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张立文同志勤奋好学，研究朱熹的哲学有年，他的《朱熹思想研究》最近完成，要我写一篇序，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这是因为：
朱熹这个人很重要，应当有专门研究的著作问世。解放后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现在有了这方面的著作，是件好事。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张立文同志居然挤时间，甘于寂寞，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凳，这种好学态度值得提倡。四十二年前，我写的毕业论文也是：《朱子的哲学》，对这个题目一向有兴趣，也很关心，看到中、青年一代的成长，我很高兴。
由于以上的原因，借写序的机会谈一谈关于朱熹研究的一些看法。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五四”算起不过六十多年，六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之大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这六十年又可分为两大阶段。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为第一阶段，建国以来到现在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圣人”经传的教条，这是一大突破。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在“五四”以前，谁敢评论他？“五四”以后才把他从“圣人”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了他先秦诸子之一的本来面目。这是打开封建禁区的第一步，使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当然，封建禁区打开得很不够，突破旧传统也很不彻底，但无论如何，“五四”以后的学术界开了新生面，这是事实。
随着“五四”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学术界活跃起来了，大量的西方外来的文化及各种思想体系被引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过，那时人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还仅仅是百家中的一家。又经历了三十年的实践考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已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扎下了根，它不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在它指导下，中国的社会科学也真正成为科学。这就使得过去看不清楚的一些历史现象能够看清楚了，不易理解的一些问题可以理解了，因为人们手中有了唯物史观这个工具。在历史科学领域里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这些成绩当然也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我们已有了十来部大小不同规格的哲学史或思想史，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但是也应看到现在的哲学史著作的科学性和体系的严密性，还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要写出高水平的哲学史，必须有大量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柱。通史要求上下相通，即通古今之变，找出哲学发展的总规律。还要求左右相通，即和每一时代的思潮相呼应，与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意识形态挂上钩。只有对上下左右进行一番全面的探索，才不会把哲学流派的活动、哲学范畴的出现、哲学问题的论战看作一些偶发事件。近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对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问题的研究做得不够，也妨碍到哲学通史的水平的提高。这应是一条治史的原则。因为个别的、局部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总体和全局也难以看得分明。这些年来我们忽略专题的研究，对哲学家的原著没有花大力气去钻研，空议论较多，可以说是走了弯路。
像朱熹这样的关键性的人物，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旧的理学家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也并非全是夸张，朱熹在哲学史上确实有其重要性。不论人们是喜欢或不喜欢他，对他应当认真去研究，这是无可争辩的。
张立文同志以他多年的功力，在他的著作中，从朱熹的生平到学术活动，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到经济思想、政治学说都进行了探讨。对朱熹哲学的重要范畴，如理、气、性、命，都作了严密的分析。这部著作对于多年来重观点不重视史料的空疏学风有所矫正，这些都是值得观迎和肯定的。
当然，对朱熹这样一位后期儒教集大成者，还有许多更细微曲折的地方有待于继续发掘，要求在一部书里解决很多问题是不现实的，也不是短期内三五年内可以办得到的。因为朱熹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门类相当广泛，他自称心传唐虞道统，明伊洛渊源，崇洙泗，黜二氏。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于释道两家，阳挤之而阴受之。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现在一般看法，认为朱熹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本书对此也做了认真的剖析和论证。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发展层次，每一个研究者还可以有不同的剖析方式，也应当有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对朱熹的许多重要哲学范畴的理解也应当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连带引出的对朱熹哲学体系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大有从不同角度深入钻研的余地。对朱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当有各种高下不同的评价同时并存，不宜强求一致，也不能强求一致。
还必须看到，朱熹一生心血凝聚于儒家经典注释中，他于《五经》、《四书》用力最勤，与王夫之的《尚书引义》、《周易》内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同样是寓创造于注疏之中。朱熹的注释，有的开始于中年，有的贯穿他的全部著述生涯，有的直到晚年尚未完成。其著述的先后过程与他思想的发展脉络至为密切，如细加分疏，必将对于了解其哲学全貌有所裨益。
朱熹文章信札保留下来的数量很多，其中也有属于信手酬答，仓促急就的，如仔细分别，尚有自相牴牾之处，就中如何取舍，均须全面斟酌。《朱子语类》分门部勒，明白易晓，为学者们喜欢援引。却也应当看到他对弟子们问答，有时为了强调某一方面，其间详略轻重时有歧异，或出于应机答对，不尽周详，故《语类》所记未可尽从，朱子的及门弟子中已有过疑问，此中取舍标准，尚须进一步研究。这也是研究朱熹的思想的人们容易忽略的。
朱熹多才多艺，遗留文学作品不少，其中有吟风弄月的，有感事咏怀的，也有通过形象思维发挥他的哲学观点的。这也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个特点。如能适当注意，取精用宏，那么，我们对朱熹的哲学的理解又增加了一个侧面。哲学文学都是朱熹的思想的表现，若能合并考察，就更可以加深了解朱熹思想的全貌。
朱熹学术活动时间较长，约有半个世纪，与当时思想界、文化界、政界上层人物交游至广，其门生弟子遍朝野。当时重大论战朱熹曾亲身参与，随着双方以至多方辩论的逐渐深入，问题的矛盾也一步一步展示出来。倘能把这些论战进行整理、排比，不但可以说明朱熹的思想，还可钩勒南宋中期一代思潮概貌。《宋元学案》著者虽有见于此，惜囿于时代，蔽于儒教，浅尝辄止，掘井不及泉。深入探究，尚有待于后来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这里只是随手略举研究朱熹哲学思想尚有待于发掘的几个方面，实际上当不止这些。我只在于说明研究朱熹这样的哲学家，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就能一眼看透的，即使看到了，也未必一眼就看得准。对朱熹的历史评价，是非功过，更不是一部书就能得出确定不移的结论的。现在有了第一部专著，就不愁第二部、第三部以至更多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著作问世。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局面终将到来。学问无止境，有如登高山，攀登愈高，所见愈远；有如探幽谷，行程愈深所见愈奇。研究无止境，研究就是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愿与中、青年同志们共励。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北京
朱熹这个人很重要，应当有专门研究的著作问世。解放后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现在有了这方面的著作，是件好事。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张立文同志居然挤时间，甘于寂寞，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凳，这种好学态度值得提倡。四十二年前，我写的毕业论文也是：《朱子的哲学》，对这个题目一向有兴趣，也很关心，看到中、青年一代的成长，我很高兴。
由于以上的原因，借写序的机会谈一谈关于朱熹研究的一些看法。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五四”算起不过六十多年，六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之大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这六十年又可分为两大阶段。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为第一阶段，建国以来到现在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圣人”经传的教条，这是一大突破。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在“五四”以前，谁敢评论他？“五四”以后才把他从“圣人”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了他先秦诸子之一的本来面目。这是打开封建禁区的第一步，使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当然，封建禁区打开得很不够，突破旧传统也很不彻底，但无论如何，“五四”以后的学术界开了新生面，这是事实。
随着“五四”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学术界活跃起来了，大量的西方外来的文化及各种思想体系被引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过，那时人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还仅仅是百家中的一家。又经历了三十年的实践考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已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扎下了根，它不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在它指导下，中国的社会科学也真正成为科学。这就使得过去看不清楚的一些历史现象能够看清楚了，不易理解的一些问题可以理解了，因为人们手中有了唯物史观这个工具。在历史科学领域里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这些成绩当然也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我们已有了十来部大小不同规格的哲学史或思想史，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但是也应看到现在的哲学史著作的科学性和体系的严密性，还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要写出高水平的哲学史，必须有大量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柱。通史要求上下相通，即通古今之变，找出哲学发展的总规律。还要求左右相通，即和每一时代的思潮相呼应，与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意识形态挂上钩。只有对上下左右进行一番全面的探索，才不会把哲学流派的活动、哲学范畴的出现、哲学问题的论战看作一些偶发事件。近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对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问题的研究做得不够，也妨碍到哲学通史的水平的提高。这应是一条治史的原则。因为个别的、局部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总体和全局也难以看得分明。这些年来我们忽略专题的研究，对哲学家的原著没有花大力气去钻研，空议论较多，可以说是走了弯路。
像朱熹这样的关键性的人物，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旧的理学家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也并非全是夸张，朱熹在哲学史上确实有其重要性。不论人们是喜欢或不喜欢他，对他应当认真去研究，这是无可争辩的。
张立文同志以他多年的功力，在他的著作中，从朱熹的生平到学术活动，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到经济思想、政治学说都进行了探讨。对朱熹哲学的重要范畴，如理、气、性、命，都作了严密的分析。这部著作对于多年来重观点不重视史料的空疏学风有所矫正，这些都是值得观迎和肯定的。
当然，对朱熹这样一位后期儒教集大成者，还有许多更细微曲折的地方有待于继续发掘，要求在一部书里解决很多问题是不现实的，也不是短期内三五年内可以办得到的。因为朱熹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门类相当广泛，他自称心传唐虞道统，明伊洛渊源，崇洙泗，黜二氏。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于释道两家，阳挤之而阴受之。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现在一般看法，认为朱熹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本书对此也做了认真的剖析和论证。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发展层次，每一个研究者还可以有不同的剖析方式，也应当有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对朱熹的许多重要哲学范畴的理解也应当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连带引出的对朱熹哲学体系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大有从不同角度深入钻研的余地。对朱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当有各种高下不同的评价同时并存，不宜强求一致，也不能强求一致。
还必须看到，朱熹一生心血凝聚于儒家经典注释中，他于《五经》、《四书》用力最勤，与王夫之的《尚书引义》、《周易》内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同样是寓创造于注疏之中。朱熹的注释，有的开始于中年，有的贯穿他的全部著述生涯，有的直到晚年尚未完成。其著述的先后过程与他思想的发展脉络至为密切，如细加分疏，必将对于了解其哲学全貌有所裨益。
朱熹文章信札保留下来的数量很多，其中也有属于信手酬答，仓促急就的，如仔细分别，尚有自相牴牾之处，就中如何取舍，均须全面斟酌。《朱子语类》分门部勒，明白易晓，为学者们喜欢援引。却也应当看到他对弟子们问答，有时为了强调某一方面，其间详略轻重时有歧异，或出于应机答对，不尽周详，故《语类》所记未可尽从，朱子的及门弟子中已有过疑问，此中取舍标准，尚须进一步研究。这也是研究朱熹的思想的人们容易忽略的。
朱熹多才多艺，遗留文学作品不少，其中有吟风弄月的，有感事咏怀的，也有通过形象思维发挥他的哲学观点的。这也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个特点。如能适当注意，取精用宏，那么，我们对朱熹的哲学的理解又增加了一个侧面。哲学文学都是朱熹的思想的表现，若能合并考察，就更可以加深了解朱熹思想的全貌。
朱熹学术活动时间较长，约有半个世纪，与当时思想界、文化界、政界上层人物交游至广，其门生弟子遍朝野。当时重大论战朱熹曾亲身参与，随着双方以至多方辩论的逐渐深入，问题的矛盾也一步一步展示出来。倘能把这些论战进行整理、排比，不但可以说明朱熹的思想，还可钩勒南宋中期一代思潮概貌。《宋元学案》著者虽有见于此，惜囿于时代，蔽于儒教，浅尝辄止，掘井不及泉。深入探究，尚有待于后来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这里只是随手略举研究朱熹哲学思想尚有待于发掘的几个方面，实际上当不止这些。我只在于说明研究朱熹这样的哲学家，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就能一眼看透的，即使看到了，也未必一眼就看得准。对朱熹的历史评价，是非功过，更不是一部书就能得出确定不移的结论的。现在有了第一部专著，就不愁第二部、第三部以至更多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著作问世。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局面终将到来。学问无止境，有如登高山，攀登愈高，所见愈远；有如探幽谷，行程愈深所见愈奇。研究无止境，研究就是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愿与中、青年同志们共励。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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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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