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以一介布衣治圣人之学，对于道德的追求甚为高严。由于他的学识声望，当地的提学之官曾经延聘他入县学“宾贤斋”训教生员。这对于一位平民布衣学人来讲，本来是一次荣誉极高的际遇。但是陈淳在《辞谢陈教廷杰延入学》一文中，予以坚辞。其坚辞的理由，除了不满当时官学的某些弊端之外，同时还谦逊地认为，自己的学识行为道德尚不宜担任如此重要的教书育人的职务。该文写道：“某伏蒙公堂特有宠命延入宾贤斋者，惟是斋本以宾礼贤者而肃后进于仪范，其所系盖不浅。区区愚陋，何足为轻重？而乃蒙搜录，甚感，甚愧！但自春首已在隆兴村寺训集童蒙，既不可中辍而入学，又不可姑以共命而往来乎二者之间，又不可姑寄虚籍而惟月廪之请，又不能䩄颜随例，日提携于庖人之侧，饱深获罪深矣。”①从这篇辞谢延揽入官学宾贤斋的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陈淳对于道德的严正追求与自身名利的淡泊。
  陈淳对于自身道德的追求与淡泊名利，是他为人治学处世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他对于那些损害平民百姓切身利益的行为，特别是那些源自官府的弊政，却是敢于挺身而出，予以规劝抗争，表现出一名儒者勇于入世的理想风范。这正如明代正德年间修撰的《漳州府志·陈淳传》中所记述的那样：“先生天资既高，充养有道，居乡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无闻焉。至于论事，多感慨激切，深中时弊。……其他目击闾阎利病，慨然开陈，如止横敛、惩豪奸、禁屠牛、惩穿窬，戢海寇、及请改学宫、徙贡闱、罢塔会、禁淫戏，祷山川社稷仪节，皆历历可行。”②
  下面，我们就陈淳敢于上言当地官府，痛陈官府利用会子、食盐以及侵河钱等名目苛敛百姓诸弊端，做一简要的论述。
  （一）会子秤提之弊
  所谓会子秤提，指的是宋代发行纸钞货币的一种政策措施。宋代流通的纸币有交子、关子、会子等。会子的大量流通，是在南宋时期。《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①不久，会子的使用范围便向淮、浙、湖北及福建等地扩展。会子的发行数量，在发行之初尚能控制在一定数额即数千万贯上下。南宋末年人王应麟记载：“绍兴末始造楮币，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自是率以为常。淳熙六年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共四千八百余万。其后，又以第八界收换第六界。两界之数增至六千二百余万。自是，每界增至四千万，两界并行，止八千万。”②其后，由于政府的军费等财政开支日益庞大，财赋入不敷出，会子的发行量不断攀升。嘉定之后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数量已达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万。至发行第十六、十七两界会子时，数额更是高达五十千万缗，即五亿缗。“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③
  会子能够得以顺利流通，必须使铸币和纸币的比价均衡，换言之，会子的发行，必须要有足够的钱币作为准备金以保障它的价值，同时还应允许百姓持有会子向政府交纳赋税等，允许百姓随时进行轻重散敛。在南宋政府发行会子纸币的前期，政府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保障，力图让百姓持有会子者得以随时进行轻重散敛，这就是“秤提”，又称“称提”。
  然而，随着南宋中期之后财政的困窘、吏治的败坏以及会子发行量的成倍增长，会子的贬值和流通窒碍就无法避免了。当时普遍出现的问题有二：其一是钱币与会子纸币的比价均衡严重失调，导致会子大幅贬值。举南宋宁宗时期福建一带的情景为例，嘉定年间卫泾知福州，他在《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中谈到十年前福州库存铜钱32万余贯，会子仅7000余贯；去年（嘉定七年）铜钱减为25万贯，会子增为32万贯。“其他七郡大抵皆然，向有十余万见钱者，今止存一二万缗尔。”①其二是由于会子大幅贬值，钱币与纸币的均衡比价被破坏，一般老百姓以会子纸币向官府交纳赋税等，为官府所拒收。陈淳的老师朱熹就曾对此种官府自失信用的会子政策痛加谴责，他说：“伏睹去岁指挥许会子入纳官物，及今年正月内令诸州军起发上供诸色窠名钱许用三分会子，比见浙中州县交纳税物全不交子，只收一色见钱，却将见钱于所在兑置会子，以分数解发，其所得赢余皆不入官，唯以资给私费而已。夫公家既不用会子，民间何缘流通？欲乞州县入纳官物许民户抄卜（下）分明声说官会若干。如官司不受，许民户经户部、御史台越诉。”②
  与此同时的漳州地区，会子的使用也呈现出诸多弊端，危害平民百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淳挺身而出，向漳州当局上书，指出了会子秤提政策的种种问题。首先，他指出官府为了滥发会子，强行摊派到各民户：
  某伏睹朝廷注意会子颁行天下，诸州大率秤提不起，独南漳一邦，得寺丞公严无私，民间流通行使一如元钱之数，上下固已相安，为天下最矣。近日上司又差兴化通判到此，再共秤提。寺丞为之遣兵马司，根刷在城户眼。富室质库上户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十，不测行舆以摘之两日之内，会价腾涌。不惟行使如元钱之数，而兑便增加与见钱等，顿使钱轻而会重，又可谓得秤提之机要矣。
  昨以兵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实，又为之分九则，俾巷长平议投柜于鼓门以凭撞点，是又觉前日卖弄之弊，而为今日均平之政矣。然于其间犹有一二未尽通处，不得不采物议以冒闻焉。盖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区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前日兵马司过于卖弄不实，多以下户为上户，邦民畏谨不能分解。其在物力稍赢者，犹可倾囊以供命，守常处约者类多解质以从之，贫者仓卒无可计画，则多有鬻田出屋以为备者。今觉其为害，而分九则以均之，俾巷长别开具其户等诚善矣，然九等之户，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以产论，则有有财而不置产者；以财论，则有有产而无浮财者；以门面论，则有赁屋而居者，有高梁大厦而内实空虚者。户等既不明，则其中所以区别会子者，将不能以各得其分。今若上户果有物力，则上之三则或二百、或百七十、或百五十，皆足以供之。而日间行用之际，犹别有截长补短，未有甚病，惟是中下户最难于取给。中户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钱不可备。平时仅仅守常，安有剩钱七十七千居于一百之会而不动乎？次者减而八十，亦须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减而七千（十？），亦须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则外此为日间行用，又将以何钱何会而给之？其在下户三则，皆是贫者，平时家无一缗之储，至有用财方擘画计置，则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备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办之？假使户户各擘画如数，则又各保护爱惜，牢缄固守为镇家之具，不敢以移用，是又使民停藏会子而已耳，安有日前流通之实况？①
  官府为了实行会子的强行摊派，不得不胡乱给漳州的百姓拔高指定户等。先是把漳民分为上、中、下三等户。如上所引，陈淳认为：“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区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前日兵马司过于卖弄不实，多以下户为上户，邦民畏谨不能分解。其在物力稍赢者，犹可倾囊以供命，守常处约者类多解质以从之，贫者仓卒无可计画，则多有鬻田出屋以为备者。”三等户的划分难于落实，官府又细分为九等户。但是所谓九等户的划分，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胥吏操作的随意性很大。“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
  再者，官府虽然给民户指定了各色户等，但是大多名不副实，难于负担。“惟是中下户最难于取给。中户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钱不可备。平时仅仅守常，安有剩钱七十七千居于一百之会而不动乎？次者减而八十，亦须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减而七千（十？），亦须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则外此为日间行用，又将以何钱何会而给之？其在下户三则，皆是贫者，平时家无一缗之储，至有用财方擘画计置，则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备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办之？”
  这种硬性摊派、胡乱拔高户等的现象，在福建各地十分常见。差不多同时期即嘉定八、九年间出任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的卫泾追述说：“如福建潘仓令州县以户籍等第藏会，非不切中其病，奈何迫之太甚”，“潘仓之说行，八郡官吏奉承又过，刑禁苛密，期限严峻，至有鬻妻子、售器皿、卖田宅，愿就低价以应令者，若非朝廷觉知，稍从宽释，几致生事”。①朱熹的另一名高徒真德秀也曾记载家乡的会子强行摊派的弊端，云：“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钱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②
  官府为了落实会子的发行数额，采取硬性摊派、胡乱拔高户等等诸多强制性措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措施适用于所有的人。许多与官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家，如“官户及吏户、军户”等，以及拥有大量土地财产的寺庙僧人，却不在摊派之列，陈淳复言道：
  所谓僧户，产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岁入巨万斛，正其多用会子之所，而安坐旁视，又何以均之？所谓品官户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预其数，又何以通之？下至乡村，根括农功正时，骚然扰动，竟废种莳，奔波营备。其力不赡者，曰吾有死而已。而昨收元引，皆欢欣鼓舞，咏更生之赐。惟城下贫户，日夜懔懔，惧官司撞点不能以逃罪。愚区区窃以为会子之政，惟贵于公私上下无处之不流通，非贵于偏责民户之多为私藏。今莫若出一定格，富室上户自产钱七千而上，巨商贾户自铺前积货七百缗以上，质库户若不在产户之家者，以簿历有典百缗以上，僧户以产钱二十千而上，并使收塌若干数，以备官司不时之点兑。而其他诸户皆不必立定数责之收塌，听其或出或入，惟申严其日间行用中半之制，无拘于官户吏户军户及一切小小户，并五家为一甲，递相纠察。其不用会者，告者重赏，犯者痛惩，则人人无不用会，而会子无不流通矣。①
  针对会子发行的种种弊端，陈淳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会子得以流通的根本之道，应当杜绝官府与有官府背景的人户、僧户等蒙混规避、通同作弊。官府也应当坚信会子的信誉，允许老百姓如数用会子缴纳各种赋税。只有这样，会子才能得到比较良性的流通。“凡会子之所以不行者，非与者之不肯用，由受者之不肯用也。五家相纠察，则凡有用财，与者不容于不与，而受者亦不容于不受矣。又奏请小会以济之，使零碎皆有得用之便。又措置前后之所实与平民相通，无徒为人吏官族户之所专有。而官司又无先自萌其壅塞之意，如输纳既用会，而异税色及裹足头等不肯用会之类；又无先开其减折之门，如交易既如元数而又减下七百三十，以恤兑便家之类。果若是，则会子自然流通，可永久无滞，盖又不待如前之约束矣。”②
  陈淳对于漳州会子发行弊端的指摘与呼吁，可以说是切中了当时的为政要害。然而南宋后期会子制度的败坏，已是无可挽回的颓势。他的指摘与呼吁，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尽管如此，陈淳作为一名布衣学人，能够挺身直言，其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鬻盐之弊
  在《北溪大全集》中，陈淳还对当时漳州地区官吏违法向民间鬻卖食盐牟取暴利进行了抨击。漳州地处海滨，民间食盐例向官府购买，负担并不重。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由于闽赣交界地带发生寇乱，政府为了军费的需求，临时性地向漳州民间强行加额派售食盐，从中征税。但是等到寇乱平定之后，这种临时性的“鬻盐”派征，却延续了下来，成为漳州民间一项沉重的苛赋。陈淳在《上庄大卿论鬻盐》中说：
  某伏睹判府大卿先生视事以来，爱民如子，痒疴疾痛皆切于身。有病民者为之辄弛，实漳民千一不可逢之幸会。然合境赤子有久年缠饥刻骨之痼疾，日夜甚切望医救而不可得者，今正遇其时。敢为斯民一冒言之。夫鬻盐一横赋，在漳民实为痼疾，民罹斯苦余七十年矣。盖自绍兴庚申虔寇陆梁于西隅，陈敏一军屯于郡，林倅安宅为权宜之计，创以食盐暂鬻民间以佐军须，民以一时桴鼓之警，义在扫除，犹未言病。后来寇靖，屯移于泉，而盐鬻如故。斯民嗷嗷始告病矣。绍兴丙子陆侯涣特疏请罢于朝，闰十月丙辰蒙圣旨依奉施行。奈何陆侯去而奸吏为之复起。绍兴庚辰乡人主簿林公宗臣又以书谒台谏论其病。时汪参政澈为侍御，为之敷奏。四月八日，再蒙圣旨特降本州驻罢。①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知道，这种临时性的“鬻盐”派征，至少有两次是经过南宋朝廷正式下旨“驻罢”的。既然如此，漳州地区官吏继续索征，无疑在政策上是违法的。
  然而，南宋朝廷及其皇帝的旨令，似乎在边陲的漳州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施行，陈淳复写道：
  奈何至乾道辛卯高侯禹以少年武弁不为民远虑，复于城中鬻之。然利门一启，岁入甚美，人非夷齐，见率动心，官府来继者人人类欲囊橐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类室家之肥，于是张皇滋蔓，流毒四出，遂为漳民之痼疾，缠肌刻骨，不可以复解矣。始者十八铺，后旋广而数倍之，遍及乡村外邑铺。有盐胥一人走卒十数辈，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数。或父子一门而并配，或兄弟同居而均及。虽深山穷谷无有遗漏，虽单丁孀户无获逃免。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成数一定，列在私籍，更不容脱。至其俵盐，则非复有元斤数之给，但一升半合姑以为名云耳。
  而盐又非复官仓故物，杂以灰泥黪汙不可食，人户多有宁空输钱而不愿受盐者。或与校斤秤、诘美恶，则以不肯买盐率众甲而罪祸立至。继者懔然，更无谁何！强弱贤愚一噤听命。间有偶他出户闭者，则撮少盐于屋檐之瓦沟或门限上，或户外有败瓦器倾之而去。其姓名已挂私籍，及季将终，踵门索钱，急于星火。往往鬻妻质子、卖牛解屋以偿者。亦有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迟，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余，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农民遇有钱欲以就赎，则季终替去，无可从得矣。①
  由于“鬻盐”的税收甚丰，漳州地区的官吏便不顾朝廷的旨令，在漳州所辖的区域内自定章程，强制推行“鬻盐”之法。“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数。”甚至连穷乡僻壤，也不能放过。“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迟，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余，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
  漳州“鬻盐”之害民，早在绍兴末年侍御汪澈就曾强烈论列，他在《奏罢鬻盐》中说：“臣窃惟陛下爱养黎元，视之若子，再降诏令，务从宽恤，惟恐州县之吏刻剥苛扰以伤其生，德至渥也。臣访闻漳州鬻盐一事，重为民害。尝询究之，而得其说。顷年，陈敏一军驻于漳，财用惧有缺也，州县从权鬻盐以给其费。今此军移屯于泉久矣，而鬻之如故。中间虽罢而复兴，百姓屡诉而弗察。盖于村郭分十有八场，场有使臣为盐官，下有守把兵卒之属，将民户编排为甲，月赴场买盐，定其等第，限以斤两；深山穷谷鳏寡、孤独之人，举无遗漏。纳钱不满其数，则追箠楚随之，合境骚然，其流毒有不可胜言者。虽漳郡计赖此以宽，盐官乘此以富，而斯民病矣。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驻罢，无使一方怨读言，有伤至化。”①陈淳的老师朱熹在漳州为知州时，也看到鬻盐的弊病，极力想予以蠲减，他在后来与学生的论道中对此事之无法施行，依然感到相当遗憾。《朱子语类》记云：“本州鬻盐，最为毒民之横赋，屡经旨罢而复屡起。先生至，石丈屡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罢濒海十一铺，其余诸铺拟俟经界正赋既定，然后悉除之。至是诸铺解到盐钱，诸库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见得盐钱底里，与郡中岁计无预。前后官都被某见过，无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尽行除罢，而行迫无及矣。’”①
  到了嘉泰年间（1201～1204），知州俞亨宗也提到这一弊端，并且还刻立碑文以告示民众及后人：“地产盐，无官鬻之令，江河山泽从民逐利其间，官无所禁，乏绝之民皆藉此以助不给。自顷草寇旁午，田菜多荒，郡计日蹙，用费日广，官遂鬻盐以权一时之用，由郡城县郭及乡落村疃，洁列铺置吏，斤钱十有七，公私之价相去不远，民犹未以为病。一二十年来，田既多归兼并，民间日就贫窭，深山穷谷，有逾时不食盐者。加之生齿日繁，无以自业，私售益多，值益平，在官之直不减，人始惮官鬻而乐私售。为州家便者，遂令计户均买，主户岁六十馀斤，单贫客户亦三四十斤，分季而催，急于常赋。于是，始有抑配之挠。又其后，吏缘为奸，盐不时给，徒责价钱，稍不如期，则悍吏踵门无虚日，愁叹之声闻于田里。盖循习一时权宜之计，不知其弛于何年？”②但是似乎效果依然不彰。这一危害民间的横敛之弊，延续至陈淳时期，“民罹斯苦余七十年矣”。
  漳州地处海滨，对于食盐的取得，比起其他内陆地区，相对要容易一些，因此政府在漳州地区实行食盐的“俵散”措施，由政府规定民间每人每年的食盐量，直接出售给民间，无须经过商人之手。我们现在固然无法确知当时漳州地方官府给民间每人每年俵散的食盐数量及其出售价格是多少，但是参照当时的一些记载，还是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其大概的情形。就盐价而言，陈淳的老师朱熹曾经有所记述。他在隆兴元年（1163）的一封信中，建议改革福建盐法，为了避免官吏从中舞弊，应允许生产食盐的埕户与商人自由贸易。他认为，这一建议如能实现，官私都有好处：“客人不费四、五文可得盐一斤”，“埕户售盐一斤，实得四、五文”。也就是说，当时福建海滨食盐市场的商人收购盐价，为每斤四文至五文。①关于官府俵散给民户的年食盐量，根据郭正忠先生的研究，以每年盐产量计算，北宋时期，每人每年平均盐量约四斤。“南宋绍兴末盐产，约3亿余斤。同期全国人口，约1100余万户，约5500余万口。若此，每人每年平均盐量，不足6斤。”②据此，则南宋时期福建漳州一带民间人户所能在官府购买的俵散食盐，大体在每人每年三斤至六斤。这一数字，我们还可以用明代前期的官府支盐制度予以佐证。明代的赋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延续宋代的，据正德《漳州府志》记载，明初“国家为足边储计，乃用管子法。凡盐皆食于官，计口纳米；男子成丁、妇女大一口，岁各纳米八升，官支与食盐三升”③。从明初官府支盐的定额来参照宋代漳州地区官府向民户俵散食盐的定额，可以大体知道每人每年是在三升之数。
  但从上引陈淳的记述中，漳州官吏向民间强行“鬻盐”，“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这就是说，每一客户每季须“鬻盐”九斤，每年合36斤。而主户则在此数之上再加三斤，或加六斤，每季每户达12斤或15斤，每年合48斤或60斤。如此数量的食盐强行勒令民户购买，实在不是一般民户所能消费起的。“鬻盐”的实质，就在于勒索钱财，搜刮百姓。
  更为恶劣的是，一方面官吏强行向民间推销这种高价食盐，一方面又故意克扣原本政府供给民间的价钱相对低廉的“俵散”之盐的数额，“俵散”之盐由此成为“堆剩”之盐。官吏便把这些“堆剩”之盐当作自己的私物，转售给商人牟利。陈淳记道：
  一季一胥，前胥之去，必以是籍授于后胥；后胥之来，复以是籍按以前盐。既不实给，则自官仓所请而来者，俵散极少。而堆剩极多。故百户之聚，只半笼可匝千户之乡，只五笼可均其余堆剩。则主胥又径作一纲，私卖与龙平、水头二铺之吏，转货于商旅。每笼本价例一千七百，而客贩腾涌则又不啻此，总之又动以百计。漳土瘠薄，民之生理本艰，与上郡不同。主户上等岁粟斛千者，万户中末一二，其次斛三五百者，千户中末一二。外此大率皆仅收斗斛，不足自给，与无产业同。年间二正税所输升斗尚不能，前正税之外所谓二产盐，不过数斤，复不能了，况四季又重叠以鬻盐？钱所谓八百一十及一贯二十足者，夫岂易供哉？其余客户则全无立锥，藉佣雇朝夕奔波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岁输身丁一百五十，犹不能办，则四季所谓盐钱六百一十二足者，将于何而出之？民生所最急处，在饥无粮，而何阙于盐？假使官司实有按月如数给之，彼亦何用此盐为当旰不足以代粮，当食不足以代肉？故谚者类曰：官与盐一合，恐我饭无夹。不知我无饭，饥来不可呷。官与盐一甔，恐我肉食淡。不知我无肉，瘦来不可啖。况胥辈于中又有需粮索酒之扰、攘鸡盗犬之殃，是以愁叹之声，穷年竟日，喧溢田里。
  常以所亲自松州一铺实计之。松州一铺，每季定额官仓支盐一万二千斤，为一百二十笼，敷钱二百单四贯足。而铺籍所管户眼，有四千余，无不尽数遍敷。今且就四千载数言之。以二千五百户为客户，自一户九斤，该钱一百五十三足，而积之计，三百八十二贯足。又以二千户为主户之加三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单四足，而积之计，二百单四贯。又以五百户为主户之加六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五十五足，而积之计，一百二十七贯五百足。合计七百一十三贯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单四贯足纳官司元额，其余五百单九贯五百足，则入之胥家。兼以铺内如前所谓堆剩而私货者百二十笼，中可有百笼为钱不啻一百七十贯足，通计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贯足。则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地四分之三有赢。又有纳赂得兼董两季者，合两季为得一千三百六十贯足。彼胥无故安坐不久而骤得此横富之财，买田置屋，顿为巨室，果何理哉！即此一铺以推其余，皆可类见。环千里之郡为几万户，岁之所敷为几万缗。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三十万缗。正如劫盗分赃坐家指纵者，听一分而亲操戈者三分以优之。官府何故贪恋一分，甘冒劫民之盗而不耻，乃反为胥家大作暴敛纵与之三分而不啬乎？①
  由于官吏舞弊，漳州地区的“鬻盐”所获之利大部分进入了官吏的腰包。陈淳在这里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以松州一铺为例，“鬻盐”所得合计七百一十三贯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单四贯足纳官司元额，其余五百单九贯五百足，则入之胥家。兼以铺内如前所谓“堆剩”而私货者百二十笼中可有百笼为钱不啻一百七十贯足，通计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贯足。则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地四分之三有赢。如此扩大到整个漳州，“岁之所敷为几万缗。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三十万缗”。陈淳所言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当时官吏每年利用“鬻盐”之举勒索到民间购买食盐的钱额总数，在数万至十数万缗（贯）之间，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明代前期，政府制定官府支盐的盐课额，“漳州府领龙溪等六县，见在男妇二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一口，照例折收本色钞七十九万九千六百八十四贯五百文，铜钱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六十九文”。当时纸钞与铜钱的比价是“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①，79万余贯的本色钞，折成铜钱为158万余文，二者合计共317万余文。自宋至明代，每铜钱一贯习惯上为1000文，则明代前期漳州府属各县的盐课折成铜钱计算，大约为3170贯。这与上引陈淳所说的南宋漳州“鬻盐”的所入之数，真可谓有天壤之别。由此可以想见，这一“鬻盐”之弊给漳州民间带来何等严重的危害。
  漳州“鬻盐”，本是不良官吏的利薮所在，任何阻碍这些官吏中饱私囊的行为，必定为他们所忌恨。陈淳不但不顾及这些利害关系，而且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把70余年来一些危害民间强行“鬻盐”的官员，指名道姓，予以披露。该文写道：
  绍兴辛亥朱侯侍制察其然亟罢去，沿海之铺十有一，正欲区处尽罢，迫于奉祠而去。至嘉泰癸亥、甲子间，俞侯监簿又深为讨论，灼见底里，实无与乎岁计，于是一举阖郡诸铺而尽除之，载在厅壁记可考也。时惟特存龙平、水头二铺，以此二铺者，乃卖邻郡商旅之盐，与吾郡内之民无相干，所谓诸弊亦无容作。凡其来贩皆汀赣之民，动以千百为群，苟措置有方，俾盐皆精白上品，长厚堆铺前，斤两不亏，而贸易无阻，则所货易流通，而所入易丰衍。每铺元额一年一万六千缗，合二铺为三万二千缗。其公家杂用绰然矣。自俞侯尽罢诸铺后，应经费之外，如燕飨营缮犒军招卒，皆无缺用，而又代纳民丁一万七千缗。至秩满，郡帑亦无损前政交承之数，则盐之利害自昭然可见。其或以岁计为词而听之存留者，用实不及，竟将何归？亦可不言而喻也。民沾俞侯实惠，二年之内，帖息安寝，吏不登门，真若痼疾脱去体而复康宁再生为太平人。
  奈未几而开禧丙寅毛侯监丞为其子运属所迫，旧病依然再发，复缠肌刻骨，以至于今漳民于此抑又重不幸哉。本路濒海四州，上三州皆弛禁不鬻，漳独非王土王民乎，而独罹荼毒至根深枝蔓如此之甚？贪夫污吏，顽然瞪目，固不足与语。仁人君子，见之恻然动心，岂能一日以安，而亦岂能以一日留？①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习惯中，为文作书，一般是多扬人之善，少暴露他人之恶，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是有所指摘他人，亦大多采用比较隐晦的文字。然而在陈淳的文章中，至少对于苛派征“鬻盐”之税的两位官员，直呼其名，毫不隐讳。所谓“开禧丙寅毛侯监丞为其子运属所迫，旧病依然再发，复缠肌刻骨，以至于今漳民于此抑又重不幸哉”，“乾道辛卯高侯禹以少年武弁不为民远虑，复于城中鬻之。然利门一启，岁入甚美，人非夷齐，见率动心，官府来继者人人类欲囊橐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类室家之肥，于是张皇滋蔓，流毒四出，遂为漳民之痼疾，缠肌刻骨，不可以复解矣”。陈淳这种绝不肯混淆是非、甘冒报复风险的风骨，体现了一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学家真正的精神追求与民生关怀。
  （三）侵河钱之弊
  《北溪大全集》卷45有一篇《上胡寺丞论重纽侵河钱》。“侵河钱”很少见于宋代的典籍记载中，近人的宋史研究也少有提及，估计是当时漳州地区的一种不甚规范的私派吧！陈淳在这篇札文中写道：
  某伏睹使判近以侵河钱失陷，委官打量，欲别行均敷。此诚公平之大政。某因采访来历，的见其失陷之由，敢不冒闻。窃以州县二河民居千百家，前靠官路实地，元纳楼店务前（钱？）；后抵官河虚地，元纳河岭钱，后来官中改为侵河钱。各有定籍，上下相承。已经数百年之楼店务钱，古例委甲头催纳取足，今虽不用甲头，而都监人吏按月随门批历领去，无容有欠者。
  所谓侵河钱，古例以千字文为号，每号以一名为甲头，随月催足。后因官司不取办于甲头，而听人户自纳，于是人户不齐，有纳有不纳。其间或甲卖与乙、乙卖与丙，迁徙不定，官籍虚存甲姓名，而乙丙遂成漏落。或户绝归官，后人请买而公据不声载者。或宗室官户及前名胥家，并无敢登门催纳者。或乡居人买负郭屋，日常户闭而人吏无敢催纳者。或赁人之屋以屋主居远为辞而无复为纳者。或交关明载契面而恃顽不纳者，或交关故不入契面而谓祖无此额者。凡此等类，无甲头为之纠察，年深月久，遂至失陷。
  今别行均敷，此等固无脱漏，然一例并行，而无所分别，则恐常输二项钱，元无亏官之家，重并被扰。回视圣旨数番减降，不闻加增，似几违戾。且其步亩一听于兵马司庄宅牙轻重之手，有计嘱则缩多为寡，无计嘱则喝少为多，居民惊扰不遑安处。前守何寺丞侑于淳熙甲午间亦尝打量重纽已给历付人户矣，而民间惶惶。本路漕使风闻即下本州住罢，于文移未到之前，何寺丞亦自觉其为不便，官司自是不为，何必汹汹聚议日夜不已？已将手分谢举断罢，仰人户仍依旧籍送纳。既而漕司文移复继至，民间顿释惨戚为欢欣，变怨谤为歌颂。
  今若欲屈己便民，则莫若帖兵官住量纽之议，又照祖籍委甲头催足。有不纳者仰甲头甲官施行，则亦可以无漏落。若欲公私两便，则莫若逐处各委巷长副同厢司随家看验纳钱库状历头，如月间有纳二项钱库状历头，即是常输之家，依然如旧；如无库状历头可照者，即是脱漏失陷之家，巷长副具姓名，结罪状付厢司申方特（阙）。
  根据以上所述大致可以知道，侵河钱类似于店务钱之类的官府收取沿街店铺的税钱。当时的漳州街道，可能是有的店铺面河，有的店铺则相背面向陆地。官府收税时，面向陆地的店铺收取“楼店务钱”，而面向河流的店铺收取“河岭钱”，后来改为“侵河钱”。这二者之所以使用不同的名目，可能是征收的税额标准有所不同吧！由于相关的记载相当稀少，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推测。尽管如此，我们也由此可以了解到，在南宋时期的街市管理之中，还有一种所谓“侵河钱”的名目存在。
  陈淳在这里所谈到的“侵河钱”之弊，主要是由于“已经数百年”之楼店务钱和侵河钱，至绍熙、嘉定年间，基本上模糊了原本的征税对象，税钱失落，导致诸多弊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店铺已为“宗室官户及前名胥家”等有权势者所拥有，现任的官吏“并无敢登门催纳者”。再者，每当官府试图落实楼店务钱和侵河钱的征税对象时，“其步亩一听于兵马司庄宅牙轻重之手，有计嘱则缩多为寡，无计嘱则喝少为多，居民惊扰不遑安处”。在以上这些人的舞弊之下，漳州沿河街市店铺的楼店务钱和侵河钱就始终无法得以合理公平地恢复，致使“民间惶惶”。
  陈淳在《上胡寺丞论重纽侵河钱》中所提到的侵河钱之弊，与其他横敛舞弊相比，可能是比较轻微的。但是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陈淳作为一名无权无势的乡村读书人，却能如此关注地方政府的为政之道与民间的疾苦。而从另一方面，在陈淳所指摘的漳州地区种种横敛之弊中，宗室、官吏、胥员等与政权有所联系的人，总是在其中起到相当恶劣的作用，率先破坏了社会的公平。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温陈淳《北溪大全集》所能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