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文化，创立于春秋末期。儒学的主要内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
  先秦时期是儒学的早期发展阶段，重要思想在此时已经提出，但哲学思辨尚有欠缺，也未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虽然儒学与墨学在当时并称“世之显学”，然而儒学只是先秦诸子学之一，与道、法、名、墨、阴阳、纵横、兵、农、杂等各家学术相互辩难，争相用世。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流，并以经学的形式出现，即通过注释和阐述儒家经典，来发挥儒家思想。
  在儒学发展过程中，有两汉时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而郑玄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魏晋南北朝时，儒家经学演变为义疏之学；唐代孔颖达等奉钦命编定《五经正义》，虽然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工作，但仍沿袭以往的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家法，如此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使儒学发展停滞；韩愈为排佛而倡导儒学道统说，但因其缺乏哲学思辨的色彩和未系统化，故难以与盛行一时的佛、道宗教思想相抗衡。
  至北宋理学兴起，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理学思想体系。朱熹在二程思想基础上，以其深厚的思想根柢和学术功力，创造性地发展了二程理学，在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四个方面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集宋代理学之成，构筑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有效地吸取佛、道文化的优长，排斥其与中国古代社会及其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不合的宗教教义，把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吸收改造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使道教由出世主义向世俗化逐渐转化。使以儒学为本位，三教融合的理学思潮占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从而集中国儒学发展之大成。使儒学既主导了学术发展的方向，又广泛流传民间、影响大众，成为中华民族全民的文化。
  一、把儒家思想哲理化
  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用近代西方哲学的眼光来衡量，认为孔子思想没有多少哲学，《论语》所讲的只是一些常识道德。排除西方学者的偏见因素外，传统儒家哲学思辨性确有欠缺，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而难以抵挡外来宗教文化的冲击。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宗教冲击人文，一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并造成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
  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儒家思想哲理化，大大提高了中国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在道、气、理、心、性、阴阳、太极、器、物、体用、本末、动静、已发未发、情、欲、知行、形神、变化等众多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理论和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体现了中国哲学鲜明的特点，而与西方哲学形成对照，并超过了同时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水平。
  在哲学本体论上，朱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不仅在理论的完备性、精致性上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以太极论发展了天理论哲学。二程少有论太极，且对图书易学不予重视，朱熹则借鉴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将其与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之太极说相结合，对周敦颐借鉴道教之图所作的《太极图说》高度重视，在不同的地方作了深入的解释，以阐发其太极论哲学。朱熹把太极等同于天理，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即为太极，无极则是形容太极的无形状而言，“无极而太极”，即指无形而有理，把宇宙本体之理提高到天下“极至”的高度。并由太极之“理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于万物”（《朱子语类》第2386页，卷九十四），即由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推导出宇宙生成，万物演化的模式。将其与邵雍所继承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易传》之太极说统一起来，认为太极之理为一，发见万物则有详略，最终是以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是在哲学本体论上，朱熹对儒家思想哲理化作出的努力。
  在哲学认识论上，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以吾心之知去认识事物之理的“主宾之辨”。在吸取佛教临济宗“宾主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内外结合，以己知彼，通过格物以致其知，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朱熹理学以及张载气学均明确提出了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并重视主体对于客体、心对于事物及事物之理的认识。因此，那种贬低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缺乏主客体对立的范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认识领域，朱熹对提高儒家思想的哲学思辨水平作出了贡献。
  此外，朱熹在心性论等方面，都达到了当时哲学的一流水平，即使后人也往往不能超越。其深刻的理论、严密的逻辑，给今天的人们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方面体现了朱熹对儒家思想哲理化作出的贡献，从而大大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和理论思维能力。
  二、把儒家经学义理化
  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延续时间长，涵盖面广，居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意识形态影响深远。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离不开经学的形式。
  经学发展到汉末，融合今古文的郑玄之学流行很广，郑玄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唐代经生在以往注疏的基础上来疏释经书和原有的旧注，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琐训诂释经的方法。这种汉唐经学的传统缺乏活力，表明旧的儒家经学已经僵化，已不适应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
  于是，宋学学者对笺注经学提出非难，他们抛开传注疏释，直接从经书中发挥微言大义和新儒学的义理，凭己意说经，不仅疑传、舍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新风。学风的改变，标志着宋学的兴起，义理之学逐步取代训诂注疏之学，成为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朱熹作为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在把儒家经学义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他集注“四书”，首倡“四书”之名，把“四书”结集，从中发明义理，而且表现在他对“六经”等儒家经典详加考释，在探求本义的前提下，以义理解经，阐发义理。这与重考据轻义理的汉唐经学形成对比，从而把儒家经学义理化。
  虽然二程重视“四书”，有开创“四书”学之功，但二程关于“四书”学的言论散见于语录中，没有专书论述，比较零散，未成系统。朱熹则以毕生的精力集注“四书”，集四十年之功，反复修改，逐字推敲，终于撰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这不仅是朱熹最重要的一部经学著作，亦是他最重要的理学著作。《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宋学的最终确立，亦是朱熹把儒家经学义理化的突出表现。
  此外，朱熹亦通过注释其他儒家经典，来阐发他的义理思想。如考释《易》书，把图书象数与义理相结合；阐释《诗经》，提出于讽诵中见义理，并以道德理性谴责淫乱之情；治《礼》书，以《仪礼》为本经，以《礼记》发明其理；治《尚书》，则以义理解之，推重《大禹谟》，以求圣人之心，为阐发“十六字心传”，发明儒学道统作论证；治《孝经》，则以义理为根据，删减《孝经》文字，以明其经文大义。如此等等，表明朱熹注经是以明义理为目的，而不是为考据训诂而治经。朱熹之所以亦重训诂，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传注疏释的考据，以明经文之本义，在明本义的前提下，再发明义理。可见朱熹治经是以阐发义理为其最高目标。从而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改变了汉学重考据训诂，轻义理的治经路数，发展了儒家经学。
  三、把儒学道统体系化
  儒家道统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道统论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儒家道统说发端于孔子，孔子提出仁礼之道，并重视“中”的思想。《论语·尧曰》追叙尧舜相传以“允执其中”，舜亦以“允执其中”传之于禹。孟子则明确提出仁义之道，把仁义二字连用，并初步提出圣人之道相传授受的谱系。董仲舒认为尧、舜、禹相传共守的是同一圣人之道。韩愈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著《原道》，明确提出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授谱系，认为自孟子以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一脉相传的儒家圣人之道失传，而以自己为孟子继承人自居。这对宋代理学道统论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韩愈着重从形式上提出了道统说，而对道统哲学理论上的论述尚嫌不足，也未把道统论体系化、系统化。
  二程吸取韩愈的道统思想，以继孟子之后，得不传之绝学而自居。虽然二程对道的理解，比韩愈更为深刻，并确立了理学道统论，但其理论仍不够完备，有待进一步发展。
  朱熹则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借鉴韩愈道统说，肯定二程在道统中的地位。推崇周敦颐，使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得到后世的承认。梳理并确定道统的传授谱系，从形式上把儒学道统体系化，系统地论述道的传授统绪，指出道统始于伏羲、神农、黄帝，而尧、舜、禹相传，其后成汤、文、武作为君王，皋陶、伊、傅、周、召作为大臣接续了道统之传。至孔子有德无位，而继往圣，开来学，有功于尧舜之道的传授。孔门弟子颜、曾亲得其传，又由曾氏传之子思。子思作《中庸》，体现了孔门传授心法，使道得以载之于此书而不泯。子思传孟子，孟子没而道统中断而失传。尽管在孟子死后一千多年时间里，汉唐诸儒未能接续圣人之道，但朱熹认为，由于道载之于《中庸》等儒家经典之中，二程兄弟以此为据，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有时朱熹在二程之前加进周敦颐，将周作为道统的传人；并吸取张载之学，张载在道统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朱熹本人也表达了自命继承道统的思想。自此，道统论的传授，经朱熹之手，而成一完整的系统。朱熹并首创“道统”二字，从形式上完善了儒学道统说。
  不仅如此，朱熹还从内容上丰富了道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他提出“十六字心传”说，以超越时代的心传体现道统观。在朱熹看来，《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相通，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心灵领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朱熹并建构精致的道的哲学，以道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体用的思想，提高了道统之道的哲学思辨水平，这是从内容上对儒学道统论的发展。
  由此，朱熹在形式和内容上，发展了儒学的道统说，把儒学道统体系化、系统化，集道统思想之大成。
  四、把儒家学说大众化
  科学研究的目的，乃在于发掘、利用和发挥研究对象的功能和价值，为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人类社会服务。落实到朱熹的儒学研究，其目的不在于为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发掘、利用和发挥儒学的价值和功能，使之在整个社会得到推广。也就是说，朱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不是把儒学作为书斋里的死的经典，而是把儒学当作活生生的现实人生，其“道在日用中”，不离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日用，发挥儒学经时济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考据学家与朱熹的区别就在于，考据学家从事训诂考据，其目的是为了考释经书；朱熹通过训诂求经书之义理，目的在把求得的义理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践履中去，以向大众普及推广儒家文化。
  要在推广普及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取得最佳社会效果，就须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摆脱经学家繁琐释经的束缚，把儒家学说大众化，向民间和整个社会普及，最大限度地提高传播效果，使儒学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
  为达此目的，朱熹既在理论上发展儒学，又在形式上简化儒学，使其走出书斋，向大众民间普及。在这方面，朱熹把儒家学说大众化，便于民众接受，做得是较为成功的。
  首先，朱熹一改治经学的重心，把以“六经”为主，改变为以“四书”为主。“六经”文字艰深，诘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汉学学者为了弄懂“六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功夫从事考据训诂，以致产生流弊，繁琐释经，白头到老，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这遭到宋学学者的反对。而“四书”则文字易懂，说理明白，便于阐发义理，向民间普及。于是朱熹推崇“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六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六经”是尊的局面，而且在经典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这便于把“四书”之义理推向民间。汉唐经学之所以难以抗衡佛教哲学的冲击，而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回应佛学的挑战，把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吸收改造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除理论建构的重心不同外，便是汉唐经学所依据的经典难以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佛教则乘虚而入，占领市场；而宋明理学所依据的经书则以“四书”为主，便于发挥最大的传播效果，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大规模的社会效应，这正是朱熹把儒家学说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其次，朱熹在教育领域注意推行普及儒学教育，他在“四书”之《大学》之前，开设小学教育，与刘子澄合编《小学》一书，作为教材，把儒学义理通俗化，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等篇目，以浅近易懂的文字向学生推广儒家伦理教育。朱熹又自编《童蒙须知》，增损《吕氏乡约》，注释《孝经》，作《孝经刊误》。这些都成为当时或后世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教材，与其《四书集注》一起，为普及和推广儒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上可见，朱熹在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从而在把握孔孟儒学真精神，又不拘泥于个别思想和言论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克服传统儒学之不足，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并加以改造创新，集中国儒学发展之大成，成为中国儒家文化继孔子之后的理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