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北溪大全集》中，陈淳还对当时漳州地区官吏违法向民间鬻卖食盐牟取暴利进行了抨击。漳州地处海滨，民间食盐例向官府购买，负担并不重。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由于闽赣交界地带发生寇乱，政府为了军费的需求，临时性地向漳州民间强行加额派售食盐，从中征税。但是等到寇乱平定之后，这种临时性的“鬻盐”派征，却延续了下来，成为漳州民间一项沉重的苛赋。陈淳在《上庄大卿论鬻盐》中说：
  某伏睹判府大卿先生视事以来，爱民如子，痒疴疾痛皆切于身。有病民者为之辄弛，实漳民千一不可逢之幸会。然合境赤子有久年缠饥刻骨之痼疾，日夜甚切望医救而不可得者，今正遇其时。敢为斯民一冒言之。夫鬻盐一横赋，在漳民实为痼疾，民罹斯苦余七十年矣。盖自绍兴庚申虔寇陆梁于西隅，陈敏一军屯于郡，林倅安宅为权宜之计，创以食盐暂鬻民间以佐军须，民以一时桴鼓之警，义在扫除，犹未言病。后来寇靖，屯移于泉，而盐鬻如故。斯民嗷嗷始告病矣。绍兴丙子陆侯涣特疏请罢于朝，闰十月丙辰蒙圣旨依奉施行。奈何陆侯去而奸吏为之复起。绍兴庚辰乡人主簿林公宗臣又以书谒台谏论其病。时汪参政澈为侍御，为之敷奏。四月八日，再蒙圣旨特降本州驻罢。①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知道，这种临时性的“鬻盐”派征，至少有两次是经过南宋朝廷正式下旨“驻罢”的。既然如此，漳州地区官吏继续索征，无疑在政策上是违法的。
  然而，南宋朝廷及其皇帝的旨令，似乎在边陲的漳州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施行，陈淳复写道：
  奈何至乾道辛卯高侯禹以少年武弁不为民远虑，复于城中鬻之。然利门一启，岁入甚美，人非夷齐，见率动心，官府来继者人人类欲囊橐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类室家之肥，于是张皇滋蔓，流毒四出，遂为漳民之痼疾，缠肌刻骨，不可以复解矣。始者十八铺，后旋广而数倍之，遍及乡村外邑铺。有盐胥一人走卒十数辈，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数。或父子一门而并配，或兄弟同居而均及。虽深山穷谷无有遗漏，虽单丁孀户无获逃免。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成数一定，列在私籍，更不容脱。至其俵盐，则非复有元斤数之给，但一升半合姑以为名云耳。
  而盐又非复官仓故物，杂以灰泥黪汙不可食，人户多有宁空输钱而不愿受盐者。或与校斤秤、诘美恶，则以不肯买盐率众甲而罪祸立至。继者懔然，更无谁何！强弱贤愚一噤听命。间有偶他出户闭者，则撮少盐于屋檐之瓦沟或门限上，或户外有败瓦器倾之而去。其姓名已挂私籍，及季将终，踵门索钱，急于星火。往往鬻妻质子、卖牛解屋以偿者。亦有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迟，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余，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农民遇有钱欲以就赎，则季终替去，无可从得矣。①
  由于“鬻盐”的税收甚丰，漳州地区的官吏便不顾朝廷的旨令，在漳州所辖的区域内自定章程，强制推行“鬻盐”之法。“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数。”甚至连穷乡僻壤，也不能放过。“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迟，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余，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
  漳州“鬻盐”之害民，早在绍兴末年侍御汪澈就曾强烈论列，他在《奏罢鬻盐》中说：“臣窃惟陛下爱养黎元，视之若子，再降诏令，务从宽恤，惟恐州县之吏刻剥苛扰以伤其生，德至渥也。臣访闻漳州鬻盐一事，重为民害。尝询究之，而得其说。顷年，陈敏一军驻于漳，财用惧有缺也，州县从权鬻盐以给其费。今此军移屯于泉久矣，而鬻之如故。中间虽罢而复兴，百姓屡诉而弗察。盖于村郭分十有八场，场有使臣为盐官，下有守把兵卒之属，将民户编排为甲，月赴场买盐，定其等第，限以斤两；深山穷谷鳏寡、孤独之人，举无遗漏。纳钱不满其数，则追箠楚随之，合境骚然，其流毒有不可胜言者。虽漳郡计赖此以宽，盐官乘此以富，而斯民病矣。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驻罢，无使一方怨读言，有伤至化。”①陈淳的老师朱熹在漳州为知州时，也看到鬻盐的弊病，极力想予以蠲减，他在后来与学生的论道中对此事之无法施行，依然感到相当遗憾。《朱子语类》记云：“本州鬻盐，最为毒民之横赋，屡经旨罢而复屡起。先生至，石丈屡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罢濒海十一铺，其余诸铺拟俟经界正赋既定，然后悉除之。至是诸铺解到盐钱，诸库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见得盐钱底里，与郡中岁计无预。前后官都被某见过，无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尽行除罢，而行迫无及矣。’”①
  到了嘉泰年间（1201～1204），知州俞亨宗也提到这一弊端，并且还刻立碑文以告示民众及后人：“地产盐，无官鬻之令，江河山泽从民逐利其间，官无所禁，乏绝之民皆藉此以助不给。自顷草寇旁午，田菜多荒，郡计日蹙，用费日广，官遂鬻盐以权一时之用，由郡城县郭及乡落村疃，洁列铺置吏，斤钱十有七，公私之价相去不远，民犹未以为病。一二十年来，田既多归兼并，民间日就贫窭，深山穷谷，有逾时不食盐者。加之生齿日繁，无以自业，私售益多，值益平，在官之直不减，人始惮官鬻而乐私售。为州家便者，遂令计户均买，主户岁六十馀斤，单贫客户亦三四十斤，分季而催，急于常赋。于是，始有抑配之挠。又其后，吏缘为奸，盐不时给，徒责价钱，稍不如期，则悍吏踵门无虚日，愁叹之声闻于田里。盖循习一时权宜之计，不知其弛于何年？”②但是似乎效果依然不彰。这一危害民间的横敛之弊，延续至陈淳时期，“民罹斯苦余七十年矣”。
  漳州地处海滨，对于食盐的取得，比起其他内陆地区，相对要容易一些，因此政府在漳州地区实行食盐的“俵散”措施，由政府规定民间每人每年的食盐量，直接出售给民间，无须经过商人之手。我们现在固然无法确知当时漳州地方官府给民间每人每年俵散的食盐数量及其出售价格是多少，但是参照当时的一些记载，还是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其大概的情形。就盐价而言，陈淳的老师朱熹曾经有所记述。他在隆兴元年（1163）的一封信中，建议改革福建盐法，为了避免官吏从中舞弊，应允许生产食盐的埕户与商人自由贸易。他认为，这一建议如能实现，官私都有好处：“客人不费四、五文可得盐一斤”，“埕户售盐一斤，实得四、五文”。也就是说，当时福建海滨食盐市场的商人收购盐价，为每斤四文至五文。①关于官府俵散给民户的年食盐量，根据郭正忠先生的研究，以每年盐产量计算，北宋时期，每人每年平均盐量约四斤。“南宋绍兴末盐产，约3亿余斤。同期全国人口，约1100余万户，约5500余万口。若此，每人每年平均盐量，不足6斤。”②据此，则南宋时期福建漳州一带民间人户所能在官府购买的俵散食盐，大体在每人每年三斤至六斤。这一数字，我们还可以用明代前期的官府支盐制度予以佐证。明代的赋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延续宋代的，据正德《漳州府志》记载，明初“国家为足边储计，乃用管子法。凡盐皆食于官，计口纳米；男子成丁、妇女大一口，岁各纳米八升，官支与食盐三升”③。从明初官府支盐的定额来参照宋代漳州地区官府向民户俵散食盐的定额，可以大体知道每人每年是在三升之数。
  但从上引陈淳的记述中，漳州官吏向民间强行“鬻盐”，“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这就是说，每一客户每季须“鬻盐”九斤，每年合36斤。而主户则在此数之上再加三斤，或加六斤，每季每户达12斤或15斤，每年合48斤或60斤。如此数量的食盐强行勒令民户购买，实在不是一般民户所能消费起的。“鬻盐”的实质，就在于勒索钱财，搜刮百姓。
  更为恶劣的是，一方面官吏强行向民间推销这种高价食盐，一方面又故意克扣原本政府供给民间的价钱相对低廉的“俵散”之盐的数额，“俵散”之盐由此成为“堆剩”之盐。官吏便把这些“堆剩”之盐当作自己的私物，转售给商人牟利。陈淳记道：
  一季一胥，前胥之去，必以是籍授于后胥；后胥之来，复以是籍按以前盐。既不实给，则自官仓所请而来者，俵散极少。而堆剩极多。故百户之聚，只半笼可匝千户之乡，只五笼可均其余堆剩。则主胥又径作一纲，私卖与龙平、水头二铺之吏，转货于商旅。每笼本价例一千七百，而客贩腾涌则又不啻此，总之又动以百计。漳土瘠薄，民之生理本艰，与上郡不同。主户上等岁粟斛千者，万户中末一二，其次斛三五百者，千户中末一二。外此大率皆仅收斗斛，不足自给，与无产业同。年间二正税所输升斗尚不能，前正税之外所谓二产盐，不过数斤，复不能了，况四季又重叠以鬻盐？钱所谓八百一十及一贯二十足者，夫岂易供哉？其余客户则全无立锥，藉佣雇朝夕奔波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岁输身丁一百五十，犹不能办，则四季所谓盐钱六百一十二足者，将于何而出之？民生所最急处，在饥无粮，而何阙于盐？假使官司实有按月如数给之，彼亦何用此盐为当旰不足以代粮，当食不足以代肉？故谚者类曰：官与盐一合，恐我饭无夹。不知我无饭，饥来不可呷。官与盐一甔，恐我肉食淡。不知我无肉，瘦来不可啖。况胥辈于中又有需粮索酒之扰、攘鸡盗犬之殃，是以愁叹之声，穷年竟日，喧溢田里。
  常以所亲自松州一铺实计之。松州一铺，每季定额官仓支盐一万二千斤，为一百二十笼，敷钱二百单四贯足。而铺籍所管户眼，有四千余，无不尽数遍敷。今且就四千载数言之。以二千五百户为客户，自一户九斤，该钱一百五十三足，而积之计，三百八十二贯足。又以二千户为主户之加三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单四足，而积之计，二百单四贯。又以五百户为主户之加六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五十五足，而积之计，一百二十七贯五百足。合计七百一十三贯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单四贯足纳官司元额，其余五百单九贯五百足，则入之胥家。兼以铺内如前所谓堆剩而私货者百二十笼，中可有百笼为钱不啻一百七十贯足，通计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贯足。则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地四分之三有赢。又有纳赂得兼董两季者，合两季为得一千三百六十贯足。彼胥无故安坐不久而骤得此横富之财，买田置屋，顿为巨室，果何理哉！即此一铺以推其余，皆可类见。环千里之郡为几万户，岁之所敷为几万缗。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三十万缗。正如劫盗分赃坐家指纵者，听一分而亲操戈者三分以优之。官府何故贪恋一分，甘冒劫民之盗而不耻，乃反为胥家大作暴敛纵与之三分而不啬乎？①
  由于官吏舞弊，漳州地区的“鬻盐”所获之利大部分进入了官吏的腰包。陈淳在这里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以松州一铺为例，“鬻盐”所得合计七百一十三贯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单四贯足纳官司元额，其余五百单九贯五百足，则入之胥家。兼以铺内如前所谓“堆剩”而私货者百二十笼中可有百笼为钱不啻一百七十贯足，通计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贯足。则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地四分之三有赢。如此扩大到整个漳州，“岁之所敷为几万缗。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三十万缗”。陈淳所言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当时官吏每年利用“鬻盐”之举勒索到民间购买食盐的钱额总数，在数万至十数万缗（贯）之间，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明代前期，政府制定官府支盐的盐课额，“漳州府领龙溪等六县，见在男妇二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一口，照例折收本色钞七十九万九千六百八十四贯五百文，铜钱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六十九文”。当时纸钞与铜钱的比价是“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①，79万余贯的本色钞，折成铜钱为158万余文，二者合计共317万余文。自宋至明代，每铜钱一贯习惯上为1000文，则明代前期漳州府属各县的盐课折成铜钱计算，大约为3170贯。这与上引陈淳所说的南宋漳州“鬻盐”的所入之数，真可谓有天壤之别。由此可以想见，这一“鬻盐”之弊给漳州民间带来何等严重的危害。
  漳州“鬻盐”，本是不良官吏的利薮所在，任何阻碍这些官吏中饱私囊的行为，必定为他们所忌恨。陈淳不但不顾及这些利害关系，而且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把70余年来一些危害民间强行“鬻盐”的官员，指名道姓，予以披露。该文写道：
  绍兴辛亥朱侯侍制察其然亟罢去，沿海之铺十有一，正欲区处尽罢，迫于奉祠而去。至嘉泰癸亥、甲子间，俞侯监簿又深为讨论，灼见底里，实无与乎岁计，于是一举阖郡诸铺而尽除之，载在厅壁记可考也。时惟特存龙平、水头二铺，以此二铺者，乃卖邻郡商旅之盐，与吾郡内之民无相干，所谓诸弊亦无容作。凡其来贩皆汀赣之民，动以千百为群，苟措置有方，俾盐皆精白上品，长厚堆铺前，斤两不亏，而贸易无阻，则所货易流通，而所入易丰衍。每铺元额一年一万六千缗，合二铺为三万二千缗。其公家杂用绰然矣。自俞侯尽罢诸铺后，应经费之外，如燕飨营缮犒军招卒，皆无缺用，而又代纳民丁一万七千缗。至秩满，郡帑亦无损前政交承之数，则盐之利害自昭然可见。其或以岁计为词而听之存留者，用实不及，竟将何归？亦可不言而喻也。民沾俞侯实惠，二年之内，帖息安寝，吏不登门，真若痼疾脱去体而复康宁再生为太平人。
  奈未几而开禧丙寅毛侯监丞为其子运属所迫，旧病依然再发，复缠肌刻骨，以至于今漳民于此抑又重不幸哉。本路濒海四州，上三州皆弛禁不鬻，漳独非王土王民乎，而独罹荼毒至根深枝蔓如此之甚？贪夫污吏，顽然瞪目，固不足与语。仁人君子，见之恻然动心，岂能一日以安，而亦岂能以一日留？①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习惯中，为文作书，一般是多扬人之善，少暴露他人之恶，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是有所指摘他人，亦大多采用比较隐晦的文字。然而在陈淳的文章中，至少对于苛派征“鬻盐”之税的两位官员，直呼其名，毫不隐讳。所谓“开禧丙寅毛侯监丞为其子运属所迫，旧病依然再发，复缠肌刻骨，以至于今漳民于此抑又重不幸哉”，“乾道辛卯高侯禹以少年武弁不为民远虑，复于城中鬻之。然利门一启，岁入甚美，人非夷齐，见率动心，官府来继者人人类欲囊橐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类室家之肥，于是张皇滋蔓，流毒四出，遂为漳民之痼疾，缠肌刻骨，不可以复解矣”。陈淳这种绝不肯混淆是非、甘冒报复风险的风骨，体现了一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学家真正的精神追求与民生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