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从儒家的传统观念以及道德功业的原则标准出发所形成的神明崇拜观，虽然对于传承儒家文化正气以及阻遏民间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泛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的这种神明崇拜观，忽视了宗教精神的社会文化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以及朱熹、陈淳等儒者所推崇的心性义理的理论，固然可以为当代或后世的许多儒者、知识分子所接受和拥戴，但是对于广大基层民众而言，则未免有些不知所以、曲高和寡。从民间下层民众的现实需求而言，生活的压力、环境的造就、人际关系的复杂多样、乡族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约束，生老病死的无常难测，种种现实问题，除了极力谋求现实的手段予以化解之外，同时也需要精神层面的寄托与慰藉。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缺乏文化滋养的情况下，民间信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迎神赛会、演戏酬神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下层民众的文化生活需求。①因此，民间信仰的形成及其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里，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儒家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相当有限，儒家所能提供的理论似乎过于遥远和空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面引述的陈淳的论说中得以印证。于是在广大的基层社会，就需要一种就信众而言仿佛可以达到“有求必应”的带有功利性色彩的神明崇拜。正因为如此，至少自宋代以来，民间信仰就在下层民众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反观宋代许多著名儒者，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试图遏制民间信仰的传播，但是起到的作用同样也是相当有限的。
  其实，从陈淳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儒者对于民间信仰传播蔓延的无可奈何。他在《上赵寺丞论淫祀》中说：
  非所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无福神，其聪明正直必不冒而享之，况其他所谓圣妃者，莆鬼也，于此邦乎何关？所谓广利者①，广祠也，于此邦乎何与？假使有或凭依言语，亦妖由人兴，不足崇信。人惟素性质诸鬼神而无愧，则虽不牲不牢，而神福之何事？此妖邪之为乎。②
  这则记载值得玩味，天妃妈祖是元代明清以来中国特别是福建各地最主要的神明崇拜之一，但是在宋代，天妃妈祖信仰尚处于形成与兴起的阶段。陈淳在这篇文章中，对天妃妈祖是十分不敬的，斥为“莆鬼”，即莆田一带的鬼妖，“不足崇信”。但是令陈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言论，不但未能使天妃妈祖的信仰得到遏制，反而在元朝及明清政府的推动下，天妃妈祖居然成为政府正式颁发的祀典之中的著名神明。天妃妈祖得到了福建、台湾地区以及全国许多地方民众乃至海外华人社区的热烈崇拜。天妃妈祖信仰在宋代以后的传播，显然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商品交换，特别是海外交通的发展由此所引发的民间信仰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纵然天妃妈祖信仰在其形成之初，或许就是局限在莆田一隅的“莆鬼”崇拜，但是她所体现出来的祈求和谐休宁、护佑出行平安的精神慰藉，却迎合了广大基层民众精神上的迫切要求。这样一来，天妃妈祖的信仰就不能不突破莆田一隅的限制，而走向福建乃至全国及海外，成为被民间以及政府所认可的正神之一。因此从明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天妃妈祖在神格上的正当性，原先的所谓“淫祀”转化成为备受尊崇的“祀典”。
  陈淳在神明崇拜观上的积极因素及其缺陷，其实也正体现了儒家忽视宗教精神的一贯思维脉络。这种思维脉络也使得宋代以后的儒者在宗教及民间信仰面前，处于较为被动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反对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传播与泛滥，另一方面，往往又自觉与不自觉地置身于这种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演变历程之中。这种两难的境地，或者促使了宋代以后儒学与释道学说的结合渗透，甚至于所谓的“三教合一”；或者是在宗教与民间信仰发展的历程中丧失了文化引导上的话语权，走向放任与遏制的两个极端。我以为，我们今天在考察陈淳的神明崇拜观的时候，如何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文化精神及其社会作用，无疑是今后必须认真对待与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