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是福建泉州沿海一带海上对外贸易比较兴盛的时期，但是在漳州地区，民间从事海上对外贸易活动似乎尚未形成规模。陈淳曾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如此描述漳州民间生计：“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甍富饶之地。”然而随着泉州一带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不法之徒开始了海上劫掠的活动，成为“海盗”。海盗的活动也逐渐向泉州以南的区域扩展，漳州地面上深受其害。对此，陈淳撰写了《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阐述了自己对于抵御海盗扰民的看法。该文略云：
  某寓客，不当出位而言，但耳目所接，海盗利害，关系甚重，其事几有不容失，敢与同志者一言之。夫贼之南徙，非畏我而遁也，以贤太守之精明、贤幕府之忠勤相与谋谟规画为甚切。出军遣将，厚饷〓赏，无一毫少吝，而贼未能即就擒者，失之仓卒而无素具故也。贼跳梁于巨浸中，而大军之屯岸上者过多，布水道者殊少。贼徒示我以骄狂不可犯之势，而我军冒不相及，且无虎飞鹰搏之术，而又狃于安平日久，无誓不与贼俱生之意。岸上之兵徒束手而空视，水道之师又幸风而逗留。民船单寡、器械不精，日夜望官军而不得会合。……民船与官船不相应，将心与士心不相一。赏格虽明，而罚纪不张。请行者虽奋发，而至止者竞馁缩，贼气不挫、势不衄，虽曰南徙必易我而复来，而我不可安然置之度外。既往者不可咎，及今以后，不可不亟为之备，以俟其来。
  今为州司计者，一宜急拣悍锐之卒，及选募重役军兵与海道作过之人，约五百余额为水军。又择骁勇出群之才，分布诸船以将之，督习水战于南门外新桥之侧。日有课、旬有按、月有阅，而郡将时或不测临观以激励之，使其身惯出入于风涛之上如履平地而不没，足熟驰逐于樯橹之旁如骋康庄而不踬，然后手施击刺斩斫之技，随吾意之所之而无不捷。若是者不出两月，必为精水军矣。
  二宜按境内濒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各随诸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本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精。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
  三宜立军政。夫驱人于万死一生之地，人情莫不惜生而畏死，必用命者有赏、不用命者有戮，然后人敢于勇而不顾，虽圣贤行军用师，亦不能以废此。近世军政不立，赏罚莽卤俱废者固不足道，间有贤人君子存忠厚不嗜杀之心，专用赏以厉将士，而于重刑者有所不忍。且身后堆金积帛，岂足以夺人舍生之心？而区区敲扑之威，又岂足以绝人畏死之路？矧锋刃既交，前有决死之敌，后无必死之刑，谁不思退而宁肯冒进？……大抵用命俱奋则有可生之理，顾命不前则有俱毙之势，此决然无可疑者。今贼未歼，正立法之始。贤太守亲笔奠文收录死事之孤，于赏固不吝矣。然似闻当时失利同事中有先奔不为援者，若果然而废其不用命之诛，则异日讨贼，将士卒伍决不以区区之赏而冒赴必死之地。吾恐波涛汹涌之间，彼此顾望不前，其失岂特无功而已哉？
  区区窃以为三者诚此邦目下之急务。果能拣练民兵，以精水战之技，又能大明诛赏，以作其用命之心。技既精，人皆致死，虽用之大敌，何往不克？而况蕞尔海寇乎？
  外此更当讲明裕财之策以副之。盖事役重大，非财力充赢，则运用斡旋不能以如志。或曰贤太守一毫不妄取于民，其如郡计之不充，何曰事有经有权。平居无事，不妄取于民者，经也。仓卒有警，随宜而取之者，权也。今海道不宁，米船百货，为之不通，而郡民生生之具蹙，此一邦通患，正用权之时。民力竭矣，常赋之外决不可以妄取。若寺院者，民之保障，乃国家物力，而住持者掌之。非僧家祖业与房奁中物也，移国家财为国家用，以安国家之民，非郡守私计也，于僧乎何伤？盖空门设教，本事清虚寂灭，以独洁其身于斯世，已为无用。今其曹无复有修祖师来意，大率只是饱食暖衣于幽闲无事之境，专一巧运机筹鼓唱邪说以攫良民财帛为奸养之资。且低眉拱手先意趋和，以勾致时官权贵之欲，而藉其声势，凌压愚俟肆行邪匿无所不至。此与盗贼无异，未可例以齐民视之。矧今亦无名色过取，只约住持五年者纳贴头钱与换贴。不愿纳者听别纳钱者。住持至甲乙寺亦随坐高下比附而行之。此举人自乐输，何过取之有？……今按其疏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至是而又不足，则劝喻沿海豪户助军。彼亦切身利害，自其所愿。又不足然后次第及城中巨贾贵族之借助，亦义不容辞者。凡此等类，皆所谓时措之宜，而不失为权中之经，未
  ①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君子举事，惟其理之当而已。①
  陈淳这篇关于论述海盗利害的文章，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其一，陈淳所在的南宋后期，福建的海上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泉州地区。漳州沿海地区不但居民出海经商者为数甚少，而且还经常受到北面海盗南徙的袭扰，受害不小。元朝时期，色目人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大权，泉州港上升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核心港口，漳州地区的海上对外贸易，依然是相当的沉寂。然而这种状况到了明代前期有了迅速的改变。据明代漳州地方志的记载，明代前期，沿海居民“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耟，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渔；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枻相续，吃苦仍甘”。位于海澄县的月港，在明代前期就已成为漳州地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②明中期的嘉靖年间，随着漳州一带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月港的繁荣日甚，“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中一大都会也”③。明代后期，月港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
  明代前期漳州沿海对外贸易的迅速兴起，显然是与这一时期沿海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的活跃密切相连的。或许，正是由于南宋以来漳州地面经常受到北面海盗南徙袭扰的刺激，因此当明代前期出现非法的民间海上走私贸易活动之后，漳州沿海的居民以其“强悍不受节制”的民风习尚①，很快就投入到这种违禁的海上贸易活动之中。正因为如此，与泉州沿海及其他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的海商相比较，漳州地区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活动亦商亦盗的特征要明显一些。明代时期，泉州一带的海商，虽然形成了如郑芝龙等具有雄厚实力并且拥有自己武装的集团，但他们的目标，旨在争夺海上贸易权益，抢掠骚扰沿海居民生命财产的行为相对少些。而就漳州地区出身的海商、海盗而言，冒身倭寇、抢劫沿海居民的现象则较为严重。著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曾经谈到漳州一带的海盗，阖村阖族据为职业，如诏安县的梅岭地方：“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莫之奈何！”②明人王文禄也在《策枢》中说：“前者我民被石墩寇掳下舡，沿海候风月余至大桥。桥上人言皆闽音。自言漳州过此桥五十余里，芦苇沙涂，至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复至柘林。今春满载仍回漳州去矣。”③因此，在明代中后期的“倭寇之乱”中，漳州籍贯的海盗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嘉靖前后，福建的通倭巨寇，如阮其宝、李大用、谢和、王清溪、严山老、许西池、张维等，几乎都是漳州府人。我们从南宋时期陈淳对海盗的记述以及明代的种种记述中，可以多少还原出漳州地区海商、海盗演变的某种过程，泉州和漳州现今都称之为“闽南”地区，但是在民风习尚上还是存在着某些差异。这种差异演变至清代的台湾地区，除了上面所谈到的漳州籍贯的移民有多次的暴乱行为之外，泉州籍贯和漳州籍贯的移民及其后裔们，也是经常发生种种地域与乡族的诸如“分类械斗”等冲突。这种民风习尚上的差异，多少对于区域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二，陈淳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还提到应该组织当地民众，形成武装，与官兵协同作战，抵御海盗。“宜按境内濒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阵），各随诸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本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精。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陈淳的这些论述，可能是漳州地区最早提倡组织民间武装抗击海盗的主张之一。
  陈淳的这一主张，是否得到了官府的采纳而付诸实施，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史料予以证明。但是，当明代中期倭寇之乱肆虐之时，漳州一带的士绅屡屡向官府建议组织民间武装抗击倭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府的肯定和实施，因此到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的民间武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嘉靖、隆庆年间，漳州府云霄乡绅林偕春就多次建言组织“乡兵”，他在《条上弭盗方略》中认为，抵御盗贼必须实行“择令守、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严抚捕”，其中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四条，均为组织民间武装的举措。其中“练乡兵”云：“请饬下有司，令各乡之中，依保甲内每户择有才力子弟，训之以坐作击刺之方，金鼓旗物之节，缓急有警即互相救援，不得坐视。如是，则乡百家可得百兵，少亦不下五六十，不惟可以省召募之费，而身家念重，将衽兵革不悔，且靡缓不及事矣。……由之以设法，何往不克！”①他在《邑志兵防论》中亦主张：“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今日禠一酋，明日而戮一魁。大溪掩饶贼之群，檺仔捣逋寇之窟，云头铺杀贼如麻，甲州汐视死如归。自是兵气愈扬，人心弥奋。每一夫持梃而驱，贼望见之，以为神兵从天而降，所当披靡，所至无前。虽倭寇数千自长泰挟重质而下，亦且卑词请命。……乡用安堵，家以无虞，则乡兵足恃之明验也。”②自明代中期倭寇肆虐以来，官府卫所之兵皆不足恃，组织民间武装、保家卫乡，成了漳州地区抵御外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这种办法的探索，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南宋陈淳的《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中。陈淳作为一名漳州籍的知识分子、理学名士，其关注民间疾苦，并积极探索应对之道的良苦用心，是很值得我们肯定和仰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