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就必须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是让社会的发展去适应某种思想。由此观点出发来看待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便可得出：朱子学中凡有利于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因素，就应继承发扬和综合创新；凡妨碍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因素，就应批判和清除。如前所述，朱熹集中国儒学发展之大成，全面系统总结、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朱熹思想已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因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朱子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其影响延续到现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必然与现代社会、现代化发生冲突，有若干不相适应之处；朱子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有不少可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之处，其中的精粹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极成分，仍需要今天的人们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大力发扬光大。因此，全盘抛弃的虚无主义或全盘接受的复古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正确对待朱子学的态度应该是，批判清除其流弊，继承创新其精华，立足现实，转化传统。朱子学在当代新文化中的位置取决于朱熹思想乃至儒学自身的价值，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现代化及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它的现代审视、反思和诠释，如何去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朱子学的发展前景与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具有相关性，并与东亚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和发展趋势相联系。
  第一节 朱熹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经1911年辛亥革命，朱子学从制度上失去了官学地位。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传统儒学丧失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但儒学正统地位的失落并不意味着朱子学的中绝，朱熹思想仍然对现代社会发生着影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由于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合拍之处，自近现代以来，便遭到了人们的批判。这个批判本身就体现了朱熹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使人们不能回避。正因为朱熹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使得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对朱熹思想的研究，以探讨其现代意义。
  一、朱熹思想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变迁，朱子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然而其影响仍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自“五四”以后针对全盘否定儒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产生了一股“复兴儒学”的学术文化思潮，其中便体现了朱熹思想的影响。“复兴儒学”思潮以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为代表。梁漱溟在反儒运动达到高潮时，首倡“新孔学”，从文化的角度倡导复兴儒学。贺麟提出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认同于宋明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故贺麟之学被称之为“新心学”。熊十力提出新唯识论，亦表现出认同陆王心学的倾向。冯友兰则创“新理学”思想体系，自称“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冯友兰吸取西方哲学柏拉图理念论、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又接着程朱理学讲，将二者相结合，由此发展了程朱理学，被称为是现代新儒家中的“新程朱”一派。贺麟尽管倾向于陆王，重心学一派，但他仍深受朱熹的影响，为朱熹精神所感召。他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在日记中写到：“余读《朱子语类》其感我最深者为朱子之真精神，他的真精神可以说是不朽的，并且是时时常新的。”①可见朱熹思想的影响。此外，朱熹的心性之学和道统论也深深影响了现代新儒学，尽管现代新儒家对朱熹的心性之学有所改造，对其道统论也作出时代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其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吸取和借鉴。这是朱熹影响的表现。
  二是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便宣传文化复兴，表彰孔子，采取一系列复兴孔学的措施，把孔子诞辰规定为国定纪念日，把读经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提倡发扬民族精神，恢复固有道德，这因抗日战争而得到加强。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黄文山等十教授发表了有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本位文化”的建设问题，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也就是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来整合各种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不同主张。此外，孙中山一定程度地认同儒学道统，戴季陶把儒学道统引入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就是以儒学道统为基础，乃是中国历史上正统思想的嫡传，这也体现了朱熹道统思想的影响。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把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一，在建构其思想体系时，一定程度地吸取了儒学的思想成分。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吸收朱熹的有关思想。比如朱熹提倡的民本主义、重民思想、重义轻利、天下为公、重视规律、辩证思维、贵知重行的哲学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晚年以“高尚”的道德维系社会关系，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物质利益。“文革”中盛行的“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有朱熹尊公蔑私、以义制利思想的因素。表现出朱熹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四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从“文革”批林批孔批朱熹，直把朱子学视为反动的吃人哲学，到人们一定程度地重视肯定朱熹，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其间多次召开关于朱熹、宋明理学的各种规模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创办以朱子学、朱熹为研究对象的刊物；成立朱熹及闽学研究学会及组织机构；出版众多的朱熹研究著作，发表大量的朱熹研究论文；更有重要人物提出，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宋明理学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直接来源，可以拿来就用；也有人主张并尝试着把朱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编为教材和通俗读物，以把朱子学传播普及到更广的范围。这些举措都扩大了朱熹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由于朱熹思想固有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儒学、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故凡当代研究儒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都免不了要涉及朱熹思想。各个学科、各研究领域，也都把朱熹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以此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这也体现了朱熹思想的现实影响。
  此外，由于朱熹思想历经岁月的流逝，已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融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对现代社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只不过这种影响和作用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易被人们察觉罢了。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朱熹及其学说持公开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人们对朱熹的种种相同或不同的态度和反应，说明了朱子学对现代社会仍有相当的影响。
  二、近现代对朱熹理学的批判
  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也是朱熹影响的表现，如果朱熹对后世无甚影响，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后世的人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批判朱熹。朱熹思想存在着保守、落后的一面，随着时代逐步走向近现代，其思想中的不合时宜之处和流弊便日益显露，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批判。
  清末革命派批道统，批程朱，指出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至宋学统治地位确立后，有人则以道统论作为排斥不同学派的工具。邹容在《革命军》里亦对朱熹等宋学学者提出批评。他说：“宋学者流，日守其朱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一噉冷猪头。”其言虽失之过激，但对朱熹所编《近思录》的批判态度却是明确的。章太炎则批评朱熹等人的理学失之汗漫。他说：“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0、21期连载）认为理学之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即主观附会，借题发挥。章太炎对朱熹理学的批评与他对孔子、儒学的批评，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朱熹作为孔家店大员，亦受到批判。甚至朱熹的命运比孔子更差，把反动性推到朱熹身上，说朱熹修改了孔子学说，使儒学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对朱熹思想知之不深，尤其对朱熹限制封建特权，批判君主专制“独断”的思想不了解而造成的“误会”。胡适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朱熹理学的有关思想提出了批判。他在历述朱熹道统论的形成和发展后指出：“这种道统论一日不去，则宋明理学的尊严一日不破。”（《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9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三年版）要求废去朱熹的道统论，打破理学的尊严。并指出理学的毛病有三：“宋以来的理学有几个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与人生没大交涉；第三，气象严厉，意气陵人。”（同上第132页）在批评理学的同时，胡适却赞赏费经虞、费密父子的学问，认为费氏父子痛斥理学，他们要提倡的是一种平易近人的中实之道，并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胡适对朱熹格物穷理的思想予以一定的肯定，认为格物致知的方法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但又批评朱熹理学为玄学。他说：“朱熹提倡格物穷理，却又去把二程唾弃的先天太极之学重新掘出来，奉为玄学的奇宝。”（同上第137页）指出朱熹的理论过于玄虚，而不切日用，但胡适却赞赏清代汉学之考据。这与冯友兰反对功利之学，强调“极高明”，认为玄虚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朱熹道学还不够玄虚，清代汉学使得中国哲学精神又发生了一次逆转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反差，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与新理学之间的思想差异。
  杜国庠联系批冯友兰的新理学，亦对朱熹理学提出批判。他认为理学的心性之学是“臆说”，是空谈道德性命，其完成于朱熹的道统说没有历史的根据，很难使人心服。他说：“所谓理学者，除了空谈道德性命，用以号召学子之外，还有所谓道统的说法。”（《论理学的终结》，《杜国庠文集》第379页，1962年7月版）指出：“道统说的特点，在一方面恣意地造成自家的宗派，另一方面却一笔抹煞了汉唐以来许多儒者的劳绩。”（《杜国庠文集》第380页）杜国庠对朱熹理学之心性论和道统论的批判，是对理学流弊的清理，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趋势。
  吕思勉对理学批判思潮加以总结，指出理学自创始至今，已有近千年，信从理学者固多，批评理学者亦不少，“综所攻击，不外两端。一病其空虚无用，一以为不近人情而已。……然二家所攻，实皆理学末流之弊。至于理学之真，则自有其卓然不可没者”（《理学纲要》第212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四月版）。认为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涉及两点，一是批判理学空虚无用，二是批评其不近人情。但吕思勉本人则认为，这两点只是理学末流之弊，而不是真理学，真理学中自有其固有的价值而不可抹煞。可见吕思勉在对理学批判思潮的总结中，注意把理学流弊与理学本身区别开来，而不同意把二者混同。
  需要指出，近现代对朱熹理学的批判，是对以往尤其是明清之际理学批判思潮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由于朱熹理学进入近现代以来，存在着诸多与现代社会相矛盾之处，并因为自身具有的局限，所以遭到了批判。但这种批判与“文革”中朱熹受到的批判却有所不同，如果说，近现代以来对朱熹的批判虽有某些片面和极端之处，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觉醒和社会价值观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趋势的话，那么，“文革”对朱熹的全盘否定和批判则只是沿袭和发展了以往的片面和极端之处，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变本加厉地抹煞朱熹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节 朱熹思想与现代文化
  产生于过去，影响到现代，作为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朱子学与现代文化及现代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表现为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的某些冲突和不协调。然而朱子学也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面，即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中，朱熹思想应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朱子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及现代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流传海外，对东亚各国的文化有很深的影响。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朱子学、儒学的文化背景，这促使人们注意研究朱熹思想与东亚经济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以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
  一、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的冲突
  朱子学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它的产生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时代发展了，其某些落后于时代的内容便妨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与现代化发生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矛盾
  朱熹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强调道义而轻视功利，虽有其适用范围和积极因素，但其重视道德的价值，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轻视或忽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物质利益的满足；重视教化，强调道德标准，忽视功利和客观效果。这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讲求社会经济效益的要求不相适应。要发展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就须克服重义轻利观念中的消极因素，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见利忘义”、不义而富贵的另一个极端。
  （二）人治思想与法制建设的冲突
  朱熹是传统人治思想的提倡者，他认为制度好不好没多大关系，只要得人便可，得其人，便占得分数多了。其人治思想与德治主张相联系，把国家大事的治理系之于统治者个人及各级官吏的品德和素质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律制度保障和法律监督的可靠基础上。导致传统政治以人治为主，轻视法治。朱熹的“正君心”，反对君主“独断”，限制封建君主特权的主张也难以落实。以人代法，以权代法盛行于世。君主的意志成为法律，亦是人治原则的最终体现。这与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要求形成冲突。且从现代社会的法律观点看，人治观念流弊甚多，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建设当代法制社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变革旧的人治观念。但从另一方面讲，法治也不能完全代替德治。道德是教育人们从内心消除犯罪的动机，是人们内化于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力量。儒家及朱熹提倡的德治和道德自律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可以防止一旦法律管束不严而产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应坚持以法治为主，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三）社会本位与个性自由的矛盾
  朱熹以社会为本位，认为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强化了传统中国文化重社会，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这一观念虽有其积极因素的一面，但也形成中国式的群体主义，限制了个性的发展，个人淹没在群体和社会之中。因而具有轻视个人利益、抹煞个性的消极因素，这与个性自由的观念形成矛盾。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表现为个人的发展，二者具有一致性，如果人的个性受到抑制，人的首创精神和自由意志得不到发挥，也就会使整个社会发展缓慢。这与现代社会强调发挥个人首创精神，以促进生产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个性自由观念极不协调。所以，在扬弃传统，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应强调尊重个人，充分肯定个性自由，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结合起来。
  （四）崇古倾向与开拓精神的冲突
  朱熹以三代社会作为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一切学术、政治、伦理、文教、典章制度、文采风俗都以三代社会为准，其三代社会的事物是最有价值的，而现在和未来则不足道。并强调从过去的传统中引出现在人们行为规范的依据，形成厚古薄今、是古非今的崇古倾向。因而一定程度地造成人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这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创新精神形成矛盾。显而易见，这种崇古倾向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中华民族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拓前进，变革传统的唯古是崇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以放弃好的传统为代价。
  （五）心性修养与建功立业的不协调之处
  朱熹提出“心统性情”的思想，重视内在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律，把察识其心与存养其性结合起来，偏重于冥思内修，向内发展。这固然有其一定的意义，但也带来忽视事功修为，轻视改造社会、探索自然的实践活动的弊端。这种冥思内修、重内轻外的自我约束倾向不利于鼓励人们追求成功，与现代化所需要的建功立业的要求不相适应。
  （六）政治主张缺乏监督机制，与现代民主不相适应
  朱熹虽然提出天理治国论，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封建君主的专制“独断”，主张“正君心”，把君主置于天理的约束之下，但这一套政治理论和主张却缺乏监督机制，往往不能约束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其根本缺陷不仅在于没有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方案来限制君权和封建统治者的特权，而且在于没能提出一个能有效推行这些方案的政治体制，而与现代民主和民主制度不相适应。这反映出朱熹政治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未能超出传统君主民本思想的模式。要实现并发展现代民主，就须扬弃朱熹的政治思想，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充分行使当家作主，自由表达民意，有权决定并罢免领导者，拥有参与管理国家政权的民主权利。并且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制度和机制，以保障广大人民对国家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和公务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防止和克服各种“私天下”的行为，从制度上杜绝专制独裁、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的出现。
  （七）科学思想之不足
  朱熹虽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与学生的问答中，讲授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一般限于表面直观，未上升到理论自然科学的高度。且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以穷其理的认识论，虽然也注意探讨客观事物及事物的规律，但却把重点放在认识内在于人心的天理上，格物只是体认天理的手段。从思维方式上看，朱熹大量运用的义理思维方式是以明理为目的，不利于科学思想的产生。而形式逻辑则较为欠缺，缺乏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这是中国文化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朱熹的思想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尽管朱熹与那些斥技艺为“奇技淫巧”，完全忽视自然科学的人不同。此外，朱熹象数思维中重太极八卦的思维方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因此尚不能过分夸大其中可能包含的科学思想的因素。
  以上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的冲突是应该批判并扬弃的内容。不如此则难以创新发展中国文化，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在批判扬弃朱熹思想的同时应该看到，朱熹思想具有二重性，其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往往混然杂处，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在同一事物、同一理论之中就同时包含着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两种因素，人们不可能对其一劈两半，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比如重义轻利的观念，既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讲求经济效益有不适应之处，又是对见利忘义的一种抵制。又如以社会为本位的观念，既压抑个性与个性自由，而不利于通过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又有利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以关心和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诸如此类，人们不应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否定或简单肯定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应作辩证的扬弃，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
  二、朱熹思想与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
  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既有继承性的一面，又有创新性的一面。朱熹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自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不可抹煞。建设中国式的现代新文化，离不开我国的国情，不应割断历史。毛泽东曾主张对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认真研究。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大肆批孔批朱熹，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结果越批越糟，“文革”的流毒至今未肃清，严重引发了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和人们思想的混乱。加上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使得社会风气和执政党党风出现严重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鉴于此，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朱熹思想如何定位？在文化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这须结合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加以考察。
  在新形势下，弘扬朱熹思想及儒学中包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二十一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自二次大战以来，殖民体系瓦解，“欧洲中心论”随之破产。近年来的世界剧变，使“两极对抗”格局消失，代之以“多极”体系和“多元”文化的出现。当今时代，现代化正逐步朝着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发展，出现了民族国家加强国际化合作的倾向；世界文化也正朝着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应考虑在全球意识下发展中国文化。既奋起直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又充分发挥朱熹思想的积极作用，在发扬民族文化优势，强化民族意识的前提下，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即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发达的社会文化。它包括科学技术及教育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科学化，民主、法律制度和意识的建立及完善化，伦理道德的自律、自觉化，以及社会风气的文明、健康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然而要真正走向未来，必须立足现实，反思和扬弃传统。朱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者，随着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干扰被排除，其思想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广泛传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学将成为未来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主体文化将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而走向世界。如果以人类文化的大同作为最终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来看待在实现大同过程中的中国、西方等各种文化，那么，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既不是全盘西方化，也不是一味复古。即是说，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移植，也不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的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创造。新文化的创造，要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并对东西方文化都加以积极的扬弃。把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在新的时代融会贯通和综合创新，把世界文化熔为一炉，既打破地域界限，又保持民族特色，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将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从而使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儒学、体现东亚文化特点的朱子学也走向世界。
  有一种与当前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而共同发展的趋势不合拍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学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及“西方文化优越论”在新形势下的翻板，旨在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抹煞各种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将文明的差异极端化，企图以西方文化来排斥异己，而与世界文化的走向不协调，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的批判。但“文明冲突”论也从反面警示人们，世界文明的发展存在着激烈竞争的因素，落后了就可能遭淘汰，而受制于人。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中，既要发扬朱子学的东方文化的人文功能，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的优长，把科技与人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避免在科技化、工业化、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人文传统相分离的弊端，如此使人生意义失落，一定程度地使“社会人”变成了“经济人”。生产和效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被弄得模糊不清。在解决这个全球性文化问题时，朱熹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将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现代的科技化、工业化、市场化与传统的道德人文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对抗，无疑具有光明的前景。
  三、朱子学对东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朱子学形成以后，不仅影响中国，而且流传海外，对东方各国，特别是汉字文化圈几乎带有普遍性的意义，故在一定意义上朱子学在东方形成了中世纪世界主义，被视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朱子学在海外的影响，既表现为对历史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又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日本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的背景，受到儒家思想包括朱子学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价值观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这反映了东亚的实际。
  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无法开出现代化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对此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成就最大的日本，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儒学背景。自公元285年孔子的《论语》传入日本以来，儒学的影响经久不衰。理学在十三世纪初传入日本。日本僧人圆尔辨圆于1241年回国时，携回了朱熹、二程等理学家的著作，引用朱熹、张栻等人的言论，以介绍理学，并主张将理学与佛教结合起来。德川幕府时代（公元1603——1867年），奉儒学为圣教，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儒学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惺窝（公元1561——1619年）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其主要功绩是使朱子学摆脱了佛教禅宗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的学生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成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和官方哲学家，其思想特点是坚持藤原惺窝的反佛思想，主张将日本原有的神道与理学家的儒学相结合。日本的朱子学在德川幕府时期发展分化为多个流派，形成日本朱子学的鼎盛期。使儒学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渗透于日本民众的行为、观念、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结构之中。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受到批判。但由于儒学在日本影响深远，已融入日本传统文化之中，明治天皇并未对儒学采取全盘否定的作法，而是在天皇的关于教育的敕语中，把日本神道与儒学融为一体。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把儒家伦理贯穿于教育之中，使其在近代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朝鲜与中国相邻，是受儒学影响很深的国家。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孔子思想随同汉字传入朝鲜。古代朝鲜通用汉字，随着人员交流往来，儒家经典陆续传到朝鲜。中国儒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等，都在朝鲜有相应的影响和表现。十三世纪末朱子学由元朝传入高丽。先是名儒安珦出使元大都燕京时，得到新刊的朱熹著作，回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并以兴学养贤为己任，为传播、提倡朱子学做了大量工作。之后，白颐正往来于高丽和元大都之间，得程朱理学而学之，携大量程朱之书归国后教授学者，扩大了程朱理学在朝鲜的影响。公元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李氏王朝，改国号为“朝鲜”。朱子学在李朝五百年间一直作为官学，支配了朝鲜的政治、学术、教育和社会价值观。李朝时代，朝鲜政府积极发展儒学教育，国家设成均馆，郡县置乡校，读书以“四书”、“五经”、诸史为主，不准读老庄、佛经。著名思想家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继承并发展了朱熹之“四书”学、心性论和道统论等，促进了儒学在东方的发展，并集朝鲜朱子学之大成，扩大了朱熹思想的影响。朱子学在朝鲜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对社会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朝鲜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李朝时期，朝鲜学者根据本国的情况，用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如《三纲行实图》、《孝行录》、《五礼仪》、《启蒙要诀》等各类儒学教材，使性理学和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广大民众之中。形成了高尚的社会道德。李氏王朝末期，日本势力及西方文化渗入朝鲜。为了对抗西学基督教，朝鲜民间创立了东学党，遍及全国，提倡以儒学为中心的东学，反对西学和外国资本的奴役。1894年东学党领导农民起义，以“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为号召，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台湾、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新加坡的人口有76％是华人，故儒学、朱子学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同的儒学文化传统的背景，这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自世界走向工业化以来，人们把西方化视为现代化的同义语。凡不符合西化的，便被视为落后，尤其对儒学备加指责，被视为现代化的羁绊和障碍。然而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亚洲各国逐渐赶上了西方，有的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寻找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它们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其共同的文化背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材料证明，儒家思想及儒学价值观（经朱熹的总结创新，已深深打上朱子学的烙印）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身上经常带着《论语》，把现代企业管理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上。他引用《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话，既鼓励商人追求富贵和最大的利润，又主张不要见利忘义，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结合起来。
  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铸成了日本的人本资本主义或儒家资本主义。日本企业家把人视为企业的中心，认为企业不仅是国家的一个经济细胞，更是一个人的社团，认为人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生产的工具。这是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日本企业重视人，注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之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因而员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这种具有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具自我调整的功能。
  受儒学“和为贵”思想的影响，日本企业以“和”作为其集体精神的理论基础，注意在企业内部保持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上下级、雇主与雇员、企业与工会之间关系融洽而密切。日本企业建立的整体和谐关系使员工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不仅为企业增添了活力，同时也调动起广大员工的精神动力，以医治战争创伤，创造出经济奇迹，使日本在战后短短三十年，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值得人们研究。在长达三十五年（1910——1945）的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的文化和国家被剥夺了独立性。朝鲜战后四十多年来，韩国人为解决民族生存问题，不分昼夜，奋发努力，一路前进，取得了经济的成功。虽然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韩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也出现某些问题，但不可否认，韩国人受儒学、朱子学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包括热爱国家、重视集体、勤劳朴实、发奋图强等精神，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因而一定程度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地理上比较接近，故两国的朱子学及其影响相同处甚多，有不少人提出以韩国朱子学集大成者李退溪的思想来加强家庭伦理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精神，这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朱熹以社会为本位，重社会，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对企业员工产生了一种凝聚力，这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儒学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是促进新时代发展的活力素。
  新加坡的人口有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儒学五伦，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新加坡华人受儒学的影响，他们勤俭刻苦、自制勤奋、忠信好学，这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在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和增长之时，政府加强了儒家伦理教育，在学校开设儒家道德课程，提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以加强家庭的影响力，这对于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联成立大会的致词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①正因为新加坡大多数人民受儒家价值观的熏陶和影响，所以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
  作为后发性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龙”，具有儒家文化的共同背景。儒学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儒学的厚生观念和富民思想成为经济发展的导引和动力。儒家的重民思想要求养民、富民，先富后教，富民而治，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上下齐心合力，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
  儒学的敬业、倚重经验的精神培育了东亚民族的务实性格和艰苦奋斗的人生观。韩国人民为了摆脱贫困、振兴民族而忘我工作，致力于经济建设。被称为“世界最紧张城市”的香港，工人年均工时和日均工时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儒学的重教精神有助于培养人才，促进科技的研究与开发，这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教育十分重视，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学的重教传统。在政府教育投资、普及义务制教育、培训职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儒家的廉政思想和朱熹对统治者权力约束的主张对清除腐败、监督国家公务人员保持廉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香港的廉政公署、韩国的清除腐败的措施都成为保障经济继续发展、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支点。
  儒家提倡节俭、聚敛钱财有利于储蓄和投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民喜欢储蓄，反对铺张浪费，有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缓解了社会购买力。这有助于国家资金积累和周转，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此外，具有儒教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对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进行竞争的欧美各国有不同的特点。儒学的家族主义经营对经济急速增长也是有效的。儒家思想确有助于稳定劳工的纪律。儒学的勤俭好学，服从效忠，集体管理，分工合作，自律，为社会服务等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些都反映了儒学对东亚经济文化发展的正面影响。在不少方面值得中国在发展经济文化时借鉴。
  质言之，朱熹思想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既表现为朱熹思想既有与现代化的某些矛盾冲突和不协调之处，又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面，故应全面看待朱熹思想与现代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而不可片面执一，陷入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泥坑。
  第三节 如何正确对待朱熹思想
  不论任何思想，只要是历史的产物，就必然背负着时间（时代）以及空间（环境）的制约。没有一种思想能够超越时代和环境而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朱子学也不例外。因此，开展朱熹思想研究，要有历史和时代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朱熹思想既是历史文化遗产，又以其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影响深远，故亦成为现代文化的构成要素，而不能把传统与现代完全隔开。然而朱熹思想一旦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就必须接受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挑战，凡符合并适应现代化发展实践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就应当吸取；反之，则应当摈弃。因此，我们既不能否定一切，搞历史虚无主义，抹煞朱熹思想的积极因素和可为现代化提供借鉴的成分；也不能看不到朱熹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而肯定一切，搞复古主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为取舍的标准，注意区分朱熹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精华和糟粕，批判清除其流弊，继承创新其合理思想，立足现实，转化传统，使其在现代化和当代新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批判清除其流弊
  朱子学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思想尽管有适应当时时代发展，为社会所需要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与当时的时代特征相联系，在今天看来是消极落后的思想成分，并由于后世的人们把朱熹思想中的某一些倾向强调得过头，因而产生流弊。其末流之弊虽不能和朱熹本身的思想完全划等号，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干系，而是具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朱熹思想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及其流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妨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应认真批判清除，以促进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
  （一）批判其空虚无用，忽视功利的流弊
  朱熹思想中具有重道德轻利益的倾向，后世进一步发展演化成空谈道德性命，忽视事功和客观物质利益的空虚无用之风。以致空谈心性，鄙下实事，专喜静坐，造成议论与实际相脱离，坐而论道的流弊，而于世无补，于民无益。这种理论脱离社会实际的风气为害甚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固然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顽固守旧、闭关锁国、不思进取有直接关系，但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程朱之学未能随时代发展而改造创新，提供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故对其空虚无用之流弊应批判清除，以扫除现代化前进中的障碍。
  （二）批判其不近人情，压抑人性的流弊
  后世理学末流把朱熹思想中“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抑制人欲的倾向进一步强化，产生不近人情，压抑人性的流弊，因而遭到戴震等人的严厉批判。朱学流弊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他们进一步宣扬和片面提倡，变成套在下层民众头上的礼教枷锁。正如不能抹煞朱熹思想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一样，朱子学价值观的流弊对中国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由此而形成的封建主义礼教枷锁的危害亦不容忽视。朱子学具有的轻视个人利益和欲望，轻视物质利益，压抑个性和个人首创精神的流弊，逐渐演变成不近人情的道德说教，以致变成压制人民、束缚人民思想的工具，增强了封建礼教的强制性和严酷性，这是朱熹学说消极影响带来的流弊，理应予以批判清除。
  朱熹思想的流弊还不止上述这些内容，即使上述这些流弊，也足以说明朱子学中消极落后的思想成分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不应把朱熹思想中的消极落后成分作为新文化的内容而加以推广，以至糟粕精华不分，混淆了二者的界限，而损害当代新文化的建设。
  二、继承创新其合理思想
  继承创新朱熹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这也是正确对待朱熹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相一致，文化的发展，既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具有时代精神，又要发扬优秀传统，保持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就这个意义上讲，继承创新朱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于促进当代两个文明建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对待朱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一是要继承，二是要创新，创新即是结合时代的发展予以新解，这体现了时代性，而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继承的层面。
  朱熹思想中值得继承创新的合理成分甚多，主要有：兼容并包的精神，这主要指吸取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先前思想之长；实事求是的唯求本义精神；排除宗教神学干扰的人文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主义精神；克己奉公，重责任义务的精神；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的精神；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的精神；重视教育，注重提高人的素质的思想；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思想等等。虽然朱熹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仍具有超越性和不可抹煞的现实意义。因此，继承创新朱熹思想的合理成分，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朱熹思想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对发展中国文化，推动历史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这些民族精神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相契合，是民族振兴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生命源泉。对此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是需要大力弘扬和继承创新的。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中，儒家文化本身构成世界文化思想潮流之一脉，且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交相辉映，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以古希腊雅典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与希伯来宗教精神为两大支柱的西方文化在不断发展；同理，以儒家思想及其后期代表朱子学为主要支柱的华夏文化也要发展前进，使得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在当今时代开花结果。这既要反对那种因循守旧、食古不化、妄自尊大的民族自大主义；也要反对那种妄自菲薄、食洋不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将孔孟朱熹之学说及老、佛之长，合并世界其他文化之精华，取其优长，去其短处。既以中国的民族精神去理解、消化、融合西方精神，吸取其精华，努力做到西方文化中国化，又不断反省、更新、完善中国文化，使之汇入世界文化的海洋之中，做到中国文化世界化，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二）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朱熹理学崇尚民族气节，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民本思想，注重德治，强调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节等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来调整各种人际关系，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在历史上曾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我们祖国虽历经忧患，但终能保持或复归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当前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朱熹思想中的许多合理因素加以阐发，推陈出新，这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保障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是十分必要的。
  （三）有助于吸取外来文化的优长，创造新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社会发展依赖于学术进步，学术进步依赖于吸取诸家文化之长，吸取诸家文化之长则须创造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朱子学之所以达到当时文化发展的高峰，就在于朱熹能够吸取佛、道等诸家文化之长，并与同时代众多的学术流派及学者相互辩难，互相争鸣，由此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到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则产生流弊，而不适应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儒学若不与当今世界各种优秀文化，尤其是西方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同样，当代中国建设中的新文化也应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优长，这样才能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并创造新时代的中国文化。
  （四）有利于了解国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基本的国情，既是历史的国情，又是现实的国情。许多现实发生的事物都有传统文化的背景并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因此，广大干部和社会工作者掌握国情就需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正确认识其积极因素和负面值，才能卓有成效地从事现代化事业。朱熹是中国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继承创新其合理思想，让人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曾对促进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知道从孔孟朱熹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誉为东方文化的象征而自豪。朱熹在历史上以忧国忧民，提倡爱国主义而著称。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只有懂得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文化史，才能真正了解中华民族，才能从确切而生动具体的历史文化知识中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才能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和优良民族传统，使之在当前现代化事业中发扬光大。因此，研究朱熹学说并继承创新其合理思想，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炎黄儿女的爱国主义热情，团结海内外华人，促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
  三、立足现实，转化传统
  正确对待朱熹思想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不能仅停留在对朱子学本身作历史的研究和分析评价上，重要的还在于应立足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现实，以现代化为取舍的标准，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对朱子学作时代的改造，为建构当代中国新文化服务。
  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以现代化为标准的。现代化的标准，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只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应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如果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忽视人及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就会使社会发展失衡和片面发展。所以，应当避免唯经济思维，提倡综合思维，重视当代新文化的创建，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批判继承，适时更新文化传统，使朱子学在现代化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努力：
  （一）发扬朱子学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精神
  受儒学、朱子学影响和培育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如人文精神；爱国尚节精神；克己奉公，讲责任重义务精神；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的精神；道德自律精神等，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是实现现代化的可靠保障，因而需要大力发扬。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以及台港地区努力推行现代化，开始并标志着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复兴。新的历史时代要求炎黄子孙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引下，改造自身，弃旧图新，以新的开放姿态迎接外来文化的挑战，勉力向前，坚韧不拔，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二）对朱熹的价值观进行时代的改造，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朱熹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的价值取向，其特点是重义轻利、尊公蔑私、存理去欲。对此，既要吸取其积极因素，以重义、尊公的观念和道德自律、理性自觉来反对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放纵物欲的行为，又要纠正其相对轻视物质利益和压抑个性的消极因素，把个人与社会、利益与道德、科技与人文、工具理性与道德理性、小人与君子结合起来，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利益，发挥道德调节作用。同时调动人民群众个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使朱熹思想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文化因素
  具有相同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功为人们提供了儒学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范例。因此，应进一步发掘儒学及朱子学中人本、富民、廉洁、厚生利民、日新、节用省费、和谐、均富、与民共财、救荒赈济等积极因素，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整个社会包括文化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克服西方工业化带来的弊端，使中国的工业化与优秀的人文主义紧密结合。同时以儒学智慧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人际关系紧张、生态环境破坏等流弊，达到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使朱子学与科学、民主、法制等现代文化结合起来
  虽然朱熹思想与科学、民主、法制等现代文化有时代的差距，但不应把双方对立起来。只是由于时代的差距，各个时代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罢了。应使朱熹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科学、民主、法制有机地结合，而不应互相排斥和互相脱节。
  （五）使朱熹思想与西方文化相兼互补
  在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大力引进和吸取西方先进文化，使之改造和补充传统儒学，发展中国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使西方的自由、平等、公平、进取、竞争、效率、开放、个性解放、个人全面发展等精神和意识、观念经过改造，成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内涵，使之与朱子学中的仁义、道德、为公、自强、诚信、互助、和谐、恻隐、忠恕、以天下为己任等合理成分相兼互补。同时摈弃中、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和消极因素，使中国文化在转化和扬弃传统中走向现代化并不断发展。
  在新形势下，批判清除朱子学的流弊，继承创新其合理思想，立足现代化的现实，转化并扬弃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弘扬朱子学中包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走向未来，走向廿一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人们对朱子学作现代审视、反思和改造发展，使其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从而使朱熹思想在现代化进程和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并在与当代中国新文化及世界文化的交流中走向世界，不仅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且以东方文化深厚的人文功能造福于世界和人类未来。

① 贺麟：《弘扬朱子思想之真精神》，载《朱子学新论》第33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12月版。 ① 《儒学与廿一世纪》第7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