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往的论者对于宋代儒者的女性观念颇有指责，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①。其实，中国传统礼制对于女性的约束，由来已久。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女性与丈夫、女性与翁姑、女性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往往相当复杂，形态各异。而当司法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同的案件时，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就不能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相对变通的处理方式，以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徐家论陈家取去媳妇及田产》一案，说的是陈氏妇人嫁往徐氏为妻，并有陪嫁田产。陈氏妇人与徐氏丈夫生活多年，育有子女四人，后来不幸夫亡，其陈氏娘家怂恿陈氏妇人回居娘家，索回当初陪嫁的田产。陈氏娘家此举，纯为陪嫁的田产，因此，黄榦在判词中这样写道：
  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以夫之家为其家也。妇人谓嫁曰归，是以得嫁为得所归也。莫重于夫、莫尊于姑、莫亲于子，一齐而不可变，岂可以生死易其心哉？陈氏之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不幸而夫死，必当体其夫之意，事其姑终身焉。假使无子，犹不可归，况有女三人、有男一人，携之以归其父之家犹不可，况弃之而去？既不以身奉其姑，而反以其子累其姑，此岂复有人道乎？父给田而予之嫁，是为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装奁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陈氏岂得而有之？使徐氏无子，则陈氏取其田以为己有可也，况有子四人，则自当以田分其诸子，岂得取其田而弃诸子乎？使陈氏果有此志，陈文明为之父、陈伯洪为之兄，尚当力戒之，岂得容之使归，反助之为不义乎？察其事情，未必出于陈氏之本意，乃陈文明、陈伯洪实为此举也。陈文明独无儿妇乎？使伯洪死其妻亦弃其子以累其父母，取其田而自归，陈文明岂得无词乎？陈氏一妇人，陈文明亦老矣，其实则陈伯洪之罪也。知军吴寺簿不察此义，反将徐孟彝之弟徐善英勘断以为不应教其母争讼，是纵陈氏为不义也。欲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仍监将两项田听从徐氏收管，花利教其子、嫁其女，庶得允当。申提刑使衙取旨挥一行人召保。①
  在这个案件中，黄榦根据“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制原则，判定陈氏夫人既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虽然丈夫已去世，但是作为徐家之人，其所有财产自然应该归属于徐家。即使陈氏最终去世，这些财产也应该由徐氏儿子继承。因此，其娘家是没有权力收回陪嫁的妆奁田产的。而其娘家妄行取回陈氏及田产，实为不义，故应予以惩处，“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
  陈氏与徐氏两家的关系相对简单，虽然因为陈氏娘家贪图取回妆奁田产而产生诉讼，但是毕竟事由仅涉两家，官司易判。而下面这件关于《京宣义诉曾嵓叟取妻归葬》的案件，关系就相当复杂了。该案件事由如下：
  京宣义经使军陈词，取妻周氏归葬。使军行下本县详状照条施行，本县遂追周氏之兄周司户及周氏前夫之子曾嵓叟供对。今据两家干人赍出周司户之才及曾嵓叟状词前来出官，今看详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则周氏于曾家之义绝矣。既为京宣义之妻，则其死也，当归葬于京氏。然考其岁月，京宣义以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为妻，次年八月取归隆兴府，经及两月，周氏以京宣义溺于嬖妾，遂逃归曾家。自后京宣义赴池阳丞，周氏不复随往。至去年八月间，周氏身死，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又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周氏于曾家固为义绝，而京宣义之于周氏，亦不复有夫妇之义矣。使京宣义于周氏果有夫妇之义，则不应溺嬖妾而弃正室，又不应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数年，而挈其妾以之官。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特欲骚扰曾嵓叟之家，以装奁诬赖，因以为利耳。此岂士大夫之所当为哉？其说以为始乃娶赵副将之妻，不应曾嵓叟占留以葬，独不思周氏之嫁京宣义，乃自曾家出嫁，其避京宣义之妾而归也，亦归于曾家，岂得以为与曾家无干涉乎？周氏于曾固为义绝，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今京宣义弃周氏而去，亦绝矣。以义断之，则两家皆为义绝，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京宣义公相之子孙，名在仕版，不应为此闾巷之态，妄生词诉周氏之丧。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申使军取旨挥干人留领断由讫放。①
  这个案件的事由甚为特殊，周氏夫人曾经嫁给三夫，“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初嫁曾氏时，生有儿子。三嫁京宣义之后，虽然名义上为京家之妻，但是京宣义沉溺于嬖妾之欢，于周氏毫无感情，“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周氏在京家既无女主人的地位，只好回到曾家，与自己的儿子相依过日子。而当周氏去世后，京宣义却经使军陈词，诉求取妻周氏归葬。对于这个案件，黄榦认为，周氏一再改嫁，与出嫁的曾家之义已绝；但是现嫁给京宣义为妻，二者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京宣义“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因此从家庭夫妻之义而言，周氏与曾家、京家均已不存在“夫妻之义”，故京宣义诉求取妻周氏归葬，于义无据。“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然而周氏于曾家，虽然从夫妻之义的角度讲，“固为义绝”，但是宋代的法律规定：“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以恩情度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因此黄榦判定，周氏归于曾家安葬拜祭，京家不得妄行争执归葬。“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黄榦既不是根据所谓的妇女贞洁的原则，也不是根据犹如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既嫁从夫的现实原则，而是以夫妻的真实感情作为判案的原则。夫妻既无感情，恩与义并绝，周氏就只能判给义绝而恩存的曾家了。这一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黄榦作为一名关心社会现实的儒者，在坚持义理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理变通的经世原则。①
  从黄榦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地位的认知这一事实，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出最为后世所诟病的妇女“贞节观”在宋代实施的某些侧面。在上举的许多案例中，妇女改嫁的事情屡有发生，黄榦对于改嫁女性的案件判决，一般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就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一般皆以为，中国社会对妇女守节方面的态度，存在一个演进的过程，虽然“从一而终”的妇女贞节一直受到高度认同，但是在明代以前，对礼教最具敏感度的士人，在其文集中，一般也不忌讳记载再嫁的妇女。同时，无论是宗室贵族还是士大夫官员，对于家族中的妇女再嫁，或娶再嫁的妇女，也不介意，或者说，即使介意，也不是最优先的考量。与之相比，门第或经济等因素显然更为重要。宋代之前，妇女仍然拥有选择再嫁的自由与空间，自周迄宋，妇女皆不讳再嫁。②我们从黄榦的判词中，再一次印证了宋代妇女贞节问题的这一事实。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及社会上的认知，往往把中国妇女贞节的非人道化归咎于宋儒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们。诚然，一部分宋儒确实把妇女的贞节观念提高到泛道德化的高度。特别是理学家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在中国妇女贞节观的历史演变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把妇女的贞节纳入到“天理”的范畴，使原本特出的道德行为开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就理学系统而言，天理是内于人心的，这就将原本是随机发生的道德实践赋予了普遍化的意涵。”③后世对于妇女贞节问题的认知，往往以宋儒程颐的这一极端言论而加以叙述。但是，同样作为儒者、理学家，又是程颐的晚辈的黄榦，却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的贞节问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我们今天对于宋儒们在妇女观上的评价，似不宜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