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虽然从整体上讲，南宋时期是泉州对外交通的繁盛时期，但是在真德秀出任知州期间，泉州的海上贸易却处于相对的低谷时期。李东华云：“南宋泉州对外交通虽臻极盛，但南宋中期以后因几项因素之影响而趋衰微。这些因素中有史料可稽的有以下三项，一为海寇之猖獗，二为政府之苛征与官吏之不法，三为宗室之欺压。”①真德秀在《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状》中描述当时泉州海上贸易及经济衰败的情景时云：
  窃见本州通年以来公私窘急、上下煎熬，虽其积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亿之难，蠹耗之甚……庆元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通融应副，未觉其乏。自三、二十年来，寺院田产与官田、公田，多为大家巨室之所隐占，而民间交易，率减落产钱而后售，日朘月削，至于今七县产钱，元计三万四千七百余贯文，今则失陷一千六百余贯。经界未行，版籍难考，不坍落者指为坍落，非逃亡者申为逃亡，常赋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是课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②真德秀到任之后，深知海上交通贸易对于泉州地区以及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认为民生困苦，海舶少至，他屡屡写道：“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蠙珠象齿、通犀翠羽，沈脑熏陆，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权近饰妻妾视以为常，而贾胡之衔冤茹苦，抚膺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阙绝，郡赤立不可为。”①“此邦夙号于乐郊，至近岁遽成于凋俗，公私耗竭，上下煎熬，租簿弗登，旬月之储何有？商舟罕至，斗升之值尚腾。”②“清源之吉壤，本南土之富州，爰自迩年，顿非旧观。七邑而二为煨烬，十室而九乏盖藏。番舶罕来，市廛之失业者众；舡粟弗继，军民之仰籴者艰。”③在这种情况下，真德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抑制地方势家、宗室成员以及官吏的种种舞弊行为，增加收入。同时又适当减轻海舶贸易的税课，安抚蕃客，鼓励海舶出海及回州交易等等。如他在到任之初，就下令废除征税预借之弊：“常赋不如昔，而宗子之给乃倍多于昔，虽有材健之守，亦无术可为！不过阴纵诸县探借一、二年之税，重催已纳之钱，而抑勒保司代输逃阁死绝之赋，甚至无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罚，无所不为，民之憔悴，为日已久。某之至也，讲求利病，于前数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④《晋江县志》亦记云：“诸邑二税，尝预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之。有累月不解一钱者，郡计稍逼，或咎其宽恤太骤。德秀谓：‘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⑤对于上述“和买”舶商之弊，真德秀也与提举赵崇度等相互策划，立即予以废止：“余亦代公守郡，相与划磢前弊，罢和买，镌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故事岁以土物遗诸公贵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餍满。公曰：吾不能朘民脂以市宠，悉罢弗遣。”①
  在真德秀的全面整治和扶持之下，泉州沿海的海舶贸易得到了明显的回升。《宋史·真德秀》云：“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②乾隆《泉州府志》亦记载云：“真德秀，字景元，号西山，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嘉定十年知泉州。时番舶惧苛征，至者岁无三四。德秀至郡，首宽之，遂岁增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听。治势豪梗法，务在痛绳。……绍定中再知州事，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以出，欢声雷动。”③真德秀深知，地处东南沿海的泉州士民，从事海上交通贸易是维持日常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使得海外番舶源源不断前来贸易，沿海居民得以赖此补贴生计，泉州的社会民生才能得到比较正常的发展，因此，在他两次知泉州事的经历中，都尽自己的能力，在政策措施上予以海上交通贸易活动某些扶持与帮助。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大环境里，真德秀的这些扶持海上交通贸易的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有限而且短暂的，随着他的离任，这些政策措施很快就被后任者所遗弃忽略，但是尽管如此，真德秀把扶持海上交通贸易活动作为稳定泉州社会、促进民生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真知灼见，还是很值得后人肯定和追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