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亦称横渠学派，它是宋代理学思潮中的重要流派。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张载传》）对佛老采取批判态度。在哲学上，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思想，认为气是宇宙间的基本存在，万物都由气构成。指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气聚而为有形的万物，气散而复归于无形的太虚。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和现象。太虚即是天，气的运动变化的过程即是道。批判佛、道二教的空、无思想和佛教心学，又借鉴吸取了道家之自然及“天地不仁”的思想。张载虽以气为最高范畴，但他也讲“穷理尽性”，以维护义理为学术宗旨，明确提出“立天理”（《经学理窟·义理》），反对“灭天理而穷人欲”（同上），这体现了理学的一般特征。张载把气视为理、道、性存在的基础，理、道、性产生于气，又主导气。在理气关系上，认为理不过是气聚散变化的条理，而从属于气。指出：“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这一思想与二程、朱熹以理为宇宙本体，气从属于理的观点迥然有异，故遭到朱熹的批评。反映了理学内部气本论与理本论之间的思想分歧。在人性论上，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的思想，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天地之性是善的来源，主张通过后天的努力，克服气质之性的偏差，返归于纯善的天地之性。并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虽没有展开论述，但对朱熹哲学心性论影响很大。张载还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思想，认为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这些思想对朱熹及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很重视张载关学，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理学正宗，并把张载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并列。朱熹与吕祖谦共编的《近思录》，亦引用了张载著作《正蒙》、《文集》、《易说》、《语录》等的言论。并称赞“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朱子语类》第2363页，卷九十三）朱熹与张载关学的关系，总的来讲，属于理学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双方属于不同的流派，尤其对宇宙本质的看法彼此相异，故朱熹对张载关学提出批评；又由于双方同属于理学思潮，具有相同的价值观，故朱熹对张载关学吸取甚多，以此丰富了闽学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离不开对张载关学的借鉴和吸取。
  一、对张载关学的批评
  朱熹对张载关学的批评集中表现在对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否定上。朱熹从理本论哲学出发，强调理为本，气不能为本。他对张载在《正蒙》里提出的气本论思想作了批评。他说：“《正蒙》之言，恐不能无偏。”（《朱文公之集》卷六十，《答潘子善三》）其偏处就在于张载的气本论哲学以气为源头，把形而下之气作为形上之本体。朱熹说：“《正蒙》所论道体，觉得源头有未是处……如以太虚、太和为道体，却只是说得形而下者。”《朱子语类》第2532页，卷九十九）张载所谓太虚，即气的本然状态，他以气为宇宙本原，以气化流行为道，道与理均从属于气。这与朱熹以道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和理本气末论迥然相异，故遭到朱熹的批评，认为张载所谓道体的源头不对。“《正蒙》说道体处，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止是说气。”（同上第2533页）正因为以气为道体，才使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朱熹闽学区别开来。在这个问题上，程朱具有相同的观点。由此，朱熹引程氏之语，来加强其对关学的批评。他说：“伊川所谓‘横渠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以清虚一大为万物之原，有未安’等语，概可见矣。”（同上）指出程颐亦批评张载的《正蒙》一书中的观点。所谓“清虚一大”，指张载哲学的气之本体。二程曾批评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为宇宙本原的思想，认为“清虚一大”只是器，不是形上之道。朱熹赞同二程对张载的批评，并把张载“由太虚，有天之名”的观点加以改造，以理作为太虚的根据。这就把张载物质性的太虚改变为观念性的理，其自然之天也转变为观念性的天理。朱熹说：“‘由太虚，有天之名。’只是据理而言。”（《朱子语类》第1431页，卷六十）这一改变，从根本上否定了张载“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思想。
  质言之，张载以气为宇宙本体，理为气聚散变化的条理，而从属于气；朱熹以理为宇宙本体，气为形而下，从属于形上之理。这表现出理学内部气本论与理本论哲学的根本区别。对此思想分歧，朱熹认为应该辨明而不可调和。在回答学者提出的“横渠云：‘太虚即气’，乃是指理为虚，似非形而下”问题时，朱熹说：“纵指理为虚，亦如何夹气作一处？”（《朱子语类》第2538页，卷九十九）明确表示理与气的形上形下之别不可混淆，从而坚持其理本气末的思想。
  朱熹与张载思想的差异还表现在人性论上。虽然朱熹继承了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的思想，但双方观点仍有不同。张载哲学以气一元论为特征，其性乃是气所固有，天地之性源于物质性的气本体——太虚；气质之性源于气质，两者均以气为根据。朱熹则认为性即是理，性为万物之原，气则从属于性。这是气本论与理本论在人性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此外，朱熹从心性有别的观点出发，批评了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的见解。朱熹说：“横渠之言大率有未莹处。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朱子语类》第1432页，卷六十）朱熹主张把有知觉的虚灵之心与无知觉的实有之性区别开来。为此他不赞成张载把性与知觉合称为心的说法，认为心自有知觉，不必把性与知觉合为一谈。
  以上可见，朱熹对关学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否定上，这是闽学与关学最大的区别。
  二、对张载关学的吸取
  朱熹不仅对张载关学提出批评，而且在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大量吸取、借鉴了张载的思想。朱熹对张载关学的吸取、借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吸取张载的气化论
  朱熹在否定张载气本论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把气化的思想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说：“气之流行，充塞宇宙。”（《楚辞集注》卷三）以气作为构成人与万物的材料。他说：“物主乎形，待气而生。”（《朱子语类》第1544页，卷六十三）不仅物由气而生，而且“人生初间是先有气”（同上第41页，卷三），由于气的运动变化，才产生出人来。“问：‘生第一个人时如何？’曰：‘以气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同上第7页，卷一）明确提出人由气化生成。朱熹气化生人、生物的思想是对张载思想的吸取。分歧只是在是否认为在气之上还有一个本原。朱熹认为在气之上还有一个理为万物之本原，而张载哲学则以气为最高范畴，气即是万物的最终本原。
  （二）吸取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的思想
  朱熹吸取张载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思想，提出天命之性寓于气质之中的观点。他说：“天命之性，非气质则无所寓。”（同上第67页，卷四）认为天命之性只是理，气质之性则是理气杂而言之，但天命之性离开了气质则无安顿处；反之，气质之性出自于天命之性，离开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便无归宿。最终以本然之性即天理作为统一气质之性的基础。朱熹继承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思想，并加以发展，强调天命之性是本，气质之性从天命之性出，天命之性又通过气质之性得以表现。他说：“性只是理。气质之性亦只是这里出。”（同上）并指出：“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这个天地之性却从那里过。”（《朱子语类》第68页，卷四）朱熹所谓的天命之性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现实存在着的只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寓于气质之中，无具体的气质之性，则无法把握抽象的天命之性。朱熹吸取并发展张载的思想，这是对理学性论的理论贡献。
  （三）对“心统性情”命题的吸取
  在心与性情关系上，张载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这在宋明理学心性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张子曰：心统性情者也。”（《张载集·性理拾遗》）张载“心统性情”的思想为朱熹所吸取，朱熹将张载的“心统性情”思想与程颐的“性即理”思想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个命题在理学思想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是颠扑不破的道理。朱熹指出：“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惟心无对，‘心统性情’，二程却无一句似此切。”（《张子语录·后录下》）极力称赞“横渠云‘心统性情者也’，此语极佳”（同上）。甚至认为二程也没有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解。
  朱熹的心性论是其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心性论则是以“心统性情”说为纲领，由此可见张载提出的这一命题对朱熹思想的重要影响，尽管从现存的材料难明张载命题的具体内涵。朱熹的“心统性情”思想分别吸取了程颐心有体有用的思想和张载“心统性情”的命题，将二者结合，并给予自己的解释。
  （四）从《西铭》中发挥“理一分殊”
  《西铭》是张载著作《正蒙·乾称篇》的前半部。在《西铭》的文字里，虽然张载没有直接论述“理一分殊”，但却被朱熹概括为是在论“理一分殊”的道理。朱熹说：“《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称父’三字。”（《朱子语类》第2522页，卷九十八）认为《西铭》通篇都是讲“理一分殊”的道理，即把天理之一本贯彻到分殊之万物中去。朱熹具体指出了《西铭》中的“理一分殊”，《语类》载：
  或问《西铭》“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说，只说得中间五六句‘理一分殊’。据某看时，‘乾称父，坤称母’，直至‘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唤做‘乾称’、‘坤称’，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则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是我继其志。又如‘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当顺事之，死当安宁之；以天地言之，生当顺事而无所违拂，死则安宁也，此皆是分殊处。逐句浑沦看，便是理一；当中横截断看，便见分殊。”（《朱子语类》第2522页，卷九十八）
  朱熹以“理一分殊”作为理学的方法论原则来概括张载《西铭》所言事物之道理。指出《西铭》中的每一句都是在讲“理一分殊”，由理一推出分殊，由分殊体现理一。从《西铭》中朱熹发挥出“理一分殊”的道理来，即由具体事物推导出统一的理来。朱熹的这一思想也是受程颐的影响。程朱在这个问题上，均对张载关学有所吸取和发挥。
  （五）借鉴张载对佛教的批评
  面对佛老对儒家文化的冲击，张载认为“千五百年无孔子”（《张载集·杂诗·圣心》），而倡道于千年不明之后。在“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中》）的过程中，张载严厉地批评了佛教，指出：“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正蒙·大心》）张载对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天地为幻妄思想的批评为二程所肯定。二程说：“释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为妄，何其陋也！张子厚尤所切齿者此耳。”（《程氏外书》卷七）不仅如此，张载对佛教的批评深受朱熹的推崇。朱熹在坚持理本论而反对心本论时，便借鉴于张载对佛学的批评。朱熹说：“释氏心法起灭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详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张无垢中庸解》）对佛教心学以心为万物之本，把天地间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现象归结为“心法”的产物的思想亦持批评态度，表现出对张载批佛的认同。并指出：“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体，是乃释氏想澄成国土之余论，张子尝力排之矣。”（同上卷七十，《记疑》）借鉴张载对佛教心学的批评，以反对心生天地的心本论哲学。这表明张载与朱熹虽各持气本论和理本论观点，但在反对心本论，尤其是批评佛教心学上，双方的见解是一致的。这与陆九渊心学形成对照。
  朱熹与关学的关系，表现在对关学的批评和对关学的吸取借鉴两个方面。朱熹对关学的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否定上，这正是朱熹理学与张载气学的原则区别；朱熹又对张载关学大量吸取，由此丰富了朱熹闽学的思想体系，促进了整个宋代理学思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