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大半辈子与朱熹思想结缘，既有神会的愉快，又有现实的烦恼。1960年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提前到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任助教。20世纪60年代，是“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时代，教研室分配我着重研究宋元明清哲学，我便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宋元明清哲学的研究，并把重点放在朱熹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当时绝没有想到二三十年后朱熹思想会成为研究热点，“朱子学”成为“显学”。
  可是朱熹在世时并不显赫，不仅迭逢厄运，而且连遭打击。像朱熹这样鞠躬尽瘁为宗法社会长治久安建造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思想家、教育家，却被攻击为“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褒衣博带……潜形匿迹，如鬼如魅”①的人。这就把朱熹描述成一个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不孝不忠，欺君罔世，事魔妖术，如鬼如魅之徒。其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他们一方面要消灭朱熹的肉体生命：“熹为大奸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②；另方面要禁止朱熹学说的传播，消灭其学说生命，把朱熹学说打成“伪学”。
  朱熹为“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①。要烧毁朱熹语录等著作，使之不能流传；科举取士，不得涉及“义理”，否则不取。合此两方面便是“斩熹以绝伪学”②，政治压害到了极端。因此把朱熹打入“伪学逆党籍”，其学为“伪学”之首，其人为“逆党”之魁。用现代话语说，就是“罪该万死”的了。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甚至更名他师，以自别其非党，可见政治氛围之紧张。就是朱熹死后，亦不放过。右正言施康年奏言：“‘四方伪徒欲送伪师朱熹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世人之短长，则谬议时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于是门生故旧不敢送葬。”③连谈论世人短长和时政得失，都害怕得要命，而下令控制约束，可见统治者之虚弱、无理和专制。
  现实是黑暗的，政治是荒诞的。宋宁宗赵扩既可以诏立“伪学逆党籍”，又可以诏赐朱熹谥曰“文”，世称“朱文公”，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真是反手为云，覆手为雨！
  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了宋理宗和元明清之时，昔日的“伪学逆党”、“诋诬圣德”的异端邪说，“图为不轨”、“几至大乱”的大逆叛行，翻身一变，而成为“祖述宪章”、“启迪后贤”的明道之学，“道德事功”、“爱君忧国”的治国之道。以至非朱子之学不习，非朱子之礼不行。其学成为“绝对真理”，官方哲学，其人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圣人。到了这个时候，朱子学的地位便从地狱到了天上，于是又翻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圣人的再世。于是统治者便可摇晃着朱子学的大旗，敲打着那些所谓有违朱子学的学说和人，以至把“异端邪说”、“叛经离道”的帽子扣到这些学说和人的身上，甚至到了“理能杀人”的地步。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反反复复？历史究竟是公正的还是非公正的？历史究竟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历史中的这种现象犹如中国古代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媳妇受婆婆的压迫打击，唯命是从，不敢反抗。当媳妇自己当了婆婆又去虐待鞭打媳妇，媳妇绝对不可违背婆婆的意志，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历史的这种循环往复，何时能了！
  历史为什么会重演？这种“重演情结”如何化解？这是很复杂的。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及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李贽所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明神宗朱翊钧诏批李贽罪状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①这与南宋加给朱熹的罪状，何其相似乃尔；朱熹与李贽同生在福建，朱熹是“欺君罔世”，“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②，李贽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状相似，此其一；其二，李贽书遭禁烧毁，朱熹的书也“尽行除毁”。两人著作的命运也相似。其实愈是要“烧毁”、“除毁”，愈是偷偷地广泛流传。以史为鉴，我们能否从这种现象中，获得一点体认和启迪。
  朱李两人之所以有此相似遭遇，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当时时代精神曙光的“先知”者，这就是说，他们的思维观念都超越了当时主导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而不与主导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同流，甚至与之相背离而树起批判现实社会思潮的旗帜，从而被视为“敢倡乱道”、“诋诬圣德”。
  作为主导意识形态，需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使人有所遵循，但千万不可将其僵死化、教条化、绝对化。其实连续性是文化流行的过程。文化流行，应该开放改革，不断创新，这样才能生生不息，惟变所适。回顾历史，使我们对一些问题的体认更清晰和深刻。
  这次再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树相社长和冯春凤主任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有机会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错字和疏漏，谨致谢忱。
  2001年2月10日于静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