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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是朱熹的重要传人。朱熹本人在其短暂的为官日子里，每到一处，总是念念不忘以儒家的道德观教化当地官吏和民众，写下了不少《谕俗文》《劝农文》一类的文章。朱熹的这种行为，显然深刻影响到他的后学们。黄榦、真德秀等也都仿效朱熹，在自己的官任上，撰写《谕俗文》《劝农文》的文章，以期达到教化当地官吏和民众的作用。其中，真德秀所撰写的《谕俗文》《劝农文》等教化文章，大概是朱熹后学之中最为突出的。
  我们现在可以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文献中看到的《谕俗文》《劝农文》一类有关地方教化的文章，一共有17篇，分别是《泉州科举谕士文》《劝学文》《潭州谕同官咨目》《潭州谕俗文》《劝立义廪文》《谕贼文为招司作》《福州谕俗文》《浦城谕保甲文》《再守泉州劝谕文》《泉州劝孝文》《谕州县官僚》《福州劝农文》《泉州劝农文》《劝农文》《隆兴劝农文》《劝农文》《再守泉州劝农文》①。其中《潭州谕俗文》《再守泉州劝谕文》《福州谕俗文》《潭州劝学文》《泉州劝孝文》等六篇，在明末清初曹溶编辑《学海类编》时，汇为一辑，以真德秀《谕俗文》的名称，单独刊布于世。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编辑出版《丛书集成初编》，以及1985年中华书局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时，均沿用曹溶《谕俗文》的名称，收入其书。②
  真德秀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劝谕文中，关于“孝道”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论述，以《潭州谕俗文》最为突出，该谕俗文略云：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之重，非特责以有司常务而已，布宣德化、导迪人心，实守臣之事。顾此风俗未详知，今以天性人伦之大者，与夫迁善改过之方，首为尔民告，名之曰谕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为先。盖人之为人异乎禽兽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长幼之义也。诗云父生我、母鞠我；继之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此言父母之恩，与天同大；为人子者，虽竭其力未足以报也。今乃有亲在，而别籍异财；亲老而供养多阙，亲疾而救疗弗力；亲没而安厝弗时。不思此身从何而有？罔极之报，当如是乎？至于兄弟天伦，古人谓之手足，言其本同一体也。今乃有以唇舌细故而致争、锥刀小利而兴讼，长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气之亲，何忍为此？潭湘旧俗素淳厚，如前数者，未必有之。太守此来，欲以义理训民，未免预陈劝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县。自今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者，采访得实，具申本州，当与优加旌赏，以为风俗之劝。或其间有昧于礼法之人，为不孝不悌之行，乡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诲谕，令其悛改。……若上违太守之训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则是败常乱俗之民，王法所加，将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终身不齿，虽悔何及尔？民其思之毋忽。
  二、古人于宗族之恩，百世不绝，盖服属虽远，本同祖宗，血脉相通，岂容间隔？至于邻里乡党，虽比宗族为疏，然其有无相资、缓急相依、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情义所关，亦为甚重。今人于此二者，往往视以为轻。小有忿争，辄相陵犯。词愬一起，便为敌仇。有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陈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余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为义门。近者吉州孙进士，以惠施一乡，诸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为美谈。江湖之间，境土相接，岂有江西之人为义举，而此独不能？今请逐处老成贤德之士，交相劝率，崇宗族之爱，厚邻里之欢，时节往来，恩义浃洽。小小乖忤，务相涵容，不必轻启讼端，以致结成怨隙。若能和协亲族、赒济里闾，为众论所推，亦当特加褒异。如其不体教训，妄起讼争，惩一戒百，所不容已。尔民其勉之毋忽。
  三、官之与民，谊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体恤。为有司者，不当以非法扰民；为百姓者，亦不当非理扰官。太守平时以爱人利物为心，不啻饥渴。视事之始，切切讲求。已转牒州县官，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除其十害。何谓四事？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是也。何谓十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迭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十者有无所未详知，万一有之，当如拯溺救焚，不俟终日，务令田野安帖，愁叹不生。民间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许明白具状前来陈述，但不许匿名实封许人私过。言而有理，即当详酌，以次施行。尔民亦宜体太守此心，更相劝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强横吞谋贫溺，奸狡诈伪欺骗良善，教唆词讼，计属公事，聚众斗殴，开坊贱博，居停盗贼，屠宰耕牛，沽卖私酒，兴贩禁物，如此之类，皆系非法。无理之讼勿妄为，如事不干己，辄行告讦，撰装词类，夹带虚实，如此者皆是无理。或日前所为，末免害义。若幡然悔悟，去恶从善，如汤沃雪旧迹都消。人谁无过，改之为贵。周处三害，终为名贤。父老其以此意为乡闾子弟反复解说，必若教之不悛，则国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虽欲宽，不可得尔。民其幸听之毋忽。
  右谕俗三事，开具在前。太守之于尔民，犹父兄之于子弟。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无过；为太守者，亦只欲尔民之无犯。故于到任之初，以诚心实意谆谆告谕。其不识文义者，乡曲善士当以俗说为众开陈，使之通晓，庶几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无追呼之迹，公庭无鞭扑之声，民情熙然，化为乐众，岂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①
  真德秀在这篇《潭州谕俗文》中，把当时的社会管理教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以个体家庭为核心，在家庭内部，必须施行孝道、孝悌，“父母之恩，与天同大；为人子者，虽竭其力未足以报也”，“兄弟天伦，古人谓之手足，言其本同一体也”。在家庭内部施行了孝道、孝悌之后，就可以使家庭中的各位成员尊老爱幼、相互体贴、和睦共处。在个体家庭这个社会基础之上，是宗族和乡族。因此，真德秀在社会管理教化中设计了第二层次。“宗族之恩，百世不绝，盖服属虽远，本同祖宗，血脉相通，岂容间隔？至于邻里乡党，虽比宗族为疏，然其有无相资、缓急相依、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情义所关，亦为甚重。”这也就是说，从家庭内部的孝道、孝悌出发，扩展到宗族、乡族的层面，才可以做到乡里之间缓急相依、患难相救、守望相助，使得宗族、乡族的基层社会，处于一个长期比较稳定的状态。在这两个层次之上，即第三层次，是民间基层社会与官府的关系。民间基层社会如果与官府没有一种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的长期稳定与长治久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真德秀所向往的民间基层社会与官府的关系，应该是“谊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体恤”。显然，真德秀把家庭的孝道、孝悌，进一步扩展到基层社会与官府的关系之上。民间与官府只有做到像家人那样“谊同一家”，社会的管理才能敬上抚下、合相体恤。
  中国提倡“孝道”由来已久，是与长期以来我国以农作物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农作物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基本上必须维持一种安土重迁、邻里相依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有别于商业社会和游牧社会那种迁徙不定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生产与生活的相对稳定性，是农业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要维持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稳定，强化家庭、家族、宗族、乡族等基层社会组织的自身凝聚力，使之能够比较自觉地敬老爱幼、守望相助，则充分启发人性的原始因素，即血亲之爱，无疑是发挥基层社会组织自身凝聚力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可以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提倡和施行“孝道”，是维护基层社会相对稳定和谐，民间与官府相对体恤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在唐宋以来传统的诸侯、世家豪族等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体系已经崩溃瓦解的情况下，宋代的儒者们极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建构了一种适应于宋代社会的新的家族制度。这种新的家族制度，即民间基层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不仅需要有硬件制度及组织上的设计与建构，而且还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价值观予以支撑。真德秀在《潭州谕俗文》中所阐述的以“孝道”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教化的三个层次理念，对进一步完善南宋时期的民间基层社会组织及家族制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宣化作用。
  真德秀不仅在潭州任上以孝道劝谕地方的民众与官吏，在担任其他地方的官员时，也是如此。他在知泉州时，撰写了《泉州劝孝文》和《再守泉州劝谕文》等，也是以孝道作为教化民众和管理基层社会的首要内容，“当职昨以三事谕民，首及孝悌”①。他在《再守泉州劝谕文》中，以四字一组的通俗文字写道：
  太守将至，郡人欢迎，自惭薄德，莫副民望，视事之始，合有教条，不惮谆谆，为尔开说。凡为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爱，协和兄弟。人非父母，岂有此身？父母生儿，多少艰辛，妊娠将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饮母膏血。携持保抱，日望长成，如惜金珠，如护性命。慈乌反哺，犹知报恩，人而不孝，乌雀不若。兄弟之爱，同气连枝，古来取喻，名为手足。人无兄弟，如无四肢，痛痒相关，实同一体。长当抚幼，弟当敬兄，或值急难，尤须救助。其次族属，虽有亲疏，论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叶分披，本同一根，气脉未远，岂宜相视，便若路人？其次乡邻，情义亦重，患难相扶，疾病相救，恩义往来，亦不可阙。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尔良民，首当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争，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兴词，一到讼庭，终身仇敌，更相报复，无有休期，坏产破家，多由于此。语言喧竞，或不能无，邻里之间，急宜劝止，莫令交手，致有斗伤，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结深仇。何似始初，便从忍耐，触来莫竞，心下清凉。市井经营，虽图利息，亦须睹是。莫太亏瞒，秤斗称量，各务公当，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湿米水肉，太为人害，放债收息，量取为宜。分数太多，贫者受苦，举债营运，如约早还，莫待到官，然后偿纳。饮酒无节，少不生灾，赌博不戒，多至为盗。游手浮浪，久必困穷。勤谨服业，终是得力。太守今此，为民复来，有大不平，当为伸雪，有大不便，当为蠲除。事若细微，不必相挠。于尔无益，于我徒劳。违法犯刑，最不可作，旧来有过，各许自新，教而不从，刑斯无赦。有过能改，即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诲尔子弟，及其乡人，有违此言，众共诮责。凡此忉怛，欲晓编民。读书为儒，师慕圣哲，自知义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闾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贤，以善教人，人必感动。去薄从厚，弭灾召和，其始自今，永为乐国。①
  真德秀在诸多的《劝谕文》《谕俗文》《劝孝文》中，常常引用前人或当地尽孝的典型例子劝导民间施行孝道，但是他对于某些极端的尽孝方式，如割股疗亲等，似乎并不赞同，他在《泉州劝孝文》中说：“子之事亲，常须恭敬，不得慢易，盖父母者，子之天地也。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诛；为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谴。……亲年既高，不能无疾，人子当躬自侍，奉药必先尝。若有名医，不惜涕泣恳告以求治疗之法，不必剔肝刲股然后为孝。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贻亲忧。”①这种居于人道人情的劝孝，显然要比那些无限道德化的劝孝方式更为切合民间社会的实际。
  真德秀不仅在《劝孝文》《谕俗文》中宣扬孝道，在其他如《劝农文》《劝学文》中，也都以“孝道”为主要道德指南，化育民间社会。如在《隆兴劝农文》中说：“太守被命来守此土，两月于兹矣，闾阎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访问，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视农，获与尔父老周旋于郊外，敢竭诚意与父老言。……尔农有愁叹之苦，汝农亦宜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与其怠惰而饥寒，何如勤苦而温饱；与其奢侈而困穷，何如俭约而丰足。有子弟当教之以孝义，有妇女当课之以蚕织。兄弟宗族，恩义至重，不可以小利致争；邻里乡党，缓急相须，不可以小忿兴讼。喜争斗者，杀身之本；乐词讼者，破家之基。赌博乃偷盗之媒，耽酒是丧生之渐。凡此数事，为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祸败。父老其以此意遍谕，使更相劝勉，庶田亩辟、百穀丰，家给人足，风俗近厚，则尔农之利也，亦太守之愿也。”②在湖湘任上的《劝农文》中说：“嗟尔湘人为生甚勤，土瘠而硗，俗窭且贫，太守之来，兢兢朝夕，惠利为心，可质天日。……父慈子孝，和气满堂，雍雍愉愉，为家之祥。子悖其亲，父虐其子，伤恩败教，皆由兹始。有媪曰陈百岁，康强若儿若女，鹤发成行。问其所致，曰慈曰孝。夫岂偶然，天道之报。陈民长少，县明道乡人，今年百有二岁，二男一女，皆近八十，缘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赐之高寿。我劝尔民，是则是效。”③
  在《泉州劝农文》中说：“仲春劝农耕，郡国有常制。……父老记我言，归语尔子弟，及尔乡党间，各各修礼义，事亲与敬长，必也孝且悌，恩爱笃宗族，欢好洽邻里，全此乃为人，否则犬豕类。第一勿好饮，好饮多招累，颠冥触罪罟，太半缘酣醉。二则勿好博，好博为身祟，但观盗窃徒，多起摴蒲戏。三则勿好斗，逊顺人所贵。忘身及其亲，每每因忿恚。何如忍须臾，事过心如水。四则勿好讼，终凶圣所戒。小则縻赀财，大则遭缧系。何如退跬步，终身免颠踬。我昔初下车，谆谆尝揭示。今复重丁宁，尔民宜切记，谕农因谕俗。予心真笃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①
  真德秀第二次出任知泉州时，再次出榜《劝农文》，并且把《孝经·庶人章》刊刻成册，广泛散发于民间，俾之有所遵行。《再守泉州劝农文》云：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己卯《劝农文》有曰来岁相望，邈乎山川。盖睠睠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复来，又因劝农，得举杯酒以饮父老，喜当如何？尔民之喜，当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来，精神气力不及前时，惟有真心爱民不减前时。今所望于父老者，劝化乡闾后生子弟，各为善人，各修本业而已。《孝经·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经乃至圣文宣王所作，大圣语言，应不误人。春宜深耕，夏宜数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敛，豆麦黍粟，麻羊菜蔬，各宜及时用功布种，陂塘沟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须谨身节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爱惜，莫作罪过，莫犯刑责，得忍且忍，莫要斗殴，得休且休，莫生词讼。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谨身。……财物难得，常须爱惜。食足充口，不须贪味。衣足蔽体，不须奢华。莫喜饮酒，饮多失事。莫喜赌博，好赌坏人。莫习魔教，莫信邪师。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凡人皆因妄费无节生出事端，既不妄费，即不妄求，自然安稳。无诸灾难，便是节用。谨身则不忧恼父母，节用则能供给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谓孝。故曰：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虽亡，保守遗礼，勤修祭祀，亦与孝养一同。《孝经》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镂小本，烦尔父老散与乡民，劝其朝朝诵念，字字奉行。如此则在乡为良民，在家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废业自取饥寒、放荡不谨自招危辱者，相去远矣。尔民既喜太守之复来，则当信从太守之教令，其敬听之毋忽。①
  在这份《劝农文》中，真德秀除了一再秉持“孝道”以教化民间社会和睦相处、勤力为农之外，他还希望通过“孝道”的宣扬，摒弃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南宋时期的泉州地区，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对外交通码头，随着中外文化交通的发展，一些海外的文化表现形态如摩尼教、基督教、印度教等，也随着阿拉伯商人及西方商人的来临，在泉州地区有所传播。真德秀作为一名纯正的儒者，自然是不能接受这些外来宗教在自己治下的区域内传播的，因此他在这篇《劝农文》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莫习魔教，莫信邪师。莫贪浪游，莫看百戏。”真德秀的这篇《劝农文》，既反映了他始终把“孝道”的施行作为构建管理民间基层社会的首要道德教化内容，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时期泉州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若干新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已经为敏锐的儒者真德秀所注意。他所提出的以中国传统的“孝道”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无论是错还是对，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在面对外来不良文化侵袭时所应当予以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