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德秀在地方官任上劝谕民间施行“孝道”，无论是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敬老抚下；还是以“孝道”的精神贯彻于宗族、乡族之内，使宗族、乡族内部得以有无相资、缓急相依、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情义相关；以及强调官府为政行为的自律，营造民间与官府相互体恤、和谐的关系，从家庭、宗族、官府三个层次入手，相辅相成，宣扬和推行“孝道”，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建构一个以“孝道”价值观为基础的，和谐相助的民间基层社会。真德秀推行“孝道”以及他的民间社会管理理念及其实践，可谓良苦用心。
  真德秀希望通过“孝道”三个层次的建构和推行，在民间形成一个长期稳定而又贫富相资、邻里相助的和谐社会。对于这一愿望，他在劝谕文、谕俗文中屡屡有所表达。如在湖湘《劝农文》中如是说：“贫富相资，今古同之；富而无贫，谁耕谁耘？贫而无富，谁依谁怙？田连阡陌，禾满囷仓，宜念细民，朝无夕粮。厚积深藏，乘时邀价，众怨是丛，天岂汝赦？厚德长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万金弗如。为富不仁，鬼神所瞰，累世之储，荡于一旦。我劝尔民，宜以为鉴。……我示尔民，休戚由己，期汝听从，何惜词费？父老来前，劝汝一觞。归语于家，以及其乡。守既爱民，民盍自爱。返朴还淳，迁善远罪。家给人足，复见古风。”①在《劝立义廪文》中，他更是把先师朱熹《西铭解》中的名言加以发挥：“夫人之贫富，虽有不同，推其由来，均是天地之子。先贤有言，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我之与彼，本同一气；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贫，正当以我之有余，而济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为念者，其子孙必贤，其门户必兴。盖困穷之民，人虽忽之，天地之心，则未尝不悯之也。我能惠卹困穷，则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则必获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计之，无饥民则无盗贼，无盗贼则乡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②
  宋代政府推行保甲制度，人们多以为是准军事的武装自卫组织，真德秀在向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说的时候，同样别有新意，认为政府建立保甲，实际上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乡里和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他在《浦城谕保甲文》中说：“古者于乡田，同井之义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遗意。然今人少知此义，邻里相视，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举行保甲，某甚以为喜。盖不惟可备不虞之患，亦欲因此与里社相亲，渐还古意。以诸隅区处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恐其别有差使故也。某尝闻令君与丞公之议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堤防小窃与遗漏而已。一家有盗不能自获也，邻里毕至，则其获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灭也，邻里毕至则其灭必矣。若夫扦御外盗，近则有尉寨之兵与招募之兵，远则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责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纲耳。贫士之无仆者，单丁之老弱者，不强之使出也。五日一点，欲见其大数耳。虽有拽队巡警之说，未必常行也。此皆县官本意，而外人未尽知，故有疑论。不知此法之行，实以恤民，而非扰民。特疑之者过耳。某卜居于此，倏已六年，阖邑之人，皆吾邻里乡党也，思一聚会而未能。今因此遍会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将以此月中旬与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备，退而分胙，则百家之人皆预，不以士农工商为间，庶合古人崇重乡社之意。其坐次则别有区处，是日当为陈说，邻里乡党，相亲相睦之义，及官司所以团结保甲本意，庶几众心晓然，无复疑惑。今先浼隅官总首遍行告报，仍为此文揭之门首，庶邻里通知焉。”①
  综观真德秀在地方官任上倡导“孝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构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互济、贫富相资、守望相助的民间基层社会。固然，中国历代政府，包括宋代的统治者在内，提倡“孝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化倾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建构与管理民间基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孝道，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以“孝道”为道德价值观基础构建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是最为理性、最有生命力的。我们实在想象不出，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有哪一种道德标准所建构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模式可以替代这种民间基层社会模式。正因为如此，这种以“孝道”为道德价值观基础构建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是可以跨越时代、跨越王朝体系的。甚至时至今日，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与传统农业社会不甚相同的新的时代，但这种以“孝道”为道德价值观基础构建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仍然有着相当的生命力。我们从真德秀一系列的《劝谕文》《谕俗文》《劝农文》《谕州县同僚》中，看到了宋代儒者对于建构这种民间基层社会理念的不懈追求。我们在讨论中国“孝道”的时候，切不可只把眼光关注在所谓“孝道”的意识形态政治化之上，真德秀等宋代儒者在建构民间基层社会时所做出的努力和杰出贡献，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