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虽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它产生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多少重视，反而遭到排斥打击。周敦颐、张载、二程均未被大用于时，还时常被贬斥、外补、流放。如程颐五十多岁才任崇政殿说书，在给哲宗讲读之际，以师道自居，并坚持坐讲，以致哲宗不悦，任职仅一年多，就在党争中被罢免。后被放归田里，又诏送涪州编管。晚年一再受到打击，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也令监司审察。朝廷并下令河南府尽逐程颐学徒，使得洛学被禁。程颐逝世后，人们害怕入党籍遭迫害，不敢来送葬。这反映了理学思潮形成之时，遭打击以致禁止的情况。
  其后，尽管理学在南宋孝宗朝乾、淳年间有了大的发展，但仍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当时朝廷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外，理学本身具有的二重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理学既有为中央集权制的宋王朝服务的一面，又有以“天理”制约君权，对统治者的行为加以约束的一面。显然，这种对君权和统治者行为的限制，与当权者的利益时常发生冲突。所以使得理学的地位时起时伏，其倡导者往往遭受厄运。继二程洛学遭排斥之后，南宋宁宗“庆元党禁”时，理学又遭到严令禁止。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时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的朱熹因上疏指责韩侂胄“独断”，被宁宗罢官离朝。第二年，丞相赵汝愚被罢出朝。赵汝愚曾引荐朱熹任侍讲，为韩侂胄所不容。理学家、博士杨简上疏留赵，被罢。赵汝愚罢官，韩侂胄以拥立宁宗之功而掌握大权，指道学（理学）为伪学，严令禁止。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申严道学之禁”（《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是谓“庆元党禁”。将理学人物指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同上），而加以排斥。“是时知名之士，罢斥者相继，人情汹汹……自是学禁愈急。”（《道命录》卷七上）不仅理学名曰之伪学而被禁，而且儒家经典“《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
  庆元三年，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宋史》卷三十七，《宁宗一》）。又“以知绵州王沇请，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同上）。即把理学人物及与理学有关的人物订为《伪学逆党籍》，于是“伪学”又成为了“逆党”。
  伪学逆党籍计有：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而以朱熹为首，余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共计五十九人。
  由于理学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有关人物被列入“逆党”，备受打击，使得士风和学风受到很大影响。“自伪学有禁，士大夫鲜有不变者。”（《宋史》卷三九三，《彭龟年传》）以至朱熹的门人故交，有的过其门而不敢入，甚至更名他师，改换门庭。“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同上，卷四二九，《朱熹传》）学士文人不敢以儒自命，害怕受到牵连。而朱熹面对此情却“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同上）。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去世时，门人故旧欲来送葬，由于时方严“伪学”之禁，连送葬也受到限制。“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同上）这表明，直到朱熹去世，理学仍在严令禁止之中。这与程颐逝世时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如上所述，宋代理学思潮的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因而经二程创立后，至南宋朱熹生活的时代，理学有了大的发展。又由于理学具有的二重性，有约束君权，限制统治者的行为以符合天理的一面，所以在北宋和南宋均遭到过统治者的禁止。经过一代又一代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和表彰，终于在宋代以后理学逐渐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官学，对中国后期帝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