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耕牛是农业所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因此，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耕牛的保护与供给。政府在鼓励民间垦荒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须在“牛种”即耕牛和种子上予以帮助。一般的农民家庭，也无不把耕牛当作自己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久而久之，农民对耕牛的爱惜，几乎达到了“物件崇拜”的地步。许多虔诚的佛教、道教信奉者，坚守不食牛肉的戒条。在民间流传的一些信仰劝善书中，也谆谆劝诫人们不得屠杀、虐待耕牛等等。然而在宋代的漳州地区，却有屠牛的恶习，苦毒农家。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这样说：
  屠牛之风与盗贼实相表里。盖屠牛者，盗杀人之牛，与承盗者之牛而屠之，以盗遇盗，岂但姑为一牛之故而已，必无不盗之所由长也。此间屠牛在城，是宗室不检者，乡村是亡命浮浪者。近日肆行，盖缘前政以军需牛皮不欲料配只出官钱，付吏和买。承吏因自收钱入己，只分些少与屠家为名。屠家因是公然牵人之牛而屠之。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视，无敢谁何。今使府新政之初，尚稍观望敛戢，既而旬日，便遂纵横无顾忌。春功将动，耕牛有限，安能供日日无穷之屠？恐不可不申严约束。如有犯者，若是亡命浮浪人，宜借一人重行惩治，以警其余。未可只与一决杖，快便而去。须索烹宰之具槌毁之，锢身遍押诸下县，纳牛肉钱，及遍号令四境诸乡村以苦之。到一年后有犯者代之，方可听放。若是宗室，亦如前决，竹篦穷年闭之自讼斋，以善治之。又严左右邻甲告首，若容隐必同坐。如此则人自不敢犯。果屠牛能禁止，则是亦去盗贼之一端也。
  陈淳在《与仙游罗尉论禁屠牛惩穿窬》一文中再次提到这一恶习云：
  某少有所闻，敢浼台听。此间乡民甚感戴前政禁屠牛惩穿窬二件，德惠之美，三年内四境编民晏然奠枕。兹者幸遇台旌之来，乡民深望其举行故事，以为帡幪之赐。盖前政于此二件处，不可坐视其俗之恶，而听其所之。若坐视其俗而听其所之，是乃恣其俗而助之为恶也。今献岁在近，旧俗将作，不如禀官长预先出榜，明文戒约，又逐乡责保司与团司罪状入按，令他预随门戒谕，不能止绝者，同坐。当其时，更遣人郊外默然缉之。或所在有此风不改者，以违法论，追保司团司及犯人痛行惩治，押逐乡号令，则人必畏戢，而恶俗可革矣。区区所闻，不敢不以告也。更在台慈详之，以为百里编氓之惠，且以为兼善天下之兆自此而始，尤千万之望也。①
  从陈淳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漳州民间屠牛之风的盛行，实与官府、宗室的舞弊有着直接的关系。官府借口“军需牛皮”，征集于不良吏员。吏员则通同“宗室不检者、乡村是亡命浮浪者”，以及屠户，暗偷明抢，“盗杀人之牛，与承盗者之牛而屠之”。而一般的平民百姓，虽然知道自家的耕牛为人所盗杀，但是摄于“军需”之逼，不敢吭声告诉，“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视，无敢谁何”。
  陈淳深知，这种盗杀耕牛的恶习最终的根源在于官府内部的某些不良官吏与地方上的一些势豪如宗室者，与乡村的亡命浮浪者相互勾结。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执政的长官呼吁恳请，寄希望于清明的官员惩治恶俗，端正风气。所谓“兹者幸遇台旌之来，乡民深望其举行故事，以为帡幪之赐”。“禀官长预先出榜，明文戒约，又逐乡责保司与团司罪状入按，令他预随门戒谕，不能止绝者，同坐。当其时，更遣人郊外默然缉之。或所在有此风不改者，以违法论，追保司团司及犯人痛行惩治，押逐乡号令，则人必畏戢，而恶俗可革矣。”陈淳对于民间疾苦的良苦用心令人敬仰，然而在人治为上的古代社会，官员的作为往往由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各种因素所促成，缺乏应有的延续性，因此，陈淳的良好愿望，可以在短时期内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让后续的官员们长远地奉行。这也正是上面所讲的种种恶习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甚至现今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