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真德秀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和绍定五年（1232）两度出知泉州，在当地留下许多政绩，为当时泉州百姓及后人所赞许和怀念。南宋时期，泉州是我国著名的对外交通港口，闻名于世界。我国台湾学者李东华称：“自宋室南迁后，由于人口大量南移，东南地区经济持续成长，以及财政仰赖市舶益切等诸多因素的配合，中国传统大陆性帝国之形态逐渐减弱，向海洋的发展渐趋积极。在这一重要转变之下，泉州地区的对外交通趋于极盛。12世纪中期至14世纪末的250年中，泉州成为我国对外海上交通的枢纽。就泉州地区的发展而言，是空前绝后的。”①
  真德秀于13世纪前半叶出任泉州知州，泉州地区的对外交通自然是他任内所应关注与处置的重要事务之一。下面，我们就对真德秀在泉州任上处置海上贸易和海盗的问题，做一粗浅的论述。
  （一）扶持海上通商
  虽然从整体上讲，南宋时期是泉州对外交通的繁盛时期，但是在真德秀出任知州期间，泉州的海上贸易却处于相对的低谷时期。李东华云：“南宋泉州对外交通虽臻极盛，但南宋中期以后因几项因素之影响而趋衰微。这些因素中有史料可稽的有以下三项，一为海寇之猖獗，二为政府之苛征与官吏之不法，三为宗室之欺压。”①真德秀在《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状》中描述当时泉州海上贸易及经济衰败的情景时云：
  窃见本州通年以来公私窘急、上下煎熬，虽其积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亿之难，蠹耗之甚……庆元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通融应副，未觉其乏。自三、二十年来，寺院田产与官田、公田，多为大家巨室之所隐占，而民间交易，率减落产钱而后售，日朘月削，至于今七县产钱，元计三万四千七百余贯文，今则失陷一千六百余贯。经界未行，版籍难考，不坍落者指为坍落，非逃亡者申为逃亡，常赋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是课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②真德秀到任之后，深知海上交通贸易对于泉州地区以及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认为民生困苦，海舶少至，他屡屡写道：“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蠙珠象齿、通犀翠羽，沈脑熏陆，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权近饰妻妾视以为常，而贾胡之衔冤茹苦，抚膺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阙绝，郡赤立不可为。”①“此邦夙号于乐郊，至近岁遽成于凋俗，公私耗竭，上下煎熬，租簿弗登，旬月之储何有？商舟罕至，斗升之值尚腾。”②“清源之吉壤，本南土之富州，爰自迩年，顿非旧观。七邑而二为煨烬，十室而九乏盖藏。番舶罕来，市廛之失业者众；舡粟弗继，军民之仰籴者艰。”③在这种情况下，真德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抑制地方势家、宗室成员以及官吏的种种舞弊行为，增加收入。同时又适当减轻海舶贸易的税课，安抚蕃客，鼓励海舶出海及回州交易等等。如他在到任之初，就下令废除征税预借之弊：“常赋不如昔，而宗子之给乃倍多于昔，虽有材健之守，亦无术可为！不过阴纵诸县探借一、二年之税，重催已纳之钱，而抑勒保司代输逃阁死绝之赋，甚至无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罚，无所不为，民之憔悴，为日已久。某之至也，讲求利病，于前数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④《晋江县志》亦记云：“诸邑二税，尝预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之。有累月不解一钱者，郡计稍逼，或咎其宽恤太骤。德秀谓：‘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⑤对于上述“和买”舶商之弊，真德秀也与提举赵崇度等相互策划，立即予以废止：“余亦代公守郡，相与划磢前弊，罢和买，镌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故事岁以土物遗诸公贵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餍满。公曰：吾不能朘民脂以市宠，悉罢弗遣。”①
  在真德秀的全面整治和扶持之下，泉州沿海的海舶贸易得到了明显的回升。《宋史·真德秀》云：“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②乾隆《泉州府志》亦记载云：“真德秀，字景元，号西山，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嘉定十年知泉州。时番舶惧苛征，至者岁无三四。德秀至郡，首宽之，遂岁增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听。治势豪梗法，务在痛绳。……绍定中再知州事，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以出，欢声雷动。”③真德秀深知，地处东南沿海的泉州士民，从事海上交通贸易是维持日常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使得海外番舶源源不断前来贸易，沿海居民得以赖此补贴生计，泉州的社会民生才能得到比较正常的发展，因此，在他两次知泉州事的经历中，都尽自己的能力，在政策措施上予以海上交通贸易活动某些扶持与帮助。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大环境里，真德秀的这些扶持海上交通贸易的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有限而且短暂的，随着他的离任，这些政策措施很快就被后任者所遗弃忽略，但是尽管如此，真德秀把扶持海上交通贸易活动作为稳定泉州社会、促进民生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真知灼见，还是很值得后人肯定和追慕的。
  （二）整饬沿海军备
  宋代泉州虽然是海上交通贸易的繁盛时期，但是正因为这种繁盛，不但滋生了一些官吏势家的腐败舞弊现象，同时也招致了沿海一些不务正业的棍徒对财富的非法窥伺，以抢劫为生的海盗因而产生，并且有日益猖狂之势。“自宁宗开禧（1205～1207）之后，泉州的武备空虚。温州、明州（宁波）的海盗，窥见单薄，乘机寇掠，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甚至深入广南，劫掠来泉或回泉之海舶，威胁福州、泉州和兴化三郡军民的米粮供应，以及国课的收入。海盗意在劫米船以丰其食，劫番舶以厚其财，劫丁壮掳舟船以益张其势。而且越漫越张，盗氛益猖。始出海不过三五十人，俄即添为数百以至千人。海道不宁，海盗猖獗。”①
  嘉定十一年（1218），即真德秀首知泉州的第二年，来自温州的海盗犯境，真德秀亟牒左翼军官兵，会同晋江、同安管下的诸澳民船前去收捕。经过激烈的战斗，官兵取得了胜利。真德秀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记述这一次海战云：“照对温艚贼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左翼军遣发官兵，及劝谕晋江、同安管下诸澚民船，与官军会合，前去收捕。公移亲笔，再三勉励，如能捕获贼首及其徒党，除优支赏犒外，更与保明具申朝廷补授官资，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奋。……至五月十三日，其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为官民船赶上，获到贼首赵希郤、林添二、陈百五、蔡郎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军捉到贼探郑九七、高彦二名，晋江县尉捉到贼探朱十四一名，惠安县捉到贼探林庆郎一名。又漳州统领杨修武续捉到被掳人樊十等一十一名，总计一百三十六人，并赃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军勘院根问。各据招节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杀人等。罪犯于当月二十四日照断处断，及将被掳人释放。已具申枢密院外，切念某叨居郡寄，平时素无威望可以震慑奸心，致使贼徒乘间侵轶。仰赖朝廷威德，所按将士民兵相与协力，虽未能尽行剿绝，然贼首赵希郤，素与王子清敌体，林添二、陈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贼势缘此遂孤，其气亦沮。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统制薄处厚等委有劳効，合保明具申。”①
  这次海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真德秀从中看到了泉州沿海武备的诸多弊端和漏洞，于是，他一方面申文奖赏参加海战勇于献身的将士，一方面惩罚少数怯阵畏敌的官员，以此激励正气，激发军队的战斗力。如他在《申枢密院乞优恤王大寿》中，就奖罚分明地处置了这次海战中勇于献身的王大寿和临阵退却的邵俊等人，该状文云：“窃惟见危授命，士之所难。今有厕迹戎行，缀名小校，而能捐躯徇义，凛然有烈士之风，其在今日，尤为难得。某既亲睹其事，岂容不以上闻？比者海盗披猖，侵轶郡境，某亟牒右翼军分兵防遏。是时群贼泊舟围头澚，距州城百余里，官军星夜疾驰，至辰巳间，猝与贼遇。贼徒椎牛大嚼，而官军犹未朝食。众寡劳逸既皆不侔，故自将官邵俊以下俱有观望蓄缩之意。独拨发官进勇副尉王大寿者，忠勇奋发，控弦直进，贼徒中箭而毙者凡十余人，群凶为之夺气。邵俊等既引军稍退，大寿犹挺立不移，立骂俊等曰：赵官家平日养得好人，见贼便走。
  其时惟队将秦淮军兵朱先、陈捷、吴庆、尹政、李从六人随大寿。及秦淮等死之，李从以两夺贼梢获免。海濒居民登高山望见者，莫不失声叹息，为之泣下。某既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闻者，于是竞劝。未几，遂有沙淘洋之捷，俘获贼首林添二等，适皆下手杀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际，设大寿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虽足以慰英魂而摅众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奖忠义以励风俗。今大寿以军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贼，宁殒其身，而不忍负国，宁死于王事而不暇顾其亲，其志节卓荦如此，傥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扬，殆非所以为忠义者之劝。伏乞详酌将故拨发官王大寿优与赠恤，仍将其长男效用王凯夫补授官资，所有秦淮等五人并乞优恤施行。……所有准备将邵俊等，缘不进前救援，致王大寿等战死。本军统制薄处厚已将俊等断遣降充长行去讫。”①
  另一方面，真德秀认为，既有的海防设施是无法有效地抵御海盗侵扰的，重新增加和巩固沿海的武备设施，调整防御海盗的战斗要地，是有效抵御和剿灭海盗侵扰的长远而根本之道。为此，真德秀于嘉定十一年（1218）十一月撰写了《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对加强泉州沿海武备和调整沿海防御海盗战斗要地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该状文略云：
  照对泉之为州，控临大海，实闽陬要会之地。国家南渡之初，盗贼屡作，上勤忧顾，置兵立戍，所以为海道不虞之备者至详且密。开禧军兴之后，戍卒生还者鲜，舟楫荡不复存。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有识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温、明群盗窥见单弱，辄萌侵轶之志。仰赖圣朝威德广被，亟遂肃清。傥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简不复少加经理，安知其亡后日之患？某不揆迂愚，窃思所以为久安之计者。近选委本州观察推官李方子知晋江县，徐叔用同左翼军副将丘仝等遍行海滨审视形势。今据逐官申，窃见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练，器械整齐，舟楫便利，而又习熟风涛，然后缓急可用。令来左翼水军三寨，曰宝林，曰法石，曰永宁。本州沿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略虽已得控扼之数，然宝林取城甚近，距海殊远，其势稍缓，而乃有新旧两寨。至围头去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而前此未尝措置，此控扼之未尽得其所也。宝林所屯水军三百，其数为多；法石虽有一百二十余人，然正为防海要冲之地，其数尚少。永宁步军之数倍于水军，诚为倒置。此布置之未尽得其宜也。诸寨军兵杂以老弱，法石军器总于大军，遇事关请，未免稽迟。大军战舰仅可足用，自余诸寨船只俱无，徒有舟师之名，初无其实。至于营房倒塌、器械阙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备，临时必至误事。今条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项，须至申闻者。
  一宝林新旧两寨，在城南一里许，初因绍兴间统制陈敏申，谋自福州延祥寨发到水军暂住宝林寺，其后就寺傍建寨，因以宝林为名。据其地势，不过捍城外子河。左翼大军既屯城东，缓急自可为用。水军重屯深居内地，未合事宜。今欲于见屯三百人内，拨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宁，以八十人新屯围头。其宝林空闲寨屋，却拨步军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为捍城之备。某窃详所申，委属允当。盖水军正为防海而设。某顷在金陵见两司水军，皆于龙湾左近屯驻，俯瞰大江，未有以水军为名。而深处内寨者，今若移宝林，水军添屯法石、永宁两处，及于围头置戍粮廪衣，赐初无所增，而军人列居海频，习熟风涛之险，与安居内地养成骄脆者不同。子孙生长其间，未免以渔采为业，他时招行招刺，无非惯便舟揖之人，实为永利。欲乞朝廷劄付左翼军照应施行。
  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壮形势，稍加葺理，使成家计，而人数尚少，诸事苟简，今合行之事大略有五。一曰增添人数。照得见屯止一百二十六人，合于宝林两寨拨出壮健军兵七十人，及招收梢工碇手共凑作二百人，庶几声势稍张，可以镇压。二曰改添寨宇。照对本寨初因寓屯弥陀院傍，逐旋展创规摹简略，元管军房一百二十九间，除西廊并佛殿后横廊共一十九间，皆弥陀旧屋。损甚合折外，见存一百一十间。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间。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势，其东稍厚，西多空阔，合移寨就东，仍依后山为将官厅，别迁寨门以对前山，却存留弥陀旧殿以补西边之阙，庶几士卒得以安居。……三曰预备舟船。照对左翼军甲乙丙大战船三只，系是鼎新创造，木植坚壮，所费不赀。近者一出，便获胜捷。目今见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顿，责付正将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长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职曹官同将官阅相。……
  四曰预关军器。……五曰预桩钱粮。……今若添展寨宇，屯水军二百人，就立正将廨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钱粮，气势自然雄盛，万一贼徒在海作过，为正将者即可遣兵收捕，无文移往复之劳，无仓卒迫遽之患，委属利便。……
  一永宁寨，地名水湾，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以此言之，置寨诚得其地。但沿海列戍，当以水军为主，今来仅存五十人，而又杂以老弱步军，却有百人，实无所用。合于宝林寨拨出壮健军兵五十人添作水军一百人，而以步军五十余发回宝林拄替外，存留步军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人为额。……永宁寨委系海澳要害去处，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军，除已牒左翼军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并赐指挥施行。
  一围头，去永宁五十里，视诸湾澳为大往来舟船，可以久泊。访之土人，贼船到此，多与居民交通，因而为盗。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合行措置。今欲创立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上可接永宁，下可接烈屿。前可以照应料罗吴屿等处，内可以控捍石井一带港口，实为冲要。略计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门户得以捍蔽，一也。设有缓急，动息易知，无仓卒奄至之患，二也。士卒习熟地利，易于捍御，三也。坐而需贼，以逸待劳，四也。地势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应，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创置。……
  官及土居土人乡豪澳长之习熟地利者，皆谓围头置寨委合事宜。盖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梢泊。盖其湾澳深阁，可以避风，一也。海中水咸不可饮食，必须于此上山取水，二也。当处居民亦多与贼徒交通贸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贼船同泊于此，不测间多被贼徒劫掳而去，径入深洋，不见踪迹。今若于本处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预备舟船，预关军器，预椿钱粮，悉照法石寨永宁体例，委足以机察盗贼，保护民旅。……
  一廵绰海道，合令诸寨分认地界。自岱屿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廵至兴化军寨蓼寨止。自水澳以南永宁、围头主之，每廵至漳州中栅寨止。自岱屿门内外直至东洋，法石主之。每廵至永宁止。逐月一廵。其所差将校军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凭考察。……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旧名海口南镇，与北镇相对，城下之水从此入海，潮汐所通，实为本府内门。岱屿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称为岱屿门，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广，居民颇多。旧管额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见管在寨土军一十九人，新招水军三十八人，委是单弱。欲增作一百人。……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又为海澳荒僻之处。日前常有贼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旧额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见管在寨土军四十一人，水军六十六人。内新招二十九人，皆颇壮勇。若据此数，加以训练，必得其用。……
  一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无船，与无人同。近来节次捕获海寇，收到船一十五只，除损敝不堪外，有尚堪乘驾者五只。合委官计料修整，拨付永宁、围头、石湖、小兜寨使用。某除已帖委水军副将丘仝计料修整，发下诸寨。仍督令逐时教习在船武艺，务令惯熟。……①
  真德秀在这篇洋洋数千言的状文中，除了充实沿海军备、调配军力、精炼水军等等之外，其对当时及其后泉州沿海抵御海寇入侵，甚至倭寇外敌等的入侵所具有的重大贡献，则在于他对泉州沿海战斗要地的调整与设置。在真德秀接任泉州知州之前，泉州沿海的战斗要地，共设有“左翼水军三寨，曰宝林，曰法石，曰永宁。本州沿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真德秀到任考察之后，发现这种防御海盗的要地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军事的实际需求。例如宝林寨，距离府城近，去海远，形势较缓。一旦有所缓急，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而在府城之最南端约一百里的围头，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而前此未尝措置，“此控扼之未尽得其所也”。又宝林寨原屯水军三百，为数偏多。法石虽屯水军一百二十人，因此地是海防要冲之所，其数有偏少。永宁寨更是海澳要害去处，上下连接府城、围头以及惠安小兜各要地，但是原来的布置，步兵之数倍于水军，诚为倒置。沿海列戍，当以水军为主，今来仅存五十人，而又杂以老弱步军，却有百人，实无所用。“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军。”
  真德秀了解了泉州沿海海防军备设置的现状及其弊端之后，决定重新调整布置泉州沿海一带的海防要地设计。“将原先距泉州城不及一里之宝林寨改为陆军驻守，而移水军于下游之法石寨，负责港区之警戒。并增强永宁寨、新立围头寨，以为防卫泉州港外围以南之两个重要据点。至泉州港以北则有晋江县扼晋江、洛阳江口之石湖寨及惠安之小兜巡检寨。经此布置，泉州港之防务始有完整之体系。”①
  真德秀对于泉州沿海防务要地的重新布置，其影响之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当时“泉州港之防务始有完整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前期，朱元璋为了防止倭寇，曾经派遣周德兴将军到东南沿海设置海防卫所。真德秀在南宋时期所布置的这些沿海军备要地，基本上为明初的周德兴所延续。明代泉州府设置一个“卫”的军事机构，“卫”的指挥地即在南宋时期真德秀所布置的晋江县永宁寨，故称“永宁卫”。《府志》载：“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入福建，抽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防俄。移置卫所当要害处，时泉设卫一，曰永宁。”①在泉州府城四周百里左右的沿海要地，即“永宁卫”属下，设置了两个“守御所”一级的军事机构，一是“崇武所”，一是“福全所”。崇武所在惠安境内，也就是南宋时期真德秀多次提到的惠安县“小兜寨”。《府志》云：“崇武在（惠安）县东南。北接湄洲，南接日湖。东面距海，南峙祥芝，泉上游也。宋置小兜巡司于此，明洪武间置守御千户所。”②而福全守御所，即在南宋时期真德秀新设晋江县围头寨附近。“福全在（晋江）县东南。福全西南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明置守御千户所于此。”③由于福全、围头这一带的军事要地十分重要，明初除了在福全设置守御千户所之外，在相邻的围骰又设置了“巡检司”的军事机构。“晋江县围头巡检司……旧设弓兵额各一百名。”④我们从明代泉州四周邻近地区的军事卫所设置的情景看，不得不佩服南宋时期真德秀对泉州地区海防的布置，是具有相当的切实性和长远性的。这一海防要地的布局，即使到了清代，也大体如此。只不过由于明清时期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地域的变化，海商与海寇的活动逐渐从泉州南移至以金门、厦门、月港为中心的泉州府与漳州府的相邻地带，明清时期防御海盗的重点，也有向南转移的趋势。但仅就真德秀所论及的以泉州府城为中心的海盗防御体系，南宋时期真德秀的布置，基本上被沿续到明清时期。
  真德秀在整饬泉州沿海军备设施的同时，还对当时军队作战的指挥事权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前，泉州知州一职，基本上是负责民政及军事后勤保障等事务，对于军队的作战调动与临战决策，一般没有参与权。真德秀认为，作为地方的主要长官，面临海盗的侵扰却不能参与作战决策与指挥，是很不合适的，如果事发突然，很有可能影响到作战全局的顺利开展。因此，他一再向朝廷枢密院申告，希望统一军事指挥事权，知州得以参与军事指挥。他在《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中说：“窃见左翼一军屯驻泉南，垂七十载，官兵月粮衣赐大礼赏给，及将校折酒等钱，间遇出戍，借请悉倚办于本州。招刺効用军兵，亦例从本州审验，若无一事不与州郡相关。其实未尝略有统摄，故于军政全不与闻。兵籍之虚实，舟楫之有，无器械之利钝，教阅之勤隋，升差之当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军数千人付之一统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帅司相去亦数百里，军政修废无由考察。故自十数年来为统制者，得以肆意掊克敛怨，行伍教阅尽废，纪律荡然。州郡虽知其详，然不敢问。盖缘彼此素无统摄，平居无事未睹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亲出救援，将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赏而后肯前。今夏海寇陆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统戍得人，军律粗整，且与州郡同心协力，故得俘获群丑。向使如前任贺清臣之愚愎，其取败也必矣。窃见比年以来海盗不时出没，米商舶贾间遭劫掠。今夏一警尤为猖獗。凭借朝廷威德幸遂肃清。近准帅宪司牒明台海界复有强寇，正是整饬军政之时。某见具措置事宜申取朝廷指挥，若本州与左翼军不相统摄，终恐别生矛盾，无由集事。伏望钧慈俯赐详酌，照殿步司出戍淮上体令，令左翼军听本州守臣节制，庶几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评议缓急。或有调发，不至乖违。实悠久之利，伏候指挥。”①紧接着，真德秀又在《申枢密院措置军政状》中再次申明了军事事权不统一的种种弊端：“左翼军于本州初无统摄，平时军政略不与闻，缓急调发尤难另召。”数十年来，沿海的军备日益松弛，主要原因在于军事将官无人约束，为所欲为。“是以数十年来，士卒不复如向时之精锐，舟船器械不复如向时之整备，正以主将多非其人，而又无从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贪叨掊克之私。士卒平时未尝有一日温饱之适，怨气满腹无所告诉，有缓急必欲其捐躯效命，难矣！故为一戍将之私计，则以受制节于本州为非便，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则以听节制于本州为至便。朝廷之上，将为一戍将之私计乎？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乎？”真德秀为了使自己关于军事事权统一的意见得到朝廷的采纳，又向朝廷表达了知州虽然参与管理军队及作战决策，但是也得适可而止，不得越权擅权，知州“欲扶助军政，非欲侵挠事权。如蒙朝廷以为可行，即乞明降约束，不许干预军中钱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升差将佐。其统制官与州郡往来，素用宾主之礼，亦合并仍其旧，不得辄有改更，庶几彼此相安，可以协济国事”②。在真德秀的一再申告之下，朝廷终于批准了泉州沿海军事事权统一，知州得以参与军事管理与决策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批准实施，将大大整肃军事的日常管理和战时的决策布置，可惜的是，此时的真德秀已经被调离泉州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记云：“此状既申，即离任。其后得旨，令
  泉州守臣节制左翼军。”①
  （三）推行官民协助与民间自卫
  真德秀在泉州御剿海盗的实践中还认识到，抵御海盗仅仅依赖官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尽可能地发动民间的力量，相互协作，共同作战，才是抵御和剿灭海盗的最有效途径。在嘉定十一年（1218）四、五月份浙江沿海海盗南侵泉州时，真德秀就发动民间的船只与武装参与战斗，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去岁海寇之警，用力追捕，虽将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应副，则本军虽欲进前讨捕，有不可得。方其出军之时，本州给以粮饷、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势，雇水手以助其用。”②
  由于在此次海战中，真德秀发动了当地民众参与作战，因此在战后的请赏中，真德秀也没有忘记这些参与作战的民众，尽力为他们请赏褒奖。如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记云：
  照对温艚贼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左翼军遣发官兵，及劝谕晋江、同安管下诸澚民船，与官军会合，前去收捕。公移亲笔，再三勉励，如能捕获贼首及其徒党，除优支赏犒外，更与保明具申朝廷补授官资，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奋。至五月十三日……左翼军统制薄处厚躬率……等乘驾甲乙丙大战船，并次船共五只，计水军四百一十八人，烈屿守领方知刚、林枋等钭集民船三十六只，计乡兵四百六十二人；岭兜总首王行已船四只，计乡兵六十人。其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为官、民船赶上，获到贼首赵希郤、林添二、陈百五、蔡郎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七人。……既遭擒戮，贼势缘此遂孤，其气亦沮，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统制薄处厚等，委有劳効，合保明具申。……一本州岛同安县管下烈屿首领方知刚、林枋等，各系士流，颇能以信义服众，本县补充首领，提防盗贼，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屿放火杀人，去烈屿止一望间，方知刚等即团结丁壮，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几贼船果到本屿，见其有备，不敢辄犯，一境生灵，赖以获全。某初无贼报，博访寓公士人以讨捕之策，众论翕然，以为温艚贼徒素与烈屿为仇，而本屿民兵便习舟楫，可为官军之助。某遂礼请乡官前徃劝谕，其方知刚、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与左翼官兵会合，贼徒初欲抵敌，以官、民兵船势盛，恐惧丧胆，遂束手就禽。窃照庆元格，诸色人等亲获凶恶强盗三人、下班祗应五人，进武校尉；七人承信郎。今方知刚、林枋系同左翼军兵获到贼首赵希郤等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余人，又非五七人之比，伏望朝廷特赐详酌推赏施行。一本州晋江县管下岭兜总首王行已，将带人船、自备粮食器械，随队左翼军下海会合，获到贼徒钟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条推赏，并乞指挥右件如前伏乞指挥施行申闻者。八月三日奉圣旨……方知刚、林枋各特与补下班祗应，王行已特与补进勇副尉。今札付泉州关牒施行准此。①经过这次海战之后，真德秀深知，泉州地区在防御、剿灭海盗时，充分发动利用民间的力量，是一项很可行的措施。因此，他在其后的军事布置中，一再提到发动利用民间力量，即乡民、乡豪来实行家乡自卫的措施。如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谈到泉州新设“围头”寨时云：“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合行措置。今欲创立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乞牒左翼军差谙晓立寨人审定。某窃详围头置寨事属创始，与前两处止是添展事体不同。费用既多，尤当加审。遂博访寄居侍从等官，及土居土人乡豪澳长之习熟地利者，皆谓围头置寨委合事宜，盖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梢泊。盖其湾澳深阁可以避风，一也；海中水咸不可饮食，必须于此上山取水，二也；当处居民亦多与贼徒交通贸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贼船同泊于此，不测间多被贼徒劫掳而去，径入深洋，不见踪迹。今于本处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预备舟船、预关军器、预椿钱粮，悉照法石寨永宁体例，委足以机察盗贼，保护民旅。”①在《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中亦云：“当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状，证会四月三十日据水军寨及小江巡检司申，贼船复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陈使头过番船货，掳去水手纲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因依当具申本路经略安抚使司及移文漳州乞发兵船前来会合沿海驻扎官军船只，并力收捕。……窃见南风正时，所有海贼船只，递年往来漳、潮、惠州界上冲要海门，劫掠地岸人家粮食，需索羊酒，专俟番船到来，拦截行劫。今来贼船已有一十二只，其徒日繁，于番船实关利害。除已再帖水军关承信、高进义、小江巡检及沿海隅总等人整出器甲人船，严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证会疾速区处调遣兵船会合外，申乞差发兵船前来本州海次会合收捕，庶使海道肃清、番船无阻。……札下广东帅司调发上项水军，使之顺风直上，径袭其后，而本州合军民船并进，相为掎角，决可禽灭贼徒，肃清海道除。已牒左翼军差拨兵船，及行下晋江、同安县，劝谕民船，并沿海廵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会合外，右伏乞指挥札下广东帅司，调发摧锋水军，与本州左翼军，及诸澳民船会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兴化军各发水军相为应援，庶免误事。申闻札下广东经略安抚司证所申事理，立便调遣摧锋水军官兵乘驾船只，多带器仗，审探贼徒所在，与本州已调军、民船，克期会合，首尾援应，并力擒讨，须使贼舟窜逸无所，日下尽数败获，海道早获肃清。”①
  在泉州从事防御、进剿海盗的过程中，真德秀认识到防御、进剿海盗必须官府与民间相互配合，适当组织乡兵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无独有偶，朱熹的另外一位高足漳州的陈淳，也曾经在《北溪大全集·与李推官论海盗利害》中提出了这一构想，他说：“境内滨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各随主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术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清，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②
  真德秀和陈淳等人的这一防御、进剿海盗的观念，事实上一直为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防御、进剿海盗体系所继承和延续。这一点，已经在陈淳的篇章里做过论述，这里，再举明代福建人曹学佺的主张以做进一步的说明。曹学佺在《海防志》中说：
  闽有海防，以御倭也。……闽兵闽船，昔称长技，故贼深忌之。沿海一带，如长乐之松下，福清之南盘、后营、沙场、澳口，莆田之崎头、石壁、吉了、莆禧三港口，晋江之石湖、深沪、祥芝、福全、围头、东石、石碅，惠安之崇武，南安之石井、营前、莲河，同安之澳头、刘五店、官澳、神前、烈屿、金门、水头，海澄之砧尾、赤石、林尾、双屿、长屿、海沧、月港、斗米，漳浦之镇海、赤湖、陆鳌、铜山、云霄，诏安之南诏、梅岭、元钟，各澳之人，皆多骁杰，胜浙兵远甚。嘉靖末议令各县于每澳选五十人，其人须二十五以下，乖觉勇键，力挽三百斤，可管十人者，每名给银五钱，令自备藤牌刀枪，日给工食四分，而选指挥千百户各领二三人先发教师，教以技艺，次教营阵，务令各知其中深意，卒然遇警，贼少则率此以应，贼多则令三百人，每人自募其亲邻十人。……随取随足，欲聚欲散，机权在我。在贫民既借以糊口，不复从贼。且自顾其身家，而指挥千百户，皆本土与相习。……诚有虎豹在山之势，何忧于贼！①
  真德秀与陈淳是朱熹之学的重要传人，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动利用民间力量防御和进剿海盗的重要性，绝不是偶然的，这正体现了以朱熹为核心的福建儒者们，对于社会民生、家国安危的高度重视与深切思考。我们以往总以为理学家们擅长于空谈而不务实际，这是很值得重新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