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所谓会子秤提，指的是宋代发行纸钞货币的一种政策措施。宋代流通的纸币有交子、关子、会子等。会子的大量流通，是在南宋时期。《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①不久，会子的使用范围便向淮、浙、湖北及福建等地扩展。会子的发行数量，在发行之初尚能控制在一定数额即数千万贯上下。南宋末年人王应麟记载：“绍兴末始造楮币，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自是率以为常。淳熙六年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共四千八百余万。其后，又以第八界收换第六界。两界之数增至六千二百余万。自是，每界增至四千万，两界并行，止八千万。”②其后，由于政府的军费等财政开支日益庞大，财赋入不敷出，会子的发行量不断攀升。嘉定之后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数量已达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万。至发行第十六、十七两界会子时，数额更是高达五十千万缗，即五亿缗。“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③
  会子能够得以顺利流通，必须使铸币和纸币的比价均衡，换言之，会子的发行，必须要有足够的钱币作为准备金以保障它的价值，同时还应允许百姓持有会子向政府交纳赋税等，允许百姓随时进行轻重散敛。在南宋政府发行会子纸币的前期，政府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保障，力图让百姓持有会子者得以随时进行轻重散敛，这就是“秤提”，又称“称提”。
  然而，随着南宋中期之后财政的困窘、吏治的败坏以及会子发行量的成倍增长，会子的贬值和流通窒碍就无法避免了。当时普遍出现的问题有二：其一是钱币与会子纸币的比价均衡严重失调，导致会子大幅贬值。举南宋宁宗时期福建一带的情景为例，嘉定年间卫泾知福州，他在《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中谈到十年前福州库存铜钱32万余贯，会子仅7000余贯；去年（嘉定七年）铜钱减为25万贯，会子增为32万贯。“其他七郡大抵皆然，向有十余万见钱者，今止存一二万缗尔。”①其二是由于会子大幅贬值，钱币与纸币的均衡比价被破坏，一般老百姓以会子纸币向官府交纳赋税等，为官府所拒收。陈淳的老师朱熹就曾对此种官府自失信用的会子政策痛加谴责，他说：“伏睹去岁指挥许会子入纳官物，及今年正月内令诸州军起发上供诸色窠名钱许用三分会子，比见浙中州县交纳税物全不交子，只收一色见钱，却将见钱于所在兑置会子，以分数解发，其所得赢余皆不入官，唯以资给私费而已。夫公家既不用会子，民间何缘流通？欲乞州县入纳官物许民户抄卜（下）分明声说官会若干。如官司不受，许民户经户部、御史台越诉。”②
  与此同时的漳州地区，会子的使用也呈现出诸多弊端，危害平民百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淳挺身而出，向漳州当局上书，指出了会子秤提政策的种种问题。首先，他指出官府为了滥发会子，强行摊派到各民户：
  某伏睹朝廷注意会子颁行天下，诸州大率秤提不起，独南漳一邦，得寺丞公严无私，民间流通行使一如元钱之数，上下固已相安，为天下最矣。近日上司又差兴化通判到此，再共秤提。寺丞为之遣兵马司，根刷在城户眼。富室质库上户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十，不测行舆以摘之两日之内，会价腾涌。不惟行使如元钱之数，而兑便增加与见钱等，顿使钱轻而会重，又可谓得秤提之机要矣。
  昨以兵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实，又为之分九则，俾巷长平议投柜于鼓门以凭撞点，是又觉前日卖弄之弊，而为今日均平之政矣。然于其间犹有一二未尽通处，不得不采物议以冒闻焉。盖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区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前日兵马司过于卖弄不实，多以下户为上户，邦民畏谨不能分解。其在物力稍赢者，犹可倾囊以供命，守常处约者类多解质以从之，贫者仓卒无可计画，则多有鬻田出屋以为备者。今觉其为害，而分九则以均之，俾巷长别开具其户等诚善矣，然九等之户，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以产论，则有有财而不置产者；以财论，则有有产而无浮财者；以门面论，则有赁屋而居者，有高梁大厦而内实空虚者。户等既不明，则其中所以区别会子者，将不能以各得其分。今若上户果有物力，则上之三则或二百、或百七十、或百五十，皆足以供之。而日间行用之际，犹别有截长补短，未有甚病，惟是中下户最难于取给。中户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钱不可备。平时仅仅守常，安有剩钱七十七千居于一百之会而不动乎？次者减而八十，亦须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减而七千（十？），亦须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则外此为日间行用，又将以何钱何会而给之？其在下户三则，皆是贫者，平时家无一缗之储，至有用财方擘画计置，则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备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办之？假使户户各擘画如数，则又各保护爱惜，牢缄固守为镇家之具，不敢以移用，是又使民停藏会子而已耳，安有日前流通之实况？①
  官府为了实行会子的强行摊派，不得不胡乱给漳州的百姓拔高指定户等。先是把漳民分为上、中、下三等户。如上所引，陈淳认为：“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区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前日兵马司过于卖弄不实，多以下户为上户，邦民畏谨不能分解。其在物力稍赢者，犹可倾囊以供命，守常处约者类多解质以从之，贫者仓卒无可计画，则多有鬻田出屋以为备者。”三等户的划分难于落实，官府又细分为九等户。但是所谓九等户的划分，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胥吏操作的随意性很大。“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
  再者，官府虽然给民户指定了各色户等，但是大多名不副实，难于负担。“惟是中下户最难于取给。中户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钱不可备。平时仅仅守常，安有剩钱七十七千居于一百之会而不动乎？次者减而八十，亦须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减而七千（十？），亦须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则外此为日间行用，又将以何钱何会而给之？其在下户三则，皆是贫者，平时家无一缗之储，至有用财方擘画计置，则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备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办之？”
  这种硬性摊派、胡乱拔高户等的现象，在福建各地十分常见。差不多同时期即嘉定八、九年间出任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的卫泾追述说：“如福建潘仓令州县以户籍等第藏会，非不切中其病，奈何迫之太甚”，“潘仓之说行，八郡官吏奉承又过，刑禁苛密，期限严峻，至有鬻妻子、售器皿、卖田宅，愿就低价以应令者，若非朝廷觉知，稍从宽释，几致生事”。①朱熹的另一名高徒真德秀也曾记载家乡的会子强行摊派的弊端，云：“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钱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②
  官府为了落实会子的发行数额，采取硬性摊派、胡乱拔高户等等诸多强制性措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措施适用于所有的人。许多与官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家，如“官户及吏户、军户”等，以及拥有大量土地财产的寺庙僧人，却不在摊派之列，陈淳复言道：
  所谓僧户，产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岁入巨万斛，正其多用会子之所，而安坐旁视，又何以均之？所谓品官户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预其数，又何以通之？下至乡村，根括农功正时，骚然扰动，竟废种莳，奔波营备。其力不赡者，曰吾有死而已。而昨收元引，皆欢欣鼓舞，咏更生之赐。惟城下贫户，日夜懔懔，惧官司撞点不能以逃罪。愚区区窃以为会子之政，惟贵于公私上下无处之不流通，非贵于偏责民户之多为私藏。今莫若出一定格，富室上户自产钱七千而上，巨商贾户自铺前积货七百缗以上，质库户若不在产户之家者，以簿历有典百缗以上，僧户以产钱二十千而上，并使收塌若干数，以备官司不时之点兑。而其他诸户皆不必立定数责之收塌，听其或出或入，惟申严其日间行用中半之制，无拘于官户吏户军户及一切小小户，并五家为一甲，递相纠察。其不用会者，告者重赏，犯者痛惩，则人人无不用会，而会子无不流通矣。①
  针对会子发行的种种弊端，陈淳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会子得以流通的根本之道，应当杜绝官府与有官府背景的人户、僧户等蒙混规避、通同作弊。官府也应当坚信会子的信誉，允许老百姓如数用会子缴纳各种赋税。只有这样，会子才能得到比较良性的流通。“凡会子之所以不行者，非与者之不肯用，由受者之不肯用也。五家相纠察，则凡有用财，与者不容于不与，而受者亦不容于不受矣。又奏请小会以济之，使零碎皆有得用之便。又措置前后之所实与平民相通，无徒为人吏官族户之所专有。而官司又无先自萌其壅塞之意，如输纳既用会，而异税色及裹足头等不肯用会之类；又无先开其减折之门，如交易既如元数而又减下七百三十，以恤兑便家之类。果若是，则会子自然流通，可永久无滞，盖又不待如前之约束矣。”②
  陈淳对于漳州会子发行弊端的指摘与呼吁，可以说是切中了当时的为政要害。然而南宋后期会子制度的败坏，已是无可挽回的颓势。他的指摘与呼吁，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尽管如此，陈淳作为一名布衣学人，能够挺身直言，其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