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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继承程颢、程颐，发展孔孟，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集儒家思想之大成，又吸收中国文化其他学派的思想，建立起形式严密、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世称“朱子学”。朱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哲学、经学、伦理、史学、文学、教育、宗教、文献学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朱熹全面系统深入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居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形成并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朱熹思想不仅对在他之后七百多年的中国文化结构、社会政治生活、伦理道德、理想人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而且远播海外，传入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对东亚各国的思想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圈，在世界文化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朱熹的思想经历代的广泛传播和提倡，被确立为社会统治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原则，得到后世广泛的认同，对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影响很大，并逐步成为民族潜意识而积淀下来，其影响至今犹存。
  对待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朱熹思想，历来研究者甚多，并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士的重视，被视为体现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的表征。因此，客观、深入地探讨研究朱熹思想，进一步认识、把握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朱熹思想、理学思潮、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点、线、面相互体现、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来认识研究朱子学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对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朱熹生活的时代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必然地要受到产生它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具有思想家本人的个性。朱熹继承二程，建立起体系完备、内涵丰富、完整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与他生活的宋代社会尤其是南宋的时代背景分不开。所以研究朱熹思想，首先应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状况及特点。
  一、社会变革与生产发展
  宋代社会发生了与前代不同的历史性变革，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
  （一）宋代社会的深刻变革
  唐宋之际中国帝制社会的土地占有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国有逐渐转化为土地私有。至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赵宋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土地买卖频繁，豪民占田无限，兼并成风。官僚和地主通过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在均田制遭到废弃，形成土地自由买卖制度的情况下，土地国有制大大削弱，由国家控制的官田只占少数，仅是对土地私有制的一种补充。并且，官田也被不断出卖，转化为私人田产。这种官田私田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与土地国有制——均田制下的限制占田兼并、限制买卖口分田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宋代社会区别于前代的显著特点。
  随着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均田制的破坏，受世家豪强荫庇的佃客、部曲也不复存在。租佃土地的农民——客户，以及主户中的下户成为农民的主体。与前代相比，宋代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也得以提高。这种生产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与土地占有制度的变革及门阀士族的消亡相关，不仅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人的自由程度提高，而且士庶的界限亦被打破。宋朝完善发展了科举取士制度，大量庶族平民经科举考试加入官僚行列，参与政权，既形成文官统政的局面，成功地防止了由武人掌权和地方割据而造成的内乱，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内部统一；又打破了士族与庶族的界限，消除了前代门阀士族操政的局面。宋代门第族望观念十分淡薄，“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三十五，《答林宗简》），婚姻不问阀阅，出现了“贫富无定势”，官无世守，民无常贱的现象。贫富的相对性，庶族平民与官僚地主的相互转化，使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时常变化，并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活跃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二）生产的发展
  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宋王朝内部社会相对稳定，从而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发展，创造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的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方面，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真宗时可耕田地比宋初增加近一倍。南宋时期，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圩田更加发达，农田开垦面积逐步增加。宋代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而且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在这些方面都超过了唐代。北宋的粮食总产量成倍、数倍地超过汉唐。南渡以后，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经验，进一步开发了南方的农业。各地种麦面积增加，茶、棉花、果树栽培面积扩大，水利工程也得到兴修。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陶瓷、纺织等手工业中各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得到提高。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了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城乡商业和海外贸易等都得到发展。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显示了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二、加强中央集权与重整伦理
  宋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巩固其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思想家们要求复兴儒学，重整纲常，这也成为统治者的要求。这两方面是对唐五代社会动乱、伦常扫地的深刻反思，体现了宋代社会的时代特点。
  （一）中央集权的加强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宋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制定出一套集中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的统治方法，把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集中于皇帝，基本消除了可能威胁君权和产生地方割据的因素。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既有效地堵塞了唐五代藩镇割据，骄兵悍将发动兵变，弑君篡位的道路，又削弱了军队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力，以致造成“积弱”的局面。宋王朝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全面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造成“政出于一”（《曲阜集》卷一，《上哲宗论君道在立己知人》），“权归于上”（《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的局面，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既避免了帝王易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动乱局面的重演，同时又基本防止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宗室、外戚、宦官、权臣之乱。使中央集权制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二）重整儒家伦理纲常
  唐五代对儒家伦理不甚重视，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不按儒家伦理纲常办事，以致伦常扫地，人无廉耻，使得男女无别、子杀父、臣弑君、兄弟残杀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动摇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削弱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准则。唐代韩愈鉴于儒家仁义之道不明，胡化冲击汉化，而提倡道统，重整儒学，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佛老，斥杨墨异端。宋代思想家大都继承了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思想，主张在新形势下复兴儒学，重建道德伦理，以纠正唐五代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朝风，为社会治理与稳定服务。
  由于儒学的本质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伦理纲常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力图使伦理纲常作为其统治的基础，也大力提倡表彰儒学及其伦理纲常，开展尊孔读经。宋太祖多次祭祀文宣王孔子；真宗注重教化，亲自到曲阜拜孔子，又命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完成九经疏义，颁之学官，以宣扬孔子儒学。随着统治者的宣扬和思想家的提倡，儒学及其伦理纲常得到流传，开始深入人心。这正是宋代新儒学——理学思潮产生的重要背景。
  三、民族矛盾激烈与农民反抗
  有宋三百年间，中国境内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宋王朝长期受到辽、夏、金、蒙古等政权的威胁。此外，由于土地兼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加上民族矛盾和官僚机构庞大，朝廷把这些负担转嫁给农民，使得广大农民生活困苦，难以生存，被迫铤而走险，激烈反抗。凡此外患内忧，使得宋王朝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也给思想家带来了攘外修内的课题。
  （一）中国境内民族矛盾激烈
  宋朝的国策是安内重于攘外，重文轻武，这是在对外关系上软弱无能、屡遭失败的重要根源。这些造成了积弱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西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宋、金对峙，从北宋到南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北宋灭亡后，南宋又遭到金政权的不断入侵。为了抗击金军入侵，南宋初年先后爆发了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和郾城之战等，宋金双方互有胜负。然而当宋军取得顺昌、郾城之战大捷后，高宗、秦桧却一意议和，放弃河南各地，撤退军队，并杀害抗金爱国将领岳飞，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与金订立“绍兴和议”。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兵又大举侵宋，虞允文在采石大败金兵，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部将杀死，金兵乃退。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军北伐金朝以收复失地。北伐失利后，宋、金两朝签订了“隆兴和议”。此后约四十年间，宋朝虽注意战备，但基本取守势；金朝面临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为了维护其统治也无暇对宋用兵，宋、金之间没有大的战事。此时正是南宋理学大发展时期，在理学思潮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朱熹思想得以形成，并集理学发展之大成。
  （二）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整个宋代，农民群众不堪忍受贫困和压迫，发动了大小农民起义上百次之多。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川蜀地区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隆平集》卷二十，《妖贼》）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在经济上要求均贫富的强烈愿望。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赋税的繁多，使得南宋社会危机加深。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又爆发了钟相、杨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钟相明确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武陵百姓钟相反》）的纲领，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口号的基础上，补充了“等贵贱”的内容。反映了农民群众不仅在经济上要求平均，而且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的愿望。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农民反抗，农民军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南宋朝廷为之惊慌，连忙从前线调兵，并派刘珙前往清剿。朱熹对此事作了记述。终宋一代，不仅中国境内民族矛盾尖锐激烈，而且农民群众反抗不断，二者又交织在一起，构成内忧外患种种，这成为朱熹所处时代的一大特色。
  第二节 理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禁理学
  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实，宋代理学思潮兴起，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它在产生和发展之时，曾经遭到统治者的排斥和打击，一度被禁，而在宋末以后逐步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一、理学思潮的产生
  在儒学及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其产生的根源和背景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佛教盛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各宗派林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隋唐统治者采取扶持和利用佛教的方针，使其得到发展，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影响很大，一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儒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儒佛两家对人生社会的根本看法不同所引起。儒家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重视现实社会人生，讲家庭伦理，尽责任义务，以五伦关系的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佛教则追求成佛，在人生观上讲解脱现世人生的痛苦，要摆脱痛苦，只有出世、出家，通过修习，进入涅槃境界。由此，儒家以重人事、重现实与佛教的重解脱、重来世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佛教思想的泛滥，必定会冲击儒家伦理观念，危及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构，这引起了唐宋儒家学者韩愈、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程颢、程颐等对佛教的排斥与批判。这是理学产生的重要背景。
  （二）旧儒学发展停滞
  儒学发展至唐代，陷入困境，缺乏思辨哲学来为儒家伦理作论证。儒家经学亦发展停滞，墨守师说，“疏不破注”，拘于训诂，限于名物，已经僵化，显然不能和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宋儒学者力转此风，重义理，轻考据，全凭己意说经，他们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不仅疑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疑经惑传的新学风。以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和唐及宋初的词赋之学，是宋代学术发展的趋势，亦是理学产生的学术基础。
  （三）伦常扫地，人无廉耻
  理学思潮在宋代兴起，并逐步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针对唐五代不讲儒家伦理造成社会大动荡，在长期的动乱中伦常扫地，毁于一旦，使得男女无别、父子绝情、君臣失序，人无廉耻而不成其为人，于是宋儒立人道之尊，提倡人文主义和理性自觉，在整个社会内树立善恶是非美丑的价值标准，遥契孔孟的道德理性和文化理想，对反人文的宗教思想提出批判，弘扬儒家心性伦理的主体意识，从而为重心性、性理的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四）三教融合，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既排斥，又融合，逐步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这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作为理学思潮产生的背景的三教融合，并不是三者简单结合，混然杂处，而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本位，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道本论、道法自然的思想，三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除上述根源和背景以外，宋代经济、自然科学的大发展，给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宋代文化事业的发展，理学家得以讲学著述，创立理学体系。此外，外患严重，外族压迫，使儒学学者重华夷之辨，而华夏与夷狄之分主要在于文化，在文化道统，以及对孔孟之道认同的程度。这刺激理学家确立儒家道统论，并集其大成，使之成为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上时代背景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尤其是二程，一方面批判了佛、道二教不讲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企图解决旧儒学抽象思辨能力不强和儒家伦理缺乏哲学本体论作依据的问题。于是，他们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形式，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图既抗衡佛、道宗教思想，又把儒学发扬光大，为实现社会的治理与稳定服务。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统一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尝试。这样，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便应运而生。
  二、理学在南宋的发展
  二程创天理论思想体系，有开创理学之功，为后世理学包括朱熹道学、陆王心学及湖湘学派等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北宋还只是理学的奠基和创立时期，其理论还有待于完善和发展，并由于二程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打击，其学被禁，故理学的社会影响还不算大。到了南宋，理学则进入了鼎盛时期。自南宋初杨时、胡宏传濂洛一派学说以来，到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理学派别林立，书院遍地建置，私学各处设立，讲学大盛，著述成风，诸理学大师相互辩难，会友讲学，诘问释疑，聚众授徒，学者闻风而至，理学思潮出现了空前的大繁荣和大发展。朱熹、张拭、吕祖谦号称“东南三贤”、“一世学者宗师”，理学中的另一流派陆九渊心学也异峰突起。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批评、相互吸取，共同推动了理学思潮的发展。
  宋代理学思潮造就了一批思想家，推动了哲学和理学的发展。理学思潮中涌现出的各个流派，各具特色，它们在互相论争中又互相影响，由此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思想的发展。各个理学流派中又有一两个杰出的理学家为其代表。思潮造就了理学家、哲学家，孕育了理学流派，而流派和理学家反过来又影响了思潮，推动了思潮。思潮、流派、哲学家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大发展。
  除闽学及其代表人物朱熹外，南宋理学重要的流派有陆九渊心学，胡宏、张栻的湖湘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等。
  著名心学家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结茅讲学于象山，创象山书院，四方学徒大集。陆氏居山五年，求学来见者逾数千人之多。并与朱熹辩论太极、无极和治学方法等问题。提出心学宇宙观，逐步建立起与朱学相抗衡的心学流派，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理学，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湖湘学派是南宋理学中的重要流派，由胡宏（公元1105—1161年）开创，而张栻（公元1133—1180年）集大成。张栻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创办著名的城南书院，又长期主教于岳麓书院，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并在岳麓、城南两书院与朱熹展开会讲，辩论《中庸》之中和问题，以及仁、太极等理论问题，促进了理学及朱学的发展，对朱熹影响很大。
  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他与其弟吕祖俭在明招山创办了丽泽书院，亲自为学生编写教材，以教授学者，广泛传播理学。吕祖谦不拘于门户之见，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他于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任礼部试考官，在众多考卷之中，选拔出陆九渊，使陆氏得以进入官场和学术界。又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邀请陆九渊兄弟与朱熹会面，相与讨论学术，史称“鹅湖之会”。尽管朱陆双方的分歧未能沟通，但却因此而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以上理学大师及其流派的学术活动推动了理学在南宋时期的大发展，因而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禁理学
  理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虽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它产生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多少重视，反而遭到排斥打击。周敦颐、张载、二程均未被大用于时，还时常被贬斥、外补、流放。如程颐五十多岁才任崇政殿说书，在给哲宗讲读之际，以师道自居，并坚持坐讲，以致哲宗不悦，任职仅一年多，就在党争中被罢免。后被放归田里，又诏送涪州编管。晚年一再受到打击，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也令监司审察。朝廷并下令河南府尽逐程颐学徒，使得洛学被禁。程颐逝世后，人们害怕入党籍遭迫害，不敢来送葬。这反映了理学思潮形成之时，遭打击以致禁止的情况。
  其后，尽管理学在南宋孝宗朝乾、淳年间有了大的发展，但仍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当时朝廷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外，理学本身具有的二重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理学既有为中央集权制的宋王朝服务的一面，又有以“天理”制约君权，对统治者的行为加以约束的一面。显然，这种对君权和统治者行为的限制，与当权者的利益时常发生冲突。所以使得理学的地位时起时伏，其倡导者往往遭受厄运。继二程洛学遭排斥之后，南宋宁宗“庆元党禁”时，理学又遭到严令禁止。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时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的朱熹因上疏指责韩侂胄“独断”，被宁宗罢官离朝。第二年，丞相赵汝愚被罢出朝。赵汝愚曾引荐朱熹任侍讲，为韩侂胄所不容。理学家、博士杨简上疏留赵，被罢。赵汝愚罢官，韩侂胄以拥立宁宗之功而掌握大权，指道学（理学）为伪学，严令禁止。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申严道学之禁”（《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是谓“庆元党禁”。将理学人物指为“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同上），而加以排斥。“是时知名之士，罢斥者相继，人情汹汹……自是学禁愈急。”（《道命录》卷七上）不仅理学名曰之伪学而被禁，而且儒家经典“《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
  庆元三年，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宋史》卷三十七，《宁宗一》）。又“以知绵州王沇请，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同上）。即把理学人物及与理学有关的人物订为《伪学逆党籍》，于是“伪学”又成为了“逆党”。
  伪学逆党籍计有：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而以朱熹为首，余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共计五十九人。
  由于理学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有关人物被列入“逆党”，备受打击，使得士风和学风受到很大影响。“自伪学有禁，士大夫鲜有不变者。”（《宋史》卷三九三，《彭龟年传》）以至朱熹的门人故交，有的过其门而不敢入，甚至更名他师，改换门庭。“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同上，卷四二九，《朱熹传》）学士文人不敢以儒自命，害怕受到牵连。而朱熹面对此情却“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同上）。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去世时，门人故旧欲来送葬，由于时方严“伪学”之禁，连送葬也受到限制。“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同上）这表明，直到朱熹去世，理学仍在严令禁止之中。这与程颐逝世时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如上所述，宋代理学思潮的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因而经二程创立后，至南宋朱熹生活的时代，理学有了大的发展。又由于理学具有的二重性，有约束君权，限制统治者的行为以符合天理的一面，所以在北宋和南宋均遭到过统治者的禁止。经过一代又一代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和表彰，终于在宋代以后理学逐渐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官学，对中国后期帝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节 朱熹的生平和著作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生活在南宋前半期。据今人高令印教授考证：“朱熹的始祖原住今山东，其后裔在今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处盘旋而居，然后徙入江南，至朱熹时定居福建。”①唐末昭宗天祐年间，朱氏迁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遂以婺源为朱熹祖籍。其婺源一世祖为朱瓌，下推九世为朱熹。朱熹的家世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后来家道逐渐中落。
  朱熹的父亲朱松（公元1097—1143年）与李侗同为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门人，于北宋末入闽，任建州政和县尉。朱熹的祖父朱森随任就养，死时葬于政和，未归葬婺源故里。朱松后任南剑州尤溪县尉、秘书省校书郎、史馆校勘等职。因反对秦桧议和，被出知饶州。朱松未就，请祠，于是隐居建瓯，至去世。朱松是二程后学，与当地的理学家来往密切。这对朱熹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朱熹的生平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晦翁等。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五日，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出生于尤溪（今属福建）其父好友郑安道的家里，此时他父亲朱松从尤溪县尉去官，寓居于郑氏馆舍。当时正值南宋初年，兵荒马乱，朱熹出生后，其家数次逃难，这对朱熹产生一定的影响。
  朱熹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五岁入小学，八岁读《孝经》，并在沙上画八卦。八九岁时读《孟子》，十一岁受学于家。十四岁时其父朱松病逝于建瓯。临死前将家事托付给刘子羽，而把朱熹的学业托付给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于是朱熹始受学于一胡二刘。三人都是信奉理学的学者，又好佛学，这些都影响了朱熹。胡宪（公元1086—1162年），字原仲，人称籍溪先生，崇安（今属福建）人。从胡安国习二程之学，学《易》于谯定。朱熹自谓“事先生为最久”（《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籍溪先生胡公行状》）。但实际受胡宪影响并不很大。刘勉之（公元1091—1149年），字致中，号草堂，崇安人。杨时门人，曾学《易》于谯定，与胡宪、刘子翚往来讲学。朱熹曾受其学五年。刘勉之视朱熹如子侄，并以女嫁之。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是从受学于刘勉之开始的。刘子翚（公元1101—1147年），字彦冲，号病翁，崇安人。曾任兴化军通判，后退居讲学。推崇《易经》，精研佛理，著有《屏山集》。朱熹从其学两年，受到其禅学的一定影响。
  朱熹在拜李侗为师以前，主要是在崇安五夫里和武夷山之间受学于一胡二刘。其间朱熹十八岁（公元1147年）参加建州“乡贡”考试，中举。次年又中进士。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朱熹二十四岁，在赴同安县主簿任的途中，过南平问学于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李侗（公元1093—1163年），字愿中，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市）人。罗从彦弟子。与杨时、罗从彦并称南剑三先生。终生未仕，长期居山乡。为学主静默未发之时涵养体认大本，强调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涵养工夫，以认识性之本体。并继承二程思想，以“理一分殊”作为划分儒学与佛、道等“异端”的标准，其“理”的内涵与佛教不同，已注入儒家伦理的内容。著作有朱熹编定的《延平答问》。朱熹拜李侗为师后，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留恋于佛学，到专心于儒学，认为“佛学无是处”，但后来也注意以儒学为本位，而吸收、融合佛学和道家思想。朱熹通过问学于李侗，得二程之正传，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统中的重要人物。
  朱熹力主抗金，恢复中原，坚持反和主战的立场。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以监潭州南岳庙之职上《壬午应诏封事》，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即讲格物致知以明义理之学；二是“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即早定修政事攘夷狄之计；三是“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即通过正朝廷、立纪纲、厉风俗、选守令来正本原，为此，必须任贤。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朱熹上疏强调：“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劄二》）主张合战守为一计，以复仇制胜，反对议和。次年，主战派张浚去世，其子张栻护丧归潭州，乘舟行至豫章，朱熹登舟哭之。从豫章上船，送至丰城下船，朱熹与张栻作三日谈。这是两位理学家继隆兴元年首见于赴行在之后的第二次会面。以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交流学术，共同发展了理学。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三十八岁，闻张栻得衡山胡宏之学，在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讲学授徒。于是由其弟子范念德、林用中陪同，从福建崇安启程到长沙，与张栻“会友讲学”，并一起讨论了《中庸》的未发、已发之义和察识、涵养之序，以及太极、仁等重要理论问题。这是南宋理学中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学术观点的辩论。虽然朱张同宗二程，在主要的学术见解方面，没有大的分歧，但他们对二程学说的理解却不尽一致。所以朱张二人的学术观点会产生某些分歧，以致展开较大的争论。“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子年谱》王懋竑纂订，以下同）这次关于《中庸》的论学，以朱熹大体上接受张栻的观点而告结束。但事后不久，朱熹又提出新的疑问，否定了张栻的观点。史称“中和之辩”。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四十六岁，吕祖谦来访，留住寒泉精舍十余日，两人共编《近思录》。及吕祖谦归，朱熹送行，至江西上饶鹅湖寺时，吕祖谦约陆九龄、陆九渊来会。朱熹与陆九渊相互质疑，展开辩论。朱熹主张“即物穷理”，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们内在的义理；陆九渊则主张发明本心，提倡“易简工夫”，反对“支离事业”。结果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形成理学思潮内部的朱陆之争。这次论辩被称为“鹅湖之会”。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差知南康军，次年上任。值南康军灾荒，朱熹上疏请减地方税钱。又复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作《白鹿洞书院揭示》。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陆九渊至南康，请朱熹为其兄陆九龄写墓志铭。朱熹率僚友诸生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甚受感动。同年朱熹离开南康军东归。
  淳熙九年朱熹巡历绍兴府属县婺州、衢州，陈亮来访于衢、婺间，旬日而别。朱熹亦访陈亮于永康。在以后的几年里，两人书信往来，相互辩难，其中涉及到王霸义利之辩和关于道统问题的争论。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朱熹六十岁。此年二月序《大学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朱熹此二书定著已久，犹时加修改，至此而定，乃序之。在序中朱熹阐发了自己的道统思想和微言大义。次年刊刻“四经”（《书》、《诗》、《易》、《春秋》）和“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宣传儒学。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六十五岁。此年五月赴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任。重新修复岳麓书院，以教学授徒，传播理学思想。此年八月经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被任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再辞不允，于十月接受侍讲职务。逢双日进讲《大学》，并面陈朝事，指责韩侂胄“独断”，要求“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遂遭韩侂胄忌恨，于是任侍讲仅四十日便被宁宗罢免。此后，朱熹道学遭到朝廷打击。反道学派乘机攻击中伤，甚至有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者。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有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被遣送道州编管，后死于道州。朱熹在“庆元党禁”中处境艰难，避难于各地。并坚持著述讲学，直至去世前不久还在改《大学·诚意章》。
  朱熹逝世时七十一岁，自登进士第后五十余年，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然而“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但据今人高令印考证，其实朱熹从政整整七年，具体时间是：“朱熹任同安县主簿三年，知南康军二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知漳州一年，知潭州二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累计方逾七年。”①不论是九年，还是七年，总之朱熹从政的时间是比较少的。除从政外，其余四十多年都在各地，主要是在福建崇安、建阳一带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当然在其从政期间也从事讲学教育活动，如在南康军的白鹿洞书院和在潭州的岳麓书院。
  二、朱熹的著作
  朱熹的著作宏富，并从事典籍整理，对促进宋代理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贡献很大。朱熹的著述除自著外，还包括合著、编著、整理校订他人著作、自己定体例提纲或口述由他人完成等。现将朱熹的主要著述考释如下：
  《谢上蔡语录》三卷，谢良佐撰，朱熹于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校定。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谢上蔡语录后序》。
  《程氏遗书》二十五卷，程颢、程颐撰，朱熹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朱熹收集整理当时流传的《程氏遗书》，其中包括其家藏的由二程门人所记录，未经后人更改，较为精善的数篇，以及其他按类访求所得，共二十五篇，按时间先后及分别程颢、程颐言行编为此书。又以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及朱熹本人所编《伊川先生年谱》等八篇合为一卷，作为《附录》，附于二十五卷之后。并撰《程氏遗书后序》及《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以记其事。两《序》收入《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
  《论孟精义》，又名《集义》，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编成。此书是朱熹《四书集注》之《论语》、《孟子》集注发展演变、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资治通鉴纲目》，即《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等于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编成。朱熹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四部书，“别为义例，增损櫽括”，而成此书，目的在于“辨名分，正纲常”。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资治通鉴纲目序》。后来，清康熙皇帝对此书加以御批。
  《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编成。朱熹根据当时文集及记事之书中所载宋朝名臣言行，“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八朝名臣言行录序》。
  《西铭解义》一卷，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撰成。《西铭》乃张载所撰，受到二程的推崇，程颐曾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朱熹对此加以阐发，为之解义。见《朱子年谱》卷之一下。
  《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撰成。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又著《通书》四十篇。朱熹作此二解，以使读者由辞而得其意。见《朱子年谱》卷之一下。
  《程氏外书》十二卷，程颢、程颐撰，朱熹于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编成。《外书》是《遗书》的补编。朱熹在编次《遗书》时，难免有所遗漏，“于是取诸集录，参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为《外书》”（《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程氏外书后序》）。
  《伊洛渊源录》十四卷，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编成。把从周敦颐、二程以来的理学人物，按照传授关系，排出理学的谱系。记载二程最详，并推其学派为理学正宗，把张载、邵雍、司马光及程门弟子亦列入。见《朱子年谱》卷之一下。
  《古今家祭礼》十六篇，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编成。见《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跋古今家祭礼》。
  《近思录》十四卷，朱熹和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共同编成。此年夏四月吕祖谦从东阳访朱熹于寒泉精舍，两人相与读周敦颐、二程、张载的书，摘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文字，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等十四门，编为此书。见《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近思录后》。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以及《论语或问》二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撰成。见《朱子年谱》卷之二上。
  《诗集解》，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序定。今亡佚。由今人束景南教授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纪》中辑出。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第341页，《诗集解辑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易学启蒙》四篇，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撰成。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易学启蒙序》。
  《孝经刊误》一卷，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刊定。朱熹认为《孝经》多出后人附会，故据己意将《孝经》分为经、传两部分，并删去旧文，谓之刊误。见《朱子年谱》卷之三上。
  《诗集传》，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定稿。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第669—671页。
  《小学》六卷，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编成。收集古人教育儿童的嘉言懿行，作为儿童教育读本。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题小学》及《朱子年谱》卷之三上。
  《周易本义》，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稿成。诸本《朱子年谱》均定《周易本义》成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但从其内容和各种材料看，今所传《周易本义》当出于《易学启蒙》之后，即淳熙十三年之后。据今人束景南考证，《周易本义》成于淳熙十五年。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第629—6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序定。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及《中庸章句序》。另朱熹的《大学或问》和《中庸或问》也序定于此年。
  《孟子要略》，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编成。见《朱子年谱》卷之四上。
  《仪礼经传通解》，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修此书。朱熹与门人黄榦等共撰。以《仪礼》为本，分章附疏。其目有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大传、外传等。见《朱子年谱》卷之四下。朱熹逝世后由黄榦等完成。
  《韩文考异》，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作成。见《朱子年谱》卷之四下。
  《周易参同契考异》，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作成。见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第85—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
  《书集传》，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朱熹在作二典、禹谟、金縢、召诰、洛诰、武成诸说数篇的基础上，其他悉口授门人蔡沈，嘱蔡沈补足完成。见《朱子年谱》卷之四下。
  《楚辞集注、后语、辨证》，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撰成。见《朱子年谱》卷之四下。
  朱熹的文集被编为《文集》、《续集》和《别集》，存在着不同的系统，故有不同的版本和卷数。收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的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收入四库全书的为《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
  朱熹的语录由黎靖德汇集各家语录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编辑而成，共一百四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3月出版有《朱子语类》点校本，全八册。
  另清李光地奉康熙帝命编纂《朱子全书》，将朱熹的《文集》和《语类》整理选择，分类排比而成，共六十六卷。

①《朱熹事迹考》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①《朱熹事迹考》第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