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朱子学及理学的兴起，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是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意义的。自唐代后期开始，战乱不断，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人们崇尚武力的权威，握有重兵即有可能控制政权、控制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激烈动荡，汉唐时期盛行的士族社会已经分崩离析，社会上的中坚力量无所适从。入宋之后，政治上虽然相对稳定，但是由五代时期武人建立起来的大宋政权，在伦理道德观的建构上依然相对混乱。面对这样的社会与政治局面，一批富有社会政治责任感的宋代知识分子们挺身而出，执意重新建构儒家的道德义理传统，并且以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理解，试图恢复儒家的所谓“道统”体系，进而试图运用“道统”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治上所谓“法统”的为所欲为。宋代的理学以及后来的朱子学，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并且发展的。
  宋代朱子学及理学的出现，当然从其动机上看，正如朱熹在他所修订的《大学章句》中所言，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施行与政治与社会的意味是十分明确的。然而，由于这一百年来中国学界对于朱子学及理学研究的“哲学化”，人们把内涵丰富庞大而又极富时代现实感的朱子学及理学，引入到形而上的论说之中。而这种形而上的哲学论说，则基本上停留在道德义理的层面上，忽略了社会管理这一层面。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哲学化的朱熹思想做一回顾概述。学界普遍认为，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所创立的理学，发展至南宋，日趋成熟，进入理学体系的完善时期。朱熹吸取北宋五子的理学成果，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如此，朱熹还对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多门派的学术多有涉猎，尤其是对道家、道教之学有独到的研究，他在天文学、历法、地理学等方面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故而，所谓“集大成”，实际上具有相当广泛的学术文化与自然科学的背景。
  首先，朱熹的哲学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且吸取了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提出了新的“理”范畴的含义以及“理一分殊”的理论。“理一分殊”在开始提出时主要具有道德原则的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差异的意义，除了继承这一含义之外，朱子主要用理一分殊来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论述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论述理则与事物的关系。朱子哲学所谓“物之理”的概念，物理的意义之一是指事物由察受天理而构成的本性（性理），另一是指事物的特殊性质和规律（分理），理一分殊应用于两方面的意义彼此不同。朱熹在讲“理一分殊”时较多地吸取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理气关系说和“理本气末”的本体论观点。再后来，朱熹又较多地强调理气不可分，“理气相依”。
  在人性论方面，朱子提出人性是察得的天地之理，继承二程兄弟的“性即理”说。气质之说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人的品质何以有差别，二是着重说明气质的不善是人恶的品质的根源。由此进一步阐述了心与性情的关系。朱熹整个心性情学说，不是通过未发工夫获得内心体验，而是把主静之功作为主体修养的手段，以为穷理致知奠定基础。从追求未发体验的直觉主义转为主敬穷理的理性主义，是他的心性论发展的基本趋向。
  在朱子哲学中，以心为知觉，既指人的知觉能力即能知觉，又指具体的知觉内容，即所知觉。以心为主宰，一方面把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来考察心对人的活动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主体的自主能动性和意志自由。朱子既强调人的内心具有先验道德品质，又强调心与理与性的区别，心与性（理）属于不同层次。朱子的道心人心说并不一概排斥或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性欲求，但他的哲学总的倾向是要求人们用道德理性克制压抑个体情欲，理学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立场和压抑个体情欲的主张出发，揭示出社会总体利益与个体各种情欲的矛盾，具有普遍意义。朱熹赞同张载所谓的“心统性情”。在朱子哲学中，心统性情主要指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心兼性情说强调心为意识活动的总体范畴的意义，心主性情强调理智对情感的控制作用。朱子的性情学说全面吸收了前人性情体用和性发为情的思想，但由于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造成的体用不一致，也反映了朱子心性论的矛盾。
  朱熹理学从“理一分殊”进到他的心性之学，最后落实到他的格物致知论。格物是朱子《大学》解释的核心观念，即物和穷理作为格物的综合规定，缺一不可。致知之知主要不是指人能知，而是指人之知识。致知是指格物所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并不是一种与格物并行的，以主体自身为认识对象的方法。格物穷理既是明善的根本途径，同时是求知的基本方法，朱子哲学中真善一致，不应否定其中任何一面。在中国近古哲学的基本背景和具体条件下考察，朱子的格致学说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又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对于抵制宗教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哲学化了的朱子学，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本来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时也让一般的民众对于朱子学感到一头雾水，很难领受到它的精妙之处。事实上，朱熹之所以尽其一生的精力建构他庞大的理学体系，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引导社会道德的端正与政治氛围的改善，担负起一名儒者的社会政治责任。然而遗憾的是，过度哲学化的朱子学解读，大大限制了人们对于朱子学整体内涵的观察。也正是因为朱熹的道德义理学说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他的道德义理学说同时又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意义。这种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势必与政治的当权者产生一定的差距与冲突，朱熹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屡屡受挫，甚至被当权者斥为“伪学”，正说明了他的学说的社会现实意义。
  当然，现在的朱子学研究者，虽然有意无意地把朱子学说哲学化，但其中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朱子学说中道德义理所蕴含的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尽管如此，哲学化了的朱子学研究，还是把朱子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体系大大忽视了，这就是朱子学以及宋代理学家们关于重建社会管理规范之学。我们从朱熹庞大的著作体系中，除了可以看到他关于道德义理及性理等学说的论述之外，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如何兴学劝学、促进基层社会教育、端正民风习俗、遵循社会礼仪、重建家族宗族组织、推行乡族孝道等等的记载。这些记载涉及的十分草根性的社会现实问题，是很难用哲学化的语言予以评述的。但是这大量的涉及有关基层社会问题的文字，反映了朱熹以及其他的一些理学家对于重构社会管理规范的重视与人文关怀。
  朱子曾短暂地担任过几次地方官员，在他履任的历程中，除了本职之外，所到之处最关心的无非是劝学与端正民间风俗这两件事情了。他的劝学文字，为闽台各地所长期信奉。如他曾经写过《童蒙须知》五则，即“衣服冠履第一”“语言步趋第二”“洒扫涓洁第三”“读书写文字第四”“杂细事宜第五”。其开篇云：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列，名曰《童蒙须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从《童蒙须知》中可以看到朱熹对于民间启蒙教育的重视以及教化当从日常生活细节做起的理念。他在《童蒙须知》的末尾谆谆告示：“杂细事宜，品目甚多，姑举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人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汝曹宜勉之！”①
  再如，朱子在任职福建漳州时，为了引导端正民间风俗，写了一系列的劝谕文字，其中《劝谕榜》列出的劝谕条款就有十条，即劝谕保伍互相劝戒事件一则、禁约保伍互相纠察事件一则、劝谕士民三则、劝谕官户一则、劝谕遭丧之家一则、劝谕男女一则、约束寺院一则、约束城市乡村一则。其中劝谕保伍互相劝戒事件、禁约保伍互相纠察事件、劝谕士民云：
  一、劝谕保伍互相劝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劝戒，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各依本分，各修本业，莫作奸盗，莫纵饮博，莫相斗打，莫相论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即仰具申，当依条格旌赏。其不率教者，亦仰申举，依法究治。
  二、禁约保伍互相纠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觉察盗贼，常切禁止斗争。不得贩卖私盐，不得宰杀耕牛，不得赌博财物，不得传习魔教。保内之人互相觉察，知而不纠，并行坐罪。
  三、劝谕士民，当知此身本出于父母，而兄弟同出于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爱亲敬长者，皆生于本心之自然，不是强为，无有穷尽。今乃有人不孝不弟，于父母则辄违教命，敢阙供承；于兄弟则轻肆忿争，忍相拒绝，逆天悖理，良可叹伤。宜亟自新，毋速大戾。……①
  无论是朱熹的基层劝学，还是引导端正民间风俗，都是脚踏实地的功夫，都是他们实施社会基础规范管理理想的基础性工作，并不是那种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所可以画等号的。而这方面的内容，无论如何都是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发挥的社会及历史作用，也不比他强调道德义理的形而上哲学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当时的情景而言，朱子及其他理学家不懈地倡导推行兴学、端正风俗等，就在不少地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漳州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朱熹把自己所建构的社会管理思想进行了实践，加上他一如既往地整顿学校，培育士人、士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朱熹离任后，他的漳州籍弟子陈淳在描述他的这段经历时说：
  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始虽有欣然慕，而亦有谔然疑，哗然毁者，越半年后，人心方肃然以定。僚属厉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在在皆为之屏息。平时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掠抄于闾巷，亦皆相视敛戢，不敢辄举。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闭精
  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①近现代有些学者或许认为陈淳的评述可能有溢美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朱熹对于基层社会的关注，其所产生的影响力，恐怕不仅仅局限在当时的时代，对后世的影响，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再次提及。
  我们今天对朱子学的研究，假如还是以哲学化的视野专注于考察他的道德义理层面，这不啻把朱子学里面另一部分极为珍贵而又影响深远的内涵割舍了。这样势必把朱子学里面最富时代价值的社会政治关怀和社会民生关怀的历史意义大大降低了。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写作，能够比较全面地呈现朱子学、闽学的原来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