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人提倡孝道，由来已久。但是到了近现代，人们对于传统“孝道”颇有微词。一方面，人们认为所谓的“孝道”过于虚伪甚至有悖人道；另一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们，总是热衷于把“孝道”与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认为历代统治者为了让天下臣民效忠于自己，大力提倡“孝道”，鼓吹“移孝作忠”，以“孝道”的名义，最终达到“忠君”以及下级效忠于上级的统治目的。台湾地区学者吕妙芬在《孝治天下》一书中这样写道：“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在汉代已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君王身体力行、告谕天下、提倡尊老政策以外，司法、教育、选才、赋役等系统也都介入支持，使得“孝”成为政治文化中极重要的价值，也因而不乏被各方挪用而变质的事例，具高度政治性。后代君王同样注重孝治，虽然形式与程度有所差异，但以孝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当的延续性，不过仍以近世时期最为完备。……旌表是皇权深入民间收编既有势力与提倡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也是民间，尤其是地方大族，得以争取获得国家认可、扩展自身权力与影响的重要机制。因此，旌表对于孝治的推行十分重要。旌表孝子虽在唐代已有许多事例，但李丰春和杨建宏都指出，旌表的制度要到宋代才更完备，也才更深入民间。……近世中国朝廷利用旌表制提倡孝道的机制，愈到晚近愈趋制度化和成熟，也愈深入民间，并且跨越性别，其对于孝治意识形态之影响不容忽视。”①
  中国历代统治者提倡“孝道”，固然有借此堂皇的名义以达到“家天下”，以及由下而上逐级顺服的统治秩序，这种“移孝作忠”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历代官方的统治，而且也导致了不同的领域专制体制的逐步强化和“孝道”的虚伪性。然而，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的是，“孝道”除了在政治领域起到重要作用之外，它对于民间基层社会而言，是否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在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中国社会，“孝道”的存在是否具有它的合理性及不可替代性？显然，关于“孝道”与中国民间社会的建构与管理，是我们讨论“孝道”问题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实上，宋代儒者特别是理学家们对于“孝道”的理解与倡导，并不仅仅局限在“移孝作忠”的高度政治性上面，而是更加侧重于人与社会的基层建构。从个人而言，著名的《大学章句》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修身”是达到终极目标的基础，假如没有意诚正心的“修身”，那么一切理想均为空谈，所谓“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而从社会建构而言，“孝道”无疑就是一切社会组织与管理的最为基础性的建构。孔子曾经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父子、兄弟关系为核心的人伦规范，即以爱敬、顺从、和睦、谦让等为主要人间秩序价值观。缺失了“孝道”“孝悌”的人伦规范及人间秩序价值观，则民间社会必然进入极其混乱无序的状态，民间社会的正常延续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宋代的儒者们对于“修身”与“孝道”这两则做人与建构管理社会的基础价值观，不但自身勤于实践，而且不遗余力地予以宣扬倡导。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讲，宋代儒者特别是理学家们对于致力“孝道”在民间社会建构和管理上发挥重要作用，恐怕要超过他们对于“孝道”导致“忠君”政治作用的期待。
  下面，我们以南宋儒者、理学家真德秀为例，就“孝道”与民间社会建构管理的相互关系诸问题，做一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