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一种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理论思维——哲学，具有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表现为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与先前这方面思想资料、文本的联系。因而必须探讨理学由以转生的思想来源。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形态，它容纳和改铸了先前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资料，并由此出发，建立了理学哲学逻辑结构。
  自魏汉以来，儒、释、道三教思想经过长期冲突和融合，为理学的转生准备了思想条件①。理学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生化的观点和佛教的佛性论和思辨哲学，来弥补儒家哲学学说没有严密本体论和心性论体系的缺陷，建立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逻辑结构。
  被道教推为教主的老聃，把道（无）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无）是一个“先天地生”的超时空的存在的世界的总根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宇宙生成的图式：“道”（“无”）——“有”（“二、三”）——“万物”。这种道生有的万物化生过程，是哲学家的头脑的虚拟。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理学家提出“道在器先”或“理在气先”的演变脉络。这个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图式，后来几经演变，成为陈抟的《无极图》和《先天图》。据传邵雍的《先天图》，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是从陈抟的《先天图》和《无极图》脱化而来的①。由于周敦颐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与道家宇宙生成、万物生成结合起来，企图从“本然之全体”上建立其哲学逻辑结构，为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走出路子，所以被推为理学的开创者。
  魏晋时期，何晏、王弼等人用道家“道”的自然无为观念，通过对“本末”、“有无”等抽象概念的论证，宣扬一种比“天人感应”、谶纬神学更为思辨化的理性哲学。它对理学的影响有：玄学家关于“本末”、“一多”关系的论证为理学家讲“无极而太极”、“一”与“多”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料；玄学家认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②。万物由于“理”的使然，所以多而不杂乱，众而不迷惑。“理”统摄万物。他说：“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其一也。”①万物依理而存在。从这里可以看到理学家“理在事上”的相承关系；玄学家又特别强调“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千变万化的“有”是现象，本体“无”则是寂然不动的，后来理学家的“主静”说，就是沿着这种思想途径走下来的。
  至于佛教的思辨哲学，自隋唐以来，不论是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尽管他们在形式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他们的思辨结构，在本质上有一致之处。在佛教思辨哲学里，“主体”和“本体”原是一个东西，“主体”只是“本体”的幻化。“主体”对于“本体”的体认，实质上也就是“主体”自己回归到自己的本源。“本体”在自身中把自己分二，“本体”则是一个无人身理性，“主体”即是这个无人身理性幻化人身。一般地讲，佛教的思辨哲学，在“本体”安顿自己时，它把世界归结为一个精神本体；但当它把“本体”自己跟自己结合时，它不仅把世界归结为自我意识，而且把自我意识看作与“主体”合而为一的“主体”，“主体”即“本体”。
  首先把“理”作为其哲学体系的主要范畴，恐怕要算佛教华严宗了。宗密说：“统惟一真法界，谓总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②“四法界”是：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提出了事与理这一对重要的范畴。所谓“事法界”，就是“一真法界”的心所体现的个别存在；“理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体现的精神本体；“理事无碍”就是互相融通、互不妨碍。华严宗认为，“事”与“理”的关系，事必须依赖理而存在，因为事是虚幻不实的。事虽然形形色色，但不是理的分有，而是理的全体的体现，因为理是不可分割的。华严宗说：“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①既“不可分”，那么，事便是“圆足”的理的体现，因而理是根本的，事为理所显现。理成为华严宗哲学的主要范畴。不过，在华严宗看来，事与理归根到底都是“一心”、“真如”的显现，“理”不也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
  对于佛教，理学家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批判佛教与伦理纲常相违戾的方面；二是把儒家的伦理思想与佛教的思辨哲学结合起来。二程总结和吸取了华严宗的思想，提出了“万理归一理”的命题。这样，二程便从“理事无碍法界”中，把“一一事中，理皆全遍”的“万理”归为“一理”，反过来，又把“万理”作为“一理”的显现，经过这样一番改造的工夫以后，“一理”（“理”）就成了宇宙最高的本体。
  理学家们都在探索如何吸收佛教思辨哲学，作为儒学家的依据和补充。以佛教天台宗和唯识宗为例，他们思辨哲学的“本体”是“心”和“识”，理学家则是“理”或“心”；在佛教那里本体的安顿自己，使自己表现为“心源”和“真如”，理学家则是“太极”或“良知”；在佛教那里“本体”自己与自己对待，是使“念”（意念）成为自己的对象物和使“识”成为世界的对象物，理学家则使“理”或“心”成为它自身所变现的客体世界的对象物；最后，佛教“本体”自己跟自己的“融合”，即是“止观”和“转识成智”，理学家则是“理”的复归或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不过，当佛教的本体“真如”变异为理学家的本体“理”的时候，它不是佛教的“空寂”的东西，而是囊括了“天地”、“理气”、“道器”、“性命”和伦理道德等实理或“实在”的东西。于是，一个怪异现象出现了：超脱尘世的高僧就转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禅定”的修行就转变成“主静”的修心养性，“观心”的证悟就转变成顿悟的“易简”功夫。理学家思辨哲学的这个特点，显然是隋唐佛教思辨结构的继续和发展。
  这种思辨哲学在理学奠基者程颢和程颐那里，就已明显。朱熹则进一步援佛、道入儒，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就在朱熹的同时，理学中的陆九渊“心学”一派就开始转生了，到了明中叶的王守仁，“心学”一派得到进一步发展，王守仁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但从其思辨结构来说，程朱一派则强调了“本体”的安顿，主体与本体的二分，以“理”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就称其为程、朱“理学”；陆、王一派强调了“主体”和“本体”的合一，以“心”为形而上学本原，就称其为陆、王“心学”。如果说，程、朱对佛、道采取“阳违之，阴奉之”的话，那么，陆、王“心学”，便“以心起灭天地”，当时就有人直指“心学”为禅学。
  陶宗仪有见于此，而作《三教一源图》①（见第15页图）。
  此图不仅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基本范畴的相类和圆通，而且说明了其思辨结构的相类。尽管儒家运用“理”、“性”、“命”，释教使用“戒”、“定”、“慧”，道教使用“精”、“气”、“神”等范畴，但都是通过“健顺”、“阴阳”、“体用”等中介环节，而组成儒、释、道的思想逻辑结构的，并论述了儒、释、道三教归一。但陶说仅见皮毛，而未深入剖析。
  戴震通过对佛、道宣扬超然实体的剖析，进一步揭示了“理学”的思想渊源。指出了“三教归一”的状况，揭示了庄子用“真宰”，佛教用“真空”或“神识”作为万物的本体，而程、朱“理学”的所谓“理”，便是从佛、道的“真宰”、“真空”转化来的。“不过就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者转之以言夫理。”②“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③“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此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①老、释“以神为天地之本”，程、朱则“以理为气之本"；老、释"以神为气之主宰"，程、朱则“以理为气之主宰”；老、释“以神能生气”，程、朱则“以理能生气总之，“彼别形、神为二本”，“此别理、气为二本”。老、庄、佛教割裂“形、神”为“二本”，然后以“神”为“本”；程、朱割裂“理、气"为“二本”，然后以“理”为“本”。戴震通过比较，说明了“理学”和合儒、佛、道的本来面貌。
  理学家除吸收道家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点和佛教的佛性论和思辨哲学以外，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归一”的趋势，也为理学家如何地和合儒、释、道指出了方向。宋代的统治集团，显然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统治集团对儒、释、道所采取的兼容并蓄政策，但随着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统治方式的实行，宋统治集团中对于“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情况，十分头痛，迫切需要寻找一种一统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以“一道德”。①于是，宋初的孙复、石介、李觏等从唐末儒学的复兴中得到启发，他们站在儒家的立场，著文反对佛、道。不过，他们主要是从伦理观点上攻击佛、道，没有超出韩愈排佛的基本论点，未能从哲学上加以批判。在当时思想界引起漪澜水波的是欧阳修的《本论》，他倡导以儒家学说为“本”，佛、道为“邪”。认为对佛、道光从社会经济、伦理观点上去批判还不够，照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也不行，应该“修其本以胜之”②，即倡明儒学，以儒学的礼义来代替对佛、道的信仰。同时，旧儒学在唐代却墨守师说，拘泥训诂，限于名物，已显僵化。它在与佛、道的较量中显得那样软弱无力，简单地倡明儒学显然是不行了。因此，一种以儒学为“本”，和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就应运转生了。
  这种儒、释、道三教和合的思潮，与统治者的提倡分不开。宋代统治者不仅基本上沿袭了唐的兼容并蓄的政策，而且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公元960-963年）三次到国子监祭祀文宣王，用一品礼，并立十六戟于孔庙门。同时，他倡导佛教，诏诸路寺院：如在显德二年（后周世宗柴荣年号，公元955年）要废未毁的寺院、已毁而仍存的佛像都保留。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派行勤和尚等157人到印度求法；五年，文胜和尚奉敕编修《大藏经随函索隐》一百六十卷；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诏天下和尚入殿，试经、律、论三学义十余条，全通者，赐紫衣，号为手表僧。宋太宗赵炅既到国子监谒文宣王，又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度僧尼17万人，大建佛寺，大修佛像。七年（公元982年）建译经院，翻译印度佛经，由天息灾、施护，法天负责。是年令赞宁编《宋高僧传》三十卷。另封华山道士陈抟为“希夷先生”。宋真宗赵恒，亲自到曲阜拜祭孔庙，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他敬佛重道，不仅大译佛经，又应西域和尚法贤之请，作《继圣教序》，放在太宗《圣教序》之后，另作《崇释论》，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并诏令撰《景德传灯录》，一年之内度僧尼23万；而且与道士王钦若伪造“天书”，尊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召见江西上清县龙虎山道士张正随，封为“真静先生”。以龙虎山为“受箓院”，立上清宫，免除田租。还诏令：州郡僧、道犯公罪，可以赎罪。官吏无故毁辱僧尼、道士，要受停职处分，老百姓流放千里。宋徽宗赵佶一方面在孔子庙门增立二十四戟，如王者之制，并亲自写匾“大成殿”，颁赐文庙，书写“先圣殿”，为太学辟雍；另一方面，大力提倡道教，任用道士魏汉律等，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王老志为“洞微先生”，直接参与政治。设道官，立《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道士都给官俸，还宣称自己是“上帝元子太霄帝君下降”，要尊奉他为“教主道君皇帝”。由于三教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宋真宗说：“释道二门，有助世教。”因而，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同时，三教的和合，也孕育着理学的转生。
  鲁迅先生指出：“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浑；所谓名儒，做几篇伽兰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①“‘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②理学家沿着儒、释、道三教和合的路子，以儒学为骨干和出发点，否定了佛、道宣扬出世、避世，有碍君臣、父子、夫妇等宗法伦理的形式，而吸收佛、道所宣扬的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准则；否定了佛、道要在彼岸世界寻求解脱、成佛、成仙，却吸收了佛、道“禁欲”、“主静”以及思辨哲学的宇宙生成的图式，从而建立了理学哲学逻辑结构。于是，待到“三教同源”机运成熟，理学也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