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淳在《北溪大全集》中，在不同场合提到民间相互欺凌，无赖亡命之徒横行乡里的不良风气。如有“折合之风”：
  此间村民有一种折合之风，甚为善良之扰。盖村民中有浮浪贫穷无顾藉人，不安己分营生，反妒人之有财，专萌折合之心。如同侪辈是一样门户，才见渠所蓄有二三十缗，稍胜于己，便思以事与相干涉，而折合之。或以牛羊践踏赖，或以妻儿斗骂赖，甚至或食野葛仆于其室，或潜夤夜经于其门，必卷他家之财为己有然后已。况视产业温袄家，其设计谋取钱物尤为诡谲，一唱百和，至朴拙无能者，亦相效成风。故或田主取偿于佃户，而佃户适有家人病死，乃以赖其金谷者。或财主索债于贷户，而贷户无还，乃杀其幼孩以谋钱帛者。或屋主有责事于店客，而店客生憾，乃扼吭杀其病母以劫白金数百两者。或良家产户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悖理伤义，大不可言。亦由州县无清明有司，复于其中乘隙图一分己赂，推波助澜，遂愈滋蔓。前政叶检院知其俗，一镇以无事。凡有此意来者，悉折之不行。至其实有斗死，方与依条究治。盖其所辨别，亦惟以贫论富、以贱论贵，则决知其为折合之计。或两家之力俱相等，方疑其有斗敌，而为之受词。龙溪陈宰亦深能照此等奸状，只于其始便遏绝之不与肆。数年来阎闾田里此风稍息，粗获安寝。今仁政之下，
  决不容此等俗，然亦不可以不预知。①
  所谓“折合之风”，指的是民间的一些“浮浪贫穷无顾藉人”，也就是无赖之徒，自己不安分营生，专门窥视他人财物，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图赖钱财。如上所述，“或以牛羊践踏赖，或以妻儿斗骂赖，甚至或食野葛仆于其室，或潜夤夜经于其门，必卷他家之财为己有然后已”。甚至故杀人命、诈尸勒索，“乃扼吭杀其病母以劫白金数百两者。或良家产户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悖理伤义，大不可言”。更为可恶的是，某些不良有司贪图贿赂，与这些无赖之徒相互勾结，“州县无清明有司，复于其中乘隙图一分己赂，推波助澜，遂愈滋蔓”。
  值得注意的是，陈淳所指摘的漳州地区这种强弱相凌的风气，由来已久，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代正德年间陈洪谟、周瑛等修纂的《漳州府志》中谈及这一带的民风习俗时说：“漳民有争，辄持戈相临，欲相图赖，辄服断肠草以死，此其故习也。……其强悍不受节制者亦由于此！”②甚至到了清代后期，漳州地区民间图赖索钱、强索财物的现象依然相当盛行。清代后期担任过漳州府诏安县知县的湖南人陈盛韶在其《问俗录》中就多次记述了这一恶习，如《作饷》条中云：“民间自缢、自溺、自残及服毒死者，藉作图赖张本，漳、泉皆然。诏安则行有死人，途有饿殍，莫识其姓字。尸亲天外飞来，谓他人父，谓他人昆，呼天痛哭，不知其涕之从出也；或称有旧仇、指为旧伤。练保差弁，表里为奸，愚民迄无宁日。抑尚有非人情不可近者，莫亲于父子，而惟利是图刃诸膝下，否则其亲属之疲癃残疾者，久病不欲生者。不然则鬻窭人子或乞丐，给衣食，恤劳苦，视同己子，名曰作饷。一旦与某富者有仇，或非有仇而心利其有不可得，私手刃焉，舁诸其乡，始方佯为晚出未归也，继而知其死所也，且泣且詈曰：‘某杀予子也。’富人闻之，恐有讼师出，左之右之，擒之纵之，为贿和之说。未满其欲，乃鸣诸官。然则无人知其情伪乎？曰：‘知。’孰知之？曰：‘乡里知，差吏知。’地棍先知串通蠹役，蠹役先知串通猾丁，猾丁亦知。知之而听其为此，且利其为此，并恐其不为此。故图赖愈出愈巧，愈横愈多。小民床头稍有积金，眠不安枕。予初至漳郡访知诏安之弊，首重图赖。莅任月余，反坐三案，此风颇息。然漳、泉作宰，不准图赖命案，则良田变为石田，丁胥皆垂首丧气，啧有繁言，非主人把握先定不行也。”①从陈盛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漳州一带的恃强图赖之风，从南宋以迄清代后期，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的。民风习尚的形成与延续，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定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这种民风习俗也就逐渐成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饶有意味的是，自宋代以来直至明清时期，漳州地区这种强弱相凌、不受节制的风气，随着闽南居民向台湾地区移居，也向台湾地区传播。清代年间，台湾地区发生的数十起比较大型的民众暴乱事件，绝大部分是由漳州籍的移民及其后裔兴起的。漳州籍移民与其他籍贯的移民之间不断发生“分类械斗”，其恶习终清一代都未能得到平息。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宋代以来漳州地区所形成的这种民风有很大的关系。
  漳州民间的一些豪强之徒与无赖之徒，互为表里，狼狈为奸，还经常通过某些“乡税”的方式，掠夺平民百姓的钱财。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复写道：
  此间有所谓乡税扰民甚于官租。官租犹时有定目，乡税则不可以一日计，而又无时之能已也。何谓乡税扰民之甚？如诸庙之率敛民财，其一也。盖此间民俗尚淫祀，多以他乡。非鬼立庙，其植祸深，其流殃蔓。今未暇细论，姑以目前粗扰者言之。一般浮浪不检人，托鬼神图衣食，称庙中会首，每装土偶如将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时骑马街道，号为出队。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虽肩挑背负小夫，亦必索百文五十为香钱。连日自朝至暮，遍匝城市，无一户得免者。其实所抄题钱大概皆是会首入己自用，为醉饱计，为肥妻孥计，于鬼神何有？计阖城诸祠，似此类假托者，不知其几庙。一岁间自春徂冬，人户遭此等挠聒者不知其几？盖愚民无知，畏鬼诛谴，割仰事俯育之具，为无用不切之输，不胜其苦。此乡税之至横者。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甍富饶之地，其何以供此？为千里人之主，可坐视而不问乎？假鬼神以乱政，及裒敛民财，在法明禁，恐不可不申严约束。如有故违者，将会首计赃依条重行断罪，仍押遍历在城及乡村诸庙门号令以困苦之。若然则奸民知惧，不复卖弄人户，遂可省此等横赋之扰，庶乎其稍苏矣。
  此间多有一般无行止奸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贾贩卖之流，下又非残疾跛躃之辈，形貌巍堂，如大兵气力，凶狠如暴虎，假名尤溪师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胸打业，或蓬头，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应之稍迟，便出恶口。人户畏惮，不敢讥呵。有人一日一番，有人三四日一番，有日三四人叠至遍氓，间日又为此等所扰。兹又乡税之一横者。熟嗣其人，实非乞丐，乃假托此态，窥觑人门户，为盗窃计目。今夜行之党甚炽者，多此曹之预其间也。前政张郎中尝榜缉捕，闾里清晏。今亦不可不申严约束。应旅邸不可居停，有依旧临人门户者，许人户告，厢官地分等捕捉趋押出境，不然刺为散兵而重役之。是亦去盗贼蠲乡税之一端也。
  陈淳在这里所讲到的“乡税”，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迎神赛会之名，苛敛民财。“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为此，陈淳还专门撰写了《上赵寺丞论淫祀》《上傅寺丞论淫戏》等文，对当时漳州地区的淫祀之滥以及地方无赖豪强假借迎神赛会搜刮压榨平民百姓的恶习进行了谴责。①无独有偶，这种假借迎神赛会之名而进行民间搜刮的不良行为，同样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正德《漳州府志》记云：“漳为农，至今畲田皆火耕，洋田皆水耨。至于信鬼神、好淫祀，在在有之。而寺院岩舍最多，朝钟暮鼓，远近相闻，尤惑之深者。……妆扮戏剧，珠翠相鲜，设酒淫酗。此其为俗，今未尽变。”②
  另外一种强行苛敛民财的办法就是“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胸打业，或蓬头，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强横者貌似乞丐，沿门托钵，但实际上或是强取，或是“假托此态，窥觑人门户，为盗窃计目”。因此，陈淳把这种强行乞讨的行为也称之为“乡税之一横者”。这种现象，同样延续到清代后期。我曾经在龙溪县一带乡村做田野调查时，就在该县二十五都发现过清代官府为防止乞丐强讨事件而竖立的禁止石碑。该碑文称：
  禁止宪文
  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吴，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三日，据桃源保甲长唐翁、唐汉、唐佳等呈称：汉等零姓小族，住居二十五都桃源保打铁坑社，安分耕种为生。近年屡有无赖棍徒，勾引外方流丐，鸠党数十，每日入社强乞，勒索饭食、冬粟、花红，稍一不遂意，党率群乞，蜂拥吵闹；窥伺无人，窃掠鸡鸭猪只什物。社人难堪，纷纷较闹。汉等忝系本社家长，势难坐视，合亟沥情佥呈恳呼，叩乞首县重要安民，恩准出示禁逐流丐不准来社强乞勒索，庶几山僻弱社得以安生，一沾感切叩等情。据此，查恶丐估讨，本属例禁森严，据呈该乡无赖棍徒，纠党多人，入社强乞，并复乘间窃掠，尤为地方之害。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家长等知悉，自示之后，倘无赖棍徒仍敢率众强讨，许即扭交地保禀解赴县，以凭尽法惩治；第不得挟嫌妄拿，致于咎戾。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三十年二月 日 给打铁坑社晓谕①
  碑文所言之事，与南宋时期陈淳痛斥的“乡税”基本相同。这种恶习的延续性，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