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泉州虽然是海上交通贸易的繁盛时期，但是正因为这种繁盛，不但滋生了一些官吏势家的腐败舞弊现象，同时也招致了沿海一些不务正业的棍徒对财富的非法窥伺，以抢劫为生的海盗因而产生，并且有日益猖狂之势。“自宁宗开禧（1205～1207）之后，泉州的武备空虚。温州、明州（宁波）的海盗，窥见单薄，乘机寇掠，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甚至深入广南，劫掠来泉或回泉之海舶，威胁福州、泉州和兴化三郡军民的米粮供应，以及国课的收入。海盗意在劫米船以丰其食，劫番舶以厚其财，劫丁壮掳舟船以益张其势。而且越漫越张，盗氛益猖。始出海不过三五十人，俄即添为数百以至千人。海道不宁，海盗猖獗。”①
  嘉定十一年（1218），即真德秀首知泉州的第二年，来自温州的海盗犯境，真德秀亟牒左翼军官兵，会同晋江、同安管下的诸澳民船前去收捕。经过激烈的战斗，官兵取得了胜利。真德秀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记述这一次海战云：“照对温艚贼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左翼军遣发官兵，及劝谕晋江、同安管下诸澚民船，与官军会合，前去收捕。公移亲笔，再三勉励，如能捕获贼首及其徒党，除优支赏犒外，更与保明具申朝廷补授官资，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奋。……至五月十三日，其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为官民船赶上，获到贼首赵希郤、林添二、陈百五、蔡郎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军捉到贼探郑九七、高彦二名，晋江县尉捉到贼探朱十四一名，惠安县捉到贼探林庆郎一名。又漳州统领杨修武续捉到被掳人樊十等一十一名，总计一百三十六人，并赃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军勘院根问。各据招节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杀人等。罪犯于当月二十四日照断处断，及将被掳人释放。已具申枢密院外，切念某叨居郡寄，平时素无威望可以震慑奸心，致使贼徒乘间侵轶。仰赖朝廷威德，所按将士民兵相与协力，虽未能尽行剿绝，然贼首赵希郤，素与王子清敌体，林添二、陈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贼势缘此遂孤，其气亦沮。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统制薄处厚等委有劳効，合保明具申。”①
  这次海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真德秀从中看到了泉州沿海武备的诸多弊端和漏洞，于是，他一方面申文奖赏参加海战勇于献身的将士，一方面惩罚少数怯阵畏敌的官员，以此激励正气，激发军队的战斗力。如他在《申枢密院乞优恤王大寿》中，就奖罚分明地处置了这次海战中勇于献身的王大寿和临阵退却的邵俊等人，该状文云：“窃惟见危授命，士之所难。今有厕迹戎行，缀名小校，而能捐躯徇义，凛然有烈士之风，其在今日，尤为难得。某既亲睹其事，岂容不以上闻？比者海盗披猖，侵轶郡境，某亟牒右翼军分兵防遏。是时群贼泊舟围头澚，距州城百余里，官军星夜疾驰，至辰巳间，猝与贼遇。贼徒椎牛大嚼，而官军犹未朝食。众寡劳逸既皆不侔，故自将官邵俊以下俱有观望蓄缩之意。独拨发官进勇副尉王大寿者，忠勇奋发，控弦直进，贼徒中箭而毙者凡十余人，群凶为之夺气。邵俊等既引军稍退，大寿犹挺立不移，立骂俊等曰：赵官家平日养得好人，见贼便走。
  其时惟队将秦淮军兵朱先、陈捷、吴庆、尹政、李从六人随大寿。及秦淮等死之，李从以两夺贼梢获免。海濒居民登高山望见者，莫不失声叹息，为之泣下。某既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闻者，于是竞劝。未几，遂有沙淘洋之捷，俘获贼首林添二等，适皆下手杀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际，设大寿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虽足以慰英魂而摅众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奖忠义以励风俗。今大寿以军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贼，宁殒其身，而不忍负国，宁死于王事而不暇顾其亲，其志节卓荦如此，傥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扬，殆非所以为忠义者之劝。伏乞详酌将故拨发官王大寿优与赠恤，仍将其长男效用王凯夫补授官资，所有秦淮等五人并乞优恤施行。……所有准备将邵俊等，缘不进前救援，致王大寿等战死。本军统制薄处厚已将俊等断遣降充长行去讫。”①
  另一方面，真德秀认为，既有的海防设施是无法有效地抵御海盗侵扰的，重新增加和巩固沿海的武备设施，调整防御海盗的战斗要地，是有效抵御和剿灭海盗侵扰的长远而根本之道。为此，真德秀于嘉定十一年（1218）十一月撰写了《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对加强泉州沿海武备和调整沿海防御海盗战斗要地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该状文略云：
  照对泉之为州，控临大海，实闽陬要会之地。国家南渡之初，盗贼屡作，上勤忧顾，置兵立戍，所以为海道不虞之备者至详且密。开禧军兴之后，戍卒生还者鲜，舟楫荡不复存。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有识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温、明群盗窥见单弱，辄萌侵轶之志。仰赖圣朝威德广被，亟遂肃清。傥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简不复少加经理，安知其亡后日之患？某不揆迂愚，窃思所以为久安之计者。近选委本州观察推官李方子知晋江县，徐叔用同左翼军副将丘仝等遍行海滨审视形势。今据逐官申，窃见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练，器械整齐，舟楫便利，而又习熟风涛，然后缓急可用。令来左翼水军三寨，曰宝林，曰法石，曰永宁。本州沿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略虽已得控扼之数，然宝林取城甚近，距海殊远，其势稍缓，而乃有新旧两寨。至围头去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而前此未尝措置，此控扼之未尽得其所也。宝林所屯水军三百，其数为多；法石虽有一百二十余人，然正为防海要冲之地，其数尚少。永宁步军之数倍于水军，诚为倒置。此布置之未尽得其宜也。诸寨军兵杂以老弱，法石军器总于大军，遇事关请，未免稽迟。大军战舰仅可足用，自余诸寨船只俱无，徒有舟师之名，初无其实。至于营房倒塌、器械阙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备，临时必至误事。今条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项，须至申闻者。
  一宝林新旧两寨，在城南一里许，初因绍兴间统制陈敏申，谋自福州延祥寨发到水军暂住宝林寺，其后就寺傍建寨，因以宝林为名。据其地势，不过捍城外子河。左翼大军既屯城东，缓急自可为用。水军重屯深居内地，未合事宜。今欲于见屯三百人内，拨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宁，以八十人新屯围头。其宝林空闲寨屋，却拨步军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为捍城之备。某窃详所申，委属允当。盖水军正为防海而设。某顷在金陵见两司水军，皆于龙湾左近屯驻，俯瞰大江，未有以水军为名。而深处内寨者，今若移宝林，水军添屯法石、永宁两处，及于围头置戍粮廪衣，赐初无所增，而军人列居海频，习熟风涛之险，与安居内地养成骄脆者不同。子孙生长其间，未免以渔采为业，他时招行招刺，无非惯便舟揖之人，实为永利。欲乞朝廷劄付左翼军照应施行。
  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壮形势，稍加葺理，使成家计，而人数尚少，诸事苟简，今合行之事大略有五。一曰增添人数。照得见屯止一百二十六人，合于宝林两寨拨出壮健军兵七十人，及招收梢工碇手共凑作二百人，庶几声势稍张，可以镇压。二曰改添寨宇。照对本寨初因寓屯弥陀院傍，逐旋展创规摹简略，元管军房一百二十九间，除西廊并佛殿后横廊共一十九间，皆弥陀旧屋。损甚合折外，见存一百一十间。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间。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势，其东稍厚，西多空阔，合移寨就东，仍依后山为将官厅，别迁寨门以对前山，却存留弥陀旧殿以补西边之阙，庶几士卒得以安居。……三曰预备舟船。照对左翼军甲乙丙大战船三只，系是鼎新创造，木植坚壮，所费不赀。近者一出，便获胜捷。目今见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顿，责付正将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长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职曹官同将官阅相。……
  四曰预关军器。……五曰预桩钱粮。……今若添展寨宇，屯水军二百人，就立正将廨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钱粮，气势自然雄盛，万一贼徒在海作过，为正将者即可遣兵收捕，无文移往复之劳，无仓卒迫遽之患，委属利便。……
  一永宁寨，地名水湾，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以此言之，置寨诚得其地。但沿海列戍，当以水军为主，今来仅存五十人，而又杂以老弱步军，却有百人，实无所用。合于宝林寨拨出壮健军兵五十人添作水军一百人，而以步军五十余发回宝林拄替外，存留步军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人为额。……永宁寨委系海澳要害去处，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军，除已牒左翼军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并赐指挥施行。
  一围头，去永宁五十里，视诸湾澳为大往来舟船，可以久泊。访之土人，贼船到此，多与居民交通，因而为盗。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合行措置。今欲创立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上可接永宁，下可接烈屿。前可以照应料罗吴屿等处，内可以控捍石井一带港口，实为冲要。略计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门户得以捍蔽，一也。设有缓急，动息易知，无仓卒奄至之患，二也。士卒习熟地利，易于捍御，三也。坐而需贼，以逸待劳，四也。地势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应，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创置。……
  官及土居土人乡豪澳长之习熟地利者，皆谓围头置寨委合事宜。盖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梢泊。盖其湾澳深阁，可以避风，一也。海中水咸不可饮食，必须于此上山取水，二也。当处居民亦多与贼徒交通贸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贼船同泊于此，不测间多被贼徒劫掳而去，径入深洋，不见踪迹。今若于本处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预备舟船，预关军器，预椿钱粮，悉照法石寨永宁体例，委足以机察盗贼，保护民旅。……
  一廵绰海道，合令诸寨分认地界。自岱屿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廵至兴化军寨蓼寨止。自水澳以南永宁、围头主之，每廵至漳州中栅寨止。自岱屿门内外直至东洋，法石主之。每廵至永宁止。逐月一廵。其所差将校军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凭考察。……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旧名海口南镇，与北镇相对，城下之水从此入海，潮汐所通，实为本府内门。岱屿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称为岱屿门，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广，居民颇多。旧管额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见管在寨土军一十九人，新招水军三十八人，委是单弱。欲增作一百人。……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又为海澳荒僻之处。日前常有贼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旧额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见管在寨土军四十一人，水军六十六人。内新招二十九人，皆颇壮勇。若据此数，加以训练，必得其用。……
  一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无船，与无人同。近来节次捕获海寇，收到船一十五只，除损敝不堪外，有尚堪乘驾者五只。合委官计料修整，拨付永宁、围头、石湖、小兜寨使用。某除已帖委水军副将丘仝计料修整，发下诸寨。仍督令逐时教习在船武艺，务令惯熟。……①
  真德秀在这篇洋洋数千言的状文中，除了充实沿海军备、调配军力、精炼水军等等之外，其对当时及其后泉州沿海抵御海寇入侵，甚至倭寇外敌等的入侵所具有的重大贡献，则在于他对泉州沿海战斗要地的调整与设置。在真德秀接任泉州知州之前，泉州沿海的战斗要地，共设有“左翼水军三寨，曰宝林，曰法石，曰永宁。本州沿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真德秀到任考察之后，发现这种防御海盗的要地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军事的实际需求。例如宝林寨，距离府城近，去海远，形势较缓。一旦有所缓急，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而在府城之最南端约一百里的围头，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而前此未尝措置，“此控扼之未尽得其所也”。又宝林寨原屯水军三百，为数偏多。法石虽屯水军一百二十人，因此地是海防要冲之所，其数有偏少。永宁寨更是海澳要害去处，上下连接府城、围头以及惠安小兜各要地，但是原来的布置，步兵之数倍于水军，诚为倒置。沿海列戍，当以水军为主，今来仅存五十人，而又杂以老弱步军，却有百人，实无所用。“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军。”
  真德秀了解了泉州沿海海防军备设置的现状及其弊端之后，决定重新调整布置泉州沿海一带的海防要地设计。“将原先距泉州城不及一里之宝林寨改为陆军驻守，而移水军于下游之法石寨，负责港区之警戒。并增强永宁寨、新立围头寨，以为防卫泉州港外围以南之两个重要据点。至泉州港以北则有晋江县扼晋江、洛阳江口之石湖寨及惠安之小兜巡检寨。经此布置，泉州港之防务始有完整之体系。”①
  真德秀对于泉州沿海防务要地的重新布置，其影响之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当时“泉州港之防务始有完整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前期，朱元璋为了防止倭寇，曾经派遣周德兴将军到东南沿海设置海防卫所。真德秀在南宋时期所布置的这些沿海军备要地，基本上为明初的周德兴所延续。明代泉州府设置一个“卫”的军事机构，“卫”的指挥地即在南宋时期真德秀所布置的晋江县永宁寨，故称“永宁卫”。《府志》载：“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入福建，抽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防俄。移置卫所当要害处，时泉设卫一，曰永宁。”①在泉州府城四周百里左右的沿海要地，即“永宁卫”属下，设置了两个“守御所”一级的军事机构，一是“崇武所”，一是“福全所”。崇武所在惠安境内，也就是南宋时期真德秀多次提到的惠安县“小兜寨”。《府志》云：“崇武在（惠安）县东南。北接湄洲，南接日湖。东面距海，南峙祥芝，泉上游也。宋置小兜巡司于此，明洪武间置守御千户所。”②而福全守御所，即在南宋时期真德秀新设晋江县围头寨附近。“福全在（晋江）县东南。福全西南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明置守御千户所于此。”③由于福全、围头这一带的军事要地十分重要，明初除了在福全设置守御千户所之外，在相邻的围骰又设置了“巡检司”的军事机构。“晋江县围头巡检司……旧设弓兵额各一百名。”④我们从明代泉州四周邻近地区的军事卫所设置的情景看，不得不佩服南宋时期真德秀对泉州地区海防的布置，是具有相当的切实性和长远性的。这一海防要地的布局，即使到了清代，也大体如此。只不过由于明清时期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地域的变化，海商与海寇的活动逐渐从泉州南移至以金门、厦门、月港为中心的泉州府与漳州府的相邻地带，明清时期防御海盗的重点，也有向南转移的趋势。但仅就真德秀所论及的以泉州府城为中心的海盗防御体系，南宋时期真德秀的布置，基本上被沿续到明清时期。
  真德秀在整饬泉州沿海军备设施的同时，还对当时军队作战的指挥事权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前，泉州知州一职，基本上是负责民政及军事后勤保障等事务，对于军队的作战调动与临战决策，一般没有参与权。真德秀认为，作为地方的主要长官，面临海盗的侵扰却不能参与作战决策与指挥，是很不合适的，如果事发突然，很有可能影响到作战全局的顺利开展。因此，他一再向朝廷枢密院申告，希望统一军事指挥事权，知州得以参与军事指挥。他在《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中说：“窃见左翼一军屯驻泉南，垂七十载，官兵月粮衣赐大礼赏给，及将校折酒等钱，间遇出戍，借请悉倚办于本州。招刺効用军兵，亦例从本州审验，若无一事不与州郡相关。其实未尝略有统摄，故于军政全不与闻。兵籍之虚实，舟楫之有，无器械之利钝，教阅之勤隋，升差之当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军数千人付之一统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帅司相去亦数百里，军政修废无由考察。故自十数年来为统制者，得以肆意掊克敛怨，行伍教阅尽废，纪律荡然。州郡虽知其详，然不敢问。盖缘彼此素无统摄，平居无事未睹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亲出救援，将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赏而后肯前。今夏海寇陆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统戍得人，军律粗整，且与州郡同心协力，故得俘获群丑。向使如前任贺清臣之愚愎，其取败也必矣。窃见比年以来海盗不时出没，米商舶贾间遭劫掠。今夏一警尤为猖獗。凭借朝廷威德幸遂肃清。近准帅宪司牒明台海界复有强寇，正是整饬军政之时。某见具措置事宜申取朝廷指挥，若本州与左翼军不相统摄，终恐别生矛盾，无由集事。伏望钧慈俯赐详酌，照殿步司出戍淮上体令，令左翼军听本州守臣节制，庶几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评议缓急。或有调发，不至乖违。实悠久之利，伏候指挥。”①紧接着，真德秀又在《申枢密院措置军政状》中再次申明了军事事权不统一的种种弊端：“左翼军于本州初无统摄，平时军政略不与闻，缓急调发尤难另召。”数十年来，沿海的军备日益松弛，主要原因在于军事将官无人约束，为所欲为。“是以数十年来，士卒不复如向时之精锐，舟船器械不复如向时之整备，正以主将多非其人，而又无从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贪叨掊克之私。士卒平时未尝有一日温饱之适，怨气满腹无所告诉，有缓急必欲其捐躯效命，难矣！故为一戍将之私计，则以受制节于本州为非便，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则以听节制于本州为至便。朝廷之上，将为一戍将之私计乎？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乎？”真德秀为了使自己关于军事事权统一的意见得到朝廷的采纳，又向朝廷表达了知州虽然参与管理军队及作战决策，但是也得适可而止，不得越权擅权，知州“欲扶助军政，非欲侵挠事权。如蒙朝廷以为可行，即乞明降约束，不许干预军中钱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升差将佐。其统制官与州郡往来，素用宾主之礼，亦合并仍其旧，不得辄有改更，庶几彼此相安，可以协济国事”②。在真德秀的一再申告之下，朝廷终于批准了泉州沿海军事事权统一，知州得以参与军事管理与决策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批准实施，将大大整肃军事的日常管理和战时的决策布置，可惜的是，此时的真德秀已经被调离泉州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记云：“此状既申，即离任。其后得旨，令泉州守臣节制左翼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