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四十六年间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文革”十年为第二阶段，“文革”结束至今为第三阶段。
“文革”前的朱熹研究发表成果不多，主要是把朱熹及其思想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对朱熹思想作了一些整理研究，为后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了一定的准备。“文革”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出版过朱熹研究的专著，论文也较少，只是在有关哲学史、思想史的专著里，有关于朱熹的章节。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版）第六章为“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朱熹哲学作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认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哲学体系“从宋代晚期一直到清末为止的近七百年中，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御用哲学”。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十三章为“朱熹的思辨哲学及其反动的正宗性质”，称朱熹哲学既有思辨性，又与其政治理论一样，是反动的，“每当统治者企图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时候，朱熹的名字便一再得到鼓吹和表彰”。对朱熹基本持否定态度。
“文革”十年对朱熹的批判不断加强，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3版）指出“朱熹顽固地站在儒家的反动立场，反对社会的任何改革……朱熹这个反动的儒，确是十分可恶。”（第271页）认为朱熹是投降主义者，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反动的，是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朱熹被视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反动儒家的代表、投降派、反对农民革命的人，鼓吹吃人哲学，而遭到严厉的批判。
“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禁锢被逐步打破，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以1981年9月出版的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为标志，朱熹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后，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之多，从各个领域对朱熹思想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哲学思想以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见长，“四书”学以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较为系统，邱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80年，亦开风气之先。涉及朱熹生平、思想的有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正夫、何植靖的《朱熹评传》，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等，涉及教育的有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等。在不少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哲学范畴史等专著里，均有论述朱熹思想的章节。进入九十年代，朱熹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其中束景南集十年苦功，出版了洋洋八十万字的《朱子大传》和六十万字的《朱熹佚文辑考》，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张立文也修订出版了他的《朱熹思想研究》，增加了三章新的内容。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陆续举办了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如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1987年在厦门召开的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0年在福州、武夷山召开的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等，反映了朱熹研究的进展和成果。此外，若干朱熹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一些朱熹研究刊物先后创刊，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
与中国大陆相比，海外的朱熹研究由于未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影响，一直未曾间断。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四十多年来，在朱熹研究上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数十部学术专著，发表了上千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朱熹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与中国文化、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关系等。在不少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及心性论方面的著作里，也有关于朱熹的专章。除日文、英文的论著外，中文出版的重要专著有钱穆的《朱子新学案》、陈荣捷的《朱子新探索》、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等。其中钱穆对朱熹思想的各个领域作了广泛的研究，陈荣捷则对朱熹及其思想、事迹作了全面的考证和评述，刘述先对朱熹的哲学有较深入的论述。此外，海外也召开了若干学术讨论会，反映了朱熹研究的新进展，如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三十篇，1992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五十八篇。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举行的朱子学术会议，均邀请大陆、台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洲学者出席，促进了世界各地朱子学研究的交流与开展，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十分有利。现分专题将海内外朱熹研究主要方面的情况述评如下。
“文革”前的朱熹研究发表成果不多，主要是把朱熹及其思想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对朱熹思想作了一些整理研究，为后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了一定的准备。“文革”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出版过朱熹研究的专著，论文也较少，只是在有关哲学史、思想史的专著里，有关于朱熹的章节。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版）第六章为“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朱熹哲学作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认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哲学体系“从宋代晚期一直到清末为止的近七百年中，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御用哲学”。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十三章为“朱熹的思辨哲学及其反动的正宗性质”，称朱熹哲学既有思辨性，又与其政治理论一样，是反动的，“每当统治者企图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时候，朱熹的名字便一再得到鼓吹和表彰”。对朱熹基本持否定态度。
“文革”十年对朱熹的批判不断加强，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3版）指出“朱熹顽固地站在儒家的反动立场，反对社会的任何改革……朱熹这个反动的儒，确是十分可恶。”（第271页）认为朱熹是投降主义者，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反动的，是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朱熹被视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反动儒家的代表、投降派、反对农民革命的人，鼓吹吃人哲学，而遭到严厉的批判。
“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禁锢被逐步打破，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以1981年9月出版的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为标志，朱熹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后，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之多，从各个领域对朱熹思想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哲学思想以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见长，“四书”学以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较为系统，邱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80年，亦开风气之先。涉及朱熹生平、思想的有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正夫、何植靖的《朱熹评传》，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等，涉及教育的有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等。在不少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哲学范畴史等专著里，均有论述朱熹思想的章节。进入九十年代，朱熹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其中束景南集十年苦功，出版了洋洋八十万字的《朱子大传》和六十万字的《朱熹佚文辑考》，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张立文也修订出版了他的《朱熹思想研究》，增加了三章新的内容。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陆续举办了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如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1987年在厦门召开的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0年在福州、武夷山召开的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等，反映了朱熹研究的进展和成果。此外，若干朱熹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一些朱熹研究刊物先后创刊，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
与中国大陆相比，海外的朱熹研究由于未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影响，一直未曾间断。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四十多年来，在朱熹研究上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数十部学术专著，发表了上千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朱熹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与中国文化、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关系等。在不少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及心性论方面的著作里，也有关于朱熹的专章。除日文、英文的论著外，中文出版的重要专著有钱穆的《朱子新学案》、陈荣捷的《朱子新探索》、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等。其中钱穆对朱熹思想的各个领域作了广泛的研究，陈荣捷则对朱熹及其思想、事迹作了全面的考证和评述，刘述先对朱熹的哲学有较深入的论述。此外，海外也召开了若干学术讨论会，反映了朱熹研究的新进展，如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三十篇，1992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五十八篇。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举行的朱子学术会议，均邀请大陆、台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洲学者出席，促进了世界各地朱子学研究的交流与开展，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十分有利。现分专题将海内外朱熹研究主要方面的情况述评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