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苏轼文心的旷达不仅体现在诗词创作中，也体现在他所写的大量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学散文里。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苏轼散文的文学成就最高。原因在于他不仅写了许多政论、史论、奏策等方面的长篇宏论，还写了大量艺术价值很高的记叙文、散文赋、随笔、题跋和书简。后一类散文篇幅都不太长，有的近于小品文，多数是属于美文范畴的文学散文，带有自觉的审美创作意识，最能体现出作者潇洒自如的艺术风格，最能反映作者为文时的用心。如果在苏轼的散文中除去这一部分，只剩下高文大册般的长篇议论文，苏轼也就不成其为苏轼了，他对中国散文发展的影响也将逊色许多。
  议论文的写作以言理为主，与属于纯文学的诗词创作的不同极为明显，就是记事抒情的文学散文，其运思方式也与诗词的创作不太一样。诗词创作可以只凭诗人内心的感觉和体验，一时兴到神会，灵感涌现，纵笔挥洒，即为绝妙好辞。可散文写作多要选择生活中的一段经历、一片场景，或一些具体的细节描写，带有一定的客观叙事成分，不全是纯主观情感的抒发。散文写作只凭灵感是不够的，须有一定的艺术构思，如何使平常的生活叙述具有生气盎然的诗意，使散文也像诗词一样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成为一种美文，能给人以美感，令人赞叹，教人回味无穷，也就是散文家必须完成的任务了。
  在这方面，苏轼无疑是做得最为出色的一位古文家。如果说他的某些政治诗和议论诗，由于非艺术的原因而带有散文化的倾向，那么他的许多文学散文则具有浓郁的诗的意境，是一种净化了的美文。其中最有代表性而广为传诵的，便是他在谪贬黄州期间所作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记叙作者与客人乘舟夜游赤壁的一段生活经历，以主、客双方讨论人生问题的对话为主体，寓有限的生命感受于无限的生生不息的自然造化之中。作者从自然变化的观点来看人世变迁，胸襟清旷空灵，精神通达无碍，以生花妙笔写出了旷达文心的幽情壮采。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是一篇记游作品。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在月白风清、水波容与的秋夜，苏轼与客人乘一叶小舟飘游在赤壁附近的江面上，披风戴月，饮酒吟诗，于自然美景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奇妙。作者沉浸于诗情画意中，其精神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大自然融为一体，有一种浩浩乎随风而化的飘飘然的感觉。这种瞬间忘我的审美体验，是一种超越于物我之上的直觉，可使人在刹那间感受到永恒，带来内心的快乐和满足，有一种羽化成仙之感，仿佛成为道家人生理想中的活神仙，自然适意，无拘无束。
  可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在某一刻的现实的人生感觉和体验中，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既要受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又有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尽管只是刹那间的感受，也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所酝酿的情感氛围，是形成作者融入自然美景时那种飘飘然之感的文化心理因素。人的感觉既是一种自然生命的本能，又远远超出自然本能之上，感和想是连在一起的，受人生观的支配，积淀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即使面对相同的自然景观，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当苏轼还沉浸在诗情画意中，饮酒甚乐而纵情放歌时，却在客人伴奏的洞箫声里，听出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人生悲凉之调。欢尽悲来，大喜之中潜伏着大悲。苏轼不由得愀然变容，严肃地问客人为何乐极生悲？
  相传所游之地为历史上著名的三国赤壁之战的故地，客人由此想到了一世枭雄曹操的《短歌行》，想到了当时曹操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和不朽业绩。可就在赤壁，曹操的八十万大军为吴将周瑜击溃，顷刻间樯橹灰飞烟灭。英雄豪杰，而今安在哉？想到这，岂不让人有生命短暂的梦幻感？正如曹操《短歌行》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人之渺小，犹如沧海之一粟，尽管想把如蜉蝣一样短暂的生命寄存于天地之间，羡慕江河之无限，愿伴随明月而不老，但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只能藉悲凉的箫声，表达自己无可奈何的怅惘和迷茫。
  对此，苏轼是颇不以为然的，认为大可不必因人生苦短、有如过眼烟云而焦虑和忧伤。在他看来，人的“朽”与“不朽”，不过是局限于个人主观感觉欲望而造成的概念而已。如果放弃这种妄念奢想，以顺应自然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人生，就像看自然中的水与月一样。水并不因其流逝而消失，而是水流遍地，无往而不在，月亮也不因会有圆缺盈虚而停止变化。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不过是宇宙的运化过程，事物因变化才体现出它的存在。如果要说不变，物我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曾于宇宙间存在过，只不过时间有长有短而已。静止不变只是相对的，变化才是常有，用自然变化的节奏来体验人事的兴衰，将须臾的人生与宇宙万物的常生常灭融为一体，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自然界之间的界限也就消失了，不存在羡慕水月的长存以至于悲哀的理由。朗朗乾坤，物各有主，属于自己的想不要也不行，不属于自己的亦不必强求。如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属天下人所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何不随缘自适，在这宁静的夜晚，陶醉于清风明月之中而自得其乐呢！
  苏轼这一番能充分展现其旷达文心的人生妙语，无疑是极富启发性的，它能使心灵从个人有限的感觉欲念中解脱出来，通达无碍，直与天地万物同流。只要领略了大自然无限运动变化的奥秘，也就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所以客人闻言即转悲为喜，颇有适意之感。人生适意须尽欢，莫使酒杯空对月，于是两人洗杯重饮，由醉入梦，直至天明。
  苏轼在《赤壁赋》里表达的文心，与《念奴娇·赤壁怀古》词非常相近，都是写游赤壁时的一种人生感慨和体悟，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色交融互渗，呈现出终篇接浑茫的高远飘逸的意境。文心旷达，如行云流水，卷舒自如。可如细加品味，即不难发觉散文与词的差别。词有如诗人的内心独白，是一种感情的迸发和生命力的跃动，顷刻之间的刹那感受，浓缩了很长一段的心路历程，迅速达到高峰体验而省略了许多中间环节。跳跃式的意象组合，给人以水月镜花、无迹可求之感。散文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娓娓而谈，随物赋形，曲折变化，水落石出，多了几分亲切、明快和舒展。苏轼在“赤壁怀古”词里没有细说的思想，在这篇散文里有了更为清楚的表达。
  旷达文心是苏轼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体现，带有受佛、道两家虚无出世思想影响的痕迹。如果从现实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有啸傲江湖、遗世独立的消极色彩，而且还具有追求人生适意的重感性倾向，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理性规范，易使人放纵走作而不严肃。若就艺术审美活动而言，它能解放人的感觉，使个人的精神意识超越于物我之上，具有与天地并立、与万物为一的思维品格。如此作家方能突破小我的局限，旷观宇宙之大，透视时间之久，拓展生命体验的深度和广度，步入任性逍遥、随缘放达的自由境界。美是自由的象征，审美也应当是生命精神自由流行的创造活动。
  以水比喻文心的通达，是苏轼散文理论的显著特色。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他把水视为万物生命的本源，水的气化为生命运动的形式；而作家的审美活动，亦是生命力表现的一种方式，文学作品应是一个生气贯注的有机体，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可比性的。水的自发、自由和流动，象征着生命的变化和律动，可比作文心的源泉，以喻示生命力的博大无涯。一旦文思泉涌，作家受感性生命动力的驱使而表情达意时，文章就如水一样不择地而出，所谓“文如翻水成，赋作叉手速”（《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处于一种不能自已的“不可知”状态，任其像水一样随物赋形。
  风行水涣，水气升腾于天则凝为云，天上云飘行，与地下水流动相映成趣，形成生动的自然景观。当作家的文心与自然相契合时，亦应如此。所以苏轼在《答谢民师书》里谈到诗文创作时强调指出：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许多文学散文创作都做到了这一点。他写作时没有固定的格套和程式，常因自己一时的感兴而随物赋形，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使了然于心者，了然于口与手。如《喜雨亭记》开笔便把喜雨亭三字拆开，先叙作亭，次则记雨，再渲染人之喜乐。文章如水波层层荡开去，便觉气势不凡，且语意灵活而富于变化。《放鹤亭记》先叙述了建亭的经历和来由后，抓住“鹤”字大做文章，从《诗经》的“鹤鸣于九皋”，转到卫懿公好鹤而亡国，又联想到刘伶、阮籍那种如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以为像鹤一样超然于尘垢之外的清远闲放，胜过南面为君之乐，但只适宜于隐德之士，故最后以放鹤招鹤之歌结尾。在神与物游的随意生发中，寓含着奇思妙理。
  同样是写台，《凌虚台记》具体叙述筑台的经过、命名及其兴废，然后感叹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是由实入虚。但《超然台记》则先讲一番“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的道理，然后叙述台的由来、登台的乐趣和命名，这是由虚入实。实则穷形尽象，而精力弥满；虚则挥洒如意，而灵气往来，其运思命意，皆如行云流水一般。读苏轼的文学散文，能使人有胸襟开阔、识见超凡之感。
  最能体现苏轼坦荡心胸和潇洒个性的，或许还是那些独具风趣和幽默感的小品文和杂文，包括随笔、题跋和书简等。这类文章多从作者性灵流出，随意挥洒中，寓有旷观达识和至理深情。如《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面中有诗。”《书吴道子画后》说吴道子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都堪称至理名言。又如《与子明兄》书劝朋友自娱自乐，认为：“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这与《试笔自书》里所说的见蚂蚁走出积水之地而能化解忧愁一样，均表现了作者善于随缘自适的旷达态度。
  苏轼在《思堂记》里说：“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又说：“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而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这只能是一种文学家的内心体验和艺术想象。如《书临皋亭》：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全文很短，字数不到半百，却生动地表现出苏轼后期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追求。他在这种生活的艺术里，以胸中廓然无一物的虚静之心体味自然的天籁，在静观寂照中无言忘我，若有思而无所思，以超脱的心灵体合宇宙天地间流转变化的生命节奏，与造物者游，故性合自然而旷然天真。这样才有可能在创作中做到随物赋形，使文章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如果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只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的话，那么“若有思而无所思”就是苏轼对自己散文创作运思方式的直接说明了。
  所谓“若有思”，只是指心与物冥时的感受和休会，是一种感性的形象直观的精神活动，而不是理智的思虑分析。作家若想在精神上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就必须排除自我私欲和理念的介入，应当“无所思”。苏轼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说：“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但他又说：“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这个问题他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认为应当有一种超越于“有思”和“无思”之上的、若有思而无所思的“无思之思”（《续养生论》）。这样才能沟通人与自然，在“不自知”的状态下神与物游。如他在《思无邪斋铭》中所说：“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的襟怀。
  作家的审美观照是一种内心体验和感性直觉，必须在虚静状态下，才能体验和感觉到物我合一，才能够移情于物或寄意于物，并在对具体事物和物象的叙述描写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的才情和艺术想象力，有一种涵盖天地万物的艺术品格。与在诗歌创作中强调“空且静”相同，苏轼在散文创作中讲的“无所思”，实际上是指文心的虚静状态而言。虚静之心，自然是明的，能与天地万物为一而通达无碍，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有利于审美创造活动的展开。这能使作家充满自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相信自己对自然和生活的感觉是真实的、无私的，是一种共感和通感，具有不自知的洞察自然和心灵奥秘的能力，是一种更直接、更深刻的、不自觉的若有思，亦即“无思之思”。
  如此这般，作家能在文艺创作中突破既有的语言限制和理性框架，达到随物赋形、任性逍遥的自由境界。文心旷达，不仅仅是文人表达生命体验的需要，抒情写意的需要，也能使主体精神从世俗的感官快感超越上去，把握到人生的大乐即在自由的审美创造活动中。如此的人生，便是艺术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