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形成以后，不仅影响中国，而且流传海外，对东方各国，特别是汉字文化圈几乎带有普遍性的意义，故在一定意义上朱子学在东方形成了中世纪世界主义，被视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朱子学在海外的影响，既表现为对历史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又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日本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的背景，受到儒家思想包括朱子学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价值观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这反映了东亚的实际。
  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无法开出现代化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对此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成就最大的日本，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儒学背景。自公元285年孔子的《论语》传入日本以来，儒学的影响经久不衰。理学在十三世纪初传入日本。日本僧人圆尔辨圆于1241年回国时，携回了朱熹、二程等理学家的著作，引用朱熹、张栻等人的言论，以介绍理学，并主张将理学与佛教结合起来。德川幕府时代（公元1603——1867年），奉儒学为圣教，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儒学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惺窝（公元1561——1619年）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其主要功绩是使朱子学摆脱了佛教禅宗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的学生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成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和官方哲学家，其思想特点是坚持藤原惺窝的反佛思想，主张将日本原有的神道与理学家的儒学相结合。日本的朱子学在德川幕府时期发展分化为多个流派，形成日本朱子学的鼎盛期。使儒学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渗透于日本民众的行为、观念、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结构之中。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受到批判。但由于儒学在日本影响深远，已融入日本传统文化之中，明治天皇并未对儒学采取全盘否定的作法，而是在天皇的关于教育的敕语中，把日本神道与儒学融为一体。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把儒家伦理贯穿于教育之中，使其在近代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朝鲜与中国相邻，是受儒学影响很深的国家。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孔子思想随同汉字传入朝鲜。古代朝鲜通用汉字，随着人员交流往来，儒家经典陆续传到朝鲜。中国儒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等，都在朝鲜有相应的影响和表现。十三世纪末朱子学由元朝传入高丽。先是名儒安珦出使元大都燕京时，得到新刊的朱熹著作，回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并以兴学养贤为己任，为传播、提倡朱子学做了大量工作。之后，白颐正往来于高丽和元大都之间，得程朱理学而学之，携大量程朱之书归国后教授学者，扩大了程朱理学在朝鲜的影响。公元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李氏王朝，改国号为“朝鲜”。朱子学在李朝五百年间一直作为官学，支配了朝鲜的政治、学术、教育和社会价值观。李朝时代，朝鲜政府积极发展儒学教育，国家设成均馆，郡县置乡校，读书以“四书”、“五经”、诸史为主，不准读老庄、佛经。著名思想家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继承并发展了朱熹之“四书”学、心性论和道统论等，促进了儒学在东方的发展，并集朝鲜朱子学之大成，扩大了朱熹思想的影响。朱子学在朝鲜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对社会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朝鲜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李朝时期，朝鲜学者根据本国的情况，用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如《三纲行实图》、《孝行录》、《五礼仪》、《启蒙要诀》等各类儒学教材，使性理学和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广大民众之中。形成了高尚的社会道德。李氏王朝末期，日本势力及西方文化渗入朝鲜。为了对抗西学基督教，朝鲜民间创立了东学党，遍及全国，提倡以儒学为中心的东学，反对西学和外国资本的奴役。1894年东学党领导农民起义，以“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为号召，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台湾、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新加坡的人口有76％是华人，故儒学、朱子学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同的儒学文化传统的背景，这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自世界走向工业化以来，人们把西方化视为现代化的同义语。凡不符合西化的，便被视为落后，尤其对儒学备加指责，被视为现代化的羁绊和障碍。然而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亚洲各国逐渐赶上了西方，有的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寻找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它们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其共同的文化背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材料证明，儒家思想及儒学价值观（经朱熹的总结创新，已深深打上朱子学的烙印）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身上经常带着《论语》，把现代企业管理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上。他引用《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话，既鼓励商人追求富贵和最大的利润，又主张不要见利忘义，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结合起来。
  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铸成了日本的人本资本主义或儒家资本主义。日本企业家把人视为企业的中心，认为企业不仅是国家的一个经济细胞，更是一个人的社团，认为人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生产的工具。这是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日本企业重视人，注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之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因而员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这种具有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具自我调整的功能。
  受儒学“和为贵”思想的影响，日本企业以“和”作为其集体精神的理论基础，注意在企业内部保持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上下级、雇主与雇员、企业与工会之间关系融洽而密切。日本企业建立的整体和谐关系使员工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不仅为企业增添了活力，同时也调动起广大员工的精神动力，以医治战争创伤，创造出经济奇迹，使日本在战后短短三十年，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值得人们研究。在长达三十五年（1910——1945）的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的文化和国家被剥夺了独立性。朝鲜战后四十多年来，韩国人为解决民族生存问题，不分昼夜，奋发努力，一路前进，取得了经济的成功。虽然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韩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也出现某些问题，但不可否认，韩国人受儒学、朱子学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包括热爱国家、重视集体、勤劳朴实、发奋图强等精神，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因而一定程度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地理上比较接近，故两国的朱子学及其影响相同处甚多，有不少人提出以韩国朱子学集大成者李退溪的思想来加强家庭伦理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精神，这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朱熹以社会为本位，重社会，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对企业员工产生了一种凝聚力，这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儒学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是促进新时代发展的活力素。
  新加坡的人口有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儒学五伦，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新加坡华人受儒学的影响，他们勤俭刻苦、自制勤奋、忠信好学，这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在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和增长之时，政府加强了儒家伦理教育，在学校开设儒家道德课程，提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以加强家庭的影响力，这对于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联成立大会的致词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①正因为新加坡大多数人民受儒家价值观的熏陶和影响，所以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
  作为后发性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龙”，具有儒家文化的共同背景。儒学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儒学的厚生观念和富民思想成为经济发展的导引和动力。儒家的重民思想要求养民、富民，先富后教，富民而治，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上下齐心合力，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
  儒学的敬业、倚重经验的精神培育了东亚民族的务实性格和艰苦奋斗的人生观。韩国人民为了摆脱贫困、振兴民族而忘我工作，致力于经济建设。被称为“世界最紧张城市”的香港，工人年均工时和日均工时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儒学的重教精神有助于培养人才，促进科技的研究与开发，这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教育十分重视，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学的重教传统。在政府教育投资、普及义务制教育、培训职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儒家的廉政思想和朱熹对统治者权力约束的主张对清除腐败、监督国家公务人员保持廉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香港的廉政公署、韩国的清除腐败的措施都成为保障经济继续发展、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支点。
  儒家提倡节俭、聚敛钱财有利于储蓄和投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民喜欢储蓄，反对铺张浪费，有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缓解了社会购买力。这有助于国家资金积累和周转，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此外，具有儒教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对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进行竞争的欧美各国有不同的特点。儒学的家族主义经营对经济急速增长也是有效的。儒家思想确有助于稳定劳工的纪律。儒学的勤俭好学，服从效忠，集体管理，分工合作，自律，为社会服务等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些都反映了儒学对东亚经济文化发展的正面影响。在不少方面值得中国在发展经济文化时借鉴。
  质言之，朱熹思想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既表现为朱熹思想既有与现代化的某些矛盾冲突和不协调之处，又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面，故应全面看待朱熹思想与现代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而不可片面执一，陷入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