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法律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中国的法律体系建立甚早，但是难趋完善。特别是制定和执行法律运行的社会统治阶层，不能严格地践行法律，是造成中国法律体系无法完善的根本原因。因此，从秦汉中国大一统政治专制体制建立以来，势豪官吏对法律肆行践踏和蔑视的情况便时有发生。朱熹弟子黄榦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收录了黄榦在担任地方官员时所经历的一些案例判词，从这些判词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南宋晚年地方势豪及官吏们是如何倚仗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诉讼过程中践踏和蔑视法律的。我们通过对这些案例判词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法律运行的基本状况，以及作为一位儒者对于执法的担当。
  （一）倚仗权势、诬告他人
  在黄榦的判词中，有些有权有势的地方富豪倚仗自己的社会地位，妄图谋取他人利益而诬告他人的案例占有相当的比例。
  嘉定（1208～1224）初年，黄榦在江西临川任上审理“危教授论熊祥停盗”一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倚仗权势、诬告他人”的例子。危教授作为一名士人，因为窥伺他人的山产，便先行诉讼，诬告熊祥等人行窃停盗。《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8《判语》记录该案的缘由说：“危教授被盗，论盗者数人，续据尉司解到陈九自供：为盗是实，又供系是熊祥教令为盗；饶细乙、舒九两名亦供：熊祥寻常实是停盗，累尝使人为盗。当厅审问与尉司所供无异。又各人称：尉司人不曾拷打，危教授不曾计嘱。”①据此，则危教授家中被盗是实，被捉到的三名盗犯，经尉司等衙门审讯，一致供认行盗为实，系由熊祥指使所致。
  但是到了黄榦重新受理审讯此案的时候，熊祥及三名行盗嫌疑犯即陈九、饶细乙、舒九全部翻供，该《判词》写道：
  及追到熊祥，再唤人供对，都与前所供全然相反。并称系是弓手黄友、徐亮在龙舟院打缚，又系危官人自行打勘。本县照得陈九为盗，并饶细乙、舒九供熊祥停盗，若非受打受赂，岂肯到官自行供通？及唤上医人验陈九被打痕损，果是曾经用推打伤踝骨，并夹损手指。分明停人为盗与执人为盗利害非轻，陈九伤损病患且押下本保着家知管，饶细乙、舒九本无罪犯，特以所供前后不同，三名并押下本保着家知管。熊祥虽未知停藏着实，然前后词诉不一，必是乡里豪横徐亮、黄友辄将陈九等殴打，并寄收对引。……昨据危教授陈论被盗，本县以寄居之家寓居村落为盗所扰，不容坐视，遂牒官根捉未获。间又偶出捕蝗，亲至危教授之家，见其所说被盗踪迹，因及邻人有熊祥者，平日豪横，又与之互争山地，意为盗之人，乃熊祥教使。本县又严切行下尉司，根捉续据危教授指名陈论之人二名陈九等自出官辨析，本县遂将三名押下尉司，根捉正贼。本县所以厚于寄居严于驭盗，可谓至矣。寻据尉司解到所押下三名，具申供通因依当口审问三名者，历历通吐，略无隐讳。问之以尉司曾有棰楚，则曰无；问之以危教授曾有计嘱，则又曰无。陈九亲为盗者也，饶细乙、舒九不曾为盗，而言熊祥停盗者也，既无棰楚，又无计嘱，何苦历历通吐如此？所以不能使人无疑也。再押下尉司审实……及本县再专人追尉司，承行人监解所押下三名方始解到。及三人到县，而所供尽与前日不同。又见陈九者羸瘦将死，令医人看验，则拾指皆被夹损，脚踝亦被椎损。问三人前日所以吐供之由，则曰危四官人并弓手徐亮、黄友绷缚棰打，不胜其苦而使自诬服，非其本情也。观陈九之痕损，则棰楚之下，亦何求而不得耶！此又所以使人不能无疑也。又据熊祥供：危教授因强夺其山地不得，遂欲以停盗之罪加之。此邦之人以产业与人正行交易，及其起意诬赖，则是特抵当非正行交易也。立契交关领钱管业经隔年岁，岂得无故谓之抵当？陈如圭先以山卖与熊祥，今又将卖与危教授，乃陈词于县，以为抵当。以此观之，则危教授委是与熊祥有争山之隙也。夫无所争而论人以停盗，犹可口也；有所争而以停盗之罪加人，此又甚使人不能无疑者。危教授之所恃以论熊祥者，但有三人可以为证。今三人皆已变其前说，则官司又何以见其果为停盗乎？危教授必欲遍走诸司，置熊祥于囹圄以重困之。张官置吏，亦止得据情按法平理曲直，又岂敢以罪状未明之人置之囹圄，以快寄居之意乎？大抵此间之俗，凡居乡者，必须杂用霸道以陵驾乡闾，然后有以自立，虽士大夫未免为习俗所移。但县道固难助人为霸道者也。熊祥停藏未明押下本保知管，牒尉司追捉正贼侯圈五、陈细乙两名到日，唤上黄友、徐亮，辄将陈九殴打各先勘杖六十，放备申提举使司及使州已具申。①
  经过黄榦的认真审理，事实的真相是士人危教授“因强夺其山地不得”，计嘱勾通县衙里面的一些胥吏，捏造事由，屈打成招，诬告熊祥及陈九等人。危教授身为士人，在当地较有权势，负责捉盗的尉司等衙门都在一定程度上替危教授隐瞒真相和参与捏造事实，致使黄榦在办理此案时困难重重。
  地方势豪倚仗权势、诬告他人的行为，“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一案中，也表现得相当典型。据黄榦《判词》中所记，该案的缘由是母阿江有二子，长曰陈安国，次曰陈安节。长男把母亲及弟弟共有田产盗卖给势豪，伪造文书。母阿江及弟陈安节遂把陈安国告上县衙。“陈安国，阿江之子，，陈安节之兄。阿江与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将田业典卖，初论曾金紫等三户，本县得见所书陈安节名姓，皆是陈安国代书。又是其母陈论此，是曾金紫等三户典买违法分明，已准分法给一半还得业人，给据付得业人管业，仍批凿契字付陈安节执照所合受分之产。续又据陈安节陈论邹司户、雷少四两户亦系违法交易、瞒昧盗典卖，陈安节合受分田产。再追出两户干照，邹司户十契亦是陈安国代书陈安节名，尤为明白。此是违法瞒昧分明。……本县昨据陈安节论兄陈安国盗将卑幼田产与邹司户交易，本县见得陈安国假作母亲及弟书名着押违法，将兄弟共分田产与邹司户交易分明，遂将陈安国一分还邹司户管业，将陈安节一分还陈安节，却监陈安国备违法契面钱还邹司户。其后邹司户倚恃富豪、专务健讼，不伏本县所断，遂经使军陈词。”①这里所讲到的“邹司户”，即是官宦之家。邹司户明知与陈安国交易的田产是属于陈安国之弟陈安节与母阿江所共有，却通同伪造签字文书，占得所有田产。后因母阿江及弟陈安节诉讼理论，经黄榦根据事实判决之后，邹司户则倚仗自己在官府中的权势，反而诬告陈安节等人。为此，黄榦特地申文临江军，争辩其事云：
  本县昨具公状，申述邹涛违法典买田产事。盖阿江有二子，长曰陈安国，次曰陈安节。陈安国却瞒昧其母阿江及弟安节，将共众产业出典邹涛。邹涛又与之通情，使陈安国假作阿江及陈安节着押交易，此是违法分明。在法自合准分法追陈安节分受一半产业还陈安节管业，却监陈安国钱还邹涛，方为允当。今邹涛倚恃多赀，妄兴词诉，脱罔台判。及至本县申陈，又买嘱法司，辄引尊长卑幼通同之条，欲先监陈安国钱毕日方给还陈安节产业。陈安国既与邹涛违法交易，又岂有将钱还邹涛而后给还陈安节产业？陈安国既不肯还钱，则陈安节永无得产之理。以江西风俗，违法盗买卑幼田产之讼最多。若皆可以引用此条，则形势之家可以恣行违法置产。其卑幼共分之人，其合得产业，为人盗卖之后，永无得伸之时。国家设法，本为人伸雪不平，岂肯使卑幼反受屈？……陈安国瞒昧其母与弟辄典卖共分人田产，即非通合，岂得引用此条欲先监钱而后还业耶？显然是法司受邹涛情嘱，辄敢欺罔严明。欲乞台慈特赐详酌照榦元申行下，庶几形势之家不敢违法夺人产业，奸猾之吏不得侮法欺罔严明，贫穷小民得以保全所合承分之产①。
  在这份申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势豪邹司户是如何“妄兴词诉，脱罔台判”“买嘱法司，辄引尊长卑幼通同之条”，而当地官吏又是如何“受邹涛情嘱，辄敢欺罔严明”的。在地方势豪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中，势豪们可以随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而一般的民众，则往往只能忍声吞气。这正像黄榦在以上案件判词中所说的那样：“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恃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不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赀，买诱官吏，曲行改断。小民贫困，多被屈抑。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费用，已不胜其困矣。此富家所以愈富，而贫民所以愈贫也。”②
  （二）横行乡里、无视法纪
  从黄榦的《判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有权有势的豪强，他们横行乡里，欺压平民，却能屡屡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网络，规避法律的惩罚。如在《判词》中出现多次的“谢知府”，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无视法律的恶劣士绅。
  《判词·窑户杨三十四等论谢知府宅强买砖瓦》记载谢知府的不法行为云：
  窑户十七人，经县陈词论谢知府宅非理吊缚抑勒白要砖瓦事，本县追到干人邹彦、王明供对，两词各不从实供招，遂各散禁。今以两词供答参详，据干人赍到文约，并称所买砖瓦皆是大砖大瓦，则所供价例乃窑户之说，为是干人初供，以为小砖小瓦，则与元立文约不同，此乃是低价抑勒之验。窑户所以不得已而哀号于县庭也，小民以烧砖瓦为业，不过日求升合，以活其妻孥，惟恐人之不售也。所售愈多，则得利愈厚，岂有甘心饥饿而不求售者哉？寄居之家所还价直与民户等，彼亦何苦而不求售？今至于合为朋曹经官论诉，必是有甚不能平而后至此也。今观其所议收买砖瓦窑户不肯卖，便至于经官陈词，差弓手邹全、保正温彦追出。寄居之与民户初无统属，交关市易当取其情愿，岂有挟官司之号令逼勒，而使之中卖之理？至于立约，又不与之较物之厚薄小大与价之多寡，则异日结算以何为据？是不复照平常人户交易之例，而自有一种门庭，庶几支还多寡惟吾之命是听也。又先支每人钱米共约八贯，而欲使之入纳砖瓦万三千片。所纳未足，更不支钱。一万三千砖瓦所直十七千，今乃只得钱八贯，而欲其纳足，窑户安得余钱，可以先为烧造砖瓦纳足，而后请钱耶？小民之贫，朝不谋夕，今其立约乃如此是。但知吾之形势可以抑勒，而不知理有不可，则必不能免人户之论诉也。今又以为元约一万三千，今只入五六千便作了足，即是现买现卖。本宅何不前期将钱借与各人？世间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钱以为定者。况所烧砖瓦非一人之力所能办，非一日之期所能成，必须作泥造坯，必须候干燥，必须入窑烧变，必经隔旬月而后成。今六月半得钱，七月半之后逐旋交纳。所入之价反多于所借之钱，岂得尚归罪于窑户耶？干人之词尚欲惩治窑户之背约。所谓文约，岂窑户之所情愿？追之以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耳。官司二税，朝廷立为省限。形势之家，尚有出违省限不肯输纳者，况于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耶？寄居百姓，贵贱不同。张官置吏难以偏徇……谢知府宅干人赍到文约四纸，并称大砖大瓦；今状中却称是小样，显是诬赖。六月十三日交去定钱，七月半逐旋入去砖瓦，今却称是经隔三月。形势之家，欺凌乡民，率皆类此。……取索赖人砖瓦、欠人钱物，岂得以为无罪？不应收禁私家，却得将人打缚，官司不得禁人豪强之状，即此可见。①
  在这个案件里，黄榦经过审理，看清了豪强谢知府倚仗权势，强行要窑户的一万三千片砖瓦，仅支付窑户“每人钱米共约八贯”。窑户向其索取砖瓦价钱，谢知府反而恶人先告状，把窑户们告上衙门，诉窑户违约。更有甚者，谢知府为了达到强夺窑户砖瓦的目的，还利用其在官府中的关系，擅自动用官差弓手，下乡恐吓拘押贫民，黄榦在《邹宗逸诉谢八官人违法刑害》的判词中说：“昨窑户并邹宗逸陈词，并是弓手骚扰。在法弓手官司尚不得差出下乡，私家辄行差使，是以引惹人户词诉。况佐官不得受状，近降旨挥甚严。今遣人出屋，辄以停藏为名，妄经尉司。县尉亦不契勘便行受理，此皆受制大家，深属未便。据词人所论专指谢八官人，乞行追究。今以两魁漕贡见该奏荐不伏出官，若事属利害，则虽命官亦合追逮。但今所陈以为干人，则难便令主仆供对，且唤上词人并最紧合干人邹季文、戴祥、张仲三名对。”①县衙尉司的庇护，是势豪谢知府一家得逞不法的重要原因。
  势豪谢知府横行乡里，在黄榦所经手的判词中屡有提到。如在《彭念七论谢知府宅追扰》中，谢知府肆意役使乡民，稍不如意，即私自冒造官府文引，差使衙门中人拘押追索，该判词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民。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其为国家之赤子则一而已。张官置吏，务以安存百姓，而形势之家，专欲骚扰细民。所谓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职，寄寓州县，尤当仰体国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国家之官职，害国家之百姓。此岂士大夫所当为哉？近据彭念七状称，有次弟彭念九充谢知府宅甲头，……忽睹谢知府宅干人郭胜同胡甲头赍引前来，称是谢知府宅文字追唤彭念七、彭三一赴本宅根究，委实惧怕，不敢前去。……乃辄追扰其兄弟彭念七之不伏，勾追与其亲戚曾少四，尤不相干涉。又辄论诉其亲戚，如此支蔓，害及无辜，使细民何自而得安其生业耶？使谢知府宅存心平恕、不务刻削，为甲头何苦逃窜？至于逃窜，亦只得经官追其正身，岂得私出文引，追扰其兄弟，妄兴词诉，残害其亲戚？则是但知官职形势可以欺压细民，而略不体朝廷张官置吏存恤百姓之意，委实切害。”②
  在《宋有论谢知府宅侵占坟地》案件中，谢知府竟然伪造交易文书、强迫宋氏家人画押，从而霸占宋氏园地。宋氏家人虽然屡屡上诉，但谢知府倚仗权势，勾结官府，案件拖延十年之久，不得理清，宋氏家人亦遭到谢知府私下关锁抑逼。黄榦到任之后，再次审理，他在《判词》中写道：“谢知府宅干人索干照理断，干人录白到契字，称宋有已曾作知见交钱着押。……宋有称宋朝英被谢知府宅关锁抑逼，一家恐畏，只得着押。……及索出宋有关书，乃是宋有、宋辅两户均分产业，内有众户尅留产业甲龙、甲师字两号，有祖父母墓共四所，兄弟商议不得典卖，关约分明。今谢知府宅乃于嘉定元年立契买置，只作宋朝英立契。岂有宋辅、宋有两名尅留物业，内有坟墓四所，乃径与宋辅之孙宋朝英交易之理？又岂有绍兴年间兄弟立约不得典卖，乃可以违约交易之理？以宋有共分物业乃能使之作知见人着押？则是以形势抑逼可知。交易之时，宋朝英年未及丁，则其畏惧听从亦无可疑者。宋有又曾经县经军经转运司论诉，竟不获伸，则其恃形势尤可见也。人家坟墓乃子孙百年醮祭之地，谢知府宅乃欲白夺以为园囿饮宴之所，谢知府杜无祖先父母乎？其不仁不义、恃豪强乃敢如此！”①
  势豪谢知府强占他人田产物业之事，并不止以上二例。在《张凯夫诉谢知府宅贪并田产》的案件中，谢知府乘人之危贪并田产：“先欲遣逐其子，而后夺其产也。夫所立之子，妻不应遣逐；夫所有之产，寡妇不应出卖，二者皆是违法。绝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此有人心者所不为也。……此两事并是违法。谢知府虽已移徙，其家尚留旧居。今乃倚恃豪撗，不肯赍出干照，使词诉无由结绝案。先给据将所管违法典卖田产监张凯夫具出号段，书填给付张凯夫管业收花利，仍再申安抚使司。”①在《王显论谢知府占庙》一案中，谢知府竟然连神灵的庙产也不放过。“西岳云滕庙，元是王显家舍地造庙以为邑民祈求之所。已而家贫，遂托神以自活，神依显之地以居，显依神之灵以食。谢知府既架屋其侧，遂占庙之路以为圃，又种竹于庙之四围，以芘荫其花圃宅场。民畏谢知府之形势，所谓邀福乞灵者，皆不敢过其门，而神之血食者，遂失其所依矣。王显本依神以活其家，谢知府又从而逐之，使其族人专庙祝之利，而王显又失其所依矣。谢知府但知形势之可以肆其欲，而不思神人共愤，则谢知府亦不能自安也。……士大夫欲创造屋庐以为子孙无穷之计，亦须顾理义、畏条法，然后心安而子孙可保也。今至于夷丘陇毁祠庙以广第宅，侈燕游携持孥累日居其中，果能下筦上簟而安斯寝乎？使官司不为之理直，而冥冥之间所谓福善祸淫者，亦岂无可畏者乎？所有庙地合给还王显照祖管业。”②
  不仅如此，势豪谢知府一家作恶多端。在黄榦的判词中，还有一例是徐少十控告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的案件。该判词书云：“胡先供去年曾与阿张通奸，又称今年系是和奸。据阿张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奸来历，今来系是强奸。两名所供异同。权官即不曾勘对着实，便欲将胡先、阿张同断。若是强奸，则阿张不应同断，胡先亦不应止从杖罪决遣。又阿张所供曾被谢九官人强奸，如此则是主仆通同强奸阿张，情理难恕。今亦不曾追问谢九官人，此是案吏怕惧谢知府形势，使贫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监阿张唤上胡先，仍追谢九官人对限。只今如追不到，备申诸司，仍先监词人起离外处居止，徐十元住谢家房屋。”③
  势豪谢知府一家之所以可以横行乡里而肆无忌惮，关键就在于谢知府一家与当地官府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地方官吏或是畏惧谢家的权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眬过事；或是受到谢家的贿赂赠惠，相互包庇。当黄榦审理谢九官人强奸一案时，谢家竟然可以指使一班士人替其喊冤叫屈。为此，黄榦不畏要挟，写出告示予以严正警告：“人为告罪，县道理断公事，自有条法。若事属小可，尚可从恕。至于身为士人，强奸人妻。在法合该徒配，岂容轻恕！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况又为人告不可恕之罪！则决非士类可知。榜县门，今后有士人辄入县庭为人告罪者，先勘断门子及本案人吏。”①
  南宋晚年诸如谢知府这样的“士人”之所以敢于横行乡里、无视法纪，正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当地的上层社会及官府中建立了相互为利而又相互袒护的关系网。在这种关系网的笼罩之下，许多受屈的一般民众，就很难得到国家法律真正的保护。即使有一部分敢于为民请命、坚持法纪的地方官员如黄榦等，在审理、执行法纪的过程中，也是阻力不断、困难重重。
  （三）擅逞威福、藐视法庭
  地方势豪倚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而一旦有些受欺凌的民众不愿屈服上诉于官府时，这些势豪往往肆无忌惮，公然出入衙门如自家庭院，擅逞威福，以势逼人，甚至对于衙门的秉公判决，置之不理，藐视法庭。黄榦在《曾知府论黄国材停盗》案件的判词中，就指出这位“曾知府”及其家人横行不法，公然咆哮法庭。该判词写道：“转运司送下黄景信论曾知府诬执其父黄国材停盗事，委本县下州院监勘。……今其可疑者如此，又岂可坚执之以盗耶？加之平人犹且不可，况其继母之女之夫耶？以直为曲，以无为有，棰楚之下，何求不得？今观黄景舒初疑曾知府之以书请嘱也，与吕桧数人互争以至县庭，事之至微者也。吕桧之词则曰：黄三十男为见李元励未败，乘势统带五十余人直入县廓，各执器仗分屯驻扎。作乱谋反，公吏百姓不敢行往，其敢于诬人乃至于此！白昼市廛之中，尚敢加人以不轨，则昏夜无人之地，欲诬执人以为盗，尚何惮而不为耶？……黄景信状诉曾知府宅先诬告父黄国材停盗事，令本县监勘。本县引上见禁人及拖照案牍，见得显是诬告分明。黄国材与曾知府系是亲戚，平时往来不应一旦如此诬执。此是曾知府在乡平时倚恃豪横，多有不法事件。每为黄国材所持，以致积怨。不知自反，乃因小小被盗，遂买诱妇人阿曾诬执黄国材地客数辈，而因以并及其主人。把持乐安县狱，必欲锻炼置之死地。”①
  这位敢于“把持乐安县狱”并且动辄指使数十人“直入县廓，各执器仗分屯驻札”的“曾知府”及其家人，其“擅逞威福、藐视法庭”的恶行不止以上一端。黄榦在《曾适张潜争地》案件的判词中痛斥“曾知府”的后人曾适在法庭之前的嚣张情景云：“……买园之时，是乃知府尚在之日；日涉之名，是乃知府宴游之所。既有力以办宴游之园，独不能求隙地以葬其殇女乳母，而置之园中，乃朝夕宴游于墟墓之间乎？此其虚妄九也。日涉之园，而乃在县郭之内，亦非埋葬之所，此其虚妄十也。有此十妄，晓然易见。反复参考，然后知曾适者真豪横健讼之人也。方曾儒林侵盗官纲之时，朝旨行下抄估家产急如星火，为子弟者当知乃兄之罪不可逃，朝廷之命不可忽，倾其家赀以输之可也。今乃以已卖废契欺罔县道，又以西升不可卖之产伪称义逊。使县道官吏日受督责，不得已而将别项产业根括估卖张潜之徒。既得其产，而曾适乃敢脱漏丞厅伪印关书，妄诉不已。今日之讼，自始至终，皆曾适为之也。今省部行下给还产业，使人户虚纳价钱，而曾适坐得旧业，亦可已矣。又欲加之掘坟之罪，不惟逞其忿憾，而又欲肆其邀求，使张潜之家张六二尝经安抚使司陈词台判，以为据所陈请买曾家园节次勘验口口。曾家干人妄诉不已，送本县照祖究实。如周成妄状论扰重行断治，可谓明白简切而得其情矣。今曾适者，骑从甚都，言辞甚辨，进退甚详，雅出入台府，扬扬自得，动以权势胁持上下，官吏相顾莫敢予决。若不为之明辨，数月之后被论之人不待刑宪而衔冤入地矣。所有人案申解使州乞详本县所陈，先将被论及干证人召保放归着业，乃备申朝省诸司。今后曾适更敢妄状，严行追治。庶几无辜之民不至被害，而健讼之人稍知畏戢。”①曾府之人倚仗权势，豪横健讼，已经使许多地方官吏避之唯恐不及，“雅出入台府，扬扬自得，动以权势胁持上下，官吏相顾莫敢予决”。黄榦在《郝神保论曾运干赎田》一案的判词中提到官宦曾运干抢夺他人田产物业屡行不法而官司不敢追究者：“曾运干与其干人诱引逼胁白夺田产也，官司不敢追究者，非畏曾运干之形势，则受曾运干之请嘱也。郝神保既无以自伸，遂甘心纳其租课。至于备钱取赎，则曾运干又假为进典五年契字，以图诬赖。其着押又与前契不同矣。形势之家贪图人家物产则有之矣，未有若此无状之甚者也！”①
  黄榦的《判词》反映出一些地方势豪肆意妄为、目无法纪的行为，不一而足。如在《徐莘首赌及邑民列状论徐莘》中，黄榦写道：“根莠不去，则谷不能以自植；败群者不斥，则羊不能以自肥。本县实缘败坏之久，奸豪得志，细民被害。历考其尤者，则寄居中盖有其人，而士人则徐莘是也。徐莘侥幸一举，本不足道。乃恃强很大，为一县之害。两经县道榜示，尚不悛改。去年又与寄居扶同论诉。县道权县已被行遣，合干人亦被断配。自此愈见恣肆。本县虽访闻本人颇为民害，然人户不敢论诉，亦且暂已。今探闻当职时暂差出，便复论诉人吏，全无着实。寻又据市民列状赍出县榜论诉，显见徐莘扰害乡民。照得朝廷日来深虑寄居等人扰害乡曲，故虽乐安邹山曾复系是命官，亦且押送它州居住。盖投之四裔，屏之远方，古人所以治顽民者。不若是，则终无以绝其本根。今徐莘者，若不屏逐，无以遏绝奸恶。今备词并县榜，申解使军，欲乞将徐莘押送外州居住，庶绝后患。”②这名劣绅徐莘，恃强不法，竟然可以达到“县道权县已被行遣，合干人亦被断配”的操弄司法的地步。黄榦虽欲治之，但是一时也拿不到惩治的理由，最后只能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
  再如，在《陈希点帅文先争田》的案件中，被告士人帅文先，对于法庭的召告，经常不予理睬：“陈希点自去年十月以来两次陈词论帅文先不肯行使官会。朝廷新制秤提官会最为严切，自合出官与被论人供对。却抗拒官司，倚恃形势不伏出官，意欲使破落干仆与人户抵拒。……今陈希点为状首，两状论帅文先不使官会，及官司追对，乃倚恃形势，经隔累月不伏出官。及其到官，所供又全不及不使官会一节，乃欲推是顽赖人力刘显陈词，显是并缘朝廷法令之严，以此把持乡民。”①在《龚仪久追不出》一案中，被告士人龚仪因侵占他人坟地而被诉上县衙，以及之后的被告案件七八件之多，他竟然一概倚势置之不理。黄榦在《判词》中写道：“朝廷差守令，以为千里百里之长，则凡在部封之内，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皆部民也。人户词诉，官司追逮，虽曲直未可知，自当应时出官供对。今乡村豪民遇有词诉追逮，率是累月，以致年岁不肯出官。保正虚受杖责，使人户词诉无由结绝，官吏文移日见壅滞。本县豪户大率皆然，而其尤甚者，则排风龚仪是也。自去岁七月间，有陈旸叔者讼其起屋侵占坟地，追逮半年，不伏出官。及至差官亲至地头验实，龚仪亦端坐不出。卒使词人坐困，甘心移改坟墓，不与之争。何等顽民，乃敢如此？自是以后，讼其夺牛，讼其占山，讼其占屋，讼其不收税，凡七八件，皆是累月不出。本县将其安下主人监系追逮方肯出官。使人人皆如龚仪，则国家守令条法皆为无用矣。且龚仪自称士人，岂应不畏名、义不畏条法以至于此？合将龚仪重行勘断，念其自称士人，秋试在近，且与免罪疏枷押下，安下人叶万卿保管伺候、理对公事。安邦只今取保状申。”②
  对于这些擅逞威福、藐视法庭的地方势豪，一部分地方官吏与之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即使有一部分官员不愿依附其势，但也往往不愿开罪于他们，免得日后给自己惹上麻烦。在《聂士元论陈希点占学租》的案件中，势豪陈希点竟然把官府的学田租也霸占了。地方官员迫于无奈，又不敢严正法典，只得小心翼翼地恳求陈希点予以关照，使之得以复命。该判词云：
  聂士元于去年十一月论陈子国强占所买学粮租田，辄于主簿厅陈词改正作陈文学户产业。本县追人索干照理对，经今四五月，陈子国之子因他事到官，又行走窜，不肯赍出公据干照前来理对。遂将干人聂大亨收禁监追，亦复不肯出官。若非理曲，何苦如此？今据聂大亨赍到积年收纳学粮钞并作聂瑜户输纳官司当以契照为据，岂有陈子国所置之产？而契照乃在聂士元之家，陈子国以为作佃户聂瑜名字请佃，岂有六七十年不曾归户之理？若作聂瑜名字请佃，何为契照乃在聂士元之家？陈子国积代豪横，聂瑜与之至亲，遂以产托其主掌。陈子国遂起吞并之心，乃于去年九月旋于主簿厅陈词改给公据管业。主簿一时不曾契勘，不索出陈子国上手有何干照，便以朱钞及官员公札为据，遂与出给公凭管业，显是豪强脱罔官司、侵夺人户田产分明。今又坚执所冒请公据，不肯赍出官毁抹，欲以为异日论诉张本。然聂士元既有元祖上手干照，则虽有冒请公据，亦何所施？再以林、赵两主簿札子观之，其词卑巽之甚，岂有人户不肯输纳官租，乃使县官屈辱如此？不惟强占乡民田产，又且脱免官司租赋，官司不敢谁何！至于具札子恳祷，“卑官拜呈等语”，陈子国何人，乃敢如此！钞书给还聂士元收掌，并前已给公据管业札子两封附案，再给断由付聂士元收执。见到人再监，索所请伪据毁抹。①
  从这份判词中我们看到，当时理事的县衙主簿在势豪面前是何等的无奈与卑屈。学租缺失，责在主簿；学租为势豪霸占，不得征收，主簿处在两难的夹缝之中。百般无奈之下，主簿只好向势豪恳求通融，以至于在给势豪陈家的恳求信中，谦卑到“具札子恳祷，‘卑官拜呈等语’”的地步，势豪们的横行霸道，由此可见一斑！
  （四）黄榦对于执法的坚持
  江西临川一代的地方势豪虽然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并且与当地的官吏结成不同程度的关系网络，但是黄榦作为一名有着强烈道德操守的儒者，在他就任临川等地县令之后，不畏权势，勇于惩治那班目无法纪、擅逞威福的士人豪强。在《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的《判词》中，共收入案件32件，而其中牵涉士人势豪的案件为16件，正好占到50％。从案件的比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黄榦在临川等地方官任上对于惩治这些不法士人势豪的重视与坚持，并且在这16件有关地方势豪的案件中，不法的地方势豪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有些地方势豪的诉讼案件经过黄榦审理之后败诉了，势豪们认为自己的势力庞大，关系网密切，因此往往不服判决，向上级官府无理上诉。对此，黄榦不肯屈服于权势，据理力争，甚至越权分辩，为民请命。如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危教授”因为窥伺他人田产而诬告熊祥一案，在黄榦这边败诉之后，“危教授”立即向抚州衙门及安抚司衙门上控，要求上级衙门予以翻案。黄榦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十分气愤，他不顾干预上级衙门办案的嫌疑，向抚州衙门和安抚司衙门上呈“公札”，进行申辩。其中《申抚州辨危教授诉熊祥》云：
  榦窃见使府委巡尉追逮熊祥急于星火，以其不合教使陈九之子告危教授之子殴杀其父。事属使府，有非县道所宜与者。然守令之职，均于字民。临川之民有受害者，不容自默。自古为政，询之刍荛，况其僚属岂敢自外？榦窃谓听讼之道，固当执法，亦当原情。
  熊祥教人告危教授之子杀人，实缘危教授使人诬告熊祥停藏而起。危教授使人诬告熊祥停藏，实缘危教授欲吞并熊祥地产而起。夫身为士夫，不守三尺，欲白夺乡民之产业；夺之不得，而欲以停藏之罪加之，使之枉被追扰，人非木石，岂能无不平之心乎？故于陈九之死也，虽非危教授之子所杀，而实因危教授之子所殴。故熊祥得以泄其不平之气，而谕其子以兴讼，其于法不为无罪，皆因危教授而起，是岂可不原其情而深察之乎？今闻其身奔窜其亲属，系累其家业破荡，岂可不深悯耶？盖向者危教授之诬告熊祥以停藏也，藉尉司诸弯之力，以锻炼无辜之百姓，而文致其罪。本县见其无理，遂将尉司之人断治。今使府又遣此曹以追逮熊祥，彼亦何所不至耶？危教授虽士大夫，熊祥虽百姓，实皆王民也。危教授白夺人之地，诬告以停藏，官司不敢加以毫毛之罪。熊祥一语之失，遂至破荡其家。危教授之诬告熊祥，既不免追扰熊祥之告危教授，熊祥亦不免破荡。如此则为士大夫者，无所往而不胜，为百姓者无所往而不得罪。国家张官置吏，岂专以庇无状之士大夫，而不复为百姓地耶？况以法论之，亦有可察者。陈九之子告其父之死，不过以危四官人所欧，亦不曾言有致命痕伤。陈九之被危四官人所欧，则本县尝行根究晓然甚明。以一衰老朝不谋夕之百姓，监系累月，复加棰楚之毒，十指两踝皆有痕损，夫安得不死？虽无致命痕伤，其由危四官人而死，则无疑者。以此而闻于官，亦岂得谓之诬告耶？陈九之子发于至痛，熊祥之心发于不平，又岂可与寻常诬告者例论之乎？危教授以高科自负、以高材自居，居于村落，人畏如虎，当啜菽饮水之时，为健讼珥笔之事，今又一听其说，而百姓受困如此，则继此以往，凡临川之东无非危教授之服属。夺人之田、据人之屋，不复敢申冤于父母之前矣！危教授以堂堂之容、行行之气、洒洒之辨，祥祭之后，曳裾修门，必将移其所以治熊祥者而治临川！榦以二百指之累，而仰五斗之禄，亦岂不知顾惜？以为受天子之命，而牧养此民，则痒疴疾痛，无非在我，又岂敢顾一己之利害而置百姓于度外哉？虽得罪而去，是有命焉，不足畏也。前日诬告停藏之讼，本县已为之辨明。今日所告殴打之讼，使府乃不为之深察，是使誉归县道，而怨归州府。此则小吏之所不能安者也。欲乞台慈将榦此札发下佥厅，具申监司，特与蠲免熊祥之罪，使强梁者不敢逞，冤抑者有所申，则千里之内，无不感生成之赐矣。①
  从这份公札中可以了解到，“危教授”在临川县诬告熊祥败诉之后，借陈九之父冤死而状告“危教授”之机，反告陈九之诉，是缘于熊祥的怂恿指使，要求抚州衙门拘捕熊祥治罪。黄榦激于义愤，全然不顾“事属使府，有非县道所宜与者”的嫌疑，慷慨上书。他在给安抚司的《申安抚司辨危教授诉熊祥事》中也说：
  榦疏缪不才、望轻资浅，冒昧试邑，日惧旷瘝。窃谓为政之道，抑强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贫，要当两尽。至于形势侵渔乡民，毒害很鸷，如虎狼蝮蝎，荡人家产，以霸乡闾，则字民之官，亦不忍安坐而不卹。窃见本县有教授危口者，寄居乡落，去城四五十里。所居之旁，有山林陂塘，乃乡民熊祥家之产。其始多方迫胁，必欲得之。熊祥亦已少从其欲，而蚕食不已，不满其意。危教授之家偶被鼠窃所盗，不过米盐琐屑之物。榦因捕蝗偶过其家，危教授以为熊祥之家实为窝藏。榦以寄居之故，行下尉司差人根缉。已而解至三人，皆历历供吐，以为熊祥之家实尝停盗。及追熊祥与之供对，则三人者尽变其说。两人以为危教授者赂之使言，一人以为实被危教授之子棰楚诬服即而听之。则一人者拾指皆被夹损，两踝皆被椎损。又熟问之，则危教授者实与尉司数人肆其惨毒如此。本县见其既无实迹，而熊氏之家已不胜其扰，被棰之人亦已伤重。遂从而释之。未数日，而被棰之人卒以伤重而死。死者之子以闻于官，诉其父之死，乃为危教授之子所殴。州委官验之，委有殴伤痕损，但非致命致害耳。危教授者复诉于州，以为熊祥实教死者之子使之妄诉，必欲追治熊祥。州郡官吏畏其形势，牒廵尉两司围熊氏之屋，如捕大盗。一族数家，尽室逃窜，室庐器用、鸡羊狗彘，百十年家业扫荡无余。遂执其异居之弟侄，系累棰挞，不胜其毒，卒致死者之子于囹圄，年方十六七，鞭笞锻炼，何所不可？必欲以流罪加之熊祥方是。时榦适以职事趋大府禀议，及归而狱已成矣。遂亟以公札力禀太守，方得少宽，而无辜之弟侄拘系廵检司，犹未得释也。因其陈词复为备申本州，方得脱免。继而郊祀之赦，既下廵尉两司，尚复追捕熊祥不已。因熊祥之子陈词，又为备申，方得追回承捕之人。而数家之被祸，已不啻如寇盗之至矣。今危教授者又复诉于使府，必欲重困其家，使之流离转徙、尽据其产业而后已。若此之人，不复顾士大夫廉耻之节，而无复恻隐之心，真所谓虎狼蛇蝎者也！榦尝断斯狱，以为熊祥教人之子告其父之死，虚实未可知。假令有之，亦因危教授诬告熊祥而发也。已死之人虽无致命痕伤，亦因危教授之子所殴而死，则危教授父子之与熊祥亦当均分其罪，岂得倚恃官势、蔑视赦恩而健讼不已乎？窃见危教授专事唇吻，日与城中破落把持士人数辈，控胁本州官吏。今者帅阃取索文案，吏辈未必不掇移改换，以惑有司之听。故因其子陈词备录本县文案具状申使司，并具短札，仰渎台听，欲乞并送清强官看定，使形势之家不得侵害闾里远县乡民，实荷生成之赐。①
  在这份给安抚司的公札中，黄榦更是着重向上司申诉了“危教授”平日里勾结官吏、操纵官司的恶劣行为，所谓“州郡官吏畏其形势，牒巡尉两司围熊氏之屋，如捕大盗。一族数家，尽室逃窜，室庐器用、鸡羊狗彘，百十年家业扫荡无余。遂执其异居之弟侄，系累棰挞，不胜其毒，卒致死者之子于囹圄，年方十六七，鞭笞锻炼，何所不可？”“日与城中破落把持士人数辈，控胁本州官吏”。本来“危教授”已经把案件上诉至抚州和安抚司衙门，作为一名知县，不宜越权申辩。但是黄榦为了司法的严明公正，甘冒不祥，向上司据理力争。
  黄榦越权申辩、据理力争的事情远不止“危教授”案件一例，《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还收有《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的“公札”一份，该公札云：
  榦不避斧钺之诛，辄为本县扬名、断金两乡诸都无辜之民，祈哀请命于都运大着之前。伏惟台慈少垂听览。榦窃见当今仕宦，作邑最难，惴惴焉簿书期会之间，尚未免谴诃之域，岂敢奋不顾身，与豪民为敌？榦衰晚，有二百指之累，而无担石之储，一旦罢去，则展转沟壑，岂不略知自爱？窃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内，乃有倚恃豪侠、吞㗖乡民，使之哀号怨愤无所赴愬。为民父母，安忍坐视？傥或顾一身而不恤百姓，则上负朝廷、下负所学。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请焉，窃见权臣专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动摇兵革，至其余害，延及州县，甚可痛也。本县某乡某都有纳粟得官新赣县东尉曾千龄者，本人家干仆，天姿狡险。自开禧年间韩元卿为本县知县，千龄知其黩货无厌，贪其势焰可炙，遂以厚资与之结托，以孤遗侄女与元卿之子结婚，自此通家出入，请求关节。千龄武断乡曲，本自可畏，加以结亲县官，谁敢正视？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盗贼行劫，必多牵引，使陷其中，然后控取财物为之救解。或出榜贴占，或假立契书，乡民俯首听命，莫敢与争。文引追逮全类官府，关锁禁系无异犴狱。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两三年间增置税钱一二百贯，而流离转徙者，不知其几家。蓄养干仆刘云卿之徒为之爪牙，日夜渔猎人家物产。千龄资干仆之力，干仆凭千龄之势，而人家物产不归之千龄，则归之干仆矣。谢廷玉以媚苏师旦，而横行于县之内。曾千龄以媚韩元卿，而恣横于县之外。岂有国家赤子，乃得恣其戕贼而为之县令者？独俯首而不敢问乎？是皆有所凭借其威势，以至此也。国家至仁，护惜民命，海涵春育，不忍一物之失，所挟刃以杀人、持杖以行劫、枉法而受赃，重者处死，次亦徒流。如曾千龄者，侵害贫民，使之死亡离散，与杀人何异？强夺人家物业，与劫盗何异？诬人以罪，而取其财物，与枉法受赃何异？而官府不问，法令不加，拥高赀据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鲜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则豪横之徒，又何苦而不为恶耶？方今朝廷清明，贤使者当路。似此等辈，自不应使之漏网苟默而不言，亦何面目以见一县之百姓？谨以人户词诉已结绝未结绝者具录申闻，欲望台慈备榦所陈，申奏朝廷，追上曾千龄及干仆刘云卿、李彦端、毛舜祥辈置狱根勘，抄估家财，编窜远方。自此豪强敛戢、善良安业，一邑
  生灵，感历戴德无有穷已。①
  在这份公札中，黄榦列举了“纳粟得官新赣县东尉曾千龄”与原本县知县韩元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种种罪状，恳请上司转运司衙门予以追查治罪。以上这三份公札，所涉之事本不在黄榦担任知县的职权之内，黄榦大可以事不关己、明哲保身。但是作为一名坚持道德操守的父母亲民之官，一名以传承朱子之学为己任的儒者，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法律的尊严，黄榦依然选择了充满危险而又艰难的申诉之路，这正如他自己在“公札”中所多次提到的：“榦衰晚，有二百指之累，而无担石之储，一旦罢去，则展转沟壑，岂不略知自爱？窃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内，乃有倚恃豪侠、吞㗖乡民，使之哀号怨愤无所赴诉。为民父母，安忍坐视？傥或顾一身而不恤百姓，则上负朝廷、下负所学。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请焉。”这种甘冒自身风险而为民请命，坚持社会法律公正的儒者作为，是很值得我们后世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