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熹与二程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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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朱熹与中国文化》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4116
颗粒名称: 二、朱熹与二程洛学
分类号: B244.7
页数: 6
页码: 321-326
摘要: 本文记述了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道统思想、经学和“四书”学,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他在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时,选择接受了二程的天理思想,以天理论作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关键词: 朱熹 学术思想 洛学

内容

如果以天理论作为体现宋代理学思潮本质特征的话,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程颢、程颐确立天理论思想体系,才意味着宋代理学的创立。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大思想家。尽管朱熹及其闽学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朱熹思想的直接来源却是二程洛学,是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对二程洛学全面的丰富、创新和发展。所以在思想史上,人们往往以程朱理学或程朱道学来并称二者,这表明朱熹闽学与二程洛学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然而,二者除有紧密的联系外,亦有一定的差异,这集中表现在朱熹对洛学的创新发展上。
  (一)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
  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对天理论的继承
  二程创立的天理论哲学深刻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本质,朱熹对此加以继承,以服膺天理论为己任,这是程朱之间最大的一致。也是双方共同影响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方面。众所周知,宋明理学以理名学,理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二程在佛老盛行,儒学式微,儒家伦理扫地,社会大动荡之后,思想失向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借鉴佛老之学。以图改变旧儒学思辨水平不高的状况,把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理”,创天理论哲学。这是对宋明理学和中国文化最大的理论贡献,大大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以抗衡佛道宗教文化对世俗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在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虽早期曾出入佛老,但自从问学于二程三传弟子延平先生李侗后,便选择接受了二程的天理思想,以天理论作为自己理学体系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正因为朱熹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继承,才使得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学一派得以形成,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2、对道统思想的继承
  道统论作为理学思潮的重要构成,在程朱理学思想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理学道统论始由二程而确立,但二程本人在道统中的地位则由后世朱熹所肯定。由于二程生前遭排斥,其学被禁,其道统思想未能广泛传播,以致在百余年之后,至朱熹时,其所传之道又晦而不明。朱熹指出,因二程的弘扬,“道乃抗而不坠。然微言之辍响,今未及乎百岁,士各私其所闻,已不胜其乖异”(《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张敬夫殿撰文》)。面对二程所传之道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士人各私其所闻的情况,朱熹起而继承二程的道统思想,充分肯定二程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在引述程颐为其兄程颢所作《墓表》之后,指出程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第377页,《孟子集注》卷十四)。认为圣人之道经程氏兄弟之手,得以复明于世,自己又继承了二程所传道统。他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由此可见朱熹对二程道统思想的继承。
  3、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在经学史上,重义理,还是重考据,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一般特征。二程提出“由经穷理”、“经所以载道”的思想,强调道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由此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这是对前代笺注经学的革新。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这一思想,强调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尽管朱熹对二程不重训诂的义理经学有所扬弃,但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最高目标,仍是朱熹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4、对二程“四书”学的继承
  与对二程经学重义理思想的继承密切相关,朱熹对二程的“四书”学也加以继承。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以理学思潮为主体的宋学最终取代汉唐经学,成为经学发展的主流,与“四书”取代“六经”作为经学的主体分不开。在这个过程中,二程开风气之先,重视和推崇“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学在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朱熹继承二程的“四书”学,以毕生精力著《四书章句集注》,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六经”考据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这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里,每每祖述二程的观点,以二程的言论来揭示全书的宗旨和要义,并加以发挥。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对二程“四书”学的继承,同时表明二程的“四书”学对朱熹思想产生了客观的影响。
  除以上方面外,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性即理”思想、格物致知论、公私义利观、理欲之辨,以及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与吸取等思想。在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朱熹较为全面地继承了二程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展,集其大成,使程朱之学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朱熹对二程洛学的发展
  朱熹闽学与二程洛学既有继承吸取的一面,亦有创新发展的一面。因其发展创新,故闽学与洛学存在着一定区别,这也是理学思潮中的同中之异。因其同,洛学与闽学共存于理学思潮之中;由其异,又体现了洛学与闽学各自的学派特点,同时亦反映出由洛学向闽学不断发展的趋势。
  1、对天理论和道统论的发展
  以理为宇宙本体,将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天理,这是程朱之学共同的本质特征。然而,朱熹又从思想主题上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把天理至上的原则贯彻到其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构筑起中国哲学史上最完备、最缜密的理本论哲学。朱熹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发展表现在他吸取并改造张载哲学的气本气化论,以理气关系为框架,对气及理与气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以理为宇宙本体,以气为构成万物的材料的理本气末的思想。强调理气不离、理本气末,二者是本质与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互相独立、平行的关系。因而朱熹的理气论不是所谓的理气二元论哲学,而是理一元论哲学。这是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丰富与发展。
  此外,在理与太极的关系上,朱熹提出太极即理的思想。这既是对周敦颐濂学的吸取与改造,亦是对二程天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朱熹不仅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论,而且加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他推崇周敦颐,把周敦颐抬高为道学的创始人,上继孔颜圣贤之道,下启二程兄弟,认为其传道之功为孟子以来所仅有。经朱熹宣扬,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朱熹继承二程道统论中关于超越时代的心传思想,并受到二程以天理人欲区分道心人心思想的影响,对《古文尚书·太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详加阐发,以发明圣人传心之旨,把传心与传道结合起来。这为理学家所看重,被称之为“十六字心传”,经朱熹阐发而流行于世,并在道统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既在内容上发展了二程的道统思想,又在形式上首创“道统”二字,把道与统连用,并推广道的传授谱系,将道统上溯至上古伏羲、神农、黄帝等中华文明的先驱和发祥者,经尧舜、孔孟等的相传授受,至汉唐中绝,而由北宋周敦颐、二程接千年不传之绪,将圣人之道弘扬开来。而朱熹又自称继二程之后而得其传,逐步形成完整而系统的传道谱系。这是对二程道统论的系统化、体系化,密切了道统与道学的联系,发展了二程的道统思想。
  2、对二程心性论的发展
  在二程的心性论中,心是主体与本体合一的范畴,提倡“心即性”的心性一元说。朱熹则明确把心与性、主体与本体加以区分,认为心是认识论范畴,兼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不是超越的宇宙本体。把二程的心性一元说向心性二元说方向发展,充分体现了朱熹心性论的特点。在理本论的前提下,朱熹突出心的主观能动性和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功能,通过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来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行事的一致性;把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纳入理智之心的把握和统御之下,既看到心性的密切联系,又强调心性的区别。朱熹先接受后放弃程颐心为已发的观点,提出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兼未发已发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内容,亦是对程颐思想的改造和发展。
  3、对二程经学的发展
  朱熹不仅是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中国最著名的经学家之一,为中国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朱熹对二程经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除继承二程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外,又吸取了汉学训诂考据之长,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弄清经文本义的基础上,由此重考据训诂,以义理为标准从事经书辨伪工作。其目的在于通经以求理。
  朱熹在组成其经学的各个领域,如易学、“四书”学、诗经学、春秋学等都程度不同地发展了二程经学。朱熹在重视“四书”,以“四书”为主、为先的前提下,对“六经”等经典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发二程所未发。即使在易学这一程颐重点研究的领域,朱熹也在吸取其义理易学的基础上,重视对《周易》本义的探讨,并把易学之义理、图书、象数、卜筮结合起来。他分别吸取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和程颐的义理易学,并把两派综合起来加以发展,从而集宋代易学之成。
  朱熹对洛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由此把二程洛学发扬光大。由洛学到闽学的发展过程,正是朱熹集宋代理学及宋学之大成,理学思想体系日益丰富、成熟、完善,更加精致,富于理论思辨性的过程,从而达到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知识出处

朱熹与中国文化

《朱熹与中国文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把朱熹置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各个领域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朱熹思想及其与理学思潮、同时代的文化派别,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论书了朱子学的理论构成、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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