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禁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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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朱熹与中国文化》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4017
颗粒名称: 第二节 理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禁理学
分类号: B244.7
页数: 8
页码: 7-14
摘要: 本文记述了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历史时期,宋代理学的兴起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理学是一种以抽象和思辨的方式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它在产生和发展时遭遇过排斥和打击,但在宋末以后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统治力量。
关键词: 理学思潮 产生 发展 禁理学

内容

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实,宋代理学思潮兴起,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它在产生和发展之时,曾经遭到统治者的排斥和打击,一度被禁,而在宋末以后逐步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一、理学思潮的产生
  在儒学及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其产生的根源和背景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佛教盛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各宗派林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隋唐统治者采取扶持和利用佛教的方针,使其得到发展,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影响很大,一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儒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儒佛两家对人生社会的根本看法不同所引起。儒家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重视现实社会人生,讲家庭伦理,尽责任义务,以五伦关系的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佛教则追求成佛,在人生观上讲解脱现世人生的痛苦,要摆脱痛苦,只有出世、出家,通过修习,进入涅槃境界。由此,儒家以重人事、重现实与佛教的重解脱、重来世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佛教思想的泛滥,必定会冲击儒家伦理观念,危及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构,这引起了唐宋儒家学者韩愈、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程颢、程颐等对佛教的排斥与批判。这是理学产生的重要背景。
  (二)旧儒学发展停滞
  儒学发展至唐代,陷入困境,缺乏思辨哲学来为儒家伦理作论证。儒家经学亦发展停滞,墨守师说,“疏不破注”,拘于训诂,限于名物,已经僵化,显然不能和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宋儒学者力转此风,重义理,轻考据,全凭己意说经,他们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不仅疑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疑经惑传的新学风。以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和唐及宋初的词赋之学,是宋代学术发展的趋势,亦是理学产生的学术基础。
  (三)伦常扫地,人无廉耻
  理学思潮在宋代兴起,并逐步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针对唐五代不讲儒家伦理造成社会大动荡,在长期的动乱中伦常扫地,毁于一旦,使得男女无别、父子绝情、君臣失序,人无廉耻而不成其为人,于是宋儒立人道之尊,提倡人文主义和理性自觉,在整个社会内树立善恶是非美丑的价值标准,遥契孔孟的道德理性和文化理想,对反人文的宗教思想提出批判,弘扬儒家心性伦理的主体意识,从而为重心性、性理的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四)三教融合,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既排斥,又融合,逐步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这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作为理学思潮产生的背景的三教融合,并不是三者简单结合,混然杂处,而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本位,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道本论、道法自然的思想,三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除上述根源和背景以外,宋代经济、自然科学的大发展,给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宋代文化事业的发展,理学家得以讲学著述,创立理学体系。此外,外患严重,外族压迫,使儒学学者重华夷之辨,而华夏与夷狄之分主要在于文化,在文化道统,以及对孔孟之道认同的程度。这刺激理学家确立儒家道统论,并集其大成,使之成为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上时代背景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尤其是二程,一方面批判了佛、道二教不讲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企图解决旧儒学抽象思辨能力不强和儒家伦理缺乏哲学本体论作依据的问题。于是,他们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形式,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图既抗衡佛、道宗教思想,又把儒学发扬光大,为实现社会的治理与稳定服务。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统一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尝试。这样,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便应运而生。
  二、理学在南宋的发展
  二程创天理论思想体系,有开创理学之功,为后世理学包括朱熹道学、陆王心学及湖湘学派等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北宋还只是理学的奠基和创立时期,其理论还有待于完善和发展,并由于二程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打击,其学被禁,故理学的社会影响还不算大。到了南宋,理学则进入了鼎盛时期。自南宋初杨时、胡宏传濂洛一派学说以来,到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理学派别林立,书院遍地建置,私学各处设立,讲学大盛,著述成风,诸理学大师相互辩难,会友讲学,诘问释疑,聚众授徒,学者闻风而至,理学思潮出现了空前的大繁荣和大发展。朱熹、张拭、吕祖谦号称“东南三贤”、“一世学者宗师”,理学中的另一流派陆九渊心学也异峰突起。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批评、相互吸取,共同推动了理学思潮的发展。
  宋代理学思潮造就了一批思想家,推动了哲学和理学的发展。理学思潮中涌现出的各个流派,各具特色,它们在互相论争中又互相影响,由此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思想的发展。各个理学流派中又有一两个杰出的理学家为其代表。思潮造就了理学家、哲学家,孕育了理学流派,而流派和理学家反过来又影响了思潮,推动了思潮。思潮、流派、哲学家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大发展。
  除闽学及其代表人物朱熹外,南宋理学重要的流派有陆九渊心学,胡宏、张栻的湖湘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等。
  著名心学家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结茅讲学于象山,创象山书院,四方学徒大集。陆氏居山五年,求学来见者逾数千人之多。并与朱熹辩论太极、无极和治学方法等问题。提出心学宇宙观,逐步建立起与朱学相抗衡的心学流派,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理学,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湖湘学派是南宋理学中的重要流派,由胡宏(公元1105—1161年)开创,而张栻(公元1133—1180年)集大成。张栻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创办著名的城南书院,又长期主教于岳麓书院,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并在岳麓、城南两书院与朱熹展开会讲,辩论《中庸》之中和问题,以及仁、太极等理论问题,促进了理学及朱学的发展,对朱熹影响很大。
  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他与其弟吕祖俭在明招山创办了丽泽书院,亲自为学生编写教材,以教授学者,广泛传播理学。吕祖谦不拘于门户之见,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他于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任礼部试考官,在众多考卷之中,选拔出陆九渊,使陆氏得以进入官场和学术界。又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邀请陆九渊兄弟与朱熹会面,相与讨论学术,史称“鹅湖之会”。尽管朱陆双方的分歧未能沟通,但却因此而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以上理学大师及其流派的学术活动推动了理学在南宋时期的大发展,因而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禁理学
  理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虽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它产生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多少重视,反而遭到排斥打击。周敦颐、张载、二程均未被大用于时,还时常被贬斥、外补、流放。如程颐五十多岁才任崇政殿说书,在给哲宗讲读之际,以师道自居,并坚持坐讲,以致哲宗不悦,任职仅一年多,就在党争中被罢免。后被放归田里,又诏送涪州编管。晚年一再受到打击,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也令监司审察。朝廷并下令河南府尽逐程颐学徒,使得洛学被禁。程颐逝世后,人们害怕入党籍遭迫害,不敢来送葬。这反映了理学思潮形成之时,遭打击以致禁止的情况。
  其后,尽管理学在南宋孝宗朝乾、淳年间有了大的发展,但仍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当时朝廷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外,理学本身具有的二重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理学既有为中央集权制的宋王朝服务的一面,又有以“天理”制约君权,对统治者的行为加以约束的一面。显然,这种对君权和统治者行为的限制,与当权者的利益时常发生冲突。所以使得理学的地位时起时伏,其倡导者往往遭受厄运。继二程洛学遭排斥之后,南宋宁宗“庆元党禁”时,理学又遭到严令禁止。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时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的朱熹因上疏指责韩侂胄“独断”,被宁宗罢官离朝。第二年,丞相赵汝愚被罢出朝。赵汝愚曾引荐朱熹任侍讲,为韩侂胄所不容。理学家、博士杨简上疏留赵,被罢。赵汝愚罢官,韩侂胄以拥立宁宗之功而掌握大权,指道学(理学)为伪学,严令禁止。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申严道学之禁”(《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是谓“庆元党禁”。将理学人物指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同上),而加以排斥。“是时知名之士,罢斥者相继,人情汹汹……自是学禁愈急。”(《道命录》卷七上)不仅理学名曰之伪学而被禁,而且儒家经典“《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
  庆元三年,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宋史》卷三十七,《宁宗一》)。又“以知绵州王沇请,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同上)。即把理学人物及与理学有关的人物订为《伪学逆党籍》,于是“伪学”又成为了“逆党”。
  伪学逆党籍计有: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而以朱熹为首,余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共计五十九人。
  由于理学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有关人物被列入“逆党”,备受打击,使得士风和学风受到很大影响。“自伪学有禁,士大夫鲜有不变者。”(《宋史》卷三九三,《彭龟年传》)以至朱熹的门人故交,有的过其门而不敢入,甚至更名他师,改换门庭。“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同上,卷四二九,《朱熹传》)学士文人不敢以儒自命,害怕受到牵连。而朱熹面对此情却“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同上)。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去世时,门人故旧欲来送葬,由于时方严“伪学”之禁,连送葬也受到限制。“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同上)这表明,直到朱熹去世,理学仍在严令禁止之中。这与程颐逝世时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如上所述,宋代理学思潮的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因而经二程创立后,至南宋朱熹生活的时代,理学有了大的发展。又由于理学具有的二重性,有约束君权,限制统治者的行为以符合天理的一面,所以在北宋和南宋均遭到过统治者的禁止。经过一代又一代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和表彰,终于在宋代以后理学逐渐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官学,对中国后期帝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知识出处

朱熹与中国文化

《朱熹与中国文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把朱熹置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各个领域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朱熹思想及其与理学思潮、同时代的文化派别,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论书了朱子学的理论构成、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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