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心学与朱熹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这体现在阳明心学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之过程可分为前三变和后三变。前三变指由“泛滥于词章”，到“遍读考亭之书”，再到“出入于佛、老”。经前三变后，由于与湛若水相交，受其心学影响，后贬官贵州，龙场悟道，从而入心学之门。入门以后，又经历了“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专提‘致良知’三字”，“所操益熟，所得益化”的后三次变化。（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本传》）使其心学日益成熟。与此相应，王阳明也经历了由接受朱熹学说，到批评朱学流弊，改造朱学，以“致良知”说取代朱熹道统论并发展朱学的思想演变的过程。阳明转向心学后，便对朱学加以改造，提出“朱子晚年定论”；并与朱熹一样推重《大学》，但其目的有所不同；又对朱学提出批评并加以发展。从而确立了在中国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心学派别，既与朱学相抗衡，又与朱学互补，这对发展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从朱熹一千六百余篇信札中，选出三十四篇，冠以序言，编为《朱子晚年定论》一书。把朱熹思想与己不合的内容斥之为“中年未定之说”，以说明朱熹晚年思想向心学转变，而形成定论。要求学者守其晚年定论，抛弃“中年未定之说”。从而在改造朱学的基础上，把己说与朱学“归一”。阳明所要抛弃的朱熹旧说，包括“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王文成全书》卷三，《朱子晚年定论》）。认为阐发朱熹道学思想的代表著作《四书集注》及《四书或问》不过是其“中年未定之说”，到后来朱熹自我否定，自咎其误，而转向了心学，只是未及改旧本之误，致使后世学者仍遵循讲习，未能领会朱子晚年转向心学后的定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学术的基本成分和主要倾向，以心学取代了朱熹道学，并从文献载体上抽掉了朱学的根基。其《朱子语类》也被视为靠不住的材料，与朱说相抵牾。实际上王阳明是在对朱熹学说作心学化的改造。
  然而，阳明所挑选出来的关于朱子晚年定论的书札，有的却非晚年所作。据陈荣捷教授考证：“其实统计可决定为早年中年之书者五，决为晚年者十，似为晚年者八，无史实可据者十一。”①即使拿阳明归之于“中年未定之说”的《四书集注》来讲，朱熹修改序定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其年朱熹六十岁，已代表晚年思想。朱熹并自称：“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朱子语类》第437页，卷十九）其逝世前还在改《大学》诚意章。因此，《四书集注》无论如何也是朱熹晚年的成熟之作，而非“未定之说”。王明阳对朱熹思想所作的心学化的改造，无论从考据上看，还是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讲，都与朱熹思想不符。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阳明学术弥合差异的趋同倾向及对朱学的尊崇。
  （二）朱熹、王阳明均推重《大学》
  《大学》在朱学思想体系中，不仅为“四书”之首，而且治《大学》为整个学问的先务和基础。朱熹认为，《大学》一书系统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次第，是修身治学的纲领，通过治《大学》，立根本，才能明道学。其治学遵循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由内圣而外王，把内在的圣人之德加以彰明，推行于天下。由此朱熹把《大学》视为修身治学的“规模”和道学的“根脚”，予以高度重视，要求学者先通《大学》，再及《论》、《孟》、《中庸》三书，后治《诗》、《书》、《礼》、《易》等“六经”。
  王阳明对《大学》一书也很重视，虽然总的来讲王阳明认为经典只是吾心的记籍，但阳明亦重视通过《大学》来阐发其心学思想的核心“致良知”说。尽管阳明与朱熹均推重《大学》一书，然而阳明对朱子把《大学》一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的经传两个部分，以及为了解释经之一章中的格物致知之义，人为地增补了《格物致知补传》134个字持不同意见，而主张复《大学》古本，去掉朱熹增补的文字，不再分章，以复《大学》之旧。他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分章，而削其传也。”（《王文成全书》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以《大学》古本为孔门相传旧本，以朱熹补本服从于《大学》旧本。并指出：“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同上）对《大学》古本推崇有加，在此基础上，王阳明阐发其“致良知”说。
  王阳明对《大学》的“致知”之义十分重视。他说：“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王文成全书》卷三，《传习录下》）在程朱那里，千古圣人相传以道，而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则成为千古圣人相传之密旨，从而以致良知代替了圣人传道。
  虽然阳明和朱熹均推重《大学》，重视其“致知”之义，但阳明的“致良知”说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亦存在着区别。王阳明指出：“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同上卷二十六，《大学问》）认为致知并不是单纯追求扩充知识，而是为了致吾心之良知。由此他批评了朱学的格致之说，并反思自己过去曾“陷溺”于此的失误。他说：“世儒既叛孔孟之说，昧于《大学》格致之训，而徒务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内，皆入污以求清，积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余，求诸孔子、子思、孟轲之言，而恍若有见。”（《王文成全书》书卷七，《别黄宗贤归天台序》）指出朱学在格物致知问题上博观于外，归约于内的治学方法有违孔孟之教，而自己也曾信奉此说二十余年，当疾疚之余，才转而提出“致良知”说。这当是指王阳明格亭前竹，七日未果，而劳神致疾，又在恶劣的环境中，“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同上卷三十二，《年谱》），而开始形成自己的“致良知”说。以上可见，虽然阳明、朱熹都重视《大学》，以之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经典依据，但对《大学》的格物致知之旨却有不同的理解。
  （三）阳明对朱学的批评与发展
  自宋末元明以来，朱熹学说得以广泛的流行和传播，并在元代延祐年间被确立为官学，以为科举程式；明初编以朱学为主的《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最终确立了朱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然而朱学的流弊也越发显露，王阳明对此批评说：“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同上卷七，《别湛甘泉序》）指出朱学的流弊在于支离无本，其“言之太详，析之太精”，反而造成了单纯记诵词章，使得“道益晦”的局面。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扭转靠记诵程朱词章来猎取功名利禄的学风，王阳明从正人心，端正人们的求学态度出发，提出“道即是良知”（同上卷三，《传习录下》）的思想，要人们从内心去求道，而不为心外之物所蒙蔽。这对于日趋严重的朱学弊端无疑是一支清醒剂。
  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出发，具体批评了朱熹心理分二，道心与人心相分的思想。他说：“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批评朱熹开启了心理分二之弊，他强调心理合一无间，否认二者有任何区别。主张把“心与理”改为“心即理”，以避免心理分二之弊。此外，王阳明对朱熹把一心区分为道心与人心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王文成全书》卷一，《传习录上》）与朱熹哲学注重道心与人心的分二、对立不同，王阳明强调道心与人心的合一。他认为“心，一也”，不可将心分为二，对朱熹“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的观点提出批评，指出朱熹把一心分为二，是其哲学弊病的原因所在。
  在批评、扬弃朱学，继承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王阳明又发展了朱学，体现了宋明理学思潮发展演变的新趋向。如上所述，王阳明心学是针对朱学弊端而兴起。朱熹学说以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而著称于当时，并以其深刻而富于思辨的理论影响后世数百年。然而正是由于此又形成了其过于繁琐的弊端。加上被统治者定为官方哲学、科考程式后，在学术思想界造成了陈陈相因、墨守师说而不再创新的僵化局面，到明中叶，其流弊已限制了思想的发展和新理论的提出。王阳明在这种形势下，勇于创新，提出了心之本体即良知的思想和“致良知”说，以吾心之良知作为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的最高范畴，坚持“心即理”的“立言宗旨”，丰富并发展了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体系。其“致良知”说的提出，也是对陆氏心学的发展，在新的高度重新树立起心本体的权威。这对于批判旧权威，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的价值，具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王阳明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强调以心为是非的标准，而不以孔子、朱熹的是非为是非。把圣贤的权威置于心的权威之下，这正是王阳明良知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其发展朱熹学说的内在动力。
  质言之，朱熹与陆王心学的相互关系，既表现在朱学与陆学的异同和朱陆之争上，亦表现在王阳明对朱学的发展和补充上。朱学作为宋明理学的正统，其影响虽在陆王心学之上，但陆王心学的兴起也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思潮，体现了学术发展的新趋向，与朱学的流传演变形成互补，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并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