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真德秀在泉州御剿海盗的实践中还认识到，抵御海盗仅仅依赖官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尽可能地发动民间的力量，相互协作，共同作战，才是抵御和剿灭海盗的最有效途径。在嘉定十一年（1218）四、五月份浙江沿海海盗南侵泉州时，真德秀就发动民间的船只与武装参与战斗，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去岁海寇之警，用力追捕，虽将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应副，则本军虽欲进前讨捕，有不可得。方其出军之时，本州给以粮饷、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势，雇水手以助其用。”②
  由于在此次海战中，真德秀发动了当地民众参与作战，因此在战后的请赏中，真德秀也没有忘记这些参与作战的民众，尽力为他们请赏褒奖。如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记云：
  照对温艚贼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左翼军遣发官兵，及劝谕晋江、同安管下诸澚民船，与官军会合，前去收捕。公移亲笔，再三勉励，如能捕获贼首及其徒党，除优支赏犒外，更与保明具申朝廷补授官资，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奋。至五月十三日……左翼军统制薄处厚躬率……等乘驾甲乙丙大战船，并次船共五只，计水军四百一十八人，烈屿守领方知刚、林枋等钭集民船三十六只，计乡兵四百六十二人；岭兜总首王行已船四只，计乡兵六十人。其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为官、民船赶上，获到贼首赵希郤、林添二、陈百五、蔡郎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七人。……既遭擒戮，贼势缘此遂孤，其气亦沮，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统制薄处厚等，委有劳効，合保明具申。……一本州岛同安县管下烈屿首领方知刚、林枋等，各系士流，颇能以信义服众，本县补充首领，提防盗贼，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屿放火杀人，去烈屿止一望间，方知刚等即团结丁壮，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几贼船果到本屿，见其有备，不敢辄犯，一境生灵，赖以获全。某初无贼报，博访寓公士人以讨捕之策，众论翕然，以为温艚贼徒素与烈屿为仇，而本屿民兵便习舟楫，可为官军之助。某遂礼请乡官前徃劝谕，其方知刚、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与左翼官兵会合，贼徒初欲抵敌，以官、民兵船势盛，恐惧丧胆，遂束手就禽。窃照庆元格，诸色人等亲获凶恶强盗三人、下班祗应五人，进武校尉；七人承信郎。今方知刚、林枋系同左翼军兵获到贼首赵希郤等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余人，又非五七人之比，伏望朝廷特赐详酌推赏施行。一本州晋江县管下岭兜总首王行已，将带人船、自备粮食器械，随队左翼军下海会合，获到贼徒钟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条推赏，并乞指挥右件如前伏乞指挥施行申闻者。八月三日奉圣旨……方知刚、林枋各特与补下班祗应，王行已特与补进勇副尉。今札付泉州关牒施行准此。①经过这次海战之后，真德秀深知，泉州地区在防御、剿灭海盗时，充分发动利用民间的力量，是一项很可行的措施。因此，他在其后的军事布置中，一再提到发动利用民间力量，即乡民、乡豪来实行家乡自卫的措施。如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谈到泉州新设“围头”寨时云：“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合行措置。今欲创立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乞牒左翼军差谙晓立寨人审定。某窃详围头置寨事属创始，与前两处止是添展事体不同。费用既多，尤当加审。遂博访寄居侍从等官，及土居土人乡豪澳长之习熟地利者，皆谓围头置寨委合事宜，盖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梢泊。盖其湾澳深阁可以避风，一也；海中水咸不可饮食，必须于此上山取水，二也；当处居民亦多与贼徒交通贸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贼船同泊于此，不测间多被贼徒劫掳而去，径入深洋，不见踪迹。今于本处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预备舟船、预关军器、预椿钱粮，悉照法石寨永宁体例，委足以机察盗贼，保护民旅。”①在《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中亦云：“当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状，证会四月三十日据水军寨及小江巡检司申，贼船复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陈使头过番船货，掳去水手纲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因依当具申本路经略安抚使司及移文漳州乞发兵船前来会合沿海驻扎官军船只，并力收捕。……窃见南风正时，所有海贼船只，递年往来漳、潮、惠州界上冲要海门，劫掠地岸人家粮食，需索羊酒，专俟番船到来，拦截行劫。今来贼船已有一十二只，其徒日繁，于番船实关利害。除已再帖水军关承信、高进义、小江巡检及沿海隅总等人整出器甲人船，严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证会疾速区处调遣兵船会合外，申乞差发兵船前来本州海次会合收捕，庶使海道肃清、番船无阻。……札下广东帅司调发上项水军，使之顺风直上，径袭其后，而本州合军民船并进，相为掎角，决可禽灭贼徒，肃清海道除。已牒左翼军差拨兵船，及行下晋江、同安县，劝谕民船，并沿海廵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会合外，右伏乞指挥札下广东帅司，调发摧锋水军，与本州左翼军，及诸澳民船会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兴化军各发水军相为应援，庶免误事。申闻札下广东经略安抚司证所申事理，立便调遣摧锋水军官兵乘驾船只，多带器仗，审探贼徒所在，与本州已调军、民船，克期会合，首尾援应，并力擒讨，须使贼舟窜逸无所，日下尽数败获，海道早获肃清。”①
  在泉州从事防御、进剿海盗的过程中，真德秀认识到防御、进剿海盗必须官府与民间相互配合，适当组织乡兵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无独有偶，朱熹的另外一位高足漳州的陈淳，也曾经在《北溪大全集·与李推官论海盗利害》中提出了这一构想，他说：“境内滨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各随主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术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清，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②
  真德秀和陈淳等人的这一防御、进剿海盗的观念，事实上一直为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防御、进剿海盗体系所继承和延续。这一点，已经在陈淳的篇章里做过论述，这里，再举明代福建人曹学佺的主张以做进一步的说明。曹学佺在《海防志》中说：
  闽有海防，以御倭也。……闽兵闽船，昔称长技，故贼深忌之。沿海一带，如长乐之松下，福清之南盘、后营、沙场、澳口，莆田之崎头、石壁、吉了、莆禧三港口，晋江之石湖、深沪、祥芝、福全、围头、东石、石碅，惠安之崇武，南安之石井、营前、莲河，同安之澳头、刘五店、官澳、神前、烈屿、金门、水头，海澄之砧尾、赤石、林尾、双屿、长屿、海沧、月港、斗米，漳浦之镇海、赤湖、陆鳌、铜山、云霄，诏安之南诏、梅岭、元钟，各澳之人，皆多骁杰，胜浙兵远甚。嘉靖末议令各县于每澳选五十人，其人须二十五以下，乖觉勇键，力挽三百斤，可管十人者，每名给银五钱，令自备藤牌刀枪，日给工食四分，而选指挥千百户各领二三人先发教师，教以技艺，次教营阵，务令各知其中深意，卒然遇警，贼少则率此以应，贼多则令三百人，每人自募其亲邻十人。……随取随足，欲聚欲散，机权在我。在贫民既借以糊口，不复从贼。且自顾其身家，而指挥千百户，皆本土与相习。……诚有虎豹在山之势，何忧于贼！①
  真德秀与陈淳是朱熹之学的重要传人，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动利用民间力量防御和进剿海盗的重要性，绝不是偶然的，这正体现了以朱熹为核心的福建儒者们，对于社会民生、家国安危的高度重视与深切思考。我们以往总以为理学家们擅长于空谈而不务实际，这是很值得重新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