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真德秀认为，在民间推行孝道，建立比较和谐的宗族、乡族关系，除了广加劝谕之外，司法的配合也是重要的辅助环节。地方官员应该根据褒奖孝行、惩罚不孝的原则，强化孝道在民间社会的施行。如上引他在《潭州谕俗文》中所说：“或其间有昧于礼法之人，为不孝不悌之行，乡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诲谕，令其悛改。”“若上违太守之训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则是败常乱俗之民，王法所加，将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终身不齿，虽悔何及尔？民其思之毋忽。”他在《泉州劝孝文》中也强调了这一想法，他说：
  数月以来，累据诸厢申到，如黄章取肝以救母，刘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强者，其母安人陈氏得疾几危，宗强割股救疗，母遂平复。虽非圣经所尚，然其孝心诚切，实有可嘉。今忽据百姓吴拾同妻阿林，诉其子吴良聪不孝。再三审问，具言其详。当职沗为郡守，不能以礼义训人，致使民间有此悖逆，日夕惭惧，无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条支赏外，特请赴州，置酒三行，以示宾礼之意，用旗帜鼓乐鞍马伞扇送归其家。吴良聪罪该极刑，姑与从轻杖脊二十，髡发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断。使人知孝于其亲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亲者，王法所必惩。兼此邦之人本来易化，只缘官司不加训励，故有无知而轻犯者。今为尔民略陈大义。昔者圣人作《孝经》一书，教人以事亲之道。其纪孝行章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之始终，无出于此。①
  真德秀这种以道德教化和司法奖惩相互配合的推行“孝道”之举，对于稳定民间基层社会和民间与官府的关系，势必起到比较良好的效果。然而，真德秀认为仅凭官府司法的强制，还不是最好的办法，作为真德秀设计民间社会建构与管理的第三层次，即民间与官府的和谐互为体恤方面，官府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表率民众，从而秉公施政，同样也是督促民间施行孝道、官民和谐必不可少的方面之一。为此，真德秀还专门撰写了劝谕官吏的文字，他在《潭州谕同官咨目》中谆谆劝谕同僚与属下云：
  某猥以庸虚，谬当阃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赖官僚叶心同力，庶克有济。区区辄有所怀，敢以布于左右。盖闻为政之本，风化是先。……今欲因其本俗，迪之于善，已为文谕告，俾兴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邻里之恩。不幸有过，许之自新，而毋狃于故习。若夫推此意而达之民，则令佐之责也。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若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与夫协和亲族赒济乡闾为众所推者，请采访其实以上于州，当与优加褒劝，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昔密学陈公襄为仙居宰，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岂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将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然而正已之道未至，爱人之意不孚，则虽有教告，而民未必从，故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讦，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抚民以仁。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庇，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小有私曲？听讼不审。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矣。其可苟哉？淹延囚系。一夫在囚，举室废业，囹圄之苦，度日如岁，其可淹久乎？惨酷用刑。刑者不口已而，用人之体肤，即己之体肤也，何忍以惨酷加之乎？今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关节用刑，殊不思刑者，国之典，所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泛滥追呼。一夫被追，举室皇扰，有待引之需，有出官之费，贫者不兑举债，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泛滥乎？招引告讦。告讦乃败俗乱化之原，有犯者自当痛惩，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实封伏与出榜，召人告首，阴私罪犯，皆系非法不可为也。重迭催税。税出于田，一岁一收，可使一岁至再税乎？有税而不输，此民户之罪也，输已而复责以输，是谁之罪也？今之州县，盖有已纳而钞不给，或钞虽给而籍不销，追至官呈钞乃免，不胜其扰矣。甚者有钞不理，必重纳而后已，破家荡产、鬻妻卖子，往往由之。有仁心者，岂忍为此？科罚取财。民间自二税合输之外，一毫不当妄取。今县道有行科罚之政，与夫非法科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纵吏下乡。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也。弓手士兵，尤当禁戢，自非捕盗，皆不可差出。低价买物是也。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咸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着民户，何以堪此？
  某之区区，其于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贤固有不俟丁宁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岂无当勉而未能者乎？传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又曰谁谓德难厉其庶而贤不肖之分在乎勉与不勉而已。异时举刺之行，当以是为准，至若十害，有无所未详知，万一有之，当如拯溺救焚，不俟终日。毋狃于因循之习，毋牵于利害之私。或事关州郡，当见告而商榷焉，必期于去民之瘼而后已，此又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与县，本同一家，长吏僚属亦均一体。若长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属退然自默，不以情达乎上，则上下痞塞，是非莫闻，政疵民隐，何从而理乎？昔诸葛武侯开府作牧，首以集众思广忠益为先。某之视侯，无能为役，然虚心无我，乐于闻善，盖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当知者，愿以告焉。某之所为有不合于理、有不便于俗者，亦愿以告焉。告而适当，敢不敬从？如其未然，不厌反复，则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赐；而某也，亦庶乎其寡过矣。敢以诚告，尚其亮之幸甚。①
  真德秀在这份《潭州谕同官咨目》中，列举了当时官场常见的十种弊病，即“十害”。他希望从自己做起，坚持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努力抵制十种弊病。只有这样，官府才能做到清明为政，从而与民间建立起相互体恤、上下和谐的官民关系。而这种上下和谐的官民关系，正是居于“孝道”道德基础之上的，所谓“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
  真德秀再次知泉州时，发现由于泉州海外贸易发达，财货茂盛、奇珍汇集，民间一有讼诉，往往贿赂官府，因此他又撰写了《谕州县官僚》一文，以劝诫当地的官吏同僚们。该文略云：“某昨者叨帅长沙，尝以四事谕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区区实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间，为潭人兴利除患者，粗有可纪。今者蒙恩起废，再抚是邦，窃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无出前之四事而已，故愿与同僚勉之。盖泉之为州，蛮舶萃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羡，而豪民巨室，有所讼诉，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节，污者士之丑行。士而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己欲安居，则不当扰民之居；己欲丰财，则不当朘民之财。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矧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故愿同僚各以哀矜恻怛为心，而以残忍掊克为戒。则此邦之人，其有廖乎？……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咈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盖殉货贿，则不能公；任喜怒，则不能公。党亲昵、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今之居官者，或以酣咏遨放为高，以勤强敏恪为俗，此前世衰弊之风也。盛明之时，岂宜有此？……今愿同僚共体此意，职思其忧，非休瀚毋聚饮，非节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几政平讼理，田里得安其生。……某虽不敏，请以身先，毫发少渝，望加规警。前此官僚之间，或于四者未能无愧，愿自今始洗心自新。”①
  真德秀在江西任上时，亦时时不忘官府的自律，他在《隆兴劝农文》中说：“太守被命来守此土，两月于兹矣，闾阎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访问，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视农，获与尔父老周旋于郊外，敢竭诚意与父老言。夫劝农，故事也。然知劝农而不知去其害农者，则亦文具而已矣。盖不时之科敷害农也，无故之追扰害农也，夏秋租税已纳重催害农也。近者约束十条亦既禁止丁宁之矣。目今以往，贼盗之殃汝，吾为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为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断不敢自安。”②在福州任上时，颁布《谕俗文》，也向民众表达了严厉管束官府所为的决心：“自到福州，一意讲求。赋输太重者，首议蠲减。科须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乡之扰，除保司代纳之害。戒谕十二县官属，毋滥刑，毋横敛，毋徇私，毋黩货，毋通关节，毋任胥吏。……今以申饬十二县者，行下诸州，各察其属，务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于田里。尔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爱身寡过，务本著业。……当职以本路之人为本路之帅，其视八州皆如乡党，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贪残者，当为尔惩之；豪强侵暴者，当为尔戢之；盗贼剽窃为汝之害，当为剪除之。尔既安其生，异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自今以往，家家礼义、人人忠孝。变七闽之俗为邹鲁之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