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虽然由于朱学在重义轻利的前提下亦给利留下一席之地，而陈亮在重功利的前提下亦讲义利同一，双方有所交叉，而非绝对对立不相容，但朱学与功利学之间亦有基本的原则区别，这就是朱学以道义为主，而功利学以事功为重。故朱学与功利学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思想差异，由此朱熹对功利之学提出批评，而功利学者亦对朱学的价值观提出批评，形成双方价值取向的不同，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朱熹对功利之学的批评
  就同属理学思潮而言，朱学与当时的陆氏心学、湖湘学派等其他理学流派虽在本体论、方法论、心性论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却具有相同的价值观。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盛赞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之训；充分肯定张栻严于义利之辨，无一毫功利之杂的思想。然而对理学以外的思想流派——浙东永康、永嘉功利之学却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之甚，超过理学诸派别。朱熹指出：“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朱子语类》第2957页，卷一百二十二）并认为“今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又不及金溪。”（同上第2961页，卷一百二十三）尽管对陆氏心学，朱熹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却肯定陆学是教人去做个人，比起功利之学来，明显高出一筹。
  朱熹对功利之学的批评，集中在其重功利的价值观上。他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同上第2958页，卷一百二十二）指出功利之学过分计较利害得失，其流弊在于为了得利，而无所不为，以至完全不讲道义原则。并指出：“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同上第2967页，卷一百二十三）对功利之学的流行深感担忧。反映朱熹理学与功利之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二）功利学与朱学的思想差异
  功利学派是与理学思潮不同的思想流派，虽然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功利学不能与理学截然分开，在庆元“申严道学之禁”，被列入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籍”的名单里，就有功利学派的陈傅良和叶适，而理学家魏了翁也把叶适称为“道学正宗”，这与禁道学者把叶适视为道学同党相互印证。但功利学与朱熹理学仍存在着基本的思想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理学内部各流派的差异，而是理学与非理学之间的思想分歧。正是由于在义利关系上，理学重义理（在陆学那里心即是理），功利学重功利，才使得功利学派与包括朱学在内的理学思潮区别开来。虽然如此，朱学也并非不讲功利，只是把功利置于服从于义理的位置；功利学也并非不讲义理，只是把义理落实到实事实功的层面。陈亮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以此与朱学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区别。
  叶适站在功利学派的立场，对朱学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提出批评。他说：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汉书三·列传》）
  叶适指出，古人让利与人，而自己不居其功，这就体现为道义。可见道义与功利不相脱离，并通过功利体现出来。而后世儒者即指理学家却奉行董仲舒之论，脱离功利来讲道义，其所言道义就成了无用的空谈，而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叶适的批评正是针对朱学的义利观，因朱熹明确把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昭示学者，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作为教育宗旨向学生灌输。这体现了朱学与功利学思想的差异。
  价值观上的思想差异反映到宇宙观上来，便是功利学的重物与朱学的重理的区别。陈亮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陈亮集·经书发题》）的命题，认为物是宇宙间的基本存在，而理不过是天地日月人物的规律，不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陈亮集·勉强行道大有功》）通过事物而见理，理在物中。并对朱熹的理本论哲学提出批评，指出：“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陈亮集·送吴允成运干序》）批评理学以“端悫静深”之理为体，务于无所事事，排斥技艺之能，结果造成“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尽废天下之实”，以至“终于百事不理”（同上）的局面。陈亮对理本论哲学的批评，贯穿着他理在物中的思想，是其功利思想在理物关系上的表现。
  叶适的重物思想则表现在他提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水心别集》卷五，《诗》）的思想，认为宇宙由物构成，天地统一于物，物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五行之物是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要素，“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九，《唐书二》）。以物为宇宙间的基本存在，道则归之于物，由物所决定。他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同上卷四十七，《皇朝文鉴》）认为有物在，则有道在，但物为本，道作为事物的规律从属于物。以理、道归于物，而不是理决定物，这是对朱熹理本论哲学的修正。进而叶适指出：“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水心文集》卷二十九，《题姚令威西溪集》）掌握义理必须在详尽考查天下事物之后，如果不考详天下事物而空谈义理，其义理必谬。朱熹把道德性命上升为天理，其理是凌驾于事物之上而主宰万物的宇宙本体，而叶适则认为，性命道德不能悬空独立于物外。他说：“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水心别集》卷七，《大学》）离开了事物，则无所谓理。可见功利学派的重物与朱熹理学的重理（道）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两派思想差异的表现。
  质言之，由于在价值观、宇宙观等方面存在着的思想差异，使朱学与功利学区别开来，并相互展开辩难。朱熹与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辨、朱熹对功利之学的批评，以及功利学者对朱熹理学之义利观、理本论、性命道德之说的批判，在当时并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影响了对方，并形成某种既相互对立、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对立互补关系，而非绝对地相互排斥。后世的人们或从朱学那里更多地吸取其重义理的思想，或从功利学那里较多地接受其重功利的价值观，都有其吸取接受的理由，以满足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不同需要。从思想逻辑和价值取向上看，两种思想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如果片面地把其中的某一思想或是重义理，或是重功利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都会带来弊端，使社会发展失衡。两种思想的有机结合，既共同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又各自在不同的适用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许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从以上对朱熹与当时诸重要文化派别的关系的分析论述中可知，朱熹与濂洛之学、关学、湖湘学、吕氏婺学、陆王心学的相互关系属于宋明理学思潮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继承、交往、改造、批评、创新、发展的关系，由此促进了理学思潮蓬勃发展，并达到中国文化自先秦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而朱熹与功利之学的相互关系，则是与在理学之外、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流派的交往关系，其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各自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