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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理学家的哲学化分析，往往掩盖了宋代理学家们试图用道德理想改造、重塑社会的实践行动。事实上，宋代的许多理学家，在极力建构各自义理道德的同时，也十分希望自己的这种义理道德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付诸实践。这大概就是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意涵吧！
  陈淳作为朱熹的重要传人，对于朱熹这一“道德付诸实践”的理学意涵，当然是心领神会的。因此，他在传承叙说朱子义理学问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社会问题，并且试图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改造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我们在陈淳的《北溪大全集》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记述。从这些记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陈淳等朱子后学对于当时社会某些不良风气的道德评判与改造，另一方面，我们也可通过这些记述，了解到南宋时期为其他文献所忽略的福建漳州地区民风习尚的若干侧面，以及这些民风习尚对于明清时期的影响，加深我们对南宋以来漳州乃至福建地区民间社会的进一步认识。
  （一）告讦健讼之风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7中有《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①，其中第一条就是奸雄健讼欺凌良善平民。陈淳如此写道：
  此间民俗大概质朴畏谨，然其间亦有奸雄健讼、为善良之梗、使不获安息者。在民师帅，不可以不知。盖缘一种人，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为料理公事、利于解贯头钱为活家计。凡有词讼者，必倚之为盟主，谓之主人头。此其人或是贡士，或是国学生，或进士，困于场屋者，或势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羁者，或断罢公吏，或破落门户等人，皆于影下教唆。或小事粧为大事，或无伤损粧为几丧性命，或一词实而粧九虚以夹之，或一事切而粧久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乐其人为鹰犬。而其人亦乐于挟村人之财，与之对分。此词讼之所以日繁一日，听断之所以徒为虚劳，而善良者之所以虚被其扰也。前政赵寺丞知其然，当听讼时，灼见有此等人，便严行惩断。其在士类者则善处之自讼斋（斋在州后园），穷年不与归，人因畏戢，不敢健讼。次年所引词状，日不到三十纸。庄卿继之，废自讼斋，词讼翕然日至四五百。其中虚妄健讼者，虽亦能烛破其情，末却放之善去无所惩艾，于是奸雄鼓舞，而词讼益蔓，善良益不克安迹矣。张郎中再按赵寺丞故事，榜仪门晓示，词讼又顿少。今寺丞下车第一引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亦以故事未曾举行故也。而今而后，宜申严约束，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门、隐匿司房，为词人盟主者，门卒案吏同坐。若其人非士类，则依条重行科断。在士类者则循旧例决竹蓖、处之自讼斋，穷年使读论语小学之书，是乃以善治之之道。如此则健讼者无复敢恣为虚妄而肆行教唆，然后人之以词讼来者，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之不容伪，听断自可常清明，狱讼自可常简少也。
  在同卷中，陈淳又有《上傅寺丞论告讦》一文，记述了当地民间相互告讦的不良风气。该文如下：
  某窃谓民生秉彝以人伦为重，治民听讼亦以人伦为本，故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圣人所深忧，而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亦王制所先务，诚以美教化厚风俗所系，在此而不容缓也。共惟判府寺丞治贵清静、政尚中和，用刑必期于无刑，听讼欲使之无讼。下车之始，即明榜通衢，首崇辑睦之风，申明孝友之道。劝谕谆切，可谓知所本矣。今已渐及一朞，固宜人心感格，同归于善，风流笃厚，莫不耻言人过。窃怪近日以来乃不其然。民间词讼，大概多是告讦，或蔓引其无干涉之说，或妄发其十数年之事，揆之事理，无甚紧切，按之人伦大相悖戾。以兄弟均父母遗体而交相告讦，入室操戈。如何相之？于何尚忠、林鼐之于林衡等类是也。以叔视侄为犹子侄，侄视叔为从父，而交相告讦，入井下石，如戴世略之于戴梦松，王振之于王椿等类是也。甚而妇姑勃溪，有违不顺父母之律而不恤者；夫妻反目，有违前贱后贵之说而不顾者。似此类例，奸险百出，不可枚数，皆关人道之大经，犯天理之大戒。抑又有难露楮笔者，虽其情状不能逃神明之鉴，然而贼害纲常、败坏风教，莫此为甚。此而不禁，将恐薄恶之习愈炽，而敦厚之风不闻。昔旧邦君枢相傅公在此，尝劝人户赈粜。有林仁寿者告其兄林尧寿产钱之高合先粜谷。公判其状曰：官司宁可无二百石谷，而兄弟告讦之风不可长。此判一出，邦人传诵以为神笔，闻者禠魄，无复效尤。今弊俗如此，可骇可叹。某辱知门下，有所闻见不敢隐默，谨具公劄申闻，欲望台判严榜晓示，杜告讦之一门，明人伦之大法，以开其友睦礼逊秉彝之良心，使人人知恩义所自来，有相赒相恤之爱，而无相刃相靡之薄，一还昔日清漳道院之美，岂不伟欤？①
  显然，陈淳对于当时漳州民间盛行的告讦健讼之风是抱着强烈的谴责态度的。而这种恶劣社会风气的形成，首先是那些得以经常出入公门，与官府关系比较密切的社会上层人物：“其人或是贡士，或是国学生，或进士，困于场屋者，或势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羁者，或断罢公吏。”正因为这些人与官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才能操纵官府的办案断案，相互勾结，从中取利，并且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致使民间的诉讼案件不断攀升，“词讼翕然日至四五百”，“寺丞下车第一引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
  陈淳认为，要平息这种健讼告讦之风，应该采取教化与惩治相结合的方法。对于那些一般的平民百姓，一时贪图眼前小利而兴起诉讼的，必须善加引导劝谕：“严榜晓示，杜告讦之一门，明人伦之大法，以开其友睦礼逊秉彝之良心，使人知恩义所自来，有相赒相恤之爱，而无相刃相靡之薄，一还昔日清漳道院之美。”而对于那些操弄衙门诉讼，从中取利的人，则必须加以惩治。惩治之法，一方面，宜申严约束：“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门、隐匿司房，为词人盟主者，门卒案吏同坐。若其人非士类，则依条重行科断。”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所谓“士类”，则应该采取软禁自省的办法：“其在士类者则善处之自讼斋（斋在州后园），穷年不与归，人因畏戢，不敢健讼”，“在士类者则循旧例决竹蓖、处之自讼斋，穷年使读论语小学之书，是乃以善治之之道。如此则健讼者无复敢恣为虚妄而肆行教唆，然后人之以词讼来者，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之不容伪，听断自可常清明，狱讼自可常简少也”。
  从上面所引述的陈淳关于漳州民间健讼告讦风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陈淳对于这种社会上层人物勾结官府操弄诉讼的恶俗是十分痛恨和关注的，他希望漳州的地方官员，应该加强社会教化，端正这种风气，解救平民百姓的无辜蒙冤，从而达到民间社会“贵清静、政尚中和，用刑必期于无刑，听讼欲使之无讼。……首崇辑睦之风，申明孝友之道。……人心感格，同归于善，风流笃厚，莫不耻言人过”的良好氛围。然而我们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陈淳作为一名深具理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治理健讼告讦恶习的方法，更多的是寄希望于道德的标榜与警示，而缺乏法治的制度化构建。如对于所谓“士类”的惩治，是把这些人置于“自讼斋”中，穷年使读论语小学之书，令其自省翻悟。这种处置方法，既无法律上的依据，随意性很大；同时也会因地方官员的变动而因人而异，缺乏延续性。这种缺乏法治的制度化构建意识又过于强调道德的标榜与警示作用的做法，或许是宋代理学家们的某种共同特征与通病吧。
  南宋以来漳州地区的健讼告讦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并无少减。清代后期的《问俗录》，记载了这个时期张总府诏安县一带民间，为索钱财而相互告讦的风气愈演愈烈，甚至越级控诉，流行“京控”，即远赴北京都城衙门进行诉讼的现象。该书云：
  漳南尸亲控案，非索命实索钱也。控主使党众者钱薮也。控首凶下手者，必富于钱，或为新婚、为书生、为独子，视若掌珠者也。真凶转从末减，甚至防其自首，不书其名。有钱无命可，有命无钱不可，至无钱无命，拖延日久。本邑讼棍与住京讼师相为推挽，顺风航海，七日达天津，三日至都门，遂成京控。奏交大府，委员络绎至矣。委员之廉能者为上；恬静寡欲而短于才者次之；有欲有为者又次之；至藉宪札为居奇张本，假公馆为行乐之地，论公事，痴人说梦，造谣言，蜂虿有毒，斯下矣。乡蛮不畏官法而惧京控。原告起程，消息潜通，西赴粤，南渡台，而官署尚不及知。会营围拿，积日累月，兵费数千，凶犯难获，即使全获解省，尸亲刁狡，抗不结服。奏限迫促，讯官亦为所难，不得已听民相习于调和。而原告得意，京控滋多，地方官益疲惫矣。夫治漳之难有二：曰械斗，曰盗贼。然械斗之祸甚于盗贼，京控之祸又甚于械斗。盗贼害及一身一家，械斗害及乡里，京控更累及官长。①
  事实上，民间健讼告讦风气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官府统治权威的低下。由于漳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较之福建的福州、泉州以及闽北地区为晚，北方移民到此垦荒立籍的时间亦相对晚些，而宋代是漳州地区社会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当北方及外地移民在这一时期不断涌入漳州地区的时候，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的开垦和家族、宗族的繁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无序的社会环境之上的。不同的移民和不同的姓氏家族要在当地取得一定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主要依靠自身的实力。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存之道，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激烈的竞争，甚至是超越政府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竞争。虽然说从南宋以至于明清时期，都有一些地方官员，以及部分有识之士如陈淳者，力图在漳州地区建立起比较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环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某些根深蒂固的恶习，积重难返，还是被顽固地传承了下来。漳州地区的民间健讼告讦之风在清代后期依然流行，这不能不说与漳州早期的社会开发环境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二）以强凌弱、无赖横行之风
  陈淳在《北溪大全集》中，在不同场合提到民间相互欺凌，无赖亡命之徒横行乡里的不良风气。如有“折合之风”：
  此间村民有一种折合之风，甚为善良之扰。盖村民中有浮浪贫穷无顾藉人，不安己分营生，反妒人之有财，专萌折合之心。如同侪辈是一样门户，才见渠所蓄有二三十缗，稍胜于己，便思以事与相干涉，而折合之。或以牛羊践踏赖，或以妻儿斗骂赖，甚至或食野葛仆于其室，或潜夤夜经于其门，必卷他家之财为己有然后已。况视产业温袄家，其设计谋取钱物尤为诡谲，一唱百和，至朴拙无能者，亦相效成风。故或田主取偿于佃户，而佃户适有家人病死，乃以赖其金谷者。或财主索债于贷户，而贷户无还，乃杀其幼孩以谋钱帛者。或屋主有责事于店客，而店客生憾，乃扼吭杀其病母以劫白金数百两者。或良家产户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悖理伤义，大不可言。亦由州县无清明有司，复于其中乘隙图一分己赂，推波助澜，遂愈滋蔓。前政叶检院知其俗，一镇以无事。凡有此意来者，悉折之不行。至其实有斗死，方与依条究治。盖其所辨别，亦惟以贫论富、以贱论贵，则决知其为折合之计。或两家之力俱相等，方疑其有斗敌，而为之受词。龙溪陈宰亦深能照此等奸状，只于其始便遏绝之不与肆。数年来阎闾田里此风稍息，粗获安寝。今仁政之下，决不容此等俗，然亦不可以不预知。①
  所谓“折合之风”，指的是民间的一些“浮浪贫穷无顾藉人”，也就是无赖之徒，自己不安分营生，专门窥视他人财物，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图赖钱财。如上所述，“或以牛羊践踏赖，或以妻儿斗骂赖，甚至或食野葛仆于其室，或潜夤夜经于其门，必卷他家之财为己有然后已”。甚至故杀人命、诈尸勒索，“乃扼吭杀其病母以劫白金数百两者。或良家产户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悖理伤义，大不可言”。更为可恶的是，某些不良有司贪图贿赂，与这些无赖之徒相互勾结，“州县无清明有司，复于其中乘隙图一分己赂，推波助澜，遂愈滋蔓”。
  值得注意的是，陈淳所指摘的漳州地区这种强弱相凌的风气，由来已久，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代正德年间陈洪谟、周瑛等修纂的《漳州府志》中谈及这一带的民风习俗时说：“漳民有争，辄持戈相临，欲相图赖，辄服断肠草以死，此其故习也。……其强悍不受节制者亦由于此！”②甚至到了清代后期，漳州地区民间图赖索钱、强索财物的现象依然相当盛行。清代后期担任过漳州府诏安县知县的湖南人陈盛韶在其《问俗录》中就多次记述了这一恶习，如《作饷》条中云：“民间自缢、自溺、自残及服毒死者，藉作图赖张本，漳、泉皆然。诏安则行有死人，途有饿殍，莫识其姓字。尸亲天外飞来，谓他人父，谓他人昆，呼天痛哭，不知其涕之从出也；或称有旧仇、指为旧伤。练保差弁，表里为奸，愚民迄无宁日。抑尚有非人情不可近者，莫亲于父子，而惟利是图刃诸膝下，否则其亲属之疲癃残疾者，久病不欲生者。不然则鬻窭人子或乞丐，给衣食，恤劳苦，视同己子，名曰作饷。一旦与某富者有仇，或非有仇而心利其有不可得，私手刃焉，舁诸其乡，始方佯为晚出未归也，继而知其死所也，且泣且詈曰：‘某杀予子也。’富人闻之，恐有讼师出，左之右之，擒之纵之，为贿和之说。未满其欲，乃鸣诸官。然则无人知其情伪乎？曰：‘知。’孰知之？曰：‘乡里知，差吏知。’地棍先知串通蠹役，蠹役先知串通猾丁，猾丁亦知。知之而听其为此，且利其为此，并恐其不为此。故图赖愈出愈巧，愈横愈多。小民床头稍有积金，眠不安枕。予初至漳郡访知诏安之弊，首重图赖。莅任月余，反坐三案，此风颇息。然漳、泉作宰，不准图赖命案，则良田变为石田，丁胥皆垂首丧气，啧有繁言，非主人把握先定不行也。”①从陈盛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漳州一带的恃强图赖之风，从南宋以迄清代后期，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的。民风习尚的形成与延续，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定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这种民风习俗也就逐渐成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饶有意味的是，自宋代以来直至明清时期，漳州地区这种强弱相凌、不受节制的风气，随着闽南居民向台湾地区移居，也向台湾地区传播。清代年间，台湾地区发生的数十起比较大型的民众暴乱事件，绝大部分是由漳州籍的移民及其后裔兴起的。漳州籍移民与其他籍贯的移民之间不断发生“分类械斗”，其恶习终清一代都未能得到平息。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宋代以来漳州地区所形成的这种民风有很大的关系。
  漳州民间的一些豪强之徒与无赖之徒，互为表里，狼狈为奸，还经常通过某些“乡税”的方式，掠夺平民百姓的钱财。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复写道：
  此间有所谓乡税扰民甚于官租。官租犹时有定目，乡税则不可以一日计，而又无时之能已也。何谓乡税扰民之甚？如诸庙之率敛民财，其一也。盖此间民俗尚淫祀，多以他乡。非鬼立庙，其植祸深，其流殃蔓。今未暇细论，姑以目前粗扰者言之。一般浮浪不检人，托鬼神图衣食，称庙中会首，每装土偶如将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时骑马街道，号为出队。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虽肩挑背负小夫，亦必索百文五十为香钱。连日自朝至暮，遍匝城市，无一户得免者。其实所抄题钱大概皆是会首入己自用，为醉饱计，为肥妻孥计，于鬼神何有？计阖城诸祠，似此类假托者，不知其几庙。一岁间自春徂冬，人户遭此等挠聒者不知其几？盖愚民无知，畏鬼诛谴，割仰事俯育之具，为无用不切之输，不胜其苦。此乡税之至横者。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甍富饶之地，其何以供此？为千里人之主，可坐视而不问乎？假鬼神以乱政，及裒敛民财，在法明禁，恐不可不申严约束。如有故违者，将会首计赃依条重行断罪，仍押遍历在城及乡村诸庙门号令以困苦之。若然则奸民知惧，不复卖弄人户，遂可省此等横赋之扰，庶乎其稍苏矣。
  此间多有一般无行止奸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贾贩卖之流，下又非残疾跛躃之辈，形貌巍堂，如大兵气力，凶狠如暴虎，假名尤溪师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胸打业，或蓬头，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应之稍迟，便出恶口。人户畏惮，不敢讥呵。有人一日一番，有人三四日一番，有日三四人叠至遍氓，间日又为此等所扰。兹又乡税之一横者。熟嗣其人，实非乞丐，乃假托此态，窥觑人门户，为盗窃计目。今夜行之党甚炽者，多此曹之预其间也。前政张郎中尝榜缉捕，闾里清晏。今亦不可不申严约束。应旅邸不可居停，有依旧临人门户者，许人户告，厢官地分等捕捉趋押出境，不然刺为散兵而重役之。是亦去盗贼蠲乡税之一端也。
  陈淳在这里所讲到的“乡税”，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迎神赛会之名，苛敛民财。“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为此，陈淳还专门撰写了《上赵寺丞论淫祀》《上傅寺丞论淫戏》等文，对当时漳州地区的淫祀之滥以及地方无赖豪强假借迎神赛会搜刮压榨平民百姓的恶习进行了谴责。①无独有偶，这种假借迎神赛会之名而进行民间搜刮的不良行为，同样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正德《漳州府志》记云：“漳为农，至今畲田皆火耕，洋田皆水耨。至于信鬼神、好淫祀，在在有之。而寺院岩舍最多，朝钟暮鼓，远近相闻，尤惑之深者。……妆扮戏剧，珠翠相鲜，设酒淫酗。此其为俗，今未尽变。”②
  另外一种强行苛敛民财的办法就是“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胸打业，或蓬头，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强横者貌似乞丐，沿门托钵，但实际上或是强取，或是“假托此态，窥觑人门户，为盗窃计目”。因此，陈淳把这种强行乞讨的行为也称之为“乡税之一横者”。这种现象，同样延续到清代后期。我曾经在龙溪县一带乡村做田野调查时，就在该县二十五都发现过清代官府为防止乞丐强讨事件而竖立的禁止石碑。该碑文称：
  禁止宪文
  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吴，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三日，据桃源保甲长唐翁、唐汉、唐佳等呈称：汉等零姓小族，住居二十五都桃源保打铁坑社，安分耕种为生。近年屡有无赖棍徒，勾引外方流丐，鸠党数十，每日入社强乞，勒索饭食、冬粟、花红，稍一不遂意，党率群乞，蜂拥吵闹；窥伺无人，窃掠鸡鸭猪只什物。社人难堪，纷纷较闹。汉等忝系本社家长，势难坐视，合亟沥情佥呈恳呼，叩乞首县重要安民，恩准出示禁逐流丐不准来社强乞勒索，庶几山僻弱社得以安生，一沾感切叩等情。据此，查恶丐估讨，本属例禁森严，据呈该乡无赖棍徒，纠党多人，入社强乞，并复乘间窃掠，尤为地方之害。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家长等知悉，自示之后，倘无赖棍徒仍敢率众强讨，许即扭交地保禀解赴县，以凭尽法惩治；第不得挟嫌妄拿，致于咎戾。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三十年二月 日 给打铁坑社晓谕①
  碑文所言之事，与南宋时期陈淳痛斥的“乡税”基本相同。这种恶习的延续性，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屠牛之风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耕牛是农业所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因此，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耕牛的保护与供给。政府在鼓励民间垦荒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须在“牛种”即耕牛和种子上予以帮助。一般的农民家庭，也无不把耕牛当作自己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久而久之，农民对耕牛的爱惜，几乎达到了“物件崇拜”的地步。许多虔诚的佛教、道教信奉者，坚守不食牛肉的戒条。在民间流传的一些信仰劝善书中，也谆谆劝诫人们不得屠杀、虐待耕牛等等。然而在宋代的漳州地区，却有屠牛的恶习，苦毒农家。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这样说：
  屠牛之风与盗贼实相表里。盖屠牛者，盗杀人之牛，与承盗者之牛而屠之，以盗遇盗，岂但姑为一牛之故而已，必无不盗之所由长也。此间屠牛在城，是宗室不检者，乡村是亡命浮浪者。近日肆行，盖缘前政以军需牛皮不欲料配只出官钱，付吏和买。承吏因自收钱入己，只分些少与屠家为名。屠家因是公然牵人之牛而屠之。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视，无敢谁何。今使府新政之初，尚稍观望敛戢，既而旬日，便遂纵横无顾忌。春功将动，耕牛有限，安能供日日无穷之屠？恐不可不申严约束。如有犯者，若是亡命浮浪人，宜借一人重行惩治，以警其余。未可只与一决杖，快便而去。须索烹宰之具槌毁之，锢身遍押诸下县，纳牛肉钱，及遍号令四境诸乡村以苦之。到一年后有犯者代之，方可听放。若是宗室，亦如前决，竹篦穷年闭之自讼斋，以善治之。又严左右邻甲告首，若容隐必同坐。如此则人自不敢犯。果屠牛能禁止，则是亦去盗贼之一端也。
  陈淳在《与仙游罗尉论禁屠牛惩穿窬》一文中再次提到这一恶习云：
  某少有所闻，敢浼台听。此间乡民甚感戴前政禁屠牛惩穿窬二件，德惠之美，三年内四境编民晏然奠枕。兹者幸遇台旌之来，乡民深望其举行故事，以为帡幪之赐。盖前政于此二件处，不可坐视其俗之恶，而听其所之。若坐视其俗而听其所之，是乃恣其俗而助之为恶也。今献岁在近，旧俗将作，不如禀官长预先出榜，明文戒约，又逐乡责保司与团司罪状入按，令他预随门戒谕，不能止绝者，同坐。当其时，更遣人郊外默然缉之。或所在有此风不改者，以违法论，追保司团司及犯人痛行惩治，押逐乡号令，则人必畏戢，而恶俗可革矣。区区所闻，不敢不以告也。更在台慈详之，以为百里编氓之惠，且以为兼善天下之兆自此而始，尤千万之望也。①
  从陈淳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漳州民间屠牛之风的盛行，实与官府、宗室的舞弊有着直接的关系。官府借口“军需牛皮”，征集于不良吏员。吏员则通同“宗室不检者、乡村是亡命浮浪者”，以及屠户，暗偷明抢，“盗杀人之牛，与承盗者之牛而屠之”。而一般的平民百姓，虽然知道自家的耕牛为人所盗杀，但是摄于“军需”之逼，不敢吭声告诉，“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视，无敢谁何”。
  陈淳深知，这种盗杀耕牛的恶习最终的根源在于官府内部的某些不良官吏与地方上的一些势豪如宗室者，与乡村的亡命浮浪者相互勾结。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执政的长官呼吁恳请，寄希望于清明的官员惩治恶俗，端正风气。所谓“兹者幸遇台旌之来，乡民深望其举行故事，以为帡幪之赐”。“禀官长预先出榜，明文戒约，又逐乡责保司与团司罪状入按，令他预随门戒谕，不能止绝者，同坐。当其时，更遣人郊外默然缉之。或所在有此风不改者，以违法论，追保司团司及犯人痛行惩治，押逐乡号令，则人必畏戢，而恶俗可革矣。”陈淳对于民间疾苦的良苦用心令人敬仰，然而在人治为上的古代社会，官员的作为往往由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各种因素所促成，缺乏应有的延续性，因此，陈淳的良好愿望，可以在短时期内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让后续的官员们长远地奉行。这也正是上面所讲的种种恶习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甚至现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四）僧寺及僧田之滥
  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一文中，还谈到漳州地区的僧寺、僧产之泛滥，该文云：
  此间僧寺极多，极为富饶。十漳州之产，而居其七。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着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虽已出家为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却与俗人结冤于贪痴嗔爱之场，争人我者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平民，抗陵士夫。非有率众修善根，意以圣节道场一所系，阖郡文武祝圣，为体甚重，而主者乃旧住光孝，犯奸坐狱、行赇苟脱之人，岂不为公家污辱？其他多此类不待言。外而环城诸寺，尤为豪横。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拾界内一枝薪者，则以为斫坟林而吊打之；有牛马羊豕食界内一叶草者，则以为践坟庭而夺没之。村民受苦无敢谁何！诸寺类皆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至其恃财纵欲、行奸乱民，伍污风教者，久被俗之常态，秽人楮笔不在论。祖例州县凡有营缮修造等大役，官司量以钱付僧家，仍授之规模，而责成焉。至有不给则令彼出陪补，亦不离公家常住之财，于吾民免被扰，而闾里获安息。后来诸僧院设计厚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例。而有事复敷之民，民遂被扰，而僧家安养端坐无为矣。自是有司行遣作辍不常，存心公明正大者则宁役无用闲僧，而不忍扰吾民。以种福田为心者，则无暇虑及吾民，而惟恐一豪有伤于佛子。二说相持，然一邪一正、一公一私，贤有司为国家根本地者，不可莽卤无辨也。昔南轩先生帅靖江，日待僧家甚得体。以公厅非接见夷狄之所，凡有干谒白事者，但令趋庭，无上庭接见之礼。其说载在语录，诚可为斯世大公至正之式。今宜比傍自讼斋，将后园冗屋一间作自讼庵。有蹑公庭犯典宪，其罪不在徒流之科者，处于其中，一如自讼斋行谴。是亦善治之道，而可使之敛戢无复纵横者矣。
  南宋时期漳州地区僧寺之多，其中盘踞住持的并不全是向佛修行之人，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别怀图利之心的徒棍。有的“虽已出家为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却与俗人结冤于贪痴嗔爱之场，争人我者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平民，抗陵士夫”。有的则“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的甚至“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显然，这些寺院恶僧横行于城乡，与当地官员相互勾结很有关系，“诸僧院设计厚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例。而有事复敷之民，民遂被扰，而僧家安养端坐无为矣”。
  陈淳记述的南宋时期漳州地区的僧田僧产，所谓“十漳州之产，而居其七。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着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可能有些夸张。然而我们从明代前期的资料看，漳州龙溪一带僧田之多，确实有违常情。根据明代正德《漳州府志》的记载，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僧田、僧地、僧山在全县田地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高达三分之一。其具体数字如下表①：
  陈淳对僧寺、僧田的谴责，除了出于理学的价值观之外，更多是从悲悯民生的角度出发。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向僧田征科军饷的主张。他说：“诸寺动以百为群，暨诸乡斋堂道流日集民礼塔而取其金，动以千百计。小民沾体涂足为仰事俯育之资，终岁所获能几何？而即日累月取之为之一空，良可哀悯。今将此曹悉籍之丁帐，未为过也。至如乐山一所，非有寺额，而僧道设计裒敛民财，尤为精致。每一岁间招诱农商工贾，递分节次，各以时会，名曰烧香。就稠众中察其猾黠好事者分俵疏，且请为劝首，抄题钱物。每疏以数百缗。经年积蓄，今已浩大。而其中辈行屡经官司争主首之权，此亦可以按籍举而归之官。又如尼寺，一遭回禄，疏题民财见以巨万计。此诱陷良民子女之渊薮，天其或者故一除之，而愚民逆天再造。今按其数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①
  从宋代延续下来的僧田，对明代漳州社会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
  （五）海盗南徙与防盗之策
  南宋是福建泉州沿海一带海上对外贸易比较兴盛的时期，但是在漳州地区，民间从事海上对外贸易活动似乎尚未形成规模。陈淳曾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如此描述漳州民间生计：“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甍富饶之地。”然而随着泉州一带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不法之徒开始了海上劫掠的活动，成为“海盗”。海盗的活动也逐渐向泉州以南的区域扩展，漳州地面上深受其害。对此，陈淳撰写了《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阐述了自己对于抵御海盗扰民的看法。该文略云：
  某寓客，不当出位而言，但耳目所接，海盗利害，关系甚重，其事几有不容失，敢与同志者一言之。夫贼之南徙，非畏我而遁也，以贤太守之精明、贤幕府之忠勤相与谋谟规画为甚切。出军遣将，厚饷〓赏，无一毫少吝，而贼未能即就擒者，失之仓卒而无素具故也。贼跳梁于巨浸中，而大军之屯岸上者过多，布水道者殊少。贼徒示我以骄狂不可犯之势，而我军冒不相及，且无虎飞鹰搏之术，而又狃于安平日久，无誓不与贼俱生之意。岸上之兵徒束手而空视，水道之师又幸风而逗留。民船单寡、器械不精，日夜望官军而不得会合。……民船与官船不相应，将心与士心不相一。赏格虽明，而罚纪不张。请行者虽奋发，而至止者竞馁缩，贼气不挫、势不衄，虽曰南徙必易我而复来，而我不可安然置之度外。既往者不可咎，及今以后，不可不亟为之备，以俟其来。
  今为州司计者，一宜急拣悍锐之卒，及选募重役军兵与海道作过之人，约五百余额为水军。又择骁勇出群之才，分布诸船以将之，督习水战于南门外新桥之侧。日有课、旬有按、月有阅，而郡将时或不测临观以激励之，使其身惯出入于风涛之上如履平地而不没，足熟驰逐于樯橹之旁如骋康庄而不踬，然后手施击刺斩斫之技，随吾意之所之而无不捷。若是者不出两月，必为精水军矣。
  二宜按境内濒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各随诸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本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精。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
  三宜立军政。夫驱人于万死一生之地，人情莫不惜生而畏死，必用命者有赏、不用命者有戮，然后人敢于勇而不顾，虽圣贤行军用师，亦不能以废此。近世军政不立，赏罚莽卤俱废者固不足道，间有贤人君子存忠厚不嗜杀之心，专用赏以厉将士，而于重刑者有所不忍。且身后堆金积帛，岂足以夺人舍生之心？而区区敲扑之威，又岂足以绝人畏死之路？矧锋刃既交，前有决死之敌，后无必死之刑，谁不思退而宁肯冒进？……大抵用命俱奋则有可生之理，顾命不前则有俱毙之势，此决然无可疑者。今贼未歼，正立法之始。贤太守亲笔奠文收录死事之孤，于赏固不吝矣。然似闻当时失利同事中有先奔不为援者，若果然而废其不用命之诛，则异日讨贼，将士卒伍决不以区区之赏而冒赴必死之地。吾恐波涛汹涌之间，彼此顾望不前，其失岂特无功而已哉？
  区区窃以为三者诚此邦目下之急务。果能拣练民兵，以精水战之技，又能大明诛赏，以作其用命之心。技既精，人皆致死，虽用之大敌，何往不克？而况蕞尔海寇乎？
  外此更当讲明裕财之策以副之。盖事役重大，非财力充赢，则运用斡旋不能以如志。或曰贤太守一毫不妄取于民，其如郡计之不充，何曰事有经有权。平居无事，不妄取于民者，经也。仓卒有警，随宜而取之者，权也。今海道不宁，米船百货，为之不通，而郡民生生之具蹙，此一邦通患，正用权之时。民力竭矣，常赋之外决不可以妄取。若寺院者，民之保障，乃国家物力，而住持者掌之。非僧家祖业与房奁中物也，移国家财为国家用，以安国家之民，非郡守私计也，于僧乎何伤？盖空门设教，本事清虚寂灭，以独洁其身于斯世，已为无用。今其曹无复有修祖师来意，大率只是饱食暖衣于幽闲无事之境，专一巧运机筹鼓唱邪说以攫良民财帛为奸养之资。且低眉拱手先意趋和，以勾致时官权贵之欲，而藉其声势，凌压愚俟肆行邪匿无所不至。此与盗贼无异，未可例以齐民视之。矧今亦无名色过取，只约住持五年者纳贴头钱与换贴。不愿纳者听别纳钱者。住持至甲乙寺亦随坐高下比附而行之。此举人自乐输，何过取之有？……今按其疏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至是而又不足，则劝喻沿海豪户助军。彼亦切身利害，自其所愿。又不足然后次第及城中巨贾贵族之借助，亦义不容辞者。凡此等类，皆所谓时措之宜，而不失为权中之经，未
  ①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君子举事，惟其理之当而已。①
  陈淳这篇关于论述海盗利害的文章，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其一，陈淳所在的南宋后期，福建的海上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泉州地区。漳州沿海地区不但居民出海经商者为数甚少，而且还经常受到北面海盗南徙的袭扰，受害不小。元朝时期，色目人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大权，泉州港上升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核心港口，漳州地区的海上对外贸易，依然是相当的沉寂。然而这种状况到了明代前期有了迅速的改变。据明代漳州地方志的记载，明代前期，沿海居民“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耟，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渔；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枻相续，吃苦仍甘”。位于海澄县的月港，在明代前期就已成为漳州地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②明中期的嘉靖年间，随着漳州一带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月港的繁荣日甚，“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中一大都会也”③。明代后期，月港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
  明代前期漳州沿海对外贸易的迅速兴起，显然是与这一时期沿海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的活跃密切相连的。或许，正是由于南宋以来漳州地面经常受到北面海盗南徙袭扰的刺激，因此当明代前期出现非法的民间海上走私贸易活动之后，漳州沿海的居民以其“强悍不受节制”的民风习尚①，很快就投入到这种违禁的海上贸易活动之中。正因为如此，与泉州沿海及其他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的海商相比较，漳州地区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活动亦商亦盗的特征要明显一些。明代时期，泉州一带的海商，虽然形成了如郑芝龙等具有雄厚实力并且拥有自己武装的集团，但他们的目标，旨在争夺海上贸易权益，抢掠骚扰沿海居民生命财产的行为相对少些。而就漳州地区出身的海商、海盗而言，冒身倭寇、抢劫沿海居民的现象则较为严重。著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曾经谈到漳州一带的海盗，阖村阖族据为职业，如诏安县的梅岭地方：“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莫之奈何！”②明人王文禄也在《策枢》中说：“前者我民被石墩寇掳下舡，沿海候风月余至大桥。桥上人言皆闽音。自言漳州过此桥五十余里，芦苇沙涂，至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复至柘林。今春满载仍回漳州去矣。”③因此，在明代中后期的“倭寇之乱”中，漳州籍贯的海盗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嘉靖前后，福建的通倭巨寇，如阮其宝、李大用、谢和、王清溪、严山老、许西池、张维等，几乎都是漳州府人。我们从南宋时期陈淳对海盗的记述以及明代的种种记述中，可以多少还原出漳州地区海商、海盗演变的某种过程，泉州和漳州现今都称之为“闽南”地区，但是在民风习尚上还是存在着某些差异。这种差异演变至清代的台湾地区，除了上面所谈到的漳州籍贯的移民有多次的暴乱行为之外，泉州籍贯和漳州籍贯的移民及其后裔们，也是经常发生种种地域与乡族的诸如“分类械斗”等冲突。这种民风习尚上的差异，多少对于区域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二，陈淳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还提到应该组织当地民众，形成武装，与官兵协同作战，抵御海盗。“宜按境内濒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阵），各随诸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本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精。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陈淳的这些论述，可能是漳州地区最早提倡组织民间武装抗击海盗的主张之一。
  陈淳的这一主张，是否得到了官府的采纳而付诸实施，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史料予以证明。但是，当明代中期倭寇之乱肆虐之时，漳州一带的士绅屡屡向官府建议组织民间武装抗击倭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府的肯定和实施，因此到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的民间武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嘉靖、隆庆年间，漳州府云霄乡绅林偕春就多次建言组织“乡兵”，他在《条上弭盗方略》中认为，抵御盗贼必须实行“择令守、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严抚捕”，其中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四条，均为组织民间武装的举措。其中“练乡兵”云：“请饬下有司，令各乡之中，依保甲内每户择有才力子弟，训之以坐作击刺之方，金鼓旗物之节，缓急有警即互相救援，不得坐视。如是，则乡百家可得百兵，少亦不下五六十，不惟可以省召募之费，而身家念重，将衽兵革不悔，且靡缓不及事矣。……由之以设法，何往不克！”①他在《邑志兵防论》中亦主张：“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今日禠一酋，明日而戮一魁。大溪掩饶贼之群，檺仔捣逋寇之窟，云头铺杀贼如麻，甲州汐视死如归。自是兵气愈扬，人心弥奋。每一夫持梃而驱，贼望见之，以为神兵从天而降，所当披靡，所至无前。虽倭寇数千自长泰挟重质而下，亦且卑词请命。……乡用安堵，家以无虞，则乡兵足恃之明验也。”②自明代中期倭寇肆虐以来，官府卫所之兵皆不足恃，组织民间武装、保家卫乡，成了漳州地区抵御外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这种办法的探索，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南宋陈淳的《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中。陈淳作为一名漳州籍的知识分子、理学名士，其关注民间疾苦，并积极探索应对之道的良苦用心，是很值得我们肯定和仰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