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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必然地要受到产生它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具有思想家本人的个性。朱熹继承二程，建立起体系完备、内涵丰富、完整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与他生活的宋代社会尤其是南宋的时代背景分不开。所以研究朱熹思想，首先应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状况及特点。
  一、社会变革与生产发展
  宋代社会发生了与前代不同的历史性变革，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
  （一）宋代社会的深刻变革
  唐宋之际中国帝制社会的土地占有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国有逐渐转化为土地私有。至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赵宋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土地买卖频繁，豪民占田无限，兼并成风。官僚和地主通过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在均田制遭到废弃，形成土地自由买卖制度的情况下，土地国有制大大削弱，由国家控制的官田只占少数，仅是对土地私有制的一种补充。并且，官田也被不断出卖，转化为私人田产。这种官田私田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与土地国有制——均田制下的限制占田兼并、限制买卖口分田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宋代社会区别于前代的显著特点。
  随着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均田制的破坏，受世家豪强荫庇的佃客、部曲也不复存在。租佃土地的农民——客户，以及主户中的下户成为农民的主体。与前代相比，宋代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也得以提高。这种生产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与土地占有制度的变革及门阀士族的消亡相关，不仅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人的自由程度提高，而且士庶的界限亦被打破。宋朝完善发展了科举取士制度，大量庶族平民经科举考试加入官僚行列，参与政权，既形成文官统政的局面，成功地防止了由武人掌权和地方割据而造成的内乱，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内部统一；又打破了士族与庶族的界限，消除了前代门阀士族操政的局面。宋代门第族望观念十分淡薄，“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三十五，《答林宗简》），婚姻不问阀阅，出现了“贫富无定势”，官无世守，民无常贱的现象。贫富的相对性，庶族平民与官僚地主的相互转化，使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时常变化，并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活跃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二）生产的发展
  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宋王朝内部社会相对稳定，从而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发展，创造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的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方面，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真宗时可耕田地比宋初增加近一倍。南宋时期，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圩田更加发达，农田开垦面积逐步增加。宋代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而且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在这些方面都超过了唐代。北宋的粮食总产量成倍、数倍地超过汉唐。南渡以后，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经验，进一步开发了南方的农业。各地种麦面积增加，茶、棉花、果树栽培面积扩大，水利工程也得到兴修。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陶瓷、纺织等手工业中各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得到提高。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了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城乡商业和海外贸易等都得到发展。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显示了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二、加强中央集权与重整伦理
  宋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巩固其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思想家们要求复兴儒学，重整纲常，这也成为统治者的要求。这两方面是对唐五代社会动乱、伦常扫地的深刻反思，体现了宋代社会的时代特点。
  （一）中央集权的加强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宋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制定出一套集中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的统治方法，把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集中于皇帝，基本消除了可能威胁君权和产生地方割据的因素。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既有效地堵塞了唐五代藩镇割据，骄兵悍将发动兵变，弑君篡位的道路，又削弱了军队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力，以致造成“积弱”的局面。宋王朝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全面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造成“政出于一”（《曲阜集》卷一，《上哲宗论君道在立己知人》），“权归于上”（《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的局面，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既避免了帝王易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动乱局面的重演，同时又基本防止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宗室、外戚、宦官、权臣之乱。使中央集权制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二）重整儒家伦理纲常
  唐五代对儒家伦理不甚重视，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不按儒家伦理纲常办事，以致伦常扫地，人无廉耻，使得男女无别、子杀父、臣弑君、兄弟残杀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动摇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削弱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准则。唐代韩愈鉴于儒家仁义之道不明，胡化冲击汉化，而提倡道统，重整儒学，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佛老，斥杨墨异端。宋代思想家大都继承了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思想，主张在新形势下复兴儒学，重建道德伦理，以纠正唐五代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朝风，为社会治理与稳定服务。
  由于儒学的本质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伦理纲常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力图使伦理纲常作为其统治的基础，也大力提倡表彰儒学及其伦理纲常，开展尊孔读经。宋太祖多次祭祀文宣王孔子；真宗注重教化，亲自到曲阜拜孔子，又命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完成九经疏义，颁之学官，以宣扬孔子儒学。随着统治者的宣扬和思想家的提倡，儒学及其伦理纲常得到流传，开始深入人心。这正是宋代新儒学——理学思潮产生的重要背景。
  三、民族矛盾激烈与农民反抗
  有宋三百年间，中国境内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宋王朝长期受到辽、夏、金、蒙古等政权的威胁。此外，由于土地兼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加上民族矛盾和官僚机构庞大，朝廷把这些负担转嫁给农民，使得广大农民生活困苦，难以生存，被迫铤而走险，激烈反抗。凡此外患内忧，使得宋王朝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也给思想家带来了攘外修内的课题。
  （一）中国境内民族矛盾激烈
  宋朝的国策是安内重于攘外，重文轻武，这是在对外关系上软弱无能、屡遭失败的重要根源。这些造成了积弱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西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宋、金对峙，从北宋到南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北宋灭亡后，南宋又遭到金政权的不断入侵。为了抗击金军入侵，南宋初年先后爆发了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和郾城之战等，宋金双方互有胜负。然而当宋军取得顺昌、郾城之战大捷后，高宗、秦桧却一意议和，放弃河南各地，撤退军队，并杀害抗金爱国将领岳飞，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与金订立“绍兴和议”。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兵又大举侵宋，虞允文在采石大败金兵，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部将杀死，金兵乃退。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军北伐金朝以收复失地。北伐失利后，宋、金两朝签订了“隆兴和议”。此后约四十年间，宋朝虽注意战备，但基本取守势；金朝面临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为了维护其统治也无暇对宋用兵，宋、金之间没有大的战事。此时正是南宋理学大发展时期，在理学思潮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朱熹思想得以形成，并集理学发展之大成。
  （二）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整个宋代，农民群众不堪忍受贫困和压迫，发动了大小农民起义上百次之多。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川蜀地区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隆平集》卷二十，《妖贼》）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在经济上要求均贫富的强烈愿望。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赋税的繁多，使得南宋社会危机加深。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又爆发了钟相、杨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钟相明确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武陵百姓钟相反》）的纲领，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口号的基础上，补充了“等贵贱”的内容。反映了农民群众不仅在经济上要求平均，而且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的愿望。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农民反抗，农民军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南宋朝廷为之惊慌，连忙从前线调兵，并派刘珙前往清剿。朱熹对此事作了记述。终宋一代，不仅中国境内民族矛盾尖锐激烈，而且农民群众反抗不断，二者又交织在一起，构成内忧外患种种，这成为朱熹所处时代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