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一文中，还谈到漳州地区的僧寺、僧产之泛滥，该文云：
  此间僧寺极多，极为富饶。十漳州之产，而居其七。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着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虽已出家为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却与俗人结冤于贪痴嗔爱之场，争人我者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平民，抗陵士夫。非有率众修善根，意以圣节道场一所系，阖郡文武祝圣，为体甚重，而主者乃旧住光孝，犯奸坐狱、行赇苟脱之人，岂不为公家污辱？其他多此类不待言。外而环城诸寺，尤为豪横。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拾界内一枝薪者，则以为斫坟林而吊打之；有牛马羊豕食界内一叶草者，则以为践坟庭而夺没之。村民受苦无敢谁何！诸寺类皆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至其恃财纵欲、行奸乱民，伍污风教者，久被俗之常态，秽人楮笔不在论。祖例州县凡有营缮修造等大役，官司量以钱付僧家，仍授之规模，而责成焉。至有不给则令彼出陪补，亦不离公家常住之财，于吾民免被扰，而闾里获安息。后来诸僧院设计厚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例。而有事复敷之民，民遂被扰，而僧家安养端坐无为矣。自是有司行遣作辍不常，存心公明正大者则宁役无用闲僧，而不忍扰吾民。以种福田为心者，则无暇虑及吾民，而惟恐一豪有伤于佛子。二说相持，然一邪一正、一公一私，贤有司为国家根本地者，不可莽卤无辨也。昔南轩先生帅靖江，日待僧家甚得体。以公厅非接见夷狄之所，凡有干谒白事者，但令趋庭，无上庭接见之礼。其说载在语录，诚可为斯世大公至正之式。今宜比傍自讼斋，将后园冗屋一间作自讼庵。有蹑公庭犯典宪，其罪不在徒流之科者，处于其中，一如自讼斋行谴。是亦善治之道，而可使之敛戢无复纵横者矣。
  南宋时期漳州地区僧寺之多，其中盘踞住持的并不全是向佛修行之人，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别怀图利之心的徒棍。有的“虽已出家为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却与俗人结冤于贪痴嗔爱之场，争人我者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平民，抗陵士夫”。有的则“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的甚至“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显然，这些寺院恶僧横行于城乡，与当地官员相互勾结很有关系，“诸僧院设计厚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例。而有事复敷之民，民遂被扰，而僧家安养端坐无为矣”。
  陈淳记述的南宋时期漳州地区的僧田僧产，所谓“十漳州之产，而居其七。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着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可能有些夸张。然而我们从明代前期的资料看，漳州龙溪一带僧田之多，确实有违常情。根据明代正德《漳州府志》的记载，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僧田、僧地、僧山在全县田地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高达三分之一。其具体数字如下表①：
  陈淳对僧寺、僧田的谴责，除了出于理学的价值观之外，更多是从悲悯民生的角度出发。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向僧田征科军饷的主张。他说：“诸寺动以百为群，暨诸乡斋堂道流日集民礼塔而取其金，动以千百计。小民沾体涂足为仰事俯育之资，终岁所获能几何？而即日累月取之为之一空，良可哀悯。今将此曹悉籍之丁帐，未为过也。至如乐山一所，非有寺额，而僧道设计裒敛民财，尤为精致。每一岁间招诱农商工贾，递分节次，各以时会，名曰烧香。就稠众中察其猾黠好事者分俵疏，且请为劝首，抄题钱物。每疏以数百缗。经年积蓄，今已浩大。而其中辈行屡经官司争主首之权，此亦可以按籍举而归之官。又如尼寺，一遭回禄，疏题民财见以巨万计。此诱陷良民子女之渊薮，天其或者故一除之，而愚民逆天再造。今按其数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①
  从宋代延续下来的僧田，对明代漳州社会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