲自在，才读书便要求个乐处，这便不是了。某说，若是读书寻到那苦涩处方解有醒悟。”（《语类》卷一一九）换言之，读书不是乐事；而是苦事，须下苦工夫。因为朱熹所讲的读书并非一般学习知识意义上的读书明理，而是一种思想改造活动。
这种思想改造首先是针对读书人自己而言的。朱熹《答石子重》书云：“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圣人之心，是以烛理未明，无所准则，随其所好，高者过，卑者不及，而不自知也。”人所以读书学习，就是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以符合圣人之道，以圣人之心为己心，彻底地脱胎换骨。这岂不是一件令人感到痛苦的事？朱熹认为只要能除去自己的私欲而循理明道，而有圣人的大公之心，痛苦也是必须的。他在《答吴伯丰》书里说：“近日看得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圣贤真实意思。如其不然，纵使说得宝花乱坠，亦只是自家杜撰见识也。”他认为像苏轼一类的聪明人难读书，难理会道理，“盖缘他先自有许多一副当，圣贤意思自是难入”（《语类》卷一三九）。
朱熹的看法建立在这样一种先验的假设之上：天地间只有圣人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圣人之心即是天地之心，是万古不变的天理，是人们思想的指南，做人的准则。一般人自己的思想多出自杂有私欲的人心，难免有错，所以应当以圣人的思想为准。如有聪明人要自家杜撰见识，只能是离经叛道之言，有百害而无一益。
当然，倘若通过读书学习把思想改造好了，使自己之心与圣人之心相符，也是可以代圣人立言的，如朱熹作《四书集注》那样。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改造了，即读书人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需要，诠释圣人思想里蕴含的微言大义，使其符合已经发展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实际。但朱熹认为这必须严格地按照圣人经书的真实意思接着讲，最好是像孔子那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所以朱熹自己的理学著作采取了为经典注疏的方式，先认真地玩味经文，使之浃洽于心，然后再作逐句逐段的注释，不敢遽然立论，以免解说文义有差错。
这种改造古人思想的著述方式，就像先画好一个圈，然后戴着脚镣在里面跳舞，不敢越雷池半步。或者有如反复地嚼咀千百年前圣人吃过的馍，虽味道不佳，亦甘之如饴。即使有时明知所谓圣人经典有假，亦以假为真。如朱熹讲十六字传心诀所引以为据的孔安国古文《尚书》里的“大禹谟”诸篇，出于魏晋时期士人的伪造，清人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言之确凿，为清代考据学的一大贡献。其实朱熹早就怀疑那是假的了，他说：“《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又说：“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语类》卷七八）可朱熹吩咐其学生蔡沈撰《书集传》时，仍要维持古文《尚书》的原样，他认为：“《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这就不像是做学问的严肃态度了。
朱熹的用心十分良苦，他教人读书，是想用圣经贤传的儒家经典统一士人的思想，进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树立适应大一统王权政治需要的儒家正统学说的思想权威。他希望读书人将圣人的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不必独出心裁，不必有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读书的士人除了充当圣人经典的解释者和宣传者外，实在没有著书立说的必要，更谈不上随自己的心意去写作文章了。当时登门向朱熹求教，立志苦读圣贤之书的士人很多，在《朱文忠公全集》里，可查到的与朱熹有书信往还的门生就有二百多人，《朱子语类》所列记录朱熹语录的问学者也有九十多家。但这些人很少有文章或著作流传。往高处说，是他们怕作文害道，不屑于这么做；往低处说，则是他们已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丧失了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如果读书只是为了用别人的（哪怕他是圣人）思想代替自己的想法，迷信书本而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经验，那么这样的读书生活必定是一个很艰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万般唯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要教人相信古人思想而不相信自己，承认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压抑自己的个性，毕竟是件痛苦的事。
朱熹的一生基本上是在读书改造思想中度过的，他少年时期就开始苦读“四书”，一直读到老死。据说他在临死之前，还在修改《大学章句》里的“诚意”章，总觉得自己的解说还有不贴切处。在宋代儒者里，朱熹是知识学问最为丰富的大儒和通儒，所以他的思想改造也就不限于自身，更多地体现在代圣人立言、为经书作注解方面，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和自己早年吟诗作文所养成的习惯，朱熹虽在理智上认为作诗无益，不想当文章家，可并没有完全断绝作诗。他的诗现存一千二百多首，数量不算少，而且各种题材和形式的作品都有，除了叙事说理之作外，亦有不少抒情写意的篇什。《朱子语类》里专门有两卷属于谈诗论文的内容，证明朱熹对于文学也是很在行的。尽管他对苏轼的为人和为学持批判态度，但在谈到诗文创作时，却也承认苏轼的文学成就非一般人可比，主张向苏轼学习作文。
朱熹说文章都有一个天生成的腔子，认为“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却不得用”（《语类》卷一三九）。他在《答程允夫》里说：“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以为“文章正统，在唐及本朝，各不过两三人，其余大率多不满人意，此可为知者道耳”（《答巩仲至》）。从朱熹经常提到的古文家来看，属于他说的“文章正统”（即“文统”）的作家，唐代指的是韩愈和柳宗元，宋代为欧阳修、苏轼和曾巩。这实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文统”观念，已隐含了后世所称的唐宋古文八大家。
在读书明理方面，朱熹推崇二程，把他们视为儒家圣人之道的当然传人，是新“道统”的奠基者，可是在文章写作方面却又肯定了欧、苏等古文家人。他说：“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语类》卷一三九）有要各取所长而合二为一的意思。这种文道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士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极大。从南宋后期开始，随着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者所认可，学宗程、朱而文慕欧、苏，以古文家的文法阐述理学家的义理，有余力而顾及辞章，就成为社会上一般应举士子奉行的读书作文的原则。
明清两代，朱熹所作的《四书集注》是士人探求圣人之道的必读书，是他们科举考试时代圣人立言的根据，而考试时所用的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则是模范唐宋八大家的文法，即朱熹所讲的“天生成的腔子”，到了清中后期，演变为桐城派的“义法”，而有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说。现代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扫荡桐城妖孽时，是要把程朱理学和唐宋八大家一齐打倒的，想不到原本精神旨趣完全不同或对立的文学家的作文与理学家的读书明理，竟阴错阳差地被绑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