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从《北溪大全集》看漳州地区民风习尚的演变
  对宋代理学家的哲学化分析，往往掩盖了宋代理学家们试图用道德理想改造、重塑社会的实践行动。事实上，宋代的许多理学家，在极力建构各自义理道德的同时，也十分希望自己的这种义理道德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付诸实践。这大概就是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意涵吧！
  陈淳作为朱熹的重要传人，对于朱熹这一“道德付诸实践”的理学意涵，当然是心领神会的。因此，他在传承叙说朱子义理学问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社会问题，并且试图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改造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我们在陈淳的《北溪大全集》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记述。从这些记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陈淳等朱子后学对于当时社会某些不良风气的道德评判与改造，另一方面，我们也可通过这些记述，了解到南宋时期为其他文献所忽略的福建漳州地区民风习尚的若干侧面，以及这些民风习尚对于明清时期的影响，加深我们对南宋以来漳州乃至福建地区民间社会的进一步认识。
  （一）告讦健讼之风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7中有《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①，其中第一条就是奸雄健讼欺凌良善平民。陈淳如此写道：
  此间民俗大概质朴畏谨，然其间亦有奸雄健讼、为善良之梗、使不获安息者。在民师帅，不可以不知。盖缘一种人，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为料理公事、利于解贯头钱为活家计。凡有词讼者，必倚之为盟主，谓之主人头。此其人或是贡士，或是国学生，或进士，困于场屋者，或势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羁者，或断罢公吏，或破落门户等人，皆于影下教唆。或小事粧为大事，或无伤损粧为几丧性命，或一词实而粧九虚以夹之，或一事切而粧久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乐其人为鹰犬。而其人亦乐于挟村人之财，与之对分。此词讼之所以日繁一日，听断之所以徒为虚劳，而善良者之所以虚被其扰也。前政赵寺丞知其然，当听讼时，灼见有此等人，便严行惩断。其在士类者则善处之自讼斋（斋在州后园），穷年不与归，人因畏戢，不敢健讼。次年所引词状，日不到三十纸。庄卿继之，废自讼斋，词讼翕然日至四五百。其中虚妄健讼者，虽亦能烛破其情，末却放之善去无所惩艾，于是奸雄鼓舞，而词讼益蔓，善良益不克安迹矣。张郎中再按赵寺丞故事，榜仪门晓示，词讼又顿少。今寺丞下车第一引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亦以故事未曾举行故也。而今而后，宜申严约束，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门、隐匿司房，为词人盟主者，门卒案吏同坐。若其人非士类，则依条重行科断。在士类者则循旧例决竹蓖、处之自讼斋，穷年使读论语小学之书，是乃以善治之之道。如此则健讼者无复敢恣为虚妄而肆行教唆，然后人之以词讼来者，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之不容伪，听断自可常清明，狱讼自可常简少也。
  在同卷中，陈淳又有《上傅寺丞论告讦》一文，记述了当地民间相互告讦的不良风气。该文如下：
  某窃谓民生秉彝以人伦为重，治民听讼亦以人伦为本，故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圣人所深忧，而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亦王制所先务，诚以美教化厚风俗所系，在此而不容缓也。共惟判府寺丞治贵清静、政尚中和，用刑必期于无刑，听讼欲使之无讼。下车之始，即明榜通衢，首崇辑睦之风，申明孝友之道。劝谕谆切，可谓知所本矣。今已渐及一朞，固宜人心感格，同归于善，风流笃厚，莫不耻言人过。窃怪近日以来乃不其然。民间词讼，大概多是告讦，或蔓引其无干涉之说，或妄发其十数年之事，揆之事理，无甚紧切，按之人伦大相悖戾。以兄弟均父母遗体而交相告讦，入室操戈。如何相之？于何尚忠、林鼐之于林衡等类是也。以叔视侄为犹子侄，侄视叔为从父，而交相告讦，入井下石，如戴世略之于戴梦松，王振之于王椿等类是也。甚而妇姑勃溪，有违不顺父母之律而不恤者；夫妻反目，有违前贱后贵之说而不顾者。似此类例，奸险百出，不可枚数，皆关人道之大经，犯天理之大戒。抑又有难露楮笔者，虽其情状不能逃神明之鉴，然而贼害纲常、败坏风教，莫此为甚。此而不禁，将恐薄恶之习愈炽，而敦厚之风不闻。昔旧邦君枢相傅公在此，尝劝人户赈粜。有林仁寿者告其兄林尧寿产钱之高合先粜谷。公判其状曰：官司宁可无二百石谷，而兄弟告讦之风不可长。此判一出，邦人传诵以为神笔，闻者禠魄，无复效尤。今弊俗如此，可骇可叹。某辱知门下，有所闻见不敢隐默，谨具公劄申闻，欲望台判严榜晓示，杜告讦之一门，明人伦之大法，以开其友睦礼逊秉彝之良心，使人人知恩义所自来，有相赒相恤之爱，而无相刃相靡之薄，一还昔日清漳道院之美，岂不伟欤？①
  显然，陈淳对于当时漳州民间盛行的告讦健讼之风是抱着强烈的谴责态度的。而这种恶劣社会风气的形成，首先是那些得以经常出入公门，与官府关系比较密切的社会上层人物：“其人或是贡士，或是国学生，或进士，困于场屋者，或势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羁者，或断罢公吏。”正因为这些人与官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才能操纵官府的办案断案，相互勾结，从中取利，并且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致使民间的诉讼案件不断攀升，“词讼翕然日至四五百”，“寺丞下车第一引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
  陈淳认为，要平息这种健讼告讦之风，应该采取教化与惩治相结合的方法。对于那些一般的平民百姓，一时贪图眼前小利而兴起诉讼的，必须善加引导劝谕：“严榜晓示，杜告讦之一门，明人伦之大法，以开其友睦礼逊秉彝之良心，使人知恩义所自来，有相赒相恤之爱，而无相刃相靡之薄，一还昔日清漳道院之美。”而对于那些操弄衙门诉讼，从中取利的人，则必须加以惩治。惩治之法，一方面，宜申严约束：“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门、隐匿司房，为词人盟主者，门卒案吏同坐。若其人非士类，则依条重行科断。”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所谓“士类”，则应该采取软禁自省的办法：“其在士类者则善处之自讼斋（斋在州后园），穷年不与归，人因畏戢，不敢健讼”，“在士类者则循旧例决竹蓖、处之自讼斋，穷年使读论语小学之书，是乃以善治之之道。如此则健讼者无复敢恣为虚妄而肆行教唆，然后人之以词讼来者，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之不容伪，听断自可常清明，狱讼自可常简少也”。
  从上面所引述的陈淳关于漳州民间健讼告讦风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陈淳对于这种社会上层人物勾结官府操弄诉讼的恶俗是十分痛恨和关注的，他希望漳州的地方官员，应该加强社会教化，端正这种风气，解救平民百姓的无辜蒙冤，从而达到民间社会“贵清静、政尚中和，用刑必期于无刑，听讼欲使之无讼。……首崇辑睦之风，申明孝友之道。……人心感格，同归于善，风流笃厚，莫不耻言人过”的良好氛围。然而我们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陈淳作为一名深具理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治理健讼告讦恶习的方法，更多的是寄希望于道德的标榜与警示，而缺乏法治的制度化构建。如对于所谓“士类”的惩治，是把这些人置于“自讼斋”中，穷年使读论语小学之书，令其自省翻悟。这种处置方法，既无法律上的依据，随意性很大；同时也会因地方官员的变动而因人而异，缺乏延续性。这种缺乏法治的制度化构建意识又过于强调道德的标榜与警示作用的做法，或许是宋代理学家们的某种共同特征与通病吧。
  南宋以来漳州地区的健讼告讦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并无少减。清代后期的《问俗录》，记载了这个时期张总府诏安县一带民间，为索钱财而相互告讦的风气愈演愈烈，甚至越级控诉，流行“京控”，即远赴北京都城衙门进行诉讼的现象。该书云：
  漳南尸亲控案，非索命实索钱也。控主使党众者钱薮也。控首凶下手者，必富于钱，或为新婚、为书生、为独子，视若掌珠者也。真凶转从末减，甚至防其自首，不书其名。有钱无命可，有命无钱不可，至无钱无命，拖延日久。本邑讼棍与住京讼师相为推挽，顺风航海，七日达天津，三日至都门，遂成京控。奏交大府，委员络绎至矣。委员之廉能者为上；恬静寡欲而短于才者次之；有欲有为者又次之；至藉宪札为居奇张本，假公馆为行乐之地，论公事，痴人说梦，造谣言，蜂虿有毒，斯下矣。乡蛮不畏官法而惧京控。原告起程，消息潜通，西赴粤，南渡台，而官署尚不及知。会营围拿，积日累月，兵费数千，凶犯难获，即使全获解省，尸亲刁狡，抗不结服。奏限迫促，讯官亦为所难，不得已听民相习于调和。而原告得意，京控滋多，地方官益疲惫矣。夫治漳之难有二：曰械斗，曰盗贼。然械斗之祸甚于盗贼，京控之祸又甚于械斗。盗贼害及一身一家，械斗害及乡里，京控更累及官长。①
  事实上，民间健讼告讦风气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官府统治权威的低下。由于漳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较之福建的福州、泉州以及闽北地区为晚，北方移民到此垦荒立籍的时间亦相对晚些，而宋代是漳州地区社会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当北方及外地移民在这一时期不断涌入漳州地区的时候，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的开垦和家族、宗族的繁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无序的社会环境之上的。不同的移民和不同的姓氏家族要在当地取得一定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主要依靠自身的实力。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存之道，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激烈的竞争，甚至是超越政府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竞争。虽然说从南宋以至于明清时期，都有一些地方官员，以及部分有识之士如陈淳者，力图在漳州地区建立起比较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环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某些根深蒂固的恶习，积重难返，还是被顽固地传承了下来。漳州地区的民间健讼告讦之风在清代后期依然流行，这不能不说与漳州早期的社会开发环境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二）以强凌弱、无赖横行之风
  陈淳在《北溪大全集》中，在不同场合提到民间相互欺凌，无赖亡命之徒横行乡里的不良风气。如有“折合之风”：
  此间村民有一种折合之风，甚为善良之扰。盖村民中有浮浪贫穷无顾藉人，不安己分营生，反妒人之有财，专萌折合之心。如同侪辈是一样门户，才见渠所蓄有二三十缗，稍胜于己，便思以事与相干涉，而折合之。或以牛羊践踏赖，或以妻儿斗骂赖，甚至或食野葛仆于其室，或潜夤夜经于其门，必卷他家之财为己有然后已。况视产业温袄家，其设计谋取钱物尤为诡谲，一唱百和，至朴拙无能者，亦相效成风。故或田主取偿于佃户，而佃户适有家人病死，乃以赖其金谷者。或财主索债于贷户，而贷户无还，乃杀其幼孩以谋钱帛者。或屋主有责事于店客，而店客生憾，乃扼吭杀其病母以劫白金数百两者。或良家产户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悖理伤义，大不可言。亦由州县无清明有司，复于其中乘隙图一分己赂，推波助澜，遂愈滋蔓。前政叶检院知其俗，一镇以无事。凡有此意来者，悉折之不行。至其实有斗死，方与依条究治。盖其所辨别，亦惟以贫论富、以贱论贵，则决知其为折合之计。或两家之力俱相等，方疑其有斗敌，而为之受词。龙溪陈宰亦深能照此等奸状，只于其始便遏绝之不与肆。数年来阎闾田里此风稍息，粗获安寝。今仁政之下，
  决不容此等俗，然亦不可以不预知。①
  所谓“折合之风”，指的是民间的一些“浮浪贫穷无顾藉人”，也就是无赖之徒，自己不安分营生，专门窥视他人财物，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图赖钱财。如上所述，“或以牛羊践踏赖，或以妻儿斗骂赖，甚至或食野葛仆于其室，或潜夤夜经于其门，必卷他家之财为己有然后已”。甚至故杀人命、诈尸勒索，“乃扼吭杀其病母以劫白金数百两者。或良家产户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悖理伤义，大不可言”。更为可恶的是，某些不良有司贪图贿赂，与这些无赖之徒相互勾结，“州县无清明有司，复于其中乘隙图一分己赂，推波助澜，遂愈滋蔓”。
  值得注意的是，陈淳所指摘的漳州地区这种强弱相凌的风气，由来已久，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代正德年间陈洪谟、周瑛等修纂的《漳州府志》中谈及这一带的民风习俗时说：“漳民有争，辄持戈相临，欲相图赖，辄服断肠草以死，此其故习也。……其强悍不受节制者亦由于此！”②甚至到了清代后期，漳州地区民间图赖索钱、强索财物的现象依然相当盛行。清代后期担任过漳州府诏安县知县的湖南人陈盛韶在其《问俗录》中就多次记述了这一恶习，如《作饷》条中云：“民间自缢、自溺、自残及服毒死者，藉作图赖张本，漳、泉皆然。诏安则行有死人，途有饿殍，莫识其姓字。尸亲天外飞来，谓他人父，谓他人昆，呼天痛哭，不知其涕之从出也；或称有旧仇、指为旧伤。练保差弁，表里为奸，愚民迄无宁日。抑尚有非人情不可近者，莫亲于父子，而惟利是图刃诸膝下，否则其亲属之疲癃残疾者，久病不欲生者。不然则鬻窭人子或乞丐，给衣食，恤劳苦，视同己子，名曰作饷。一旦与某富者有仇，或非有仇而心利其有不可得，私手刃焉，舁诸其乡，始方佯为晚出未归也，继而知其死所也，且泣且詈曰：‘某杀予子也。’富人闻之，恐有讼师出，左之右之，擒之纵之，为贿和之说。未满其欲，乃鸣诸官。然则无人知其情伪乎？曰：‘知。’孰知之？曰：‘乡里知，差吏知。’地棍先知串通蠹役，蠹役先知串通猾丁，猾丁亦知。知之而听其为此，且利其为此，并恐其不为此。故图赖愈出愈巧，愈横愈多。小民床头稍有积金，眠不安枕。予初至漳郡访知诏安之弊，首重图赖。莅任月余，反坐三案，此风颇息。然漳、泉作宰，不准图赖命案，则良田变为石田，丁胥皆垂首丧气，啧有繁言，非主人把握先定不行也。”①从陈盛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漳州一带的恃强图赖之风，从南宋以迄清代后期，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的。民风习尚的形成与延续，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定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这种民风习俗也就逐渐成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饶有意味的是，自宋代以来直至明清时期，漳州地区这种强弱相凌、不受节制的风气，随着闽南居民向台湾地区移居，也向台湾地区传播。清代年间，台湾地区发生的数十起比较大型的民众暴乱事件，绝大部分是由漳州籍的移民及其后裔兴起的。漳州籍移民与其他籍贯的移民之间不断发生“分类械斗”，其恶习终清一代都未能得到平息。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宋代以来漳州地区所形成的这种民风有很大的关系。
  漳州民间的一些豪强之徒与无赖之徒，互为表里，狼狈为奸，还经常通过某些“乡税”的方式，掠夺平民百姓的钱财。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复写道：
  此间有所谓乡税扰民甚于官租。官租犹时有定目，乡税则不可以一日计，而又无时之能已也。何谓乡税扰民之甚？如诸庙之率敛民财，其一也。盖此间民俗尚淫祀，多以他乡。非鬼立庙，其植祸深，其流殃蔓。今未暇细论，姑以目前粗扰者言之。一般浮浪不检人，托鬼神图衣食，称庙中会首，每装土偶如将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时骑马街道，号为出队。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虽肩挑背负小夫，亦必索百文五十为香钱。连日自朝至暮，遍匝城市，无一户得免者。其实所抄题钱大概皆是会首入己自用，为醉饱计，为肥妻孥计，于鬼神何有？计阖城诸祠，似此类假托者，不知其几庙。一岁间自春徂冬，人户遭此等挠聒者不知其几？盖愚民无知，畏鬼诛谴，割仰事俯育之具，为无用不切之输，不胜其苦。此乡税之至横者。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甍富饶之地，其何以供此？为千里人之主，可坐视而不问乎？假鬼神以乱政，及裒敛民财，在法明禁，恐不可不申严约束。如有故违者，将会首计赃依条重行断罪，仍押遍历在城及乡村诸庙门号令以困苦之。若然则奸民知惧，不复卖弄人户，遂可省此等横赋之扰，庶乎其稍苏矣。
  此间多有一般无行止奸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贾贩卖之流，下又非残疾跛躃之辈，形貌巍堂，如大兵气力，凶狠如暴虎，假名尤溪师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胸打业，或蓬头，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应之稍迟，便出恶口。人户畏惮，不敢讥呵。有人一日一番，有人三四日一番，有日三四人叠至遍氓，间日又为此等所扰。兹又乡税之一横者。熟嗣其人，实非乞丐，乃假托此态，窥觑人门户，为盗窃计目。今夜行之党甚炽者，多此曹之预其间也。前政张郎中尝榜缉捕，闾里清晏。今亦不可不申严约束。应旅邸不可居停，有依旧临人门户者，许人户告，厢官地分等捕捉趋押出境，不然刺为散兵而重役之。是亦去盗贼蠲乡税之一端也。
  陈淳在这里所讲到的“乡税”，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迎神赛会之名，苛敛民财。“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为此，陈淳还专门撰写了《上赵寺丞论淫祀》《上傅寺丞论淫戏》等文，对当时漳州地区的淫祀之滥以及地方无赖豪强假借迎神赛会搜刮压榨平民百姓的恶习进行了谴责。①无独有偶，这种假借迎神赛会之名而进行民间搜刮的不良行为，同样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正德《漳州府志》记云：“漳为农，至今畲田皆火耕，洋田皆水耨。至于信鬼神、好淫祀，在在有之。而寺院岩舍最多，朝钟暮鼓，远近相闻，尤惑之深者。……妆扮戏剧，珠翠相鲜，设酒淫酗。此其为俗，今未尽变。”②
  另外一种强行苛敛民财的办法就是“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木拳槌胸打业，或蓬头，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户，无一放过”。强横者貌似乞丐，沿门托钵，但实际上或是强取，或是“假托此态，窥觑人门户，为盗窃计目”。因此，陈淳把这种强行乞讨的行为也称之为“乡税之一横者”。这种现象，同样延续到清代后期。我曾经在龙溪县一带乡村做田野调查时，就在该县二十五都发现过清代官府为防止乞丐强讨事件而竖立的禁止石碑。该碑文称：
  禁止宪文
  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吴，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三日，据桃源保甲长唐翁、唐汉、唐佳等呈称：汉等零姓小族，住居二十五都桃源保打铁坑社，安分耕种为生。近年屡有无赖棍徒，勾引外方流丐，鸠党数十，每日入社强乞，勒索饭食、冬粟、花红，稍一不遂意，党率群乞，蜂拥吵闹；窥伺无人，窃掠鸡鸭猪只什物。社人难堪，纷纷较闹。汉等忝系本社家长，势难坐视，合亟沥情佥呈恳呼，叩乞首县重要安民，恩准出示禁逐流丐不准来社强乞勒索，庶几山僻弱社得以安生，一沾感切叩等情。据此，查恶丐估讨，本属例禁森严，据呈该乡无赖棍徒，纠党多人，入社强乞，并复乘间窃掠，尤为地方之害。除呈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家长等知悉，自示之后，倘无赖棍徒仍敢率众强讨，许即扭交地保禀解赴县，以凭尽法惩治；第不得挟嫌妄拿，致于咎戾。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三十年二月 日 给打铁坑社晓谕①
  碑文所言之事，与南宋时期陈淳痛斥的“乡税”基本相同。这种恶习的延续性，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屠牛之风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耕牛是农业所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因此，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耕牛的保护与供给。政府在鼓励民间垦荒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须在“牛种”即耕牛和种子上予以帮助。一般的农民家庭，也无不把耕牛当作自己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久而久之，农民对耕牛的爱惜，几乎达到了“物件崇拜”的地步。许多虔诚的佛教、道教信奉者，坚守不食牛肉的戒条。在民间流传的一些信仰劝善书中，也谆谆劝诫人们不得屠杀、虐待耕牛等等。然而在宋代的漳州地区，却有屠牛的恶习，苦毒农家。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这样说：
  屠牛之风与盗贼实相表里。盖屠牛者，盗杀人之牛，与承盗者之牛而屠之，以盗遇盗，岂但姑为一牛之故而已，必无不盗之所由长也。此间屠牛在城，是宗室不检者，乡村是亡命浮浪者。近日肆行，盖缘前政以军需牛皮不欲料配只出官钱，付吏和买。承吏因自收钱入己，只分些少与屠家为名。屠家因是公然牵人之牛而屠之。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视，无敢谁何。今使府新政之初，尚稍观望敛戢，既而旬日，便遂纵横无顾忌。春功将动，耕牛有限，安能供日日无穷之屠？恐不可不申严约束。如有犯者，若是亡命浮浪人，宜借一人重行惩治，以警其余。未可只与一决杖，快便而去。须索烹宰之具槌毁之，锢身遍押诸下县，纳牛肉钱，及遍号令四境诸乡村以苦之。到一年后有犯者代之，方可听放。若是宗室，亦如前决，竹篦穷年闭之自讼斋，以善治之。又严左右邻甲告首，若容隐必同坐。如此则人自不敢犯。果屠牛能禁止，则是亦去盗贼之一端也。
  陈淳在《与仙游罗尉论禁屠牛惩穿窬》一文中再次提到这一恶习云：
  某少有所闻，敢浼台听。此间乡民甚感戴前政禁屠牛惩穿窬二件，德惠之美，三年内四境编民晏然奠枕。兹者幸遇台旌之来，乡民深望其举行故事，以为帡幪之赐。盖前政于此二件处，不可坐视其俗之恶，而听其所之。若坐视其俗而听其所之，是乃恣其俗而助之为恶也。今献岁在近，旧俗将作，不如禀官长预先出榜，明文戒约，又逐乡责保司与团司罪状入按，令他预随门戒谕，不能止绝者，同坐。当其时，更遣人郊外默然缉之。或所在有此风不改者，以违法论，追保司团司及犯人痛行惩治，押逐乡号令，则人必畏戢，而恶俗可革矣。区区所闻，不敢不以告也。更在台慈详之，以为百里编氓之惠，且以为兼善天下之兆自此而始，尤千万之望也。①
  从陈淳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漳州民间屠牛之风的盛行，实与官府、宗室的舞弊有着直接的关系。官府借口“军需牛皮”，征集于不良吏员。吏员则通同“宗室不检者、乡村是亡命浮浪者”，以及屠户，暗偷明抢，“盗杀人之牛，与承盗者之牛而屠之”。而一般的平民百姓，虽然知道自家的耕牛为人所盗杀，但是摄于“军需”之逼，不敢吭声告诉，“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视，无敢谁何”。
  陈淳深知，这种盗杀耕牛的恶习最终的根源在于官府内部的某些不良官吏与地方上的一些势豪如宗室者，与乡村的亡命浮浪者相互勾结。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执政的长官呼吁恳请，寄希望于清明的官员惩治恶俗，端正风气。所谓“兹者幸遇台旌之来，乡民深望其举行故事，以为帡幪之赐”。“禀官长预先出榜，明文戒约，又逐乡责保司与团司罪状入按，令他预随门戒谕，不能止绝者，同坐。当其时，更遣人郊外默然缉之。或所在有此风不改者，以违法论，追保司团司及犯人痛行惩治，押逐乡号令，则人必畏戢，而恶俗可革矣。”陈淳对于民间疾苦的良苦用心令人敬仰，然而在人治为上的古代社会，官员的作为往往由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各种因素所促成，缺乏应有的延续性，因此，陈淳的良好愿望，可以在短时期内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让后续的官员们长远地奉行。这也正是上面所讲的种种恶习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甚至现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四）僧寺及僧田之滥
  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一文中，还谈到漳州地区的僧寺、僧产之泛滥，该文云：
  此间僧寺极多，极为富饶。十漳州之产，而居其七。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着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虽已出家为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却与俗人结冤于贪痴嗔爱之场，争人我者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平民，抗陵士夫。非有率众修善根，意以圣节道场一所系，阖郡文武祝圣，为体甚重，而主者乃旧住光孝，犯奸坐狱、行赇苟脱之人，岂不为公家污辱？其他多此类不待言。外而环城诸寺，尤为豪横。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拾界内一枝薪者，则以为斫坟林而吊打之；有牛马羊豕食界内一叶草者，则以为践坟庭而夺没之。村民受苦无敢谁何！诸寺类皆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至其恃财纵欲、行奸乱民，伍污风教者，久被俗之常态，秽人楮笔不在论。祖例州县凡有营缮修造等大役，官司量以钱付僧家，仍授之规模，而责成焉。至有不给则令彼出陪补，亦不离公家常住之财，于吾民免被扰，而闾里获安息。后来诸僧院设计厚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例。而有事复敷之民，民遂被扰，而僧家安养端坐无为矣。自是有司行遣作辍不常，存心公明正大者则宁役无用闲僧，而不忍扰吾民。以种福田为心者，则无暇虑及吾民，而惟恐一豪有伤于佛子。二说相持，然一邪一正、一公一私，贤有司为国家根本地者，不可莽卤无辨也。昔南轩先生帅靖江，日待僧家甚得体。以公厅非接见夷狄之所，凡有干谒白事者，但令趋庭，无上庭接见之礼。其说载在语录，诚可为斯世大公至正之式。今宜比傍自讼斋，将后园冗屋一间作自讼庵。有蹑公庭犯典宪，其罪不在徒流之科者，处于其中，一如自讼斋行谴。是亦善治之道，而可使之敛戢无复纵横者矣。
  南宋时期漳州地区僧寺之多，其中盘踞住持的并不全是向佛修行之人，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别怀图利之心的徒棍。有的“虽已出家为方外之徒，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却与俗人结冤于贪痴嗔爱之场，争人我者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平民，抗陵士夫”。有的则“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的甚至“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显然，这些寺院恶僧横行于城乡，与当地官员相互勾结很有关系，“诸僧院设计厚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例。而有事复敷之民，民遂被扰，而僧家安养端坐无为矣”。
  陈淳记述的南宋时期漳州地区的僧田僧产，所谓“十漳州之产，而居其七。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着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可能有些夸张。然而我们从明代前期的资料看，漳州龙溪一带僧田之多，确实有违常情。根据明代正德《漳州府志》的记载，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僧田、僧地、僧山在全县田地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高达三分之一。其具体数字如下表①：
  陈淳对僧寺、僧田的谴责，除了出于理学的价值观之外，更多是从悲悯民生的角度出发。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向僧田征科军饷的主张。他说：“诸寺动以百为群，暨诸乡斋堂道流日集民礼塔而取其金，动以千百计。小民沾体涂足为仰事俯育之资，终岁所获能几何？而即日累月取之为之一空，良可哀悯。今将此曹悉籍之丁帐，未为过也。至如乐山一所，非有寺额，而僧道设计裒敛民财，尤为精致。每一岁间招诱农商工贾，递分节次，各以时会，名曰烧香。就稠众中察其猾黠好事者分俵疏，且请为劝首，抄题钱物。每疏以数百缗。经年积蓄，今已浩大。而其中辈行屡经官司争主首之权，此亦可以按籍举而归之官。又如尼寺，一遭回禄，疏题民财见以巨万计。此诱陷良民子女之渊薮，天其或者故一除之，而愚民逆天再造。今按其数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①
  从宋代延续下来的僧田，对明代漳州社会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
  （五）海盗南徙与防盗之策
  南宋是福建泉州沿海一带海上对外贸易比较兴盛的时期，但是在漳州地区，民间从事海上对外贸易活动似乎尚未形成规模。陈淳曾在《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如此描述漳州民间生计：“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甍富饶之地。”然而随着泉州一带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不法之徒开始了海上劫掠的活动，成为“海盗”。海盗的活动也逐渐向泉州以南的区域扩展，漳州地面上深受其害。对此，陈淳撰写了《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阐述了自己对于抵御海盗扰民的看法。该文略云：
  某寓客，不当出位而言，但耳目所接，海盗利害，关系甚重，其事几有不容失，敢与同志者一言之。夫贼之南徙，非畏我而遁也，以贤太守之精明、贤幕府之忠勤相与谋谟规画为甚切。出军遣将，厚饷〓赏，无一毫少吝，而贼未能即就擒者，失之仓卒而无素具故也。贼跳梁于巨浸中，而大军之屯岸上者过多，布水道者殊少。贼徒示我以骄狂不可犯之势，而我军冒不相及，且无虎飞鹰搏之术，而又狃于安平日久，无誓不与贼俱生之意。岸上之兵徒束手而空视，水道之师又幸风而逗留。民船单寡、器械不精，日夜望官军而不得会合。……民船与官船不相应，将心与士心不相一。赏格虽明，而罚纪不张。请行者虽奋发，而至止者竞馁缩，贼气不挫、势不衄，虽曰南徙必易我而复来，而我不可安然置之度外。既往者不可咎，及今以后，不可不亟为之备，以俟其来。
  今为州司计者，一宜急拣悍锐之卒，及选募重役军兵与海道作过之人，约五百余额为水军。又择骁勇出群之才，分布诸船以将之，督习水战于南门外新桥之侧。日有课、旬有按、月有阅，而郡将时或不测临观以激励之，使其身惯出入于风涛之上如履平地而不没，足熟驰逐于樯橹之旁如骋康庄而不踬，然后手施击刺斩斫之技，随吾意之所之而无不捷。若是者不出两月，必为精水军矣。
  二宜按境内濒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各随诸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本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精。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
  三宜立军政。夫驱人于万死一生之地，人情莫不惜生而畏死，必用命者有赏、不用命者有戮，然后人敢于勇而不顾，虽圣贤行军用师，亦不能以废此。近世军政不立，赏罚莽卤俱废者固不足道，间有贤人君子存忠厚不嗜杀之心，专用赏以厉将士，而于重刑者有所不忍。且身后堆金积帛，岂足以夺人舍生之心？而区区敲扑之威，又岂足以绝人畏死之路？矧锋刃既交，前有决死之敌，后无必死之刑，谁不思退而宁肯冒进？……大抵用命俱奋则有可生之理，顾命不前则有俱毙之势，此决然无可疑者。今贼未歼，正立法之始。贤太守亲笔奠文收录死事之孤，于赏固不吝矣。然似闻当时失利同事中有先奔不为援者，若果然而废其不用命之诛，则异日讨贼，将士卒伍决不以区区之赏而冒赴必死之地。吾恐波涛汹涌之间，彼此顾望不前，其失岂特无功而已哉？
  区区窃以为三者诚此邦目下之急务。果能拣练民兵，以精水战之技，又能大明诛赏，以作其用命之心。技既精，人皆致死，虽用之大敌，何往不克？而况蕞尔海寇乎？
  外此更当讲明裕财之策以副之。盖事役重大，非财力充赢，则运用斡旋不能以如志。或曰贤太守一毫不妄取于民，其如郡计之不充，何曰事有经有权。平居无事，不妄取于民者，经也。仓卒有警，随宜而取之者，权也。今海道不宁，米船百货，为之不通，而郡民生生之具蹙，此一邦通患，正用权之时。民力竭矣，常赋之外决不可以妄取。若寺院者，民之保障，乃国家物力，而住持者掌之。非僧家祖业与房奁中物也，移国家财为国家用，以安国家之民，非郡守私计也，于僧乎何伤？盖空门设教，本事清虚寂灭，以独洁其身于斯世，已为无用。今其曹无复有修祖师来意，大率只是饱食暖衣于幽闲无事之境，专一巧运机筹鼓唱邪说以攫良民财帛为奸养之资。且低眉拱手先意趋和，以勾致时官权贵之欲，而藉其声势，凌压愚俟肆行邪匿无所不至。此与盗贼无异，未可例以齐民视之。矧今亦无名色过取，只约住持五年者纳贴头钱与换贴。不愿纳者听别纳钱者。住持至甲乙寺亦随坐高下比附而行之。此举人自乐输，何过取之有？……今按其疏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至是而又不足，则劝喻沿海豪户助军。彼亦切身利害，自其所愿。又不足然后次第及城中巨贾贵族之借助，亦义不容辞者。凡此等类，皆所谓时措之宜，而不失为权中之经，未
  ①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君子举事，惟其理之当而已。①
  陈淳这篇关于论述海盗利害的文章，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其一，陈淳所在的南宋后期，福建的海上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泉州地区。漳州沿海地区不但居民出海经商者为数甚少，而且还经常受到北面海盗南徙的袭扰，受害不小。元朝时期，色目人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大权，泉州港上升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核心港口，漳州地区的海上对外贸易，依然是相当的沉寂。然而这种状况到了明代前期有了迅速的改变。据明代漳州地方志的记载，明代前期，沿海居民“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耟，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渔；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枻相续，吃苦仍甘”。位于海澄县的月港，在明代前期就已成为漳州地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②明中期的嘉靖年间，随着漳州一带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月港的繁荣日甚，“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中一大都会也”③。明代后期，月港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
  明代前期漳州沿海对外贸易的迅速兴起，显然是与这一时期沿海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的活跃密切相连的。或许，正是由于南宋以来漳州地面经常受到北面海盗南徙袭扰的刺激，因此当明代前期出现非法的民间海上走私贸易活动之后，漳州沿海的居民以其“强悍不受节制”的民风习尚①，很快就投入到这种违禁的海上贸易活动之中。正因为如此，与泉州沿海及其他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的海商相比较，漳州地区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活动亦商亦盗的特征要明显一些。明代时期，泉州一带的海商，虽然形成了如郑芝龙等具有雄厚实力并且拥有自己武装的集团，但他们的目标，旨在争夺海上贸易权益，抢掠骚扰沿海居民生命财产的行为相对少些。而就漳州地区出身的海商、海盗而言，冒身倭寇、抢劫沿海居民的现象则较为严重。著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曾经谈到漳州一带的海盗，阖村阖族据为职业，如诏安县的梅岭地方：“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莫之奈何！”②明人王文禄也在《策枢》中说：“前者我民被石墩寇掳下舡，沿海候风月余至大桥。桥上人言皆闽音。自言漳州过此桥五十余里，芦苇沙涂，至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复至柘林。今春满载仍回漳州去矣。”③因此，在明代中后期的“倭寇之乱”中，漳州籍贯的海盗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嘉靖前后，福建的通倭巨寇，如阮其宝、李大用、谢和、王清溪、严山老、许西池、张维等，几乎都是漳州府人。我们从南宋时期陈淳对海盗的记述以及明代的种种记述中，可以多少还原出漳州地区海商、海盗演变的某种过程，泉州和漳州现今都称之为“闽南”地区，但是在民风习尚上还是存在着某些差异。这种差异演变至清代的台湾地区，除了上面所谈到的漳州籍贯的移民有多次的暴乱行为之外，泉州籍贯和漳州籍贯的移民及其后裔们，也是经常发生种种地域与乡族的诸如“分类械斗”等冲突。这种民风习尚上的差异，多少对于区域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二，陈淳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还提到应该组织当地民众，形成武装，与官兵协同作战，抵御海盗。“宜按境内濒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阵），各随诸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本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精。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陈淳的这些论述，可能是漳州地区最早提倡组织民间武装抗击海盗的主张之一。
  陈淳的这一主张，是否得到了官府的采纳而付诸实施，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史料予以证明。但是，当明代中期倭寇之乱肆虐之时，漳州一带的士绅屡屡向官府建议组织民间武装抗击倭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府的肯定和实施，因此到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的民间武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嘉靖、隆庆年间，漳州府云霄乡绅林偕春就多次建言组织“乡兵”，他在《条上弭盗方略》中认为，抵御盗贼必须实行“择令守、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严抚捕”，其中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四条，均为组织民间武装的举措。其中“练乡兵”云：“请饬下有司，令各乡之中，依保甲内每户择有才力子弟，训之以坐作击刺之方，金鼓旗物之节，缓急有警即互相救援，不得坐视。如是，则乡百家可得百兵，少亦不下五六十，不惟可以省召募之费，而身家念重，将衽兵革不悔，且靡缓不及事矣。……由之以设法，何往不克！”①他在《邑志兵防论》中亦主张：“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今日禠一酋，明日而戮一魁。大溪掩饶贼之群，檺仔捣逋寇之窟，云头铺杀贼如麻，甲州汐视死如归。自是兵气愈扬，人心弥奋。每一夫持梃而驱，贼望见之，以为神兵从天而降，所当披靡，所至无前。虽倭寇数千自长泰挟重质而下，亦且卑词请命。……乡用安堵，家以无虞，则乡兵足恃之明验也。”②自明代中期倭寇肆虐以来，官府卫所之兵皆不足恃，组织民间武装、保家卫乡，成了漳州地区抵御外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这种办法的探索，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南宋陈淳的《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中。陈淳作为一名漳州籍的知识分子、理学名士，其关注民间疾苦，并积极探索应对之道的良苦用心，是很值得我们肯定和仰慕的。
  二、从《北溪大全集》看南宋时期漳州地区的横敛之弊
  陈淳以一介布衣治圣人之学，对于道德的追求甚为高严。由于他的学识声望，当地的提学之官曾经延聘他入县学“宾贤斋”训教生员。这对于一位平民布衣学人来讲，本来是一次荣誉极高的际遇。但是陈淳在《辞谢陈教廷杰延入学》一文中，予以坚辞。其坚辞的理由，除了不满当时官学的某些弊端之外，同时还谦逊地认为，自己的学识行为道德尚不宜担任如此重要的教书育人的职务。该文写道：“某伏蒙公堂特有宠命延入宾贤斋者，惟是斋本以宾礼贤者而肃后进于仪范，其所系盖不浅。区区愚陋，何足为轻重？而乃蒙搜录，甚感，甚愧！但自春首已在隆兴村寺训集童蒙，既不可中辍而入学，又不可姑以共命而往来乎二者之间，又不可姑寄虚籍而惟月廪之请，又不能䩄颜随例，日提携于庖人之侧，饱深获罪深矣。”①从这篇辞谢延揽入官学宾贤斋的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陈淳对于道德的严正追求与自身名利的淡泊。
  陈淳对于自身道德的追求与淡泊名利，是他为人治学处世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他对于那些损害平民百姓切身利益的行为，特别是那些源自官府的弊政，却是敢于挺身而出，予以规劝抗争，表现出一名儒者勇于入世的理想风范。这正如明代正德年间修撰的《漳州府志·陈淳传》中所记述的那样：“先生天资既高，充养有道，居乡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无闻焉。至于论事，多感慨激切，深中时弊。……其他目击闾阎利病，慨然开陈，如止横敛、惩豪奸、禁屠牛、惩穿窬，戢海寇、及请改学宫、徙贡闱、罢塔会、禁淫戏，祷山川社稷仪节，皆历历可行。”②
  下面，我们就陈淳敢于上言当地官府，痛陈官府利用会子、食盐以及侵河钱等名目苛敛百姓诸弊端，做一简要的论述。
  （一）会子秤提之弊
  所谓会子秤提，指的是宋代发行纸钞货币的一种政策措施。宋代流通的纸币有交子、关子、会子等。会子的大量流通，是在南宋时期。《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①不久，会子的使用范围便向淮、浙、湖北及福建等地扩展。会子的发行数量，在发行之初尚能控制在一定数额即数千万贯上下。南宋末年人王应麟记载：“绍兴末始造楮币，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自是率以为常。淳熙六年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共四千八百余万。其后，又以第八界收换第六界。两界之数增至六千二百余万。自是，每界增至四千万，两界并行，止八千万。”②其后，由于政府的军费等财政开支日益庞大，财赋入不敷出，会子的发行量不断攀升。嘉定之后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数量已达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万。至发行第十六、十七两界会子时，数额更是高达五十千万缗，即五亿缗。“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③
  会子能够得以顺利流通，必须使铸币和纸币的比价均衡，换言之，会子的发行，必须要有足够的钱币作为准备金以保障它的价值，同时还应允许百姓持有会子向政府交纳赋税等，允许百姓随时进行轻重散敛。在南宋政府发行会子纸币的前期，政府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保障，力图让百姓持有会子者得以随时进行轻重散敛，这就是“秤提”，又称“称提”。
  然而，随着南宋中期之后财政的困窘、吏治的败坏以及会子发行量的成倍增长，会子的贬值和流通窒碍就无法避免了。当时普遍出现的问题有二：其一是钱币与会子纸币的比价均衡严重失调，导致会子大幅贬值。举南宋宁宗时期福建一带的情景为例，嘉定年间卫泾知福州，他在《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中谈到十年前福州库存铜钱32万余贯，会子仅7000余贯；去年（嘉定七年）铜钱减为25万贯，会子增为32万贯。“其他七郡大抵皆然，向有十余万见钱者，今止存一二万缗尔。”①其二是由于会子大幅贬值，钱币与纸币的均衡比价被破坏，一般老百姓以会子纸币向官府交纳赋税等，为官府所拒收。陈淳的老师朱熹就曾对此种官府自失信用的会子政策痛加谴责，他说：“伏睹去岁指挥许会子入纳官物，及今年正月内令诸州军起发上供诸色窠名钱许用三分会子，比见浙中州县交纳税物全不交子，只收一色见钱，却将见钱于所在兑置会子，以分数解发，其所得赢余皆不入官，唯以资给私费而已。夫公家既不用会子，民间何缘流通？欲乞州县入纳官物许民户抄卜（下）分明声说官会若干。如官司不受，许民户经户部、御史台越诉。”②
  与此同时的漳州地区，会子的使用也呈现出诸多弊端，危害平民百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淳挺身而出，向漳州当局上书，指出了会子秤提政策的种种问题。首先，他指出官府为了滥发会子，强行摊派到各民户：
  某伏睹朝廷注意会子颁行天下，诸州大率秤提不起，独南漳一邦，得寺丞公严无私，民间流通行使一如元钱之数，上下固已相安，为天下最矣。近日上司又差兴化通判到此，再共秤提。寺丞为之遣兵马司，根刷在城户眼。富室质库上户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十，不测行舆以摘之两日之内，会价腾涌。不惟行使如元钱之数，而兑便增加与见钱等，顿使钱轻而会重，又可谓得秤提之机要矣。
  昨以兵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实，又为之分九则，俾巷长平议投柜于鼓门以凭撞点，是又觉前日卖弄之弊，而为今日均平之政矣。然于其间犹有一二未尽通处，不得不采物议以冒闻焉。盖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区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前日兵马司过于卖弄不实，多以下户为上户，邦民畏谨不能分解。其在物力稍赢者，犹可倾囊以供命，守常处约者类多解质以从之，贫者仓卒无可计画，则多有鬻田出屋以为备者。今觉其为害，而分九则以均之，俾巷长别开具其户等诚善矣，然九等之户，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以产论，则有有财而不置产者；以财论，则有有产而无浮财者；以门面论，则有赁屋而居者，有高梁大厦而内实空虚者。户等既不明，则其中所以区别会子者，将不能以各得其分。今若上户果有物力，则上之三则或二百、或百七十、或百五十，皆足以供之。而日间行用之际，犹别有截长补短，未有甚病，惟是中下户最难于取给。中户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钱不可备。平时仅仅守常，安有剩钱七十七千居于一百之会而不动乎？次者减而八十，亦须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减而七千（十？），亦须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则外此为日间行用，又将以何钱何会而给之？其在下户三则，皆是贫者，平时家无一缗之储，至有用财方擘画计置，则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备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办之？假使户户各擘画如数，则又各保护爱惜，牢缄固守为镇家之具，不敢以移用，是又使民停藏会子而已耳，安有日前流通之实况？①
  官府为了实行会子的强行摊派，不得不胡乱给漳州的百姓拔高指定户等。先是把漳民分为上、中、下三等户。如上所引，陈淳认为：“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区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前日兵马司过于卖弄不实，多以下户为上户，邦民畏谨不能分解。其在物力稍赢者，犹可倾囊以供命，守常处约者类多解质以从之，贫者仓卒无可计画，则多有鬻田出屋以为备者。”三等户的划分难于落实，官府又细分为九等户。但是所谓九等户的划分，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胥吏操作的随意性很大。“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
  再者，官府虽然给民户指定了各色户等，但是大多名不副实，难于负担。“惟是中下户最难于取给。中户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钱不可备。平时仅仅守常，安有剩钱七十七千居于一百之会而不动乎？次者减而八十，亦须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减而七千（十？），亦须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则外此为日间行用，又将以何钱何会而给之？其在下户三则，皆是贫者，平时家无一缗之储，至有用财方擘画计置，则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备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办之？”
  这种硬性摊派、胡乱拔高户等的现象，在福建各地十分常见。差不多同时期即嘉定八、九年间出任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的卫泾追述说：“如福建潘仓令州县以户籍等第藏会，非不切中其病，奈何迫之太甚”，“潘仓之说行，八郡官吏奉承又过，刑禁苛密，期限严峻，至有鬻妻子、售器皿、卖田宅，愿就低价以应令者，若非朝廷觉知，稍从宽释，几致生事”。①朱熹的另一名高徒真德秀也曾记载家乡的会子强行摊派的弊端，云：“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钱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②
  官府为了落实会子的发行数额，采取硬性摊派、胡乱拔高户等等诸多强制性措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措施适用于所有的人。许多与官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家，如“官户及吏户、军户”等，以及拥有大量土地财产的寺庙僧人，却不在摊派之列，陈淳复言道：
  所谓僧户，产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岁入巨万斛，正其多用会子之所，而安坐旁视，又何以均之？所谓品官户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预其数，又何以通之？下至乡村，根括农功正时，骚然扰动，竟废种莳，奔波营备。其力不赡者，曰吾有死而已。而昨收元引，皆欢欣鼓舞，咏更生之赐。惟城下贫户，日夜懔懔，惧官司撞点不能以逃罪。愚区区窃以为会子之政，惟贵于公私上下无处之不流通，非贵于偏责民户之多为私藏。今莫若出一定格，富室上户自产钱七千而上，巨商贾户自铺前积货七百缗以上，质库户若不在产户之家者，以簿历有典百缗以上，僧户以产钱二十千而上，并使收塌若干数，以备官司不时之点兑。而其他诸户皆不必立定数责之收塌，听其或出或入，惟申严其日间行用中半之制，无拘于官户吏户军户及一切小小户，并五家为一甲，递相纠察。其不用会者，告者重赏，犯者痛惩，则人人无不用会，而会子无不流通矣。①
  针对会子发行的种种弊端，陈淳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会子得以流通的根本之道，应当杜绝官府与有官府背景的人户、僧户等蒙混规避、通同作弊。官府也应当坚信会子的信誉，允许老百姓如数用会子缴纳各种赋税。只有这样，会子才能得到比较良性的流通。“凡会子之所以不行者，非与者之不肯用，由受者之不肯用也。五家相纠察，则凡有用财，与者不容于不与，而受者亦不容于不受矣。又奏请小会以济之，使零碎皆有得用之便。又措置前后之所实与平民相通，无徒为人吏官族户之所专有。而官司又无先自萌其壅塞之意，如输纳既用会，而异税色及裹足头等不肯用会之类；又无先开其减折之门，如交易既如元数而又减下七百三十，以恤兑便家之类。果若是，则会子自然流通，可永久无滞，盖又不待如前之约束矣。”②
  陈淳对于漳州会子发行弊端的指摘与呼吁，可以说是切中了当时的为政要害。然而南宋后期会子制度的败坏，已是无可挽回的颓势。他的指摘与呼吁，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尽管如此，陈淳作为一名布衣学人，能够挺身直言，其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鬻盐之弊
  在《北溪大全集》中，陈淳还对当时漳州地区官吏违法向民间鬻卖食盐牟取暴利进行了抨击。漳州地处海滨，民间食盐例向官府购买，负担并不重。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由于闽赣交界地带发生寇乱，政府为了军费的需求，临时性地向漳州民间强行加额派售食盐，从中征税。但是等到寇乱平定之后，这种临时性的“鬻盐”派征，却延续了下来，成为漳州民间一项沉重的苛赋。陈淳在《上庄大卿论鬻盐》中说：
  某伏睹判府大卿先生视事以来，爱民如子，痒疴疾痛皆切于身。有病民者为之辄弛，实漳民千一不可逢之幸会。然合境赤子有久年缠饥刻骨之痼疾，日夜甚切望医救而不可得者，今正遇其时。敢为斯民一冒言之。夫鬻盐一横赋，在漳民实为痼疾，民罹斯苦余七十年矣。盖自绍兴庚申虔寇陆梁于西隅，陈敏一军屯于郡，林倅安宅为权宜之计，创以食盐暂鬻民间以佐军须，民以一时桴鼓之警，义在扫除，犹未言病。后来寇靖，屯移于泉，而盐鬻如故。斯民嗷嗷始告病矣。绍兴丙子陆侯涣特疏请罢于朝，闰十月丙辰蒙圣旨依奉施行。奈何陆侯去而奸吏为之复起。绍兴庚辰乡人主簿林公宗臣又以书谒台谏论其病。时汪参政澈为侍御，为之敷奏。四月八日，再蒙圣旨特降本州驻罢。①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知道，这种临时性的“鬻盐”派征，至少有两次是经过南宋朝廷正式下旨“驻罢”的。既然如此，漳州地区官吏继续索征，无疑在政策上是违法的。
  然而，南宋朝廷及其皇帝的旨令，似乎在边陲的漳州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施行，陈淳复写道：
  奈何至乾道辛卯高侯禹以少年武弁不为民远虑，复于城中鬻之。然利门一启，岁入甚美，人非夷齐，见率动心，官府来继者人人类欲囊橐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类室家之肥，于是张皇滋蔓，流毒四出，遂为漳民之痼疾，缠肌刻骨，不可以复解矣。始者十八铺，后旋广而数倍之，遍及乡村外邑铺。有盐胥一人走卒十数辈，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数。或父子一门而并配，或兄弟同居而均及。虽深山穷谷无有遗漏，虽单丁孀户无获逃免。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成数一定，列在私籍，更不容脱。至其俵盐，则非复有元斤数之给，但一升半合姑以为名云耳。
  而盐又非复官仓故物，杂以灰泥黪汙不可食，人户多有宁空输钱而不愿受盐者。或与校斤秤、诘美恶，则以不肯买盐率众甲而罪祸立至。继者懔然，更无谁何！强弱贤愚一噤听命。间有偶他出户闭者，则撮少盐于屋檐之瓦沟或门限上，或户外有败瓦器倾之而去。其姓名已挂私籍，及季将终，踵门索钱，急于星火。往往鬻妻质子、卖牛解屋以偿者。亦有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迟，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余，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农民遇有钱欲以就赎，则季终替去，无可从得矣。①
  由于“鬻盐”的税收甚丰，漳州地区的官吏便不顾朝廷的旨令，在漳州所辖的区域内自定章程，强制推行“鬻盐”之法。“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数。”甚至连穷乡僻壤，也不能放过。“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迟，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余，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
  漳州“鬻盐”之害民，早在绍兴末年侍御汪澈就曾强烈论列，他在《奏罢鬻盐》中说：“臣窃惟陛下爱养黎元，视之若子，再降诏令，务从宽恤，惟恐州县之吏刻剥苛扰以伤其生，德至渥也。臣访闻漳州鬻盐一事，重为民害。尝询究之，而得其说。顷年，陈敏一军驻于漳，财用惧有缺也，州县从权鬻盐以给其费。今此军移屯于泉久矣，而鬻之如故。中间虽罢而复兴，百姓屡诉而弗察。盖于村郭分十有八场，场有使臣为盐官，下有守把兵卒之属，将民户编排为甲，月赴场买盐，定其等第，限以斤两；深山穷谷鳏寡、孤独之人，举无遗漏。纳钱不满其数，则追箠楚随之，合境骚然，其流毒有不可胜言者。虽漳郡计赖此以宽，盐官乘此以富，而斯民病矣。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驻罢，无使一方怨读言，有伤至化。”①陈淳的老师朱熹在漳州为知州时，也看到鬻盐的弊病，极力想予以蠲减，他在后来与学生的论道中对此事之无法施行，依然感到相当遗憾。《朱子语类》记云：“本州鬻盐，最为毒民之横赋，屡经旨罢而复屡起。先生至，石丈屡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罢濒海十一铺，其余诸铺拟俟经界正赋既定，然后悉除之。至是诸铺解到盐钱，诸库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见得盐钱底里，与郡中岁计无预。前后官都被某见过，无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尽行除罢，而行迫无及矣。’”①
  到了嘉泰年间（1201～1204），知州俞亨宗也提到这一弊端，并且还刻立碑文以告示民众及后人：“地产盐，无官鬻之令，江河山泽从民逐利其间，官无所禁，乏绝之民皆藉此以助不给。自顷草寇旁午，田菜多荒，郡计日蹙，用费日广，官遂鬻盐以权一时之用，由郡城县郭及乡落村疃，洁列铺置吏，斤钱十有七，公私之价相去不远，民犹未以为病。一二十年来，田既多归兼并，民间日就贫窭，深山穷谷，有逾时不食盐者。加之生齿日繁，无以自业，私售益多，值益平，在官之直不减，人始惮官鬻而乐私售。为州家便者，遂令计户均买，主户岁六十馀斤，单贫客户亦三四十斤，分季而催，急于常赋。于是，始有抑配之挠。又其后，吏缘为奸，盐不时给，徒责价钱，稍不如期，则悍吏踵门无虚日，愁叹之声闻于田里。盖循习一时权宜之计，不知其弛于何年？”②但是似乎效果依然不彰。这一危害民间的横敛之弊，延续至陈淳时期，“民罹斯苦余七十年矣”。
  漳州地处海滨，对于食盐的取得，比起其他内陆地区，相对要容易一些，因此政府在漳州地区实行食盐的“俵散”措施，由政府规定民间每人每年的食盐量，直接出售给民间，无须经过商人之手。我们现在固然无法确知当时漳州地方官府给民间每人每年俵散的食盐数量及其出售价格是多少，但是参照当时的一些记载，还是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其大概的情形。就盐价而言，陈淳的老师朱熹曾经有所记述。他在隆兴元年（1163）的一封信中，建议改革福建盐法，为了避免官吏从中舞弊，应允许生产食盐的埕户与商人自由贸易。他认为，这一建议如能实现，官私都有好处：“客人不费四、五文可得盐一斤”，“埕户售盐一斤，实得四、五文”。也就是说，当时福建海滨食盐市场的商人收购盐价，为每斤四文至五文。①关于官府俵散给民户的年食盐量，根据郭正忠先生的研究，以每年盐产量计算，北宋时期，每人每年平均盐量约四斤。“南宋绍兴末盐产，约3亿余斤。同期全国人口，约1100余万户，约5500余万口。若此，每人每年平均盐量，不足6斤。”②据此，则南宋时期福建漳州一带民间人户所能在官府购买的俵散食盐，大体在每人每年三斤至六斤。这一数字，我们还可以用明代前期的官府支盐制度予以佐证。明代的赋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延续宋代的，据正德《漳州府志》记载，明初“国家为足边储计，乃用管子法。凡盐皆食于官，计口纳米；男子成丁、妇女大一口，岁各纳米八升，官支与食盐三升”③。从明初官府支盐的定额来参照宋代漳州地区官府向民户俵散食盐的定额，可以大体知道每人每年是在三升之数。
  但从上引陈淳的记述中，漳州官吏向民间强行“鬻盐”，“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这就是说，每一客户每季须“鬻盐”九斤，每年合36斤。而主户则在此数之上再加三斤，或加六斤，每季每户达12斤或15斤，每年合48斤或60斤。如此数量的食盐强行勒令民户购买，实在不是一般民户所能消费起的。“鬻盐”的实质，就在于勒索钱财，搜刮百姓。
  更为恶劣的是，一方面官吏强行向民间推销这种高价食盐，一方面又故意克扣原本政府供给民间的价钱相对低廉的“俵散”之盐的数额，“俵散”之盐由此成为“堆剩”之盐。官吏便把这些“堆剩”之盐当作自己的私物，转售给商人牟利。陈淳记道：
  一季一胥，前胥之去，必以是籍授于后胥；后胥之来，复以是籍按以前盐。既不实给，则自官仓所请而来者，俵散极少。而堆剩极多。故百户之聚，只半笼可匝千户之乡，只五笼可均其余堆剩。则主胥又径作一纲，私卖与龙平、水头二铺之吏，转货于商旅。每笼本价例一千七百，而客贩腾涌则又不啻此，总之又动以百计。漳土瘠薄，民之生理本艰，与上郡不同。主户上等岁粟斛千者，万户中末一二，其次斛三五百者，千户中末一二。外此大率皆仅收斗斛，不足自给，与无产业同。年间二正税所输升斗尚不能，前正税之外所谓二产盐，不过数斤，复不能了，况四季又重叠以鬻盐？钱所谓八百一十及一贯二十足者，夫岂易供哉？其余客户则全无立锥，藉佣雇朝夕奔波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岁输身丁一百五十，犹不能办，则四季所谓盐钱六百一十二足者，将于何而出之？民生所最急处，在饥无粮，而何阙于盐？假使官司实有按月如数给之，彼亦何用此盐为当旰不足以代粮，当食不足以代肉？故谚者类曰：官与盐一合，恐我饭无夹。不知我无饭，饥来不可呷。官与盐一甔，恐我肉食淡。不知我无肉，瘦来不可啖。况胥辈于中又有需粮索酒之扰、攘鸡盗犬之殃，是以愁叹之声，穷年竟日，喧溢田里。
  常以所亲自松州一铺实计之。松州一铺，每季定额官仓支盐一万二千斤，为一百二十笼，敷钱二百单四贯足。而铺籍所管户眼，有四千余，无不尽数遍敷。今且就四千载数言之。以二千五百户为客户，自一户九斤，该钱一百五十三足，而积之计，三百八十二贯足。又以二千户为主户之加三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单四足，而积之计，二百单四贯。又以五百户为主户之加六斤者，自一户该钱二百五十五足，而积之计，一百二十七贯五百足。合计七百一十三贯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单四贯足纳官司元额，其余五百单九贯五百足，则入之胥家。兼以铺内如前所谓堆剩而私货者百二十笼，中可有百笼为钱不啻一百七十贯足，通计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贯足。则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地四分之三有赢。又有纳赂得兼董两季者，合两季为得一千三百六十贯足。彼胥无故安坐不久而骤得此横富之财，买田置屋，顿为巨室，果何理哉！即此一铺以推其余，皆可类见。环千里之郡为几万户，岁之所敷为几万缗。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三十万缗。正如劫盗分赃坐家指纵者，听一分而亲操戈者三分以优之。官府何故贪恋一分，甘冒劫民之盗而不耻，乃反为胥家大作暴敛纵与之三分而不啬乎？①
  由于官吏舞弊，漳州地区的“鬻盐”所获之利大部分进入了官吏的腰包。陈淳在这里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以松州一铺为例，“鬻盐”所得合计七百一十三贯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单四贯足纳官司元额，其余五百单九贯五百足，则入之胥家。兼以铺内如前所谓“堆剩”而私货者百二十笼中可有百笼为钱不啻一百七十贯足，通计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贯足。则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地四分之三有赢。如此扩大到整个漳州，“岁之所敷为几万缗。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三十万缗”。陈淳所言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当时官吏每年利用“鬻盐”之举勒索到民间购买食盐的钱额总数，在数万至十数万缗（贯）之间，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明代前期，政府制定官府支盐的盐课额，“漳州府领龙溪等六县，见在男妇二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一口，照例折收本色钞七十九万九千六百八十四贯五百文，铜钱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六十九文”。当时纸钞与铜钱的比价是“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①，79万余贯的本色钞，折成铜钱为158万余文，二者合计共317万余文。自宋至明代，每铜钱一贯习惯上为1000文，则明代前期漳州府属各县的盐课折成铜钱计算，大约为3170贯。这与上引陈淳所说的南宋漳州“鬻盐”的所入之数，真可谓有天壤之别。由此可以想见，这一“鬻盐”之弊给漳州民间带来何等严重的危害。
  漳州“鬻盐”，本是不良官吏的利薮所在，任何阻碍这些官吏中饱私囊的行为，必定为他们所忌恨。陈淳不但不顾及这些利害关系，而且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把70余年来一些危害民间强行“鬻盐”的官员，指名道姓，予以披露。该文写道：
  绍兴辛亥朱侯侍制察其然亟罢去，沿海之铺十有一，正欲区处尽罢，迫于奉祠而去。至嘉泰癸亥、甲子间，俞侯监簿又深为讨论，灼见底里，实无与乎岁计，于是一举阖郡诸铺而尽除之，载在厅壁记可考也。时惟特存龙平、水头二铺，以此二铺者，乃卖邻郡商旅之盐，与吾郡内之民无相干，所谓诸弊亦无容作。凡其来贩皆汀赣之民，动以千百为群，苟措置有方，俾盐皆精白上品，长厚堆铺前，斤两不亏，而贸易无阻，则所货易流通，而所入易丰衍。每铺元额一年一万六千缗，合二铺为三万二千缗。其公家杂用绰然矣。自俞侯尽罢诸铺后，应经费之外，如燕飨营缮犒军招卒，皆无缺用，而又代纳民丁一万七千缗。至秩满，郡帑亦无损前政交承之数，则盐之利害自昭然可见。其或以岁计为词而听之存留者，用实不及，竟将何归？亦可不言而喻也。民沾俞侯实惠，二年之内，帖息安寝，吏不登门，真若痼疾脱去体而复康宁再生为太平人。
  奈未几而开禧丙寅毛侯监丞为其子运属所迫，旧病依然再发，复缠肌刻骨，以至于今漳民于此抑又重不幸哉。本路濒海四州，上三州皆弛禁不鬻，漳独非王土王民乎，而独罹荼毒至根深枝蔓如此之甚？贪夫污吏，顽然瞪目，固不足与语。仁人君子，见之恻然动心，岂能一日以安，而亦岂能以一日留？①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习惯中，为文作书，一般是多扬人之善，少暴露他人之恶，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是有所指摘他人，亦大多采用比较隐晦的文字。然而在陈淳的文章中，至少对于苛派征“鬻盐”之税的两位官员，直呼其名，毫不隐讳。所谓“开禧丙寅毛侯监丞为其子运属所迫，旧病依然再发，复缠肌刻骨，以至于今漳民于此抑又重不幸哉”，“乾道辛卯高侯禹以少年武弁不为民远虑，复于城中鬻之。然利门一启，岁入甚美，人非夷齐，见率动心，官府来继者人人类欲囊橐之厚，胥徒效命者人人类室家之肥，于是张皇滋蔓，流毒四出，遂为漳民之痼疾，缠肌刻骨，不可以复解矣”。陈淳这种绝不肯混淆是非、甘冒报复风险的风骨，体现了一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学家真正的精神追求与民生关怀。
  （三）侵河钱之弊
  《北溪大全集》卷45有一篇《上胡寺丞论重纽侵河钱》。“侵河钱”很少见于宋代的典籍记载中，近人的宋史研究也少有提及，估计是当时漳州地区的一种不甚规范的私派吧！陈淳在这篇札文中写道：
  某伏睹使判近以侵河钱失陷，委官打量，欲别行均敷。此诚公平之大政。某因采访来历，的见其失陷之由，敢不冒闻。窃以州县二河民居千百家，前靠官路实地，元纳楼店务前（钱？）；后抵官河虚地，元纳河岭钱，后来官中改为侵河钱。各有定籍，上下相承。已经数百年之楼店务钱，古例委甲头催纳取足，今虽不用甲头，而都监人吏按月随门批历领去，无容有欠者。
  所谓侵河钱，古例以千字文为号，每号以一名为甲头，随月催足。后因官司不取办于甲头，而听人户自纳，于是人户不齐，有纳有不纳。其间或甲卖与乙、乙卖与丙，迁徙不定，官籍虚存甲姓名，而乙丙遂成漏落。或户绝归官，后人请买而公据不声载者。或宗室官户及前名胥家，并无敢登门催纳者。或乡居人买负郭屋，日常户闭而人吏无敢催纳者。或赁人之屋以屋主居远为辞而无复为纳者。或交关明载契面而恃顽不纳者，或交关故不入契面而谓祖无此额者。凡此等类，无甲头为之纠察，年深月久，遂至失陷。
  今别行均敷，此等固无脱漏，然一例并行，而无所分别，则恐常输二项钱，元无亏官之家，重并被扰。回视圣旨数番减降，不闻加增，似几违戾。且其步亩一听于兵马司庄宅牙轻重之手，有计嘱则缩多为寡，无计嘱则喝少为多，居民惊扰不遑安处。前守何寺丞侑于淳熙甲午间亦尝打量重纽已给历付人户矣，而民间惶惶。本路漕使风闻即下本州住罢，于文移未到之前，何寺丞亦自觉其为不便，官司自是不为，何必汹汹聚议日夜不已？已将手分谢举断罢，仰人户仍依旧籍送纳。既而漕司文移复继至，民间顿释惨戚为欢欣，变怨谤为歌颂。
  今若欲屈己便民，则莫若帖兵官住量纽之议，又照祖籍委甲头催足。有不纳者仰甲头甲官施行，则亦可以无漏落。若欲公私两便，则莫若逐处各委巷长副同厢司随家看验纳钱库状历头，如月间有纳二项钱库状历头，即是常输之家，依然如旧；如无库状历头可照者，即是脱漏失陷之家，巷长副具姓名，结罪状付厢司申方特（阙）。
  根据以上所述大致可以知道，侵河钱类似于店务钱之类的官府收取沿街店铺的税钱。当时的漳州街道，可能是有的店铺面河，有的店铺则相背面向陆地。官府收税时，面向陆地的店铺收取“楼店务钱”，而面向河流的店铺收取“河岭钱”，后来改为“侵河钱”。这二者之所以使用不同的名目，可能是征收的税额标准有所不同吧！由于相关的记载相当稀少，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推测。尽管如此，我们也由此可以了解到，在南宋时期的街市管理之中，还有一种所谓“侵河钱”的名目存在。
  陈淳在这里所谈到的“侵河钱”之弊，主要是由于“已经数百年”之楼店务钱和侵河钱，至绍熙、嘉定年间，基本上模糊了原本的征税对象，税钱失落，导致诸多弊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店铺已为“宗室官户及前名胥家”等有权势者所拥有，现任的官吏“并无敢登门催纳者”。再者，每当官府试图落实楼店务钱和侵河钱的征税对象时，“其步亩一听于兵马司庄宅牙轻重之手，有计嘱则缩多为寡，无计嘱则喝少为多，居民惊扰不遑安处”。在以上这些人的舞弊之下，漳州沿河街市店铺的楼店务钱和侵河钱就始终无法得以合理公平地恢复，致使“民间惶惶”。
  陈淳在《上胡寺丞论重纽侵河钱》中所提到的侵河钱之弊，与其他横敛舞弊相比，可能是比较轻微的。但是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陈淳作为一名无权无势的乡村读书人，却能如此关注地方政府的为政之道与民间的疾苦。而从另一方面，在陈淳所指摘的漳州地区种种横敛之弊中，宗室、官吏、胥员等与政权有所联系的人，总是在其中起到相当恶劣的作用，率先破坏了社会的公平。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温陈淳《北溪大全集》所能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吧！
  三、从陈淳论僧田之弊看福建寺院经济的变迁
  自五代至两宋，是福建地区寺院经济最为兴盛的时期。据今人游彪先生的研究，福建路的寺院经济在宋代独占鳌头，居全国之冠，恰如宋人吴潜所谓：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由此足见福建路的寺院经济在宋代是首屈一指的。①首先，宋代福建路僧尼人数之众，位居全国第一。《宋会要辑稿》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福建路僧尼达七万一千余人，占全国僧尼总数四十五万余人的百分之十五点五。宋人刘弇说，闽粤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则起而为士者常十五六，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焉。可见福建路青年男子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成为佛教徒，其比例是相当大的。福建路寺院之多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福州寺院，曾巩在《道山亭记》中写道：“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人以屋室钜丽相矜，虽丑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日闽山，东日九仙山，北日粤王山，……其附山盖佛老之宫，以致十百。”仅福州城中三座山上就有数十百计的寺院。梁克家记载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福州寺院“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到北宋末年，“福州千八百区，粳稻桑麻，连亘阡陌”，足见寺院增加的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南宋人黄榦说：“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家设木偶、绘像、堂殿之属，列之正寝，朝夕事之惟谨，髡其首而散于他州者闽居十九焉，其崇信如此。”①
  福建路之所以出现这种僧尼多、寺院众的局面，根据游彪的分析，主要是由当时闽中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闽中固有的崇尚鬼神的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②但是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与五代时期王审知等率领北方士民入闽之后，在福建建立了“闽”政权，竭力推行崇佛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各霸一方，互相征战，广大人民苦于苛敛暴役，困于兵燹杀掠，痛苦不堪。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竭力提倡佛教，借以加强对人民的精神控制，消磨其反抗意志。在东南地区，恐怕福建王氏是最崇信佛数了，因而佛教在福建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寺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梁克家曾说：“王氏入闽，更加营缮，又增为寺二百六十七，费耗过之。……虽归朝化，颓风弊习浸入骨髓，富民翁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无限。”①不仅如此，王氏还将大量膏腴田产划归寺院，其经济力量日趋强大。《宋史·食货志》记载：“初，闽以福建六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土著、流寓。”入宋以后，虽然统治者制定了一些措施，以限制寺院、僧尼的无限增加，但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统治者又不得不利用佛教作为精神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因而宋朝基本的宗教政策是，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提倡，又加以必要的限制。王氏统治时期福建地区寺院发展起来，宋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不闻不问，顺其自然，因而福建地区的寺院、僧尼愈益增多。②
  （一）朱熹、陈淳等宋儒对于福建寺院的谴责
  宋代福建寺院经济的繁盛，影响到民生经济及政府财政经济的许多方面，因此宋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和负责任的地方官员，往往对这一带的寺院经济抱着批评谴责的态度。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与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而许多寺院依然占据着众多的土地山林等生产和生活资源，与民间一般农民的贫困境地形成了显著的反差。于是，宋儒们对于崇信佛教及寺院经济的批评谴责，就日益强烈起来。在此举朱熹的言论为例。在《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频频看到朱熹对于信佛的否定，如“因说某人弃家为僧，以其合奏官与弟，弟又不肖；母在堂，无人奉养。先生颦蹙曰：‘奈何弃人伦灭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长子。’方伯谟曰：‘法亦自不许长子出家。’先生曰：‘纵佛许亦不可’”①。又如：“佛氏以绝灭为事，亦可谓之‘夭寿不贰’，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会，所以做底事皆无头脑，无君无父，乱人之大伦。”②“（佛徒）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③朱熹不仅言论如此，他在担任漳州等地方官时，更是把这些言论付诸实施，用劝谕榜的形式，告示于治下的士绅民众。该《劝谕榜》有以下条文：“一劝谕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禶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并限一月安葬。切不可斋僧供佛，广设威仪。……一劝谕男女，不得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宇。今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时婚嫁。一约束寺院、民间，不得以礼佛传经为名，聚集男女，昼夜混杂。一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钱物，装弄傀儡。……”④
  陈淳作为朱熹的理学继承者，在对待佛教与寺院等社会问题上，有着共通的理念。如他在答友人的学问时曾经对佛学持批评态度：“问佛氏作用，是性与虚无寂灭去四大除六根之说，相反佛家以作用言性，作用是动作运用，是指气之活处，谓众生与佛同一性者在此，故有问如何是佛？答者呼天而前以示之，他把此处做大本一源，更无分别，不知只是说着气之云尔，非指日用动作等实事为言也。凡日用动作等实事，他又却把作缘累，须要一切扫除都归于空寂，虽天地日月山河亦以为幻妄不实，都要一空始为正道。其谈玄说妙，不可致诘处，只不过即此空幻者极言之尔。尝爱程子之言曰：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为佛矣。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非徒务为却绝而漫无是非也。吾惟专从事于吾儒经常之定说，到自家理义明澈根本深固，后则其差谬处自一照而破，不待劳心苦索矣。大抵老释差处，只在判道器为二物，而欲离日用实事以求道于冥漠之中，虽其用功有极精笃处，要之无下面一截，则其所谓上达者，便亦都全不是，而不得谓之达也，而何得以为道乎？”①
  陈淳不仅对佛教的理念持批判的态度，对于由佛教传播导致的寺院遍布及僧田众多等弊端所产生的诸多不良影响，更是时时予以谴责。我们从上引的陈淳《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一文中可以知晓。
  至于陈淳所提到的“五大刹”，至明代时期其僧田的数量依然相当惊人。据万历《漳州府志》的记载，这五大寺庙即五禅每年应交纳的寺租米额，“漳州府开元寺，米一千五百五十五石；净众寺，米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二斗七升四合一勺；法济寺，米八百一十五石一斗四升九合八勺；南山寺，米一千一百二十二石五斗三升二合六勺；龙山寺，米四百七十七石五斗”②。合计这五大寺庙，每年的寺租米额高达四千石之多。当然，从明代整个漳州府的僧田分布情况看，僧田还是主要分布在漳州府治与首县龙溪县一带，其他县份的僧田数量比较少。而从漳州府治及首县龙溪县明代前期的僧田数量来反观宋代这里的寺院经济，我们不能不惊叹自五代、北宋以至元明前期的僧田僧业之盛。
  （二）陈淳对于僧田、僧产的处置建议
  陈淳对于僧寺、僧田的谴责，除了出于理学的价值观之外，更多的是从悲悯民生的角度出发的。他在许多场合都向官府当道者建议，把寺院中的租米钱财，分拨一部分出来，解决注入兵饷、会子、盐课等苦毒百姓的突出问题。如他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曾经提出向僧田征科军饷的主张。他说：
  诸寺动以百为群，暨诸乡斋堂道流，日集民礼塔而取其金，动以千百计。小民沾体涂足为仰事俯育之资，终岁所获能几何？而即日累月取之为之一空，良可哀悯。今将此曹悉籍之丁帐，未为过也。至如乐山一所，非有寺额，而僧道设计裒敛民财，尤为精致。每一岁间招诱农商工贾，递分节次，各以时会，名曰烧香。就稠众中察其猾黠好事者分俵疏，且请为劝首，抄题钱物。每疏以数百缗。经年积蓄，今已浩大。而其中辈行屡经官司争主首之权，此亦可以按籍举而归之官。又如尼寺，一遭回禄，疏题民财见以巨万计。此诱陷良民子女之渊薮，天其或者故一除之，而愚民逆天再造。今按其疏目移为公家讨贼之助，正所以顺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凡此等类，皆所谓时措之宜，而不失为权中之经，未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君子举事惟其理之当而已。隐忍回互最害智，因循苟且最害义，拳拳之愚，恐可以少助幕中参谟之万一，惟刚明正大者试一择焉，实邦人千万之幸也。①陈淳在论及纸钞会子的弊端时，也建议为政者公平摊派会子给寺院僧人，让寺院僧人出来分担一部分由发行会子所产生的重负。他说：
  所谓僧户产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岁入巨万斛。正其多用会子之所，而安坐旁视又何以均之？所谓品官户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预其数，又何以通之？……今莫若出一定格，富室上户……僧户以产钱二十千而上，并使收塌若干数，以备官司不时之点兑，而其他诸户皆不必立定数，责之收塌，听其或出或入，惟申严其日间行用中半之制。……递相纠察，其不用会者，告者重赏，犯者痛惩，则人人无不用会，而会子无不流通矣。①
  作为一名儒者，陈淳对文化教育尤为重视，曾经向当地官员建议，把寺院僧田的部分收入挪为兴学之用。绍熙、庆元年间（1190～1200），由于郡学狭小，“斋舍窘迫，不足以容人物，议东移贡院于东市，而以其址为东诸斋；西移行衙于马棚，而以其址为西诸斋。其斋相枕，悉向南，一如大学之制”②。陈淳对于这项“改学移贡院”的兴学工程大为赞许，但是工程的费用甚大，官府一时无措。陈淳再次提出向寺院僧田筹集经费以助学，他在《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中说：
  或者曰：“改学校，移贡院，大役也，宁无扰民费财之病乎？”愚以为善于区处，则不扰民不费财而自集；区处之不得其策，则虽扰民费财而无成。……善于区处者如之何？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于一分民户之中，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类皆三五十斛；无担石之家，终岁营营为仰事俯育之计，且不能以自给。则为漳之民户者甚贫，在官司绝不可更有丝毫之扰。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以灭伦败教，不耕不蚕，快然一无用之髡，独无故窃据而奄有之，闲居以安享之。所与坐食之众，上寺不过百人；其次不及百人，或数十人；其下仅五六人，或止孤僧而已。则岁费类皆不能十之一。所谓九分者，直不过恣为主僧花酒不肖之资，是果何为也哉？故今公家凡有创造，无求诸他，惟尽第彼僧门产业之高下，而画吾屋宇界分之大小，均以付之。且量支吾公帑之财，为之开端，而后取办责成焉耳，绝无出一引，绝无差一吏。凡竹木、砖瓦之类，任其以市价私自贸易，而吾不之问焉，则其口所聚者皆精良。凡工匠、人夫之辈，听其以乡例私自佣雇，而吾不之绳焉，则其所就者皆固致。假使有陪贴不赀之费，实皆吾公家之财也。移吾公家之财为吾公家之用，彼特为吾干之耳。非尅彼父母钱本也，非括彼房奁中物也。吾不可复为之恤也，但时施其犒劳之惠耳。若是，则吾民不知扰，吾财不甚费，而无不如吾志之所欲为。
  往者，判院赵侯之架州治，亦大役也，惟责办于诸僧，而民绝无所扰，即今之厅事是也。司谏邓侯之架州学，亦大役也，每斋惟支百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学成，即前所谓西偏是也。都运赵侯之造通济桥，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缗付之一僧，亦不扰而桥成，即今柳营江之所跨是也。凡此诸名公，盖有高识明见，烛破风土、民俗轻重弛张之所宜，而随宜区处，所以为至当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为如何？某素不预学校教养，又已该恩免不预贡院之选，皆非有所觊望，又不曾足蹑贵人之门。惟以乡邦此事，久为阙典。自创州以来至于今五百馀年，未遇一贤刺史觉其然而整顿之。今幸遇君侯负高明正大之才，定高明正大之见，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于此不为州闾出而一陈之，则进为有隐于郑邦君之贤而失事机之会；退为得罪于乡人子弟，而抱无补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胜僭越，皇汗之至。①
  陈淳的这些建议，对于削弱当时颇为强势的寺院经济与僧侣群体，缓解普通民众的赋役负担及日常生计，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淳祐年间（1241～1252），“秘阁监丞史公宾之领州事”，目睹学校破败、廪膳无着，也采取了以僧助学的办法。据赵崇珜《学廪记》的记述：“（史宾之）顾始至，未暇损郡计，得法济废寺田入于住管僧者，曰柳陂庄；入于民丁局者，曰留塘庄。以岁会之，柳陂庄为钱五百五十缗，旧为住管僧所有者，今亦以全租归于学；留塘庄除代纳民丁外，宽剩为钱可四百缗，旧为局吏及佃仆人所有者，今亦以归于学。……今公下车之初，即留意教养又无亏于官，有益于学。与其饱庸僧黠吏之溪壑，孰若继吾侪一饭之齑盐。昔淳熙间，崇安令赵彦绳以白云、中山等院绝产田归邑学，朱文公记之，谓赵侯务一而得两，且谓浮屠氏丰屋连甍，良畴接畛，以安其饱，而莫之或禁。是虽尽逐其人，夺其所据而悉归之学，使吾徒之学为忠孝者得以无营于外，而益进其业，犹恐未足以绝其邪说。况其荒坠芜绝，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然则公今此举，与文公意兄大略相似，是可纪也。”②如此看来，削弱寺院僧田来助学的主张，陈淳的老师朱熹同样也是极为赞许的。淳祐年间史宾之的作为，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朱熹、陈淳师徒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两宋时期福建的佛寺僧侣之盛以及寺院经济的强势，一些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和儒者，陆陆续续都采取了削弱寺院经济与补助公私之缺的措施。根据游彪的研究，早在南宋前期，针对福建路寺院经济力量雄厚的情况，宋朝政府采纳了张守的建议，对寺院实行实封之制。绍兴二年（1132），张守出知福州，“守与士大夫共谋为实封之说，存留上等四十余刹以待高僧，金多者得之，岁入不下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实封之制就是地方官吏将寺院主僧的职位出卖给出价高的僧侣，是由地方经费匮乏而造成的。这一制度开始时主僧十年一轮换，以钱财多少为准。其后地方开支依然不足，就逐渐缩短实封的周期，“以州用不足，减为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岁托以词讼数易置，由是困弊”。另外还实行拘椿之制，所谓拘椿，就是官府借口寺院没有僧侣而没收其钱谷充公。宋宁宗时期，林瑑“知兴化军……郡多名刹，主僧例以货取，名曰实封。寺偶阙僧，乾没其谷以佐经费，名曰拘椿竹”。有些地方官吏甚至驱逐僧侣出寺院，而后没收其财产，“逐僧没谷曰拘椿”①。政府实行实封、拘椿之制后，有些寺院承担了很多本来应该由民户负担的赋役，这对民户是相当有利的，但是也导致一些寺院僧逃屋毁，寺院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削弱。这些措施，在上引陈淳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如他在《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中，曾主张“只约住持五年者纳贴头钱与换帖。不愿纳者听别纳钱者住持。至甲乙寺亦随坐高下比附而行之”，颇类似于“实封之制”。而对于所谓的“废寺”，朱熹亦曾建议由民间购买，把寺院之田直接转变为民田，“本州更有荒废寺院田产颇多，目今并无僧行住持。田土为人侵占，逐年失陷税赋不少。将来打量之时，无人照对，亦别生奸弊。加以数年，将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挥，许令本州出榜召人实封请买。不唯一时田业有归，民益富实，亦免向后官司税赋因循失陷”①。
  福建的寺院经济，虽然在宋代一度极为繁盛，但是在一部分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与朱熹、陈淳等儒者的谴责、呼吁、干预之下，从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日益衰落的趋向。
  （三）明代福建寺院经济的基本终结
  明代前期，正像正德《漳州府志·土田志》所记录的那样，漳州地区的僧田在当地的田地中依然占有较高的比例，但是明代福建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直接导致了寺院经济的终结。
  明朝建立之后，整顿赋税、建立黄册，僧田归入民田的种类。正德《漳州府志·土田考》中所记民田共包含以下各色：民田、僧道田、驿田、民地、僧地、蓝淀地、泥泊地、海荡地、民山、僧山、民塘、民蛏场等。由于归入民田总类，其承担政府的赋税也等同于民田。万历《漳州府志》记云：“其寺租不知始于何时？相传自五代时定拨民田给僧，历世既久，田归民间，租仍归寺。今福建一省寺田，俱僧掌管，惟漳州一田三主，民户管田输租，僧户取租纳粮，已为定例。查得黄册登带，每僧田一亩带正耗米五升三合五勺，计田一十八亩七分，该米一石。及查旧例，每僧米一石带租多者十一二石，少者七八石。多寡相兼，每米一石，大率得租十石。名曰寺田，实则寺租。国初，僧粮概免杂差。成化以后，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②
  明代前期，虽然僧田税粮征收与民田大体相同，但是由于存在着僧田私相买卖、私相租佃等交易行为，使得僧田的所有权混淆不明，出现了一田有多人掌管的现象，称之为“一田三主”，既有业主权，又有耕作权，还有租佃权，等等。各个主人往往又相互推诿，规避政府的赋税征收。这又使得政府在征收赋税时困难重重，并且争执诉讼此起彼伏，难于理清。万历《漳州府志·赋役志》附有“寺租议”言及此事云：
  寺租之由，访之故老，其说不同。或云前代给僧之田，或云檀越舍施入寺，或云二者之外又有民户拨寄之田。盖先年僧粮概免杂差，故诡寄僧户，日久为业，此亦有之。但此后来之弊，其间未必尽然。然自国初以至于今二百余年，僧惟管租而不管田，田土民间得相买卖，惟寺租不敢埋没。有田者输租，取租者纳粮，其来非一日矣。所以拖欠钱粮者，盖以一僧入寺，举家父子兄弟群聚而食，耗费已多；又因粮差浩重，辄将租谷减价预先典与富民或田户，但济目前之急，不顾日后之虑。然及官司追并，楚挞万状，不敢亏累田户者，以分定故也。近者军门过听，以此田多系势豪占掌，欲重加追征，以固抑之；而承委官员失于奉行，辄将田户拘扰，重复科派；甚至奸僧倚称四六名色，将无米肥租私隐入己，止存瘦田将租虚估亩数，令民倍纳。不知此田多是民间小户置买，如龙溪、南靖等处民田带僧租者，十居三四，岂可尽谓豪民？设有占掌僧家，岂肯忍受？且如海澄等处，僧田一亩，民间置买，多者十余两，少者亦七八两。岁收稻谷，乡斗止七八石，与佃户均分一半，得谷四石。内除纳僧租一石七斗，止存谷二石有零，所获无多，持以生长此地当耕此田耳。而乃欲令其倍纳军饷，在富民犹不能堪，在贪民何啻剜肉。如近年之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余两，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其不酿成大患者，幸也。今虽设法调停，定价征纳，然窃思田户纳银三钱，与纳僧租一石有零，其价亦颇相当。但粮差未知何人供纳？且其间乡斗得官斗七八升者有之，得四五升者亦有之，斗色不齐是又难于折算。及粮差不完，其势非再取于民必再取于僧，既取之民又取之僧，重征横敛将何时而已也？……
  或又有云，此租若不归一，钱粮不免拖欠，欲令每寺止留僧数名，或照近议四六之数，以四分给僧，六分归民，通籍原额租米若干，将六分之租，每石科米五升，尽散与田户为业；其四分者，照旧取租，各办纳粮差。中间如有冒名诡寄者，许其自首还主，如违，查出没官。但奸僧去籍已久，米数虽载在册，租额不得查考。或云旧有砧基簿，系元时遗制，具载田段租米甚明，但僧匿不肯出。或云一本在府库，求之，亦无有。今欲清查租额，必先下令各田户，凡带僧租者，俱许从实报官；不报者，查出或被首，定行没入。然后以米配租，使租米归一，则僧不欠粮，民不苦累，尤为经久可行。①
  由于明代时期漳州的僧田经过民间的多重交易之后，产权及纳税责任等逐渐纠缠不清，这就使那些有权有势的“势豪之家”乘机兼并了不少原属于寺院的土地，并且巧妙地规避了政府的征税。而不少的贫民与僧人，反而承担着无地的赋役，苦不堪言。贫民时而控诉僧人推诿纳税，而僧人也不时控诉民户不肯交纳赋税。“寺田始则淄流以丛林为传舍，巨室以常住为奇货。或乘急称贷，以子母钱入其租，则民为僧病，久之民已成业矣。或经转移数手，而僧徒动以豪强兼并为名，今年告入官，明年告输饷，以致重政横敛，相率欲弃田而不可得，则僧又为民病。夫僧之田地，粮差既与民同，则亦民尔。……今一髡抱牍而当道遽然其信，请请丈则听，请加赋则听。盖此一时权宜赡兵之策，庸知民间剥肤及髓有不可言者。”“僧已不胜其困，况复僧得其二，官取其八，除纳饷外，焚修度日，僧亦何所利焉？于是有饷无所出，弃寺而逃者，有转穙他人令之代纳者。甚至辗转穙卖与夫挟仇盗献，尽入势豪之家。又有一种无赖游僧，入寺占据，并其业而空之，饷日益亏，而僧日益窘，所从来矣。”①
  自明前期成化年间（1465～1487）起，福建省的地方官员也都开始试图解决僧田产权归属及课征赋税的纷乱问题。成化以后，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嘉靖中期，由于沿海寇乱频发，福建地方官员除了对原有僧田一应按照民田规则征收赋税之外，还把僧田分为四六开，六分入官充饷，四分给寺院维持日常焚修。其后倭乱加剧，军费开支更加沉重，福建省地方官员不断把加征的目光投向僧田之上。虽然其中也有少数官员试图减免僧田的重课，但是直至万历年间（1573～1619），僧田的赋税负担从整体上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福建省僧田的这一变化过程云：
  僧田者，漳自古称佛国，自唐迄元，境内寺院大小至六百余。今废寺多所并入而合为五禅寺，带粮米二千三百二十余石（各县寺观亦有苗米，惟五禅寺最多）。或云此即五代时定拨民田给僧者也。或云先年僧粮概免差徭，故民间租诡寄僧户，或因而施之。僧本无田，但有租，亦若大租主及百兑之类，是不尽然，间有之焉。自成化以后，凡寺田一应徭差兵饷，与民田丁米通融编派。嘉靖二十七年奉部行勘合，寺观田五顷内抽一顷征银，每亩征银一钱备账。未几停止。四十三年时军兴多故，福建巡抚谭纶议寺田俱以十分为率，以四分给僧焚修，其六分入官。每亩征租银二钱，内一钱二分充饷，八分粮差。是为寺租四六之法。四十四年巡抚汪道昆又题请额加派民间每丁征银四分、米一石征银八分，专备军饷之用，号曰丁四米八，而僧与民俱重困。隆庆二年巡抚涂泽民又议将六分入官僧田照租估亩，亩征银二钱，或至四钱，俱于田户名下并年倍追。四年开元寺僧净慧等具奏，事下布政司转行府议。是时知漳州府事罗青霄以民间丁四米八征太重，请蠲减其半宽之。事允行。及是议僧田拟照例半征。具申布政使司覆议转详，而当事者竟持军饷议不准减，仍旧征纳云。其后僧徒告累屡，增减不一。万历二十三年户部据抚臣题覆，僧田每亩定征饷银一钱二分。二十五年巡抚金学曾以倭警议增兵饷，以旧例虽四分焚修，然寺大田多者所得利尚厚，下所司议，寺田除二千亩照旧四六给，其余悉按亩征饷银一钱二分。惟田不及二千亩者，仍其旧。所征饷倍于异时，而寺田累极矣。①
  明代万历年间福建的僧田课税虽然相当沉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所谓僧田，已经不是宋元时期真正归属于寺院所有的田地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或是落入势豪之手，或是不断交易转入一般民众之家。政府对于僧田的课税，只是根据有案可查的原属于寺院所有的僧田而已。随着原有册籍的散失，以及后来的种种舞弊，僧田的册籍日益混乱，不可究诘，僧田的课税，也已经分散到民间的各色人等身上。
  久而久之，僧田就逐步融入民田中去，与民田难于分别。因此，到了明末清初，延续了七百年之久的福建僧田，终于基本终结。
  四、从陈淳论学粮看宋以来学粮的变迁
  关于宋元时期中国的学田、学粮制度，学界的研究相当有限，但普遍予以较高的评价。①根据学界目前一般的认知，学田之设，始于北宋。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知兖州日，于文宣王庙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自后，从学者不减数百人。臣虽以俸钱赡之，然常不给。自臣去郡，恐渐废散，请以杨光辅为兖州讲书，仍给田十顷，以为学粮’。从之。诸州给学田始此”。其后，“诸旁郡多愿立学者，诏悉可之，稍增赐之田如兖州”。由于有学田作为学校的物质保证，宋代的郡县儒学迅速发展起来。②有的论者认为宋代学校教育的普及带动了学田制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学田制度的形成又推动了州县官学及书院的繁荣，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并且对元、明、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学田制度在沿袭宋元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与发展。清代学田制度经历宋、元、明三代的发展与巩固，管理体制已趋完
  ①关于宋元时期的学田研究，主要有李清凌：《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载《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漆侠：《宋代学田制中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贾灿灿：《宋代学田的经营管理及影响》，载《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2卷第5期等。
  备。①实际上，这样的论述不免有些想当然。从北宋时期设立学田以来，学田的管理及变迁，都是相当复杂曲折的。学田之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是其自身也存在着诸多的管理缺陷与弊端。孟繁清先生在谈到元代学田被侵占的情景时说：“学田的被侵占，从根本上说，是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结果。……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激烈，不仅农民的私田是地主阶级鲸吞的目标，官田也成为地主阶级兼并的对象。……无所不用其极。大量的官田不断变成地主阶级的私田，这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②这是有一定道理和事实根据的。
  （一）学田的官吏舞弊
  陈淳作为一名以道德自许的民间知识分子，对学校教化事业十分关心。他曾目睹了漳州地区学粮被侵占舞弊的现实，撰写了《上傅寺丞论学粮》，指出了当时学田的设置与管理存在着官府与民间两个方面的弊端。下面，我们就对陈淳的记载略加论列，以厘清南宋时期福建漳州地区学田与学粮的真实情景以及自南宋以来福建地区学田、学粮历史变迁的某些轨迹。
  在《上傅寺丞论学粮》一文中，陈淳首先谈到了漳州学田从北宋政和年间至南宋嘉定年间的递减过程：“某伏以判府寺丞下车，首先笃意学校、风化本原，以教与养，不可偏废。谦谦访及利病，因窃博采内外佥言，参赞耆老公论，皆以本州学粮，古来号为天下丰羡大观。政和间教养五百额，后减杀至二百员。淳熙甲辰乙巳间，田教全年破供无旬休，节暇及堂试日并皆造食，常绰然有余。及有学粮官后，一年二补，每补仅破一百日食。况又累政拨田入学，乃常告匮，至有今日之极。其故何邪？”①这也就是说，在北宋的政和年间（1111～1117），漳州州学的学生多达500余名，后来逐渐减少至200余名；其学粮至南宋的淳熙年间（1174～1189），还是绰绰有余，但是从淳熙至嘉定年间（1208～1224）的短短二三十年间，学粮已经入不敷出，“乃常告匮”。
  漳州学粮迅速递减的原因何在？陈淳接着说：“大抵始者非天雨鬼输而来，今又非冰融雪消而去，皆系乎其人。若非监官之耗蠹，则库子之盗窃；非催科吏之蔽，则输纳户之欠折。”②陈淳认为，学粮的失陷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而人祸之中，可分为两种，即“非催科吏之蔽，则输纳户之欠折”。于是，他就学粮失陷的人为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先考究府库失陷之弊，以清学粮所聚之地，则日下便可以苏醒有济。继又兼整理田亩失陷之弊，以丰学粮所出之原，则日后益可以久远无坏。谨画一开具于后，少裨采访之末”。陈淳对于学粮失陷的官吏管理缺失与舞弊的原因，细论如下：
  一、学粮库不在学之弊。本学仓库，元皆在学，见有旧所存在。因癸酉诏通贡院引试黄推官桂遂搬出，钱粮权寄军资库。试后因循不复搬回。然在军资库，与学隔越，易生情弊。汤推官政内尝尔士子有请搬回在学。未及一年，复为胥辈转移而之军资库。今莫若仍旧在学。此乃十目之地，庶几诸弊不生。
  二、库子兼管他库之弊。学粮今在军资库内，与岁计共一库，与增盐库相接联见，是吴深一名充三库子。军人或借请岁计钱，吴深常将学粮钱代支。及或用盐钱，又将学粮钱借拨。擅于移易如此，所以致渗漏消折。今若移学粮库在学，则免与诸库混杂。只差吏人一名专掌，而无兼他库事，则可杜移易借拨之弊矣。
  三、催科不严之弊。村民佃租为数不多，其欠亦少。惟在城抱佃之人，自五缗十缗至三四十缗。或以假儒，或以势族，或正官户，或宗室伪名，多方计嘱司吏。如今年秋收已毕，却迁延不输，至明年新租之起尚纳未尽。新租既起催，则旧欠不复督，更拖一二年，便望赦恩蠲放矣。此学粮所由欠折。今革其弊所为，催科之限须如州司，纳子豆钱责之正额典贴，一年拘催一年，以取足为了当，不许过期拖欠。有赏有罚，如此则承行者无不效力，而欠户难隐蔽矣。
  四、学粮典贴盗用之弊。本学催租，只差斋仆，盖惩吏卒下乡之扰也。用之既久，弊所由生。村民居远，或以租钱付斋仆，斋仆不为输纳，典司吏通同使用，遂免点检违限，书吏亦往往兜揽在脚盗用。监官稍缓比校期会，则积欠愈多。设若监官令典贴，刬出欠户。彼既尝用过佃户之钱，却将欠户姓名隐匿。远乡村民，但知有斋仆司吏手写领榜为凭，而刬欠又不及之。其在城抱佃之人，每月以钱赂司吏，名曰帐脚，覆护不催。或以一半租钱私付司吏，遂不复责之全纳。此皆监官无比校，而程限不严之故。今革其弊，须逐年全录佃户姓名，作三册子。其一监官所，其一学官所，其一在学。常严程限比校，如有懒催不登数者，监官或不纠，则学官当径申州。如此则催科一一分明，可无漏落倖免者矣。
  五、纳米之弊。本学输纳被佃户作弊，米变为谷，谷变为钱；大斗变为小斗，百足变为百省，其来已久。向者白米之纳，仓廒盈溢，陈陈相因。近来不过年纳二百余石，仅可以周一补造饭，继后一补，则官库支钱就米铺籴。钱既不时给，铺户皆临时供恶湿之米。盖由纳米之时，斗子与典贴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费六百文，佃户苦之，遂计嘱减落米数，只作钱纳。如游洋一庄，租来纳白米，米又精良。去年汤推官临替，却计会纳钱，是致学粮米数又须减少。外有合纳本色之户，多迁延不纳，至来春缺图折价。折价既行，又不铺钱。此届在城抱佃之人百端计嘱司吏通同作弊，遂至学厨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今革其弊，须核实一年合用若干米，取元纳米精良处，籍定其数。俾永输本色，仍减轻裹足，立为定制，而严禁胥徒之横取，然后人户乐输，而年间可以足用矣。
  六、库子受纳之弊。旧学中受纳，监官给一到库印与职事收，每日有人户纳钱到库，库子交收讫，即批上都历职事，遂将库状就都历上合同，打到库印付人户去。及人户取钞时，将库状比都历上合同方给钞与之。更无可容弊处。后来库子为见其中无所取，乃转移监官毁职事印，只给一印与库子，自打库状，从此遂无稽考。如有一日或十户钞到，皆是自印库状付佃户去。其实只将五户纳入附都历，而余五户别作小草簿，私记姓名，为盗用计。官司无从而知，但云鼓门下抄附纳钱，有总历，皆本人自抄，附已有登带。然鼓门抄附所纳佃户姓名钱数，不曾申学粮官，学粮官亦不曾就门头取会，一日有若干人钱数，是致库子公然盗用，一半不入都历谁敢诘其端？由此观之，库子私记小簿，最是作弊要处，藏之甚秘。如去年春库子杨茂，冬则陈起，一年首尾，盗用数百缗。或下狱，或逃窜，皆以私领佃户钱不入历之故。亦狱司不测打开私柜攫取私小簿，鞫之乃获知其状情。然其钱竟无复追补。今若移库在学，并依旧差职事于受纳时亲就都历打到库印，则此等盗用诸弊无容作矣。
  七、库口椿钱之弊。纳钱权椿库口，至晚监官须入库收藏，或请职事监收。今多阅日不曾搬入收藏，吏人垂涎，无不潜移盗用，则是官司以钱付盗手，而非盗者之盗用官钱也。
  陈淳在这里一共举出七种学粮在官府管理上的弊端，即学粮库不在学之弊、库子兼管他库之弊、催科不严之弊、学粮典贴盗用之弊、纳米之弊、库子受纳之弊、库口椿钱之弊。这七种学粮管理弊端，从性质上说，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管理制度上的缺失，如学粮库不在学之弊、库子兼管他库之弊。学粮既为供学之费，本应专费专用，专费由专人保管支用。但是在漳州的情形，经常是归属无常、旁人兼管，从而导致学粮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为官吏挪用、盗用学粮提供了方便之门。二是官吏利用学粮管理制度上的缺失与漏洞，从中舞弊，上下其手，导致学粮之额不断减少。上举催科不严之弊、学粮典贴盗用之弊、纳米之弊、库子受纳之弊、库口椿钱之弊等，均属于这一类型。如学粮催科不严，表面上是佃户刁顽，学租难于催纳，实际上但是却是地方上一些有权有势的宗室势族，承佃学田，每当交租之时，与官吏勾结起来，多方接口，拖赖学租，“或以假儒，或以势族，或正官户，或宗室伪名，多方计嘱司吏。如今年秋收已毕，却迁延不输，至明年新租之起尚纳未尽”。学粮典贴盗用，“村民居远，或以租钱付斋仆，斋仆不为输纳，典司吏通同使用，遂免点检违限，书吏亦往往兜揽在脚盗用”。“在城抱佃之人，每月以钱赂司吏，名曰帐脚，覆护不催。或以一半租钱私付司吏，遂不复责之全纳。”再如纳米之弊，“纳米之时，斗子与典贴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费六百文，佃户苦之，遂计嘱减落米数，只作钱纳”。“在城抱佃之人百端计嘱司吏通同作弊，遂至学厨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至于学粮上纳县衙仓库之时，更是经管的吏员们得以中饱私囊的好时机。经管的库子们或是私造另册，欺下瞒上，从中得利，或是公然盗窃，“库子公然盗用，一半不入都历谁敢诘其端？由此观之，库子私记小簿，最是作弊要处，藏之甚秘。如去年春库子杨茂，冬则陈起，一年首尾，盗用数百缗”。“吏人垂涎，无不潜移盗用，则是官司以钱付盗手，而非盗者之盗用官钱也。”由于以上这些管理制度上的缺失与经管官吏的舞弊，漳州的学粮呈现出日趋减少的状况。
  为了杜绝这些弊端，使学粮的收入和管理得到良性的发展，陈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在《上傅寺丞论学粮》中继续写道：
  一、驱磨且从近年。主学粮前后亦多美恶不常，如甲子年间在黄判官景渊手，多有计校，减下租数，然未到无支梧处。至癸酉、甲戌间，在敖教政内，俸钱犹依旧例，定于本月初六日支食钱，定于旬日给岁暮。又预出来春两月钱，与人为岁节之用。亦未闻以匮告。及丙子后，入汤推官政，便支遣不行。或春节钱至秋而后支，或秋季钱次年而后给。缘是汤推官不了胥辈多作奸弊，不曾知觉。且时受其蕉布吉布厚贡，每以十匹为束，印遂钳口，无复检点矣。岂知蕉布吉布等物，即是学粮钱换名邪！至任满之末，有人户钱被吏人领去，在已以百贯为率，而不到库者，有欠在人户分上，只厚赂吏人庇盖而不复纳者。叶检院见学粮大欠阙，不与批书，责其填补。未几而权要之书至，复与批书去。新官交印，乃曰前事吾不理。于是诸作弊老奸巨猾网漏矣。今幸遇天开日明，若未能从远年驱磨，且近从汤推官政内丙子年以来，委清明官驱磨其出纳之数。年间所纳若干，所出若干，一一严核其实，则诸般渗漏侵盗情弊，皆了然不能逃矣。
  二、主学粮时择清明官不可拘在一司。学粮专在一司掌管，则官无常人，有公清者，有不公清者；有明晓者，有不明晓者。幸而遇公清明晓者，则才有乐育之喜士无不饱之嗟不幸所遇非人，则其中奸弊纷挐胶輵。惟随时选择曹职中清明者主之。至或满去，则又听学中公论，推荐曹职中清明者代之，而不拘定在一司。此穷则变、变则通之常道。果如是，则管学粮常得人，而士子常沾国家教养实惠矣。
  三、教官与钱粮官通知出入之数。学粮收支出入，固当责之监官，而稽考参验权当在学官。若学粮官主钱粮，而教官只知教导，各不相通，财则已匮，而教官增额太滥，钱当给而学粮官反以窘乏为辞。前此教官亦尝检点学粮同签押，似乎通融，而权实不在教官。及汤推官禀白州郡，复不令教官与检点，而钱粮官始专其权以自恣矣。
  四、学粮典贴及库子须择人充。旧来典贴及库子皆都副吏保明选差，正额手分贴司谨畏，有家地底保人充。后来所差不择，多用会子数百求之，缘其中可以作弊大有所获之故。老奸巨猾一入其中，肆行盗用，无所顾忌。寒士更莫敢谁何。必欲选差宜从旧例。
  五、虚蠹学粮之弊。旧未有钱粮官，差龙溪县尉受纳，有茶汤钱。旧置武生员以兵官为教导，有教导钱。今尉司无与受纳，而供茶汤钱者如故。武生员废已久，而供兵官教导钱者犹昔果何为乎？陈淳认为，学粮的失陷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追究过去时间太长的旧额，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驱磨且从近年”。具体地讲，就是在汤推官经手之时（丙子年，嘉定九年，1216）。
  在汤推官经手之前，学粮尚可支应，而到了汤推官经手之后，为官糊涂，且贪贿赂，致使学粮大额失陷，“汤推官不了胥辈多作奸弊，不曾知觉。且时受其蕉布吉布厚贡，每以十匹为束，印遂钳口，无复检点矣”。因此，现今要清查学粮旧额，就必须“近从汤推官政内丙子年以来，委清明官驱磨其出纳之数。年间所纳若干，所出若干，一一严核其实，则诸般渗漏侵盗情弊，皆了然不能逃矣”。除此之外，官府应当认真遴选主持经管学粮的官员人选以及掌管学粮征收保管的吏员的人选。只有遴选到清明廉政而又负责任的官吏，学粮之弊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彻底的改变。如果主持经管的官员所选非人，则不免“奸弊纷挐胶輵”；而使用的吏员如果来路不正、心怀邪念，“所差不择，多用会子数百求之，缘其中可以作弊大有所获之故。老奸巨猾一入其中，肆行盗用，无所顾忌”。陈淳在此总结说，学粮在官吏管理之上，“其间情弊颇多，未能悉知。更在委清明官以类推，究先且从汤推官内三年来驱磨其出入之数，复移府置学中，择谨畏人吏专掌，然后即诸弊一并洗清之，则府库之失陷者，可以立振矣”。
  陈淳希望有清廉强干的官员来整顿学田和学粮，但是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官僚体制里，这种愿望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警示社会，却很难扭转官场的舞弊恶习。时过二十年，赵崇珜撰写《学廪记》，陈淳所指出的学田、学粮舞弊现象依然如故。他写道：“漳学廪，故号衍沃，视他郡相什伯。岁益久，田益增，视始至又相倍蓰。然所入仅足以给所出，凛凛乎常惧弗继也，何居？或者田亩削於侵强欤？斗斛亏于去籍欤？否则冗食之员赘欤？将送之费夥欤？叠是数者，几何其不日辟而月蹙也？淳祐庚戌四月维夏，秘阁监丞史公宾之领州事，来谒学庙，与诸生会，鹄袍错立，纷如也。公愕然谓曰：‘人物盛矣！廪稍得无俭乎？’崇珜具以前数语对。”①在官吏舞弊的恶性循环之下，虽然也有少数清明官员力图维护学田、学粮的正常运转，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官吏舞弊的恶习积重难返。
  （二）学田的租佃舞弊
  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漳州学粮的失陷，除了以上官吏在学粮管理上的缺失之外，陈淳认为还有学田田亩失陷及民间租佃舞弊的原因。他在《上傅寺丞论学粮》中回顾了漳州学田多年来田亩图籍的承继过程：“一、学田图籍有青册子可按为准。本学田元租，有大观年间图籍，传之既久，颇有遗亡不具在。淳熙戊申间，黄推官渥主学粮，注意核实为久远计，申州重造图籍。每庄保田各差职事一员，副以官牙一名、书吏一名、画匠一名，前去地头打量步亩，图画田段，纽定租数，类为簿籍，名曰青册，已公平明允，可按以为准。一正本藏学粮司，一副本寄军资库。及黄推官满去，诸奸弊即复旋生。今已三十余年，田租数数更变，未委此青册尚无恙与否？”据此，漳州学田早期的田亩图籍是在北宋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就已编造，传之既久，颇有遗亡不具在。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推官黄渥重新编造学田田亩图籍。及黄推官满去，诸奸弊即复旋生。从黄推官卸任至陈淳此时，不过三十余年，这些田亩图籍又相当混乱无以为凭了。
  从北宋大观年间至南宋嘉定年间，一方面是学田时有失额，一些有责任心的官员，也时有设法添补学田，但是总的趋势是学田日减一日，不复有大观年间的规模。“前郡守自傅枢、傅侍郎、俞监簿、庄侍郎、赵寺丞诸公屡拨院田添助学粮，或二百斛，或三百斛，又在青册租数之外，具载碑记分明。年间用度宜有宽羡，而乃日甚焦熬何也？”学田不断失额，其中当然有官吏们在管理与舞弊上的因素，然而学田在租佃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陈淳列举了学田田亩失陷与民间租佃舞弊的原因，有如下数款：
  一、田租减落之弊。本州学粮元号万余，今年间所入仅止七八千而已。盖缘三十年来累被奸滑佃户计嘱司吏于钱粮官临替之日，假作抛荒逃亡诡名入状计较，减落田租，承佃依旧只是元佃本人，然租簿所批附减落之数，不过只是司吏自注，有何勘会凭据，有何经官印押？大抵都是作弊莽卤，所以大至失陷。今欲一一整理，须先多散榜诸庄保内，许人户告首。其隐没之数者，与赏佃；或自首其元数者，亦与元佃。及趋春工未动，许人增租改佃。务以青册元业为率，则学粮庶乎可复旧矣。
  二、田租瞒减之证。涌口庄元系庄民捐百斛租田以助学粮，具载学碑。始者一桶斗纳钱一百五十足，中间将两桶斗析为三官斗，纳钱三百足，有旧钞可凭。后来佃户郝谦之、蔡恭叔、林容等计较，将每斗一百足作七十价输纳。今元佃见在无恙，而租钱乃至三变。然其间亦有人户分佃，如陈高、黄进者，目今尚每斗作一百足纳官。比郝谦之等瞒官颇多，岂有一项租田却有两价？按库钞相校为弊灼然。上项本末，庄氏子弟备知端的，其他庄田情弊亦多类此，举此一端，则他田情弊可以类推。
  三、学田有偷卖者。村民有世佃学田，上世祖父阄书遗后人，载所佃学田，与诸子分佃。至再易世后，又再至分佃，阄书而不声说是学田。又易数世后，子孙不复知其由，以为祖父产业，遂立赤契与人户交关，而无可奈何矣。若明皇庄田是也。
  四、学田有偷占者。本学田有一段在城东之村七里曰赤岭，图记分明，而无有的知疆界之所在。遣职事出地头访之，居民皆曰无之。又以图记细考而物色之，乃觉其为武断乡村者所盗据，居民盖畏惮而不敢言。然此段竟亦无如之何？
  五、学田有偷入帐请买者。本学官洲庄田有三洲，年科占隐谷一千五百斛。其中大者曰北洲，该纳九百六十斛，次二洲，共五百四十斛。今北为洪水流崩，未有拄应。淳熙间赵师洽舍田入学，其田下松生泥淤，学中岁收蒿草钱一百九十一贯，殆未足以裨补北洲所崩地位。近缘谢念二、念九盗割蒿草断罪，挟怨欺罔颜知县宅嗦令干人计较入帐请买。颜宰最是洁白之官，一时为村人所误纳钱请买。岂有本学松生泥白而可以入帐请买乎？近又计较林廷秀诡名增三百石租掺佃彼官洲。佃户父祖世居在彼或有海涛冲突，随即补治久而输纳无欠，岂应为谢念三计较诡名掺佃乎？
  承佃学田的人户，人等各异。与官吏有关系的人，可以“计嘱司吏于钱粮官临替之日，假作抛荒逃亡诡名入状计较，减落田租，承佃依旧只是元佃本人，然租簿所批附减落之数，不过只是司吏自注，有何勘会凭据，有何经官印押？大抵都是作弊莽卤，所以大至失陷”。而一些奸猾刁顽的承佃者，也经常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减少应纳的租额，甚至隐瞒学田田亩。偷卖学田者，“上世祖父阄书遗后人，载所佃学田，与诸子分佃。至再易世后，又再至分佃，阄书而不声说是学田。又易数世后，子孙不复知其由，以为祖父产业，遂立赤契与人户交关，而无可奈何矣”。那些武断乡村的豪民，索性公然侵占学田：“其为武断乡村者所盗据，居民盖畏惮而不敢言。然此段竟亦无如之何？”在承佃人户的种种作弊之下，学田的失额也就不可避免了。我们认为：“学田的被侵占，从根本上说，是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结果。”这种结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和史实依据，但是在以小农经济为社会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对于土地的追求，并不是所谓“地主阶级”的偏好，而是所有农民，包括地主、小农和佃户的共同目标。只要有机会，追求土地乃至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土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性格。宋以来学田的失额和学粮的失陷，乃至于对所有国家赋役的隐匿和不负责任，很少在观念上存在着阶级上的差异。只不过是所谓的“地主阶级”，往往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这些人可以与执政的官吏相互勾结，或者直接利用自己手中所拥有的社会与政治权利，在损害国家利益与平民利益上占有强势的地位而已。而当这些群体对国家与平民的利益侵害到了无所顾忌的时候，国家和平民的命运也就日渐危难了。正因为如此，陈淳在批判漳州学粮失陷时，有很多的着墨点是记述官吏们的舞弊行为。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对民间承佃学田的人户有所指责。
  （三）宋以来学田、学粮的变迁
  陈淳的《上傅寺丞论学粮》一文，可能是宋代指摘学田、学粮之弊最细致深入的言论之一。除此之外，漳州地区以及福建地区现今所保留下来的有关宋代学田、学粮的文献记载相当稀少。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陈洪谟、周瑛等修纂《漳州府志·户纪·土田考》时称：“宋，本州土田，郡志无载。及考马端临氏财赋通考，有福建一路土田总数，而本州无之。”①因此，我们只能利用很有限的资料，对宋代以来至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的学田、学粮的一般情景及其演变过程做一蠡测。
  正德《漳州府志》记载漳州的府学沿革情景时云：“宋学校，本州庆历四年始奉诏建立，置教授以领教事，又设提举司总领之，寻废。以后皆学舍制度。……崇宁行三舍法，始分为二斋，大观增广生员，又分为四斋。……绍熙庚戌，朱文公守漳，创宾贤斋以延耆德之儒，受成斋以训习武之士。……自后，学建置不一。……淳祐己酉，章守大任以丁水湮塞，仍复浚治。其他若傅守伯寿拨学田，而生徒有廪。傅守壅置桂庄，而应试者有助。……绍定壬辰，李守勋复于郑守昉所建文会堂西辟为小学，扁曰‘育德斋’，拨三废院田以廪之，教养生徒四十人。……元代宋，世祖始命置诸路学校官。路学置教授自廷命，县学置教谕自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命。又诏复旧学田，立小学，并立书院。入国朝（明朝）来，我太祖高皇帝修明学政，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生徒廪膳四十人，增广四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徒廪膳二十人，增广二十人。……”①
  根据以上记载，漳州的郡学之设，始于北宋的庆历四年（1044）。在初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规模尚小，各种规制也不完善，学田的设置也较少。大观年间虽然为学田建立了图籍，但是其数量还很有限。一直到南宋时期淳熙十五年（1188）傅伯寿为知州，增设了不少学田，“而生徒有廪”。
  两宋时期的“生徒有廪”，似乎是根据学田的田租收入，以供应生徒的膳食而已，似乎不是由政府支拨专门的经费。如前引陈淳的记述：“向者白米之纳，仓廒盈溢，陈陈相因。近来不过年纳二百余石，仅可以周一补造饭，继后一补，则官库支钱就米铺籴。钱既不时给，铺户皆临时供恶湿之米。盖由纳米之时，斗子与典贴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费六百文，佃户苦之，遂计嘱减落米数，只作钱纳。……去年汤推官临替，却计会纳钱，是致学粮米数又须减少。外有合纳本色之户，多迁延不纳，至来春缺图折价。折价既行，又不铺钱。此届在城抱佃之人百端计嘱司吏通同作弊，遂至学厨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①由此可知，当时的所谓食廪是根据学田的学租所入而造食。学租充盈时，则膳食不断；而当学租短缺时，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仅可以周一补造饭，或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朱熹曾经为崇安县的学田撰写过“学田记”，其中也十分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云：“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遭大夫之贤者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芜废，率常更数十年乃一闻弦诵之声，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淳熙七年，今知县事赵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宫庐之废坏而一新之，则又图所以为饮食久远之计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视境内浮屠之籍，其绝不继者凡五，曰中山，曰白云，曰凤林，曰圣历，曰暨历，而其田不耕者，以亩计凡若干，乃喟然而叹曰：‘吾知所以处之矣。’于是悉取而归之于学，盖岁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业焉者，得以优游卒岁而无乏绝之虑。”②
  元代的情景亦大致类此。郡学、县学乃至书院，基本上是根据学田的田租收入来维持各类学校的日常运作的。根据近人的研究，“元代官田一般是免税的，官田的佃户只向国家交纳地租，而不再纳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世祖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实际上是免除了这些学田的赋税，‘世祖皇帝平定江南，诸色财富皆归有司，惟养士田粮，仍赐于学’。正说明了这一点”①。政府不收取学田的赋税，是为了保证有更多的学田收入用于学校的育人开支。
  宋元时期政府及许多有为的地方官员对于学校与学粮的重视，不能不说是用意甚善，用意良苦。但是正如上引陈淳所谴责的那样，在某些官吏和地方势豪的多方作弊之下，学田及学粮经常受到侵占和吞没，学田及学粮很难维持正常的数额以保障学校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明朝时期，学校的食廪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宋元时期，“中央的国子学也均无学田，但生员廪食由国家供给。路、府、州、县所办学校则大都有学田的设置”②。明代之后，政府把府、州、县所属的官学，即通称的府学、州学、县学，全部改为像国子学那样的食廪制度，由政府承担食廪经费。府学、州学和县学的食廪经费，不再依靠学田的田租收入，而是直接由地方存留经费中支给。为了使存留经费得以永久延续，政府还规定了郡学和县学的生员人数，如上所述：“我太祖高皇帝修明学政，府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生徒廪膳四十人，增广四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徒廪膳二十人，增广二十人。”万历《漳州府志》亦记云：“洪武初，令在京府学生员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生员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家差徭二丁”，“洪武初，令师生廪食月米六斗，后复令日米一升，鱼肉、盐醯之类皆官给之”。③地方志中的记载当然是延录中央正史的记载的，《明史·选举志》中记云：“（洪武）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虽定额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中，定增广之额，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①此后，在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之外，还增加了“附学生员”。由于廪膳生员的名额相对固定，府州县学则通过考试的方法，在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中依次选拔优等者，予以递补。“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增广生。”反之，考试屡次不合格者，则依次降级直至清退。
  由于从明初开始府州县的官学中有了固定的生员名额，政府就必须从赋税收入中留出一部分作为生员食廪的经费。在漳州府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到各地税粮存留项下的这一部分数额。如龙溪县，税粮“存留本府儒学仓本色米六百八十一石，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五十石”。漳浦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四十石”。龙岩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四十石”。长泰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五十石”。南靖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三十石”。漳平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一十五石六斗”。平和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二百七十三石八斗”。诏安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二十石”。海澄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三百，又镇海卫儒学仓本色米九十八石四斗”。宁洋县，“存留本县儒学仓本色米一百五十四石八斗”。②这里除了宁洋县为偏僻小县之外，其他各县的儒学仓存留本色米的数量基本相同，这正与明代府县学的廪膳生员定额制度相符合。
  入明之后，郡学、县学的生员食廪基本上从地方存留经费中支给，那么宋元以来留下来的学田，虽然还是“官田”的一部分，但是其田租收入不再直接给学校，而是像其他官田一样，收取赋税并由政府统一管理分配。因此，从整体上看，由于自宋代以来官吏与势豪的不断舞弊，以至于明代对于食廪制度的重大改变，府、县二级官有的学田及学粮，不再增加添置，基本上呈现萎缩的趋势，而不是现在有些论者想当然的良性增长的趋势。从正德《漳州府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学田，龙溪县，学租田、地和学院田、地合在一起，还不到二十顷。龙溪县是漳州府的首县，府学、县学均在此地，至于其他县，除了南靖县为二十三顷之外，数额就更少了。漳浦县，学租田、地为六顷余；龙岩县不及五顷；长泰县八顷余；漳平县二十亩。①而从万历年间修纂的《漳州府志》所见到的官田地中，已经没有了学租田、学院田的记载，大概是府县学实行财政廪膳制度之后，学田已经没有单独记录的必要。因此，有些地方的赋税记录中，索性就把学田合并到官田地之中，不再另立名目。即使如此，从万历《漳州府志》的记载中可知，官田地的数量也比正德年间减少了许多。如龙溪县，正德年间记录官田地为六百多顷，而在万历志中，只剩下“官田地、山塘、埕四百五十八顷”余。漳浦县，正德志记录官田地为四百多顷，而在万历志中，只剩下“官田地二百一十六顷二亩七分三厘”。再以明前期学田较多的南靖县为例，正德志官田地近二百顷，而在万历志中，也有所减少，只剩下官田地一百七十五顷余。②
  明清时期官有学田及学粮出现萎缩的趋势，并不等于说明清时期整个社会的助学之风以及助学经费有所萎缩。相反地，明清时期的助学之风和助学经费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就使民间的学田及民间的其他助学经费形式多样化。这其中的一部分是书院的开设与转型，已经不再由官府所拥有的“学田”来加以维持。
  其实在宋元时期，地方书院的学田，除了政府提供之外，也有一些私人捐助。①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基本上不再向地方书院划拨学田，各个书院只能自己筹集办学经费，包括土地。于是，各地书院都数量不等地置有自己的书院田地，一方面向政府交纳书院田地的赋税，一方面利用书院田地的田租收入，支持书院的日常运转。举漳州地区明代的书院为例。龙溪县文山书院，“弘治七年，致仕布政使林同以南坡杂民居，乃迁于今所。中建正祠，以祀先圣、先贤。左右翼以回廊，前为大门，又前为书院及斋舍，为读书进修之所。乃措置义田，以资香灯”。龙岩县义学，“在县西门外，宣德六年邑人王太守源立，延师以诲乡族子弟，并立义田二十亩以助乡邻不能具束脩者”。长泰县泰亨书院，“在县治南。洪武三十五年创建。中建文公祠，前为义学，训诲生徒，并置田以供师资祭礼”。②再举清代福建省内最有名的鳌峰书院为例。鳌峰书院号称清代福建书院之最，书院拥有的土地、店门等不动财产之多，是福建省内其他书院所无法比拟的，即使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屈指可数的。其经费来源，政府官帑所拨，仅占很少的部分。由于该书院名声大，从朝廷至福建省府，往往会拨赐一些官帑以示奖励重视，所谓“聚十府二州人士，编牒精庐，使心身无他营虑，毕之乎诗书，盖非财帛莫与养矣。书院自雍正乾隆年间，叠领帑金”③。但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总共不过七千两。其余的大部分经费，包括银两，都是由民间捐助而来。至于鳌峰书院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是如此。如嘉庆二年（1797），“浦城县职员祝缔封……契买租谷一千九百八十四石四斗，呈请捐入鳌峰书院，拨充膏火”①。“闽县乡绅陈化龙于乾隆五十二年间有闽邑南关外光德里地方新壅洲田一百四十七亩零，呈请捐入鳌峰书院拨充膏火”，“闽县贡生陈俯坤于乾隆五十二年间，契买闽邑南关外高详里地方民田四十六亩一分零……呈请捐入鳌峰书院拨充膏火”②等等。鳌峰书院收到捐助田产之后，报请地方官府核实登籍，出佃管理收租纳税，盈余部分充作书院的各种经费。
  书院之外，明清时期的福建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社学和私塾等，据嘉靖《龙溪县志》记载，此时龙溪县有“乡都社学计一百二十九处”③，其他各县也大多类此。社学的大量出现，与明初政府的倡导有直接的关系。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诏有司立社学。……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乐观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④。由于官府基本不干预社学的运作，社学的开设与维持基本上依靠民间家族、宗族、乡族力量的支撑，加上许多民间家族、宗族、乡族内部也开设形式不同的私塾学校，民间以各种形式不同的助学学田、香灯田等，就相当普遍了。⑤尽管如此，明清时期所涌现的助学田地及形式多样的助学经费，毕竟不属于官府所有，不可与宋元时期的官有学田混为一谈。明清时期民间助学之风和助学经费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是这一时期民间教育得以发展进步的基本保障。
  宋代的学田、学粮，演变至明清时期出现了官府财政支拨和民间助学经费多元化两种趋势。但是只要有学田存在，有如陈淳所指摘的学田被侵占和舞弊事件，就永远无法完全避免。尽管各个书院管理者和乡族、家族的管理者们制定了规则不一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们从众多的民间文献中，还是可以不时地看到各种学田及助学经费被侵占舞弊的记载。下面，我们就举较有标志性意义的尤溪县南溪书院的记载为例。尤溪县是朱文公的出生之地，南溪书院就是为了纪念朱熹和其父朱松而建立的祠堂加书院，书院在明代购置了不少田地，以作为祭祀和助学的经费。可是到了明代万历年间，书院的一部分田地受到族人的侵占与私下交易。该书院志记载事情的始末云：
  （南溪书院）祠田一百亩，邑人援例指挥田璲置。载民米五石，朱化感户下纳粮。万历十五年二月本府帖文蒙提督学校副使顾案验，蒙巡按御史杨、御史连批文，公祠田百亩准全给与裔孙朱权收租知纳钱粮外，合充养赡修理之资，不许本生私相典卖，致香火湮灭、祠宇损坏等情。南溪书院田计三百亩。旧设老人一人管理。正统后为豪猾侵没，今官户名犹载县志。宋置有文公圭田三百亩，优免四差，以供祠祀。明以紫阳夫子功在万世，泽宜及其子孙。尤溪毓秀之区、本源之地，所有祭田隶辖建安、欧宁、建阳三邑照免。先儒优免六石二丁，其荫嫡裔孙。及支房，仍免苗五十，征粮外尽蠲徭役，著为儒户令甲，庶报功之典隆，而子孙得沐渥恩矣。下檄施行。
  延平府尤溪县为申复祠田请批勒石以永祀典事。据本县宋儒朱文公十五世孙朱承爝具呈，称兄不肖在日，遭林尚恒局赌祖田五十五硕。父投道府送县退田一十八石祀租，仍占田三十七石，年享租银一十五两，粮无毫纳，致被僧海钦呈欠，求林尚恒随田输粮。势拒刁延不吐。切思国课当完，奈贫寒彻骨，叩乞念祖微功，田粮不遭陷累等情到县，准行拘齐林尚恒、僧海钦，与朱承爝，佃户蔡富、傅凤、陈赐益等到官。随该本县知县朱启元当堂查得尤溪公山之阳，地名南溪，实先儒朱文公之父韦斋公以尉邸寓舍诞公于斯。自宋嘉熙年间赐额特建南溪书院，至我朝景泰年重新鼎建，万历七年奉例改为朱氏祠堂，崇祀韦斋、文公二先生。盖闽中一尼山也。国初原有祀田三百亩，悉被豪猾侵没。至嘉靖末邑人智慧田璲复捐祀田百亩，系蔡富、傅凤、陈赐益等各承佃，计租九十九石八斗七升，其来有年矣。缘万历四十六年本祠生员朱承爝故兄朱承炤契受林尚恒典价五十五两，将租米五十三石三斗两升交与林尚恒收租，而粮仍朱户自理。自本年至天启元年冬，共租米二百一十三石二斗八升。每石照佃例纳银三钱三分，共计收银七十两四钱矣。天启二年又转立典契，每冬听尚恒收租米三十六石八斗五升。契写限至天启八年冬交田还朱，经今三年，共租米一百一十石五斗五升，计收银三十六两五钱零。前后通系蔡富等交纳与尚恒，共收过租银约一百十余两。除原契典价五十五两，今收过租利已倍矣。
  及查《南溪书院志》称，文公祠田万历十五年二月奉本府帖文，蒙督学道副使颜案验，蒙巡按御史连批文，文公祠田百亩，准全给与裔孙朱权收租纳粮外，合充养赡修理之费，不许本生私相典卖，致香火湮灭、祠宇损坏等因。煌煌宪令，直与志文共垂不朽。
  兹朱承炤擅将祀田典与林尚恒，既已收利过本，则八年还田之议断不可仍，法应即追契田还给本祠。尚恒顿悟，当将原典田契缴还，仍立退状存案，则尚恒犹知有礼法也，合无免其究罪。田合即听朱承爝管业。以后岁入之租，先勒佃户照派粮额纳足官课，余听本生收充养赡修理。仍将各佃户承佃姓名田段租数逐一开记勒石存祠，谕各通知，并刊奉详允缘由入志垂照。永不许裔孙及诸人擅行典卖。如违尽法申究。缘复祠田永祀典事理，未敢擅便，拟合通详为此备由申乞照详施行须至申者。
  天启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蒙分守道茅批，文公祠田岂容典卖，况林尚恒已倍取利，安得久假不归？如议即取退状存案，及缴还原典契姑免究罪。以后田听朱承爝照额管业，岁租除办粮外，收充养赡修理。仍勒石入志。再有擅典卖者，据实申究。此缴文蒙分巡道贺批先贤诞祥之地，所有祠田裔孙不得鬻。何物林尚恒？辄敢踞而噬之，倍入其租，且并税粮而赖之也！如议勒令退状，田给本祠朱承爝管业召佃完粮充赡修理。尚恒累岁倍收租价，除典契五十五两外，尽追入官。即估给书院修葺，以为蔑礼慢贤者之戒。
  皇朝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二月，延平府通判杨公毓健捐置赡田共一十八亩三分七厘，坐址四都，土名车碓后、桥头等处，给文公裔孙收租纳粮外，合充修葺灯油之费。①
  南溪书院作为纪念朱熹与其父朱松的教化之地，按理说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舞弊事情。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负有管理田地之责的族人朱承炤，还是私下擅自把田地外典给林姓外人了。这一现象，基本反映了明清时期民间学田及助学经费在管理上的一般弊病。尽管从南宋以来，陈淳等深刻指摘了学田、学粮被舞弊的情景，但是这些弊端似乎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医治。这也是宋以来学田及助学经费无法得到显著增长，社会民间教育得不到显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五、陈淳的神明崇拜观述论
  宋儒陈淳对于神明崇拜及民间信仰的论述，在宋代以来福建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历程中颇具影响。清代道光年间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时，在《风俗志》中全文引述了陈淳的《上赵寺丞论淫祀》文①，可见其对后世的影响。因此，我们今天较为全面地考察陈淳的神明崇拜观及其民间信仰观，对于更为深入地了解陈淳的思想脉络与文化功能，应该不无学术意义吧。
  （一）陈淳对佛教的批评
  宋代时期，佛教的传播已经在全国各地根深蒂固，福建沿海的泉州、漳州各地也是十分繁盛。朱熹曾经这样描述泉州一带的佛教传播，有所谓“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夸张语言。在陈淳的《北溪大全集》中，关于佛教的论述，不下数十条，由此可知，在陈淳所处的时代，佛教已经成为民间社会以及知识分子所不能忽视的一种社会宗教。
  陈淳对于佛教的论述，其大致的观点，依然是坚守传统的儒家门户而采取的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他的这种批判，基本上是属于学理层面的，而不是宗教精神层面的。我们在此略引数则以资印证。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答王迪甫二》云：
  来书所喻佛家持敬一段，分别得圣贤与佛家相异处，以为得之，但须更以人心、道心者按之，则其界分益明白，净尽而无遗矣。人生血气才具，而为身便有个心之灵，在其间为身之主宰，而所以为心之体，浑然万理具焉。由理义而发者是理义为之主，而谓之道心。由形气而发者是形气为之主，而谓之人心。然理义无形状，至隐微而难著形气，易走作至危悬而不安。圣贤学问专就理义上用功夫，要使道心常为此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故平时主敬工夫乃所以唤醒此心，敬则此心惺惺，万理便存在，所谓敬德之聚也。惟此理存在，故其酬酢事物便无非此理之流行。佛氏合下不曾知此心体全是理，亦不曾就理上作功夫。要明理彼都以理为障碍，要得心上全无一物，故所谓道心衮杂于日用之间亦不复自知，更不待论矣。平日只是见得形气所主底偏重，故其所以坚持力制，亦只是硬将此形气所主底钤束按伏，取使之一向寂灭如槁木死灰，绝念不动方为净洁，不知此心本是个活物，如何教他绝不动得？只是其动有邪正之分，尔邪便是从形气上动来；正便是从义理上动来，若要教他绝不动，除是形气都死始得。僧家煞有苦行，终日面壁兀坐，澄心真如对越上帝，全无邪念妄想者，分明是有持敬功夫，然其所以为敬，其实又却同行而异情，不是要清明此心、存在此理，只是要空虚此心、绝灭百念。惟其如此，是虽功夫做得十分精到，无邪念妄想，而实不离乎意欲之私，非所谓天理之公，是乃邪妄之尤者！
  在《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六《答陈伯澡问性之目》中，陈淳就陈伯澡问佛性时对佛家的“虚无寂灭”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解说和批评：
  佛家以作用言性，作用是动作运用，是指气之活处。谓众生与佛同一性者在此，故有问如何是佛？答者呼天而前以示之，他把此处做大本一源，更无分别，不知只是说著气之云尔，非指日用动作等实事为言也。凡日用动作等实事，他人又却把作缘累，须要一切扫除，都归于空寂，虽天地日月山河亦以为幻妄不实，都要一空始为正道。其谈玄说妙不可致诘处，只不过即此空幻者极言之尔。尝爱程子之言曰：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非徒务为却绝而漫无是非也。吾惟专从事于吾儒经常之定说，到自家理义明彻、根本深固后，则其差谬处自一照而破，不待劳心苦索矣。大抵老释差处只在判道器为二物，而欲离日用实事以求道于冥漠之中，虽其用功有极精笃处，要之无下面一截，则其所谓上达者便亦都全不是，而不得谓之达也，而何得以为道乎？
  陈淳对于佛家的批评主要在学理层面，无疑是因为他进行辩说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佛家信徒的“缁黄者流”，而是同为儒家的陆象山学派。正因为如此，陈淳在他的著述中，更在不少地方把对佛家的批评与对陆象山学派的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与李公晦一》中说：
  颇闻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以杨慈湖、袁祭酒为陆门上足，显立要津，鼓簧其说，而士夫颇为之风动。及来严陵山峡间，觉士风尤陋，全无向理义者。才有资质美志于理义，便落在象山圈栏中。缘土人前辈有赵复斋、詹郎中者，为此学已种下种子，赵、詹虽已为古人，而中辈行有喻顾二人者又继之，护卫其教。下而少年新近遂多为熏染其学，大抵全用禅家意旨，使人终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读书穷理。而其所以为心者，又却错认人心指为道心之妙。与孔孟殊宗，与周程立敌，平时亦颇苦行。亦以道学之名自标榜乡间，时官多推重之，殊无一人看得破者。自某到学亦都来相访，议论不合遂各屏迹。其后生少年有可教者未欲绝之，屡邀来说话，而陷溺固蔽之深，更说不入，竟亦希行不复相亲。日间所与讲贯者，只是系籍习举业诸生，志趣虽凡而意向未杂，圣贤要义与之明白剖析，旬日后却多有感动警发嘉叹歆慕以为平生所未闻，多有议论播在人间，得以正人心辟邪说，邦人至是始晓然识破邪正二路之由分，圣贤实学渊源之所自来，而觉渠诸辈都是沙门党类，非吾徒者。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二《与郑节夫》中更批评陆象山之徒引接僧道辈以混淆儒家圣门云：
  其学术议论不过只是老禅伯祖师传授根原，本领差错来，本只是禅家宗派，非可以吾儒论已。易数千言无一句是察言以求其心，即此便见他所以为心处。……其门下多是引接僧道辈来往，以法门兄弟气类相同之故。……喻、顾及后进辈有邵、王皆其党，议论乖谬处甚乖谬，凡鄙处甚凡鄙，无一字合正腔窠，无一语相入严陵。九峰寺僧惠觉者詹悟道时尝造请证印，得“道问夕死”一言而归，不胜其欣荣。喻、顾即日与他为至朋，无时不造谈论，其平日从游，趣向只是如此！彼识吾儒门户是如何？识圣人坛场境界是如何？而欲以儒家事业、圣门渊源与之讲订，则大误矣。……此等辈不师孔、不师孟，而师佛，照其为学规式用功节目，别杜撰创一种径捷门户，与孔孟殊宗，与周程立敌，只当非吾徒断之，何暇更求见之云！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陈淳对于佛家的批判，基本上是沿袭了师门朱熹学派对于陆象山学派在佛学上的立场，这一学理上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佛学，还不如说是针对不同儒家学派在吸取佛学理论上的批判。其实，就宗教的精神层面而言，对于佛学或者其他宗教理论进行过多的学理方面的探索与批判，只能局限在极少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产生某种有限的共鸣，对于被批判的宗教对象及其信众而言，往往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这也正是朱熹及陈淳对于佛家的批判并不能阻遏佛教在民间社会乃至知识分子层面不断传播和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北溪大全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陈淳对于漳州等地寺庙泛滥、寺田扩张以及民间沉迷于念经拜佛现象的担忧与批判，这些担忧和批判，即使从今日的社会氛围来看，也还是具有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的，然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批判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也不能挽回佛教继续传播和儒释道有所合流的整体趋势。
  （二）陈淳对淫祀的批评
  宋代时期，民间信仰在福建沿海各地不断兴起。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崇拜的神祗庞杂，迎神赛会的形式多样化。面对迅速蔓延于闽南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陈淳作为一位追求“纯洁儒学”的知识分子，同样表现出极大的文化忧虑和社会担心，从而写出了著名的《上赵寺丞论淫祀》《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和《上傅寺丞论淫戏》等名篇。陈淳对于民间信仰的批评，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无疑比对佛家的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力要显著得多。
  陈淳在《上赵寺丞论淫祀》中写道：
  某窃以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之俗为尤甚。自城邑至村墟，淫鬼之名号者至不一，而所以为庙宇者，亦何啻数百所。逐庙各有迎神之礼，随月送为迎神之会。自入春首便措置排办迎神财物事例。或装土偶，名曰舍人，群呵队从，撞入人家迫胁题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或装土偶名曰急脚，立于通衢，拦街觅钱，担夫贩妇拖拽攘夺，真如白昼行劫，无一空过者。或印百钱小榜，随门抑取，严于官租，单丁寡妇无能逃者。阴阳人鬼不同途，鬼有何说，欲人之必迎？人有何见，知鬼之必欲迎？凡此皆游手无赖好生事之徒假托此以刮掠钱物，凭借使用。内利其烹羔击豕之乐，而外唱以禳灾祈福之名。始必挽乡秩之尊者为签都劝缘之衔以率之，既又挟群宗室为之羽翼，谓之劝首，而豪胥猾吏又相与为之爪牙，谓之会干。愚民无知，迷惑陷溺畏祸惧谴，皆黾勉倾囊舍施，或解质举贷以从之。今月甲庙未偿，后月乙庙又至，又后月丙庙丁庙复张颐接踵于其后。废塞向墐户之用，以为装严祠宇之需；辍仰事俯育之恩，以为养哺土偶之给。至罄其室枵其庐冻馁其父母褴褛其妻孥有所不恤。钱既衰集富衍，遂恣为无忌惮。既塑其正鬼之夫妇，被以衣裳冠帔，又塑鬼之父母曰圣考圣妣，又塑鬼之子孙曰皇子皇孙。一庙之迎动以十数像，群舆于街中，且黄其伞龙其辇黼其座，又装御直班以导于前，僣拟逾越恬不为怪。四境闻风鼓动复为优戏相胜以应之，人各全身新制罗帛金翠务以悦神。或阴策其马而纵之，谓之神走马；或阴驱其轿而奔之，谓之神走轿，以污罔百姓。
  男女聚观、淫奔酣斗。夫不暇及耕，妇不暇及织，而一惟淫鬼之玩；子不暇及孝，弟不暇及恭，而一惟淫鬼之敬。废人事之常职，崇鬼道之妖仪。一岁之中，若是者凡几庙，民之被扰者凡几番？不惟在城皆然，而诸乡下邑亦莫非同此一习。①
  陈淳在另一篇文章即《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中指出，当时漳州各地民间的六大恶劣风气，有健讼之风、折合之风、屠牛之风、乡税扰民之风、流棍勒索之风等。其中乡税扰民之风说的就是淫祀拜鬼而私下征收香火钱税，该文略云：
  一此间有所谓乡税扰民甚于官租，官租犹时有定目，乡税则不可以一目计之，而又无时之能已也。何谓乡税扰民之甚？如诸庙之率敛民财其一也。盖此间民俗尚淫祀，多以他乡，非鬼立庙其植祸深、其流殃蔓。今未暇细论，姑以目前粗扰者言之一般。浮浪不检人托鬼神图衣食，趋庙中会首，每装土偶如将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时骑马街道，号为出队，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虽肩担背负小夫亦必索百文五十为香钱。连日自朝至暮徧匝城市无一户得免者。其实所抄题钱大概皆是会首入己自用为醉饱计，为肥妻孥计，于鬼神何有计？阖城诸祠似此类假托者不知其几，庙一岁间自春徂冬人户遭此等扰聒者不知其几！盖愚民无知畏鬼诛谴，割仰事俯育之具为无用不切之输，不胜其苦，此乡税之至横者。②
  民间与迎神相配合的活动往往是赛会演戏，陈淳对此亦抱着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在《上傅寺丞论淫戏》中如是说：
  某窃以此邦陋俗，常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接集浮浪无图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其实所关利害甚大。一无故剥民膏为妄费，二荒民本业事游观，三鼓簧人家子弟玩物丧恭谨之志，四诱惑深闺妇女出外动邪僻之思，五贪夫萌抢夺之奸，六后生逞斗殴之忿，七旷夫怨女邂逅为淫奔之丑，八州县一庭纷纷起狱讼之繁，甚至有假托报私仇击杀人无所惮者。其胎殃产祸如此，若漠然不之禁，则人心波流风靡无由而止，岂不为仁人君子德政之累！①
  从陈淳的这些言论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民间迎神赛会的反感和对不良风俗流布的担忧。他对某些地方官员放任不良风俗的流行甚至推波助澜也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如他在《答陈伯澡再问大学》中说：“为郡守者率民礼塔修善，自州治之前及诸坊巷各建道场，使民废耕织买卖来会，是我侵乎物。民托太守威势张皇其事，莫敢谁何，是物侵乎我。太守送诸处香烛，虽费不敢辞；民亦敛财备灯烛化粿食犒设，虽费不敢道。是彼此交病。动关郡男女游观，因而有争夺淫奔等讼，太守亦莽卤隐忍不敢正其罪，虽亲子弟仆从亦动游观之念而不可禁遏，是庭除之内跬步之间参商矛盾而不可行矣。”②《上赵寺丞论淫祀》中亦云：“前后有司不能明禁，复张帷幕以观之，谓之与民同乐，且赏钱赐酒，是又推波助澜鼓巫风而张旺之。……国家法令，迎鬼有禁。……谋愚区区，欲望台慈特唤法司开具迎鬼诸条令，明立榜文，并朝岳俚俗严行禁止，仍颁布诸乡下邑而齐一之。于以解人心之宿惑，而有移风易俗之美。省民财之妄费，而有家给人足之道，实为此邦厚幸！”①
  事实上，陈淳并不反对所有的鬼神祭祀。他所主张的鬼神祭祀，是需要以道德功业原则为基础的。他在《上赵寺丞论淫祀》中表述了这一祭祀原则：
  礼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此邦之所崇奉者大抵皆非此族，其无封号者固无根原来历，而有封号者亦不过出于附会而货取，何者非淫祀？惟威惠一庙②，为死事捍患于此邦，国朝之所封锡，应礼合制，号曰忠臣义士之祠，邦人之所仰然。既载在公家祀典，则春秋荐享常仪，盖有司之事，必肃其坛宇、严其户钥，岁时禁人闲杂来往，止于朔望启钥与民庶瞻礼，乃为得事神严恭之道。③
  在这样的祭祀鬼神的原则之下，陈淳还对漳州地区祭祀山川之神的规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在《请傅寺丞祷山川社稷》一文中说：
  窃按之礼经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言雨之所从出者在于山川也。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者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言山川神灵为祀典之正者也。又曰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亡其地则不祭。言诸侯所当祭者，惟境内山川诸神而不可以他求者也。近世张南轩帅靖江，以尧山漓江为州之望坛而祝之，水旱祷焉，随感随应。今漳之望其山则天宝圆峤雄踞西隅，天将雨则云气先冒于巅，其川则西北二江发源汀潮夹绕州治而合归于海，此正吾州阴阳融结之会。宜于城西五里内度高爽之地筑坛壝载祀典。今仓卒未暇，姑席地望祷，亦合礼典之正。其次则有社稷风雷雨师之坛在焉。近邵武陈史君于水旱惟专诣社稷致祷，俗人笑之，而不知其为礼之正也。天人一气、幽明一机，本相与流通无间，而郡侯者又千里山川社稷之主，而万户生灵之命系焉。其所感格为尤切而甚易，惟患诚之不至，尔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诚者心与理真实无妄之谓，在山川社稷有是真实无妄之理矣，若又加之真实无妄之心，以萃集其神灵，必能实感而实应。不于此致极精专，乃杂焉外求之异端淫祀，彼土木偶何从而有雨露邪？既无是理而强为之，心虽虔于造化乎何关。至如舞狮巫绕僧道设斋醮禁腥臊等类，又皆循俗之常仪，非所以交神明之要。……今若扫去流俗一切冗杂之说，而专一致吾精意于山川社稷正神之前，则脉络贯通，无有不感格者。设若至是犹未获大应，则更退而求之政事之间，若刑赏、若财赋，恐或微有召天意之悭，是亦汤自责已。①
  纵观陈淳的神明祭祀观，基本上秉持了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观念②，而他对民间社会所流行的一些对于鬼神过度崇信及借端敛财浪费的不良习俗，予以了强烈的批评与谴责，这都充分体现了他对端正社会、移风易俗的儒者人文关怀，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三）陈淳宗教观评述
  陈淳从儒家的传统观念以及道德功业的原则标准出发所形成的神明崇拜观，虽然对于传承儒家文化正气以及阻遏民间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泛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的这种神明崇拜观，忽视了宗教精神的社会文化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以及朱熹、陈淳等儒者所推崇的心性义理的理论，固然可以为当代或后世的许多儒者、知识分子所接受和拥戴，但是对于广大基层民众而言，则未免有些不知所以、曲高和寡。从民间下层民众的现实需求而言，生活的压力、环境的造就、人际关系的复杂多样、乡族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约束，生老病死的无常难测，种种现实问题，除了极力谋求现实的手段予以化解之外，同时也需要精神层面的寄托与慰藉。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缺乏文化滋养的情况下，民间信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迎神赛会、演戏酬神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下层民众的文化生活需求。①因此，民间信仰的形成及其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里，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儒家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相当有限，儒家所能提供的理论似乎过于遥远和空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面引述的陈淳的论说中得以印证。于是在广大的基层社会，就需要一种就信众而言仿佛可以达到“有求必应”的带有功利性色彩的神明崇拜。正因为如此，至少自宋代以来，民间信仰就在下层民众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反观宋代许多著名儒者，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试图遏制民间信仰的传播，但是起到的作用同样也是相当有限的。
  其实，从陈淳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儒者对于民间信仰传播蔓延的无可奈何。他在《上赵寺丞论淫祀》中说：
  非所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无福神，其聪明正直必不冒而享之，况其他所谓圣妃者，莆鬼也，于此邦乎何关？所谓广利者①，广祠也，于此邦乎何与？假使有或凭依言语，亦妖由人兴，不足崇信。人惟素性质诸鬼神而无愧，则虽不牲不牢，而神福之何事？此妖邪之为乎。②
  这则记载值得玩味，天妃妈祖是元代明清以来中国特别是福建各地最主要的神明崇拜之一，但是在宋代，天妃妈祖信仰尚处于形成与兴起的阶段。陈淳在这篇文章中，对天妃妈祖是十分不敬的，斥为“莆鬼”，即莆田一带的鬼妖，“不足崇信”。但是令陈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言论，不但未能使天妃妈祖的信仰得到遏制，反而在元朝及明清政府的推动下，天妃妈祖居然成为政府正式颁发的祀典之中的著名神明。天妃妈祖得到了福建、台湾地区以及全国许多地方民众乃至海外华人社区的热烈崇拜。天妃妈祖信仰在宋代以后的传播，显然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商品交换，特别是海外交通的发展由此所引发的民间信仰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纵然天妃妈祖信仰在其形成之初，或许就是局限在莆田一隅的“莆鬼”崇拜，但是她所体现出来的祈求和谐休宁、护佑出行平安的精神慰藉，却迎合了广大基层民众精神上的迫切要求。这样一来，天妃妈祖的信仰就不能不突破莆田一隅的限制，而走向福建乃至全国及海外，成为被民间以及政府所认可的正神之一。因此从明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天妃妈祖在神格上的正当性，原先的所谓“淫祀”转化成为备受尊崇的“祀典”。
  陈淳在神明崇拜观上的积极因素及其缺陷，其实也正体现了儒家忽视宗教精神的一贯思维脉络。这种思维脉络也使得宋代以后的儒者在宗教及民间信仰面前，处于较为被动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反对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传播与泛滥，另一方面，往往又自觉与不自觉地置身于这种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演变历程之中。这种两难的境地，或者促使了宋代以后儒学与释道学说的结合渗透，甚至于所谓的“三教合一”；或者是在宗教与民间信仰发展的历程中丧失了文化引导上的话语权，走向放任与遏制的两个极端。我以为，我们今天在考察陈淳的神明崇拜观的时候，如何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文化精神及其社会作用，无疑是今后必须认真对待与思考的重要问题。
  六、从黄榦《判词》看南宋晚年势豪对司法的践踏
  法律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中国的法律体系建立甚早，但是难趋完善。特别是制定和执行法律运行的社会统治阶层，不能严格地践行法律，是造成中国法律体系无法完善的根本原因。因此，从秦汉中国大一统政治专制体制建立以来，势豪官吏对法律肆行践踏和蔑视的情况便时有发生。朱熹弟子黄榦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收录了黄榦在担任地方官员时所经历的一些案例判词，从这些判词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南宋晚年地方势豪及官吏们是如何倚仗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诉讼过程中践踏和蔑视法律的。我们通过对这些案例判词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法律运行的基本状况，以及作为一位儒者对于执法的担当。
  （一）倚仗权势、诬告他人
  在黄榦的判词中，有些有权有势的地方富豪倚仗自己的社会地位，妄图谋取他人利益而诬告他人的案例占有相当的比例。
  嘉定（1208～1224）初年，黄榦在江西临川任上审理“危教授论熊祥停盗”一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倚仗权势、诬告他人”的例子。危教授作为一名士人，因为窥伺他人的山产，便先行诉讼，诬告熊祥等人行窃停盗。《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8《判语》记录该案的缘由说：“危教授被盗，论盗者数人，续据尉司解到陈九自供：为盗是实，又供系是熊祥教令为盗；饶细乙、舒九两名亦供：熊祥寻常实是停盗，累尝使人为盗。当厅审问与尉司所供无异。又各人称：尉司人不曾拷打，危教授不曾计嘱。”①据此，则危教授家中被盗是实，被捉到的三名盗犯，经尉司等衙门审讯，一致供认行盗为实，系由熊祥指使所致。
  但是到了黄榦重新受理审讯此案的时候，熊祥及三名行盗嫌疑犯即陈九、饶细乙、舒九全部翻供，该《判词》写道：
  及追到熊祥，再唤人供对，都与前所供全然相反。并称系是弓手黄友、徐亮在龙舟院打缚，又系危官人自行打勘。本县照得陈九为盗，并饶细乙、舒九供熊祥停盗，若非受打受赂，岂肯到官自行供通？及唤上医人验陈九被打痕损，果是曾经用推打伤踝骨，并夹损手指。分明停人为盗与执人为盗利害非轻，陈九伤损病患且押下本保着家知管，饶细乙、舒九本无罪犯，特以所供前后不同，三名并押下本保着家知管。熊祥虽未知停藏着实，然前后词诉不一，必是乡里豪横徐亮、黄友辄将陈九等殴打，并寄收对引。……昨据危教授陈论被盗，本县以寄居之家寓居村落为盗所扰，不容坐视，遂牒官根捉未获。间又偶出捕蝗，亲至危教授之家，见其所说被盗踪迹，因及邻人有熊祥者，平日豪横，又与之互争山地，意为盗之人，乃熊祥教使。本县又严切行下尉司，根捉续据危教授指名陈论之人二名陈九等自出官辨析，本县遂将三名押下尉司，根捉正贼。本县所以厚于寄居严于驭盗，可谓至矣。寻据尉司解到所押下三名，具申供通因依当口审问三名者，历历通吐，略无隐讳。问之以尉司曾有棰楚，则曰无；问之以危教授曾有计嘱，则又曰无。陈九亲为盗者也，饶细乙、舒九不曾为盗，而言熊祥停盗者也，既无棰楚，又无计嘱，何苦历历通吐如此？所以不能使人无疑也。再押下尉司审实……及本县再专人追尉司，承行人监解所押下三名方始解到。及三人到县，而所供尽与前日不同。又见陈九者羸瘦将死，令医人看验，则拾指皆被夹损，脚踝亦被椎损。问三人前日所以吐供之由，则曰危四官人并弓手徐亮、黄友绷缚棰打，不胜其苦而使自诬服，非其本情也。观陈九之痕损，则棰楚之下，亦何求而不得耶！此又所以使人不能无疑也。又据熊祥供：危教授因强夺其山地不得，遂欲以停盗之罪加之。此邦之人以产业与人正行交易，及其起意诬赖，则是特抵当非正行交易也。立契交关领钱管业经隔年岁，岂得无故谓之抵当？陈如圭先以山卖与熊祥，今又将卖与危教授，乃陈词于县，以为抵当。以此观之，则危教授委是与熊祥有争山之隙也。夫无所争而论人以停盗，犹可口也；有所争而以停盗之罪加人，此又甚使人不能无疑者。危教授之所恃以论熊祥者，但有三人可以为证。今三人皆已变其前说，则官司又何以见其果为停盗乎？危教授必欲遍走诸司，置熊祥于囹圄以重困之。张官置吏，亦止得据情按法平理曲直，又岂敢以罪状未明之人置之囹圄，以快寄居之意乎？大抵此间之俗，凡居乡者，必须杂用霸道以陵驾乡闾，然后有以自立，虽士大夫未免为习俗所移。但县道固难助人为霸道者也。熊祥停藏未明押下本保知管，牒尉司追捉正贼侯圈五、陈细乙两名到日，唤上黄友、徐亮，辄将陈九殴打各先勘杖六十，放备申提举使司及使州已具申。①
  经过黄榦的认真审理，事实的真相是士人危教授“因强夺其山地不得”，计嘱勾通县衙里面的一些胥吏，捏造事由，屈打成招，诬告熊祥及陈九等人。危教授身为士人，在当地较有权势，负责捉盗的尉司等衙门都在一定程度上替危教授隐瞒真相和参与捏造事实，致使黄榦在办理此案时困难重重。
  地方势豪倚仗权势、诬告他人的行为，“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一案中，也表现得相当典型。据黄榦《判词》中所记，该案的缘由是母阿江有二子，长曰陈安国，次曰陈安节。长男把母亲及弟弟共有田产盗卖给势豪，伪造文书。母阿江及弟陈安节遂把陈安国告上县衙。“陈安国，阿江之子，，陈安节之兄。阿江与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将田业典卖，初论曾金紫等三户，本县得见所书陈安节名姓，皆是陈安国代书。又是其母陈论此，是曾金紫等三户典买违法分明，已准分法给一半还得业人，给据付得业人管业，仍批凿契字付陈安节执照所合受分之产。续又据陈安节陈论邹司户、雷少四两户亦系违法交易、瞒昧盗典卖，陈安节合受分田产。再追出两户干照，邹司户十契亦是陈安国代书陈安节名，尤为明白。此是违法瞒昧分明。……本县昨据陈安节论兄陈安国盗将卑幼田产与邹司户交易，本县见得陈安国假作母亲及弟书名着押违法，将兄弟共分田产与邹司户交易分明，遂将陈安国一分还邹司户管业，将陈安节一分还陈安节，却监陈安国备违法契面钱还邹司户。其后邹司户倚恃富豪、专务健讼，不伏本县所断，遂经使军陈词。”①这里所讲到的“邹司户”，即是官宦之家。邹司户明知与陈安国交易的田产是属于陈安国之弟陈安节与母阿江所共有，却通同伪造签字文书，占得所有田产。后因母阿江及弟陈安节诉讼理论，经黄榦根据事实判决之后，邹司户则倚仗自己在官府中的权势，反而诬告陈安节等人。为此，黄榦特地申文临江军，争辩其事云：
  本县昨具公状，申述邹涛违法典买田产事。盖阿江有二子，长曰陈安国，次曰陈安节。陈安国却瞒昧其母阿江及弟安节，将共众产业出典邹涛。邹涛又与之通情，使陈安国假作阿江及陈安节着押交易，此是违法分明。在法自合准分法追陈安节分受一半产业还陈安节管业，却监陈安国钱还邹涛，方为允当。今邹涛倚恃多赀，妄兴词诉，脱罔台判。及至本县申陈，又买嘱法司，辄引尊长卑幼通同之条，欲先监陈安国钱毕日方给还陈安节产业。陈安国既与邹涛违法交易，又岂有将钱还邹涛而后给还陈安节产业？陈安国既不肯还钱，则陈安节永无得产之理。以江西风俗，违法盗买卑幼田产之讼最多。若皆可以引用此条，则形势之家可以恣行违法置产。其卑幼共分之人，其合得产业，为人盗卖之后，永无得伸之时。国家设法，本为人伸雪不平，岂肯使卑幼反受屈？……陈安国瞒昧其母与弟辄典卖共分人田产，即非通合，岂得引用此条欲先监钱而后还业耶？显然是法司受邹涛情嘱，辄敢欺罔严明。欲乞台慈特赐详酌照榦元申行下，庶几形势之家不敢违法夺人产业，奸猾之吏不得侮法欺罔严明，贫穷小民得以保全所合承分之产①。
  在这份申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势豪邹司户是如何“妄兴词诉，脱罔台判”“买嘱法司，辄引尊长卑幼通同之条”，而当地官吏又是如何“受邹涛情嘱，辄敢欺罔严明”的。在地方势豪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中，势豪们可以随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而一般的民众，则往往只能忍声吞气。这正像黄榦在以上案件判词中所说的那样：“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恃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不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赀，买诱官吏，曲行改断。小民贫困，多被屈抑。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费用，已不胜其困矣。此富家所以愈富，而贫民所以愈贫也。”②
  （二）横行乡里、无视法纪
  从黄榦的《判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有权有势的豪强，他们横行乡里，欺压平民，却能屡屡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网络，规避法律的惩罚。如在《判词》中出现多次的“谢知府”，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无视法律的恶劣士绅。
  《判词·窑户杨三十四等论谢知府宅强买砖瓦》记载谢知府的不法行为云：
  窑户十七人，经县陈词论谢知府宅非理吊缚抑勒白要砖瓦事，本县追到干人邹彦、王明供对，两词各不从实供招，遂各散禁。今以两词供答参详，据干人赍到文约，并称所买砖瓦皆是大砖大瓦，则所供价例乃窑户之说，为是干人初供，以为小砖小瓦，则与元立文约不同，此乃是低价抑勒之验。窑户所以不得已而哀号于县庭也，小民以烧砖瓦为业，不过日求升合，以活其妻孥，惟恐人之不售也。所售愈多，则得利愈厚，岂有甘心饥饿而不求售者哉？寄居之家所还价直与民户等，彼亦何苦而不求售？今至于合为朋曹经官论诉，必是有甚不能平而后至此也。今观其所议收买砖瓦窑户不肯卖，便至于经官陈词，差弓手邹全、保正温彦追出。寄居之与民户初无统属，交关市易当取其情愿，岂有挟官司之号令逼勒，而使之中卖之理？至于立约，又不与之较物之厚薄小大与价之多寡，则异日结算以何为据？是不复照平常人户交易之例，而自有一种门庭，庶几支还多寡惟吾之命是听也。又先支每人钱米共约八贯，而欲使之入纳砖瓦万三千片。所纳未足，更不支钱。一万三千砖瓦所直十七千，今乃只得钱八贯，而欲其纳足，窑户安得余钱，可以先为烧造砖瓦纳足，而后请钱耶？小民之贫，朝不谋夕，今其立约乃如此是。但知吾之形势可以抑勒，而不知理有不可，则必不能免人户之论诉也。今又以为元约一万三千，今只入五六千便作了足，即是现买现卖。本宅何不前期将钱借与各人？世间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钱以为定者。况所烧砖瓦非一人之力所能办，非一日之期所能成，必须作泥造坯，必须候干燥，必须入窑烧变，必经隔旬月而后成。今六月半得钱，七月半之后逐旋交纳。所入之价反多于所借之钱，岂得尚归罪于窑户耶？干人之词尚欲惩治窑户之背约。所谓文约，岂窑户之所情愿？追之以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耳。官司二税，朝廷立为省限。形势之家，尚有出违省限不肯输纳者，况于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耶？寄居百姓，贵贱不同。张官置吏难以偏徇……谢知府宅干人赍到文约四纸，并称大砖大瓦；今状中却称是小样，显是诬赖。六月十三日交去定钱，七月半逐旋入去砖瓦，今却称是经隔三月。形势之家，欺凌乡民，率皆类此。……取索赖人砖瓦、欠人钱物，岂得以为无罪？不应收禁私家，却得将人打缚，官司不得禁人豪强之状，即此可见。①
  在这个案件里，黄榦经过审理，看清了豪强谢知府倚仗权势，强行要窑户的一万三千片砖瓦，仅支付窑户“每人钱米共约八贯”。窑户向其索取砖瓦价钱，谢知府反而恶人先告状，把窑户们告上衙门，诉窑户违约。更有甚者，谢知府为了达到强夺窑户砖瓦的目的，还利用其在官府中的关系，擅自动用官差弓手，下乡恐吓拘押贫民，黄榦在《邹宗逸诉谢八官人违法刑害》的判词中说：“昨窑户并邹宗逸陈词，并是弓手骚扰。在法弓手官司尚不得差出下乡，私家辄行差使，是以引惹人户词诉。况佐官不得受状，近降旨挥甚严。今遣人出屋，辄以停藏为名，妄经尉司。县尉亦不契勘便行受理，此皆受制大家，深属未便。据词人所论专指谢八官人，乞行追究。今以两魁漕贡见该奏荐不伏出官，若事属利害，则虽命官亦合追逮。但今所陈以为干人，则难便令主仆供对，且唤上词人并最紧合干人邹季文、戴祥、张仲三名对。”①县衙尉司的庇护，是势豪谢知府一家得逞不法的重要原因。
  势豪谢知府横行乡里，在黄榦所经手的判词中屡有提到。如在《彭念七论谢知府宅追扰》中，谢知府肆意役使乡民，稍不如意，即私自冒造官府文引，差使衙门中人拘押追索，该判词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民。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其为国家之赤子则一而已。张官置吏，务以安存百姓，而形势之家，专欲骚扰细民。所谓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职，寄寓州县，尤当仰体国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国家之官职，害国家之百姓。此岂士大夫所当为哉？近据彭念七状称，有次弟彭念九充谢知府宅甲头，……忽睹谢知府宅干人郭胜同胡甲头赍引前来，称是谢知府宅文字追唤彭念七、彭三一赴本宅根究，委实惧怕，不敢前去。……乃辄追扰其兄弟彭念七之不伏，勾追与其亲戚曾少四，尤不相干涉。又辄论诉其亲戚，如此支蔓，害及无辜，使细民何自而得安其生业耶？使谢知府宅存心平恕、不务刻削，为甲头何苦逃窜？至于逃窜，亦只得经官追其正身，岂得私出文引，追扰其兄弟，妄兴词诉，残害其亲戚？则是但知官职形势可以欺压细民，而略不体朝廷张官置吏存恤百姓之意，委实切害。”②
  在《宋有论谢知府宅侵占坟地》案件中，谢知府竟然伪造交易文书、强迫宋氏家人画押，从而霸占宋氏园地。宋氏家人虽然屡屡上诉，但谢知府倚仗权势，勾结官府，案件拖延十年之久，不得理清，宋氏家人亦遭到谢知府私下关锁抑逼。黄榦到任之后，再次审理，他在《判词》中写道：“谢知府宅干人索干照理断，干人录白到契字，称宋有已曾作知见交钱着押。……宋有称宋朝英被谢知府宅关锁抑逼，一家恐畏，只得着押。……及索出宋有关书，乃是宋有、宋辅两户均分产业，内有众户尅留产业甲龙、甲师字两号，有祖父母墓共四所，兄弟商议不得典卖，关约分明。今谢知府宅乃于嘉定元年立契买置，只作宋朝英立契。岂有宋辅、宋有两名尅留物业，内有坟墓四所，乃径与宋辅之孙宋朝英交易之理？又岂有绍兴年间兄弟立约不得典卖，乃可以违约交易之理？以宋有共分物业乃能使之作知见人着押？则是以形势抑逼可知。交易之时，宋朝英年未及丁，则其畏惧听从亦无可疑者。宋有又曾经县经军经转运司论诉，竟不获伸，则其恃形势尤可见也。人家坟墓乃子孙百年醮祭之地，谢知府宅乃欲白夺以为园囿饮宴之所，谢知府杜无祖先父母乎？其不仁不义、恃豪强乃敢如此！”①
  势豪谢知府强占他人田产物业之事，并不止以上二例。在《张凯夫诉谢知府宅贪并田产》的案件中，谢知府乘人之危贪并田产：“先欲遣逐其子，而后夺其产也。夫所立之子，妻不应遣逐；夫所有之产，寡妇不应出卖，二者皆是违法。绝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此有人心者所不为也。……此两事并是违法。谢知府虽已移徙，其家尚留旧居。今乃倚恃豪撗，不肯赍出干照，使词诉无由结绝案。先给据将所管违法典卖田产监张凯夫具出号段，书填给付张凯夫管业收花利，仍再申安抚使司。”①在《王显论谢知府占庙》一案中，谢知府竟然连神灵的庙产也不放过。“西岳云滕庙，元是王显家舍地造庙以为邑民祈求之所。已而家贫，遂托神以自活，神依显之地以居，显依神之灵以食。谢知府既架屋其侧，遂占庙之路以为圃，又种竹于庙之四围，以芘荫其花圃宅场。民畏谢知府之形势，所谓邀福乞灵者，皆不敢过其门，而神之血食者，遂失其所依矣。王显本依神以活其家，谢知府又从而逐之，使其族人专庙祝之利，而王显又失其所依矣。谢知府但知形势之可以肆其欲，而不思神人共愤，则谢知府亦不能自安也。……士大夫欲创造屋庐以为子孙无穷之计，亦须顾理义、畏条法，然后心安而子孙可保也。今至于夷丘陇毁祠庙以广第宅，侈燕游携持孥累日居其中，果能下筦上簟而安斯寝乎？使官司不为之理直，而冥冥之间所谓福善祸淫者，亦岂无可畏者乎？所有庙地合给还王显照祖管业。”②
  不仅如此，势豪谢知府一家作恶多端。在黄榦的判词中，还有一例是徐少十控告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的案件。该判词书云：“胡先供去年曾与阿张通奸，又称今年系是和奸。据阿张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奸来历，今来系是强奸。两名所供异同。权官即不曾勘对着实，便欲将胡先、阿张同断。若是强奸，则阿张不应同断，胡先亦不应止从杖罪决遣。又阿张所供曾被谢九官人强奸，如此则是主仆通同强奸阿张，情理难恕。今亦不曾追问谢九官人，此是案吏怕惧谢知府形势，使贫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监阿张唤上胡先，仍追谢九官人对限。只今如追不到，备申诸司，仍先监词人起离外处居止，徐十元住谢家房屋。”③
  势豪谢知府一家之所以可以横行乡里而肆无忌惮，关键就在于谢知府一家与当地官府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地方官吏或是畏惧谢家的权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眬过事；或是受到谢家的贿赂赠惠，相互包庇。当黄榦审理谢九官人强奸一案时，谢家竟然可以指使一班士人替其喊冤叫屈。为此，黄榦不畏要挟，写出告示予以严正警告：“人为告罪，县道理断公事，自有条法。若事属小可，尚可从恕。至于身为士人，强奸人妻。在法合该徒配，岂容轻恕！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况又为人告不可恕之罪！则决非士类可知。榜县门，今后有士人辄入县庭为人告罪者，先勘断门子及本案人吏。”①
  南宋晚年诸如谢知府这样的“士人”之所以敢于横行乡里、无视法纪，正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当地的上层社会及官府中建立了相互为利而又相互袒护的关系网。在这种关系网的笼罩之下，许多受屈的一般民众，就很难得到国家法律真正的保护。即使有一部分敢于为民请命、坚持法纪的地方官员如黄榦等，在审理、执行法纪的过程中，也是阻力不断、困难重重。
  （三）擅逞威福、藐视法庭
  地方势豪倚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而一旦有些受欺凌的民众不愿屈服上诉于官府时，这些势豪往往肆无忌惮，公然出入衙门如自家庭院，擅逞威福，以势逼人，甚至对于衙门的秉公判决，置之不理，藐视法庭。黄榦在《曾知府论黄国材停盗》案件的判词中，就指出这位“曾知府”及其家人横行不法，公然咆哮法庭。该判词写道：“转运司送下黄景信论曾知府诬执其父黄国材停盗事，委本县下州院监勘。……今其可疑者如此，又岂可坚执之以盗耶？加之平人犹且不可，况其继母之女之夫耶？以直为曲，以无为有，棰楚之下，何求不得？今观黄景舒初疑曾知府之以书请嘱也，与吕桧数人互争以至县庭，事之至微者也。吕桧之词则曰：黄三十男为见李元励未败，乘势统带五十余人直入县廓，各执器仗分屯驻扎。作乱谋反，公吏百姓不敢行往，其敢于诬人乃至于此！白昼市廛之中，尚敢加人以不轨，则昏夜无人之地，欲诬执人以为盗，尚何惮而不为耶？……黄景信状诉曾知府宅先诬告父黄国材停盗事，令本县监勘。本县引上见禁人及拖照案牍，见得显是诬告分明。黄国材与曾知府系是亲戚，平时往来不应一旦如此诬执。此是曾知府在乡平时倚恃豪横，多有不法事件。每为黄国材所持，以致积怨。不知自反，乃因小小被盗，遂买诱妇人阿曾诬执黄国材地客数辈，而因以并及其主人。把持乐安县狱，必欲锻炼置之死地。”①
  这位敢于“把持乐安县狱”并且动辄指使数十人“直入县廓，各执器仗分屯驻札”的“曾知府”及其家人，其“擅逞威福、藐视法庭”的恶行不止以上一端。黄榦在《曾适张潜争地》案件的判词中痛斥“曾知府”的后人曾适在法庭之前的嚣张情景云：“……买园之时，是乃知府尚在之日；日涉之名，是乃知府宴游之所。既有力以办宴游之园，独不能求隙地以葬其殇女乳母，而置之园中，乃朝夕宴游于墟墓之间乎？此其虚妄九也。日涉之园，而乃在县郭之内，亦非埋葬之所，此其虚妄十也。有此十妄，晓然易见。反复参考，然后知曾适者真豪横健讼之人也。方曾儒林侵盗官纲之时，朝旨行下抄估家产急如星火，为子弟者当知乃兄之罪不可逃，朝廷之命不可忽，倾其家赀以输之可也。今乃以已卖废契欺罔县道，又以西升不可卖之产伪称义逊。使县道官吏日受督责，不得已而将别项产业根括估卖张潜之徒。既得其产，而曾适乃敢脱漏丞厅伪印关书，妄诉不已。今日之讼，自始至终，皆曾适为之也。今省部行下给还产业，使人户虚纳价钱，而曾适坐得旧业，亦可已矣。又欲加之掘坟之罪，不惟逞其忿憾，而又欲肆其邀求，使张潜之家张六二尝经安抚使司陈词台判，以为据所陈请买曾家园节次勘验口口。曾家干人妄诉不已，送本县照祖究实。如周成妄状论扰重行断治，可谓明白简切而得其情矣。今曾适者，骑从甚都，言辞甚辨，进退甚详，雅出入台府，扬扬自得，动以权势胁持上下，官吏相顾莫敢予决。若不为之明辨，数月之后被论之人不待刑宪而衔冤入地矣。所有人案申解使州乞详本县所陈，先将被论及干证人召保放归着业，乃备申朝省诸司。今后曾适更敢妄状，严行追治。庶几无辜之民不至被害，而健讼之人稍知畏戢。”①曾府之人倚仗权势，豪横健讼，已经使许多地方官吏避之唯恐不及，“雅出入台府，扬扬自得，动以权势胁持上下，官吏相顾莫敢予决”。黄榦在《郝神保论曾运干赎田》一案的判词中提到官宦曾运干抢夺他人田产物业屡行不法而官司不敢追究者：“曾运干与其干人诱引逼胁白夺田产也，官司不敢追究者，非畏曾运干之形势，则受曾运干之请嘱也。郝神保既无以自伸，遂甘心纳其租课。至于备钱取赎，则曾运干又假为进典五年契字，以图诬赖。其着押又与前契不同矣。形势之家贪图人家物产则有之矣，未有若此无状之甚者也！”①
  黄榦的《判词》反映出一些地方势豪肆意妄为、目无法纪的行为，不一而足。如在《徐莘首赌及邑民列状论徐莘》中，黄榦写道：“根莠不去，则谷不能以自植；败群者不斥，则羊不能以自肥。本县实缘败坏之久，奸豪得志，细民被害。历考其尤者，则寄居中盖有其人，而士人则徐莘是也。徐莘侥幸一举，本不足道。乃恃强很大，为一县之害。两经县道榜示，尚不悛改。去年又与寄居扶同论诉。县道权县已被行遣，合干人亦被断配。自此愈见恣肆。本县虽访闻本人颇为民害，然人户不敢论诉，亦且暂已。今探闻当职时暂差出，便复论诉人吏，全无着实。寻又据市民列状赍出县榜论诉，显见徐莘扰害乡民。照得朝廷日来深虑寄居等人扰害乡曲，故虽乐安邹山曾复系是命官，亦且押送它州居住。盖投之四裔，屏之远方，古人所以治顽民者。不若是，则终无以绝其本根。今徐莘者，若不屏逐，无以遏绝奸恶。今备词并县榜，申解使军，欲乞将徐莘押送外州居住，庶绝后患。”②这名劣绅徐莘，恃强不法，竟然可以达到“县道权县已被行遣，合干人亦被断配”的操弄司法的地步。黄榦虽欲治之，但是一时也拿不到惩治的理由，最后只能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
  再如，在《陈希点帅文先争田》的案件中，被告士人帅文先，对于法庭的召告，经常不予理睬：“陈希点自去年十月以来两次陈词论帅文先不肯行使官会。朝廷新制秤提官会最为严切，自合出官与被论人供对。却抗拒官司，倚恃形势不伏出官，意欲使破落干仆与人户抵拒。……今陈希点为状首，两状论帅文先不使官会，及官司追对，乃倚恃形势，经隔累月不伏出官。及其到官，所供又全不及不使官会一节，乃欲推是顽赖人力刘显陈词，显是并缘朝廷法令之严，以此把持乡民。”①在《龚仪久追不出》一案中，被告士人龚仪因侵占他人坟地而被诉上县衙，以及之后的被告案件七八件之多，他竟然一概倚势置之不理。黄榦在《判词》中写道：“朝廷差守令，以为千里百里之长，则凡在部封之内，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皆部民也。人户词诉，官司追逮，虽曲直未可知，自当应时出官供对。今乡村豪民遇有词诉追逮，率是累月，以致年岁不肯出官。保正虚受杖责，使人户词诉无由结绝，官吏文移日见壅滞。本县豪户大率皆然，而其尤甚者，则排风龚仪是也。自去岁七月间，有陈旸叔者讼其起屋侵占坟地，追逮半年，不伏出官。及至差官亲至地头验实，龚仪亦端坐不出。卒使词人坐困，甘心移改坟墓，不与之争。何等顽民，乃敢如此？自是以后，讼其夺牛，讼其占山，讼其占屋，讼其不收税，凡七八件，皆是累月不出。本县将其安下主人监系追逮方肯出官。使人人皆如龚仪，则国家守令条法皆为无用矣。且龚仪自称士人，岂应不畏名、义不畏条法以至于此？合将龚仪重行勘断，念其自称士人，秋试在近，且与免罪疏枷押下，安下人叶万卿保管伺候、理对公事。安邦只今取保状申。”②
  对于这些擅逞威福、藐视法庭的地方势豪，一部分地方官吏与之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即使有一部分官员不愿依附其势，但也往往不愿开罪于他们，免得日后给自己惹上麻烦。在《聂士元论陈希点占学租》的案件中，势豪陈希点竟然把官府的学田租也霸占了。地方官员迫于无奈，又不敢严正法典，只得小心翼翼地恳求陈希点予以关照，使之得以复命。该判词云：
  聂士元于去年十一月论陈子国强占所买学粮租田，辄于主簿厅陈词改正作陈文学户产业。本县追人索干照理对，经今四五月，陈子国之子因他事到官，又行走窜，不肯赍出公据干照前来理对。遂将干人聂大亨收禁监追，亦复不肯出官。若非理曲，何苦如此？今据聂大亨赍到积年收纳学粮钞并作聂瑜户输纳官司当以契照为据，岂有陈子国所置之产？而契照乃在聂士元之家，陈子国以为作佃户聂瑜名字请佃，岂有六七十年不曾归户之理？若作聂瑜名字请佃，何为契照乃在聂士元之家？陈子国积代豪横，聂瑜与之至亲，遂以产托其主掌。陈子国遂起吞并之心，乃于去年九月旋于主簿厅陈词改给公据管业。主簿一时不曾契勘，不索出陈子国上手有何干照，便以朱钞及官员公札为据，遂与出给公凭管业，显是豪强脱罔官司、侵夺人户田产分明。今又坚执所冒请公据，不肯赍出官毁抹，欲以为异日论诉张本。然聂士元既有元祖上手干照，则虽有冒请公据，亦何所施？再以林、赵两主簿札子观之，其词卑巽之甚，岂有人户不肯输纳官租，乃使县官屈辱如此？不惟强占乡民田产，又且脱免官司租赋，官司不敢谁何！至于具札子恳祷，“卑官拜呈等语”，陈子国何人，乃敢如此！钞书给还聂士元收掌，并前已给公据管业札子两封附案，再给断由付聂士元收执。见到人再监，索所请伪据毁抹。①
  从这份判词中我们看到，当时理事的县衙主簿在势豪面前是何等的无奈与卑屈。学租缺失，责在主簿；学租为势豪霸占，不得征收，主簿处在两难的夹缝之中。百般无奈之下，主簿只好向势豪恳求通融，以至于在给势豪陈家的恳求信中，谦卑到“具札子恳祷，‘卑官拜呈等语’”的地步，势豪们的横行霸道，由此可见一斑！
  （四）黄榦对于执法的坚持
  江西临川一代的地方势豪虽然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并且与当地的官吏结成不同程度的关系网络，但是黄榦作为一名有着强烈道德操守的儒者，在他就任临川等地县令之后，不畏权势，勇于惩治那班目无法纪、擅逞威福的士人豪强。在《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的《判词》中，共收入案件32件，而其中牵涉士人势豪的案件为16件，正好占到50％。从案件的比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黄榦在临川等地方官任上对于惩治这些不法士人势豪的重视与坚持，并且在这16件有关地方势豪的案件中，不法的地方势豪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有些地方势豪的诉讼案件经过黄榦审理之后败诉了，势豪们认为自己的势力庞大，关系网密切，因此往往不服判决，向上级官府无理上诉。对此，黄榦不肯屈服于权势，据理力争，甚至越权分辩，为民请命。如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危教授”因为窥伺他人田产而诬告熊祥一案，在黄榦这边败诉之后，“危教授”立即向抚州衙门及安抚司衙门上控，要求上级衙门予以翻案。黄榦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十分气愤，他不顾干预上级衙门办案的嫌疑，向抚州衙门和安抚司衙门上呈“公札”，进行申辩。其中《申抚州辨危教授诉熊祥》云：
  榦窃见使府委巡尉追逮熊祥急于星火，以其不合教使陈九之子告危教授之子殴杀其父。事属使府，有非县道所宜与者。然守令之职，均于字民。临川之民有受害者，不容自默。自古为政，询之刍荛，况其僚属岂敢自外？榦窃谓听讼之道，固当执法，亦当原情。
  熊祥教人告危教授之子杀人，实缘危教授使人诬告熊祥停藏而起。危教授使人诬告熊祥停藏，实缘危教授欲吞并熊祥地产而起。夫身为士夫，不守三尺，欲白夺乡民之产业；夺之不得，而欲以停藏之罪加之，使之枉被追扰，人非木石，岂能无不平之心乎？故于陈九之死也，虽非危教授之子所杀，而实因危教授之子所殴。故熊祥得以泄其不平之气，而谕其子以兴讼，其于法不为无罪，皆因危教授而起，是岂可不原其情而深察之乎？今闻其身奔窜其亲属，系累其家业破荡，岂可不深悯耶？盖向者危教授之诬告熊祥以停藏也，藉尉司诸弯之力，以锻炼无辜之百姓，而文致其罪。本县见其无理，遂将尉司之人断治。今使府又遣此曹以追逮熊祥，彼亦何所不至耶？危教授虽士大夫，熊祥虽百姓，实皆王民也。危教授白夺人之地，诬告以停藏，官司不敢加以毫毛之罪。熊祥一语之失，遂至破荡其家。危教授之诬告熊祥，既不免追扰熊祥之告危教授，熊祥亦不免破荡。如此则为士大夫者，无所往而不胜，为百姓者无所往而不得罪。国家张官置吏，岂专以庇无状之士大夫，而不复为百姓地耶？况以法论之，亦有可察者。陈九之子告其父之死，不过以危四官人所欧，亦不曾言有致命痕伤。陈九之被危四官人所欧，则本县尝行根究晓然甚明。以一衰老朝不谋夕之百姓，监系累月，复加棰楚之毒，十指两踝皆有痕损，夫安得不死？虽无致命痕伤，其由危四官人而死，则无疑者。以此而闻于官，亦岂得谓之诬告耶？陈九之子发于至痛，熊祥之心发于不平，又岂可与寻常诬告者例论之乎？危教授以高科自负、以高材自居，居于村落，人畏如虎，当啜菽饮水之时，为健讼珥笔之事，今又一听其说，而百姓受困如此，则继此以往，凡临川之东无非危教授之服属。夺人之田、据人之屋，不复敢申冤于父母之前矣！危教授以堂堂之容、行行之气、洒洒之辨，祥祭之后，曳裾修门，必将移其所以治熊祥者而治临川！榦以二百指之累，而仰五斗之禄，亦岂不知顾惜？以为受天子之命，而牧养此民，则痒疴疾痛，无非在我，又岂敢顾一己之利害而置百姓于度外哉？虽得罪而去，是有命焉，不足畏也。前日诬告停藏之讼，本县已为之辨明。今日所告殴打之讼，使府乃不为之深察，是使誉归县道，而怨归州府。此则小吏之所不能安者也。欲乞台慈将榦此札发下佥厅，具申监司，特与蠲免熊祥之罪，使强梁者不敢逞，冤抑者有所申，则千里之内，无不感生成之赐矣。①
  从这份公札中可以了解到，“危教授”在临川县诬告熊祥败诉之后，借陈九之父冤死而状告“危教授”之机，反告陈九之诉，是缘于熊祥的怂恿指使，要求抚州衙门拘捕熊祥治罪。黄榦激于义愤，全然不顾“事属使府，有非县道所宜与者”的嫌疑，慷慨上书。他在给安抚司的《申安抚司辨危教授诉熊祥事》中也说：
  榦疏缪不才、望轻资浅，冒昧试邑，日惧旷瘝。窃谓为政之道，抑强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贫，要当两尽。至于形势侵渔乡民，毒害很鸷，如虎狼蝮蝎，荡人家产，以霸乡闾，则字民之官，亦不忍安坐而不卹。窃见本县有教授危口者，寄居乡落，去城四五十里。所居之旁，有山林陂塘，乃乡民熊祥家之产。其始多方迫胁，必欲得之。熊祥亦已少从其欲，而蚕食不已，不满其意。危教授之家偶被鼠窃所盗，不过米盐琐屑之物。榦因捕蝗偶过其家，危教授以为熊祥之家实为窝藏。榦以寄居之故，行下尉司差人根缉。已而解至三人，皆历历供吐，以为熊祥之家实尝停盗。及追熊祥与之供对，则三人者尽变其说。两人以为危教授者赂之使言，一人以为实被危教授之子棰楚诬服即而听之。则一人者拾指皆被夹损，两踝皆被椎损。又熟问之，则危教授者实与尉司数人肆其惨毒如此。本县见其既无实迹，而熊氏之家已不胜其扰，被棰之人亦已伤重。遂从而释之。未数日，而被棰之人卒以伤重而死。死者之子以闻于官，诉其父之死，乃为危教授之子所殴。州委官验之，委有殴伤痕损，但非致命致害耳。危教授者复诉于州，以为熊祥实教死者之子使之妄诉，必欲追治熊祥。州郡官吏畏其形势，牒廵尉两司围熊氏之屋，如捕大盗。一族数家，尽室逃窜，室庐器用、鸡羊狗彘，百十年家业扫荡无余。遂执其异居之弟侄，系累棰挞，不胜其毒，卒致死者之子于囹圄，年方十六七，鞭笞锻炼，何所不可？必欲以流罪加之熊祥方是。时榦适以职事趋大府禀议，及归而狱已成矣。遂亟以公札力禀太守，方得少宽，而无辜之弟侄拘系廵检司，犹未得释也。因其陈词复为备申本州，方得脱免。继而郊祀之赦，既下廵尉两司，尚复追捕熊祥不已。因熊祥之子陈词，又为备申，方得追回承捕之人。而数家之被祸，已不啻如寇盗之至矣。今危教授者又复诉于使府，必欲重困其家，使之流离转徙、尽据其产业而后已。若此之人，不复顾士大夫廉耻之节，而无复恻隐之心，真所谓虎狼蛇蝎者也！榦尝断斯狱，以为熊祥教人之子告其父之死，虚实未可知。假令有之，亦因危教授诬告熊祥而发也。已死之人虽无致命痕伤，亦因危教授之子所殴而死，则危教授父子之与熊祥亦当均分其罪，岂得倚恃官势、蔑视赦恩而健讼不已乎？窃见危教授专事唇吻，日与城中破落把持士人数辈，控胁本州官吏。今者帅阃取索文案，吏辈未必不掇移改换，以惑有司之听。故因其子陈词备录本县文案具状申使司，并具短札，仰渎台听，欲乞并送清强官看定，使形势之家不得侵害闾里远县乡民，实荷生成之赐。①
  在这份给安抚司的公札中，黄榦更是着重向上司申诉了“危教授”平日里勾结官吏、操纵官司的恶劣行为，所谓“州郡官吏畏其形势，牒巡尉两司围熊氏之屋，如捕大盗。一族数家，尽室逃窜，室庐器用、鸡羊狗彘，百十年家业扫荡无余。遂执其异居之弟侄，系累棰挞，不胜其毒，卒致死者之子于囹圄，年方十六七，鞭笞锻炼，何所不可？”“日与城中破落把持士人数辈，控胁本州官吏”。本来“危教授”已经把案件上诉至抚州和安抚司衙门，作为一名知县，不宜越权申辩。但是黄榦为了司法的严明公正，甘冒不祥，向上司据理力争。
  黄榦越权申辩、据理力争的事情远不止“危教授”案件一例，《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还收有《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的“公札”一份，该公札云：
  榦不避斧钺之诛，辄为本县扬名、断金两乡诸都无辜之民，祈哀请命于都运大着之前。伏惟台慈少垂听览。榦窃见当今仕宦，作邑最难，惴惴焉簿书期会之间，尚未免谴诃之域，岂敢奋不顾身，与豪民为敌？榦衰晚，有二百指之累，而无担石之储，一旦罢去，则展转沟壑，岂不略知自爱？窃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内，乃有倚恃豪侠、吞㗖乡民，使之哀号怨愤无所赴愬。为民父母，安忍坐视？傥或顾一身而不恤百姓，则上负朝廷、下负所学。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请焉，窃见权臣专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动摇兵革，至其余害，延及州县，甚可痛也。本县某乡某都有纳粟得官新赣县东尉曾千龄者，本人家干仆，天姿狡险。自开禧年间韩元卿为本县知县，千龄知其黩货无厌，贪其势焰可炙，遂以厚资与之结托，以孤遗侄女与元卿之子结婚，自此通家出入，请求关节。千龄武断乡曲，本自可畏，加以结亲县官，谁敢正视？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盗贼行劫，必多牵引，使陷其中，然后控取财物为之救解。或出榜贴占，或假立契书，乡民俯首听命，莫敢与争。文引追逮全类官府，关锁禁系无异犴狱。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两三年间增置税钱一二百贯，而流离转徙者，不知其几家。蓄养干仆刘云卿之徒为之爪牙，日夜渔猎人家物产。千龄资干仆之力，干仆凭千龄之势，而人家物产不归之千龄，则归之干仆矣。谢廷玉以媚苏师旦，而横行于县之内。曾千龄以媚韩元卿，而恣横于县之外。岂有国家赤子，乃得恣其戕贼而为之县令者？独俯首而不敢问乎？是皆有所凭借其威势，以至此也。国家至仁，护惜民命，海涵春育，不忍一物之失，所挟刃以杀人、持杖以行劫、枉法而受赃，重者处死，次亦徒流。如曾千龄者，侵害贫民，使之死亡离散，与杀人何异？强夺人家物业，与劫盗何异？诬人以罪，而取其财物，与枉法受赃何异？而官府不问，法令不加，拥高赀据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鲜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则豪横之徒，又何苦而不为恶耶？方今朝廷清明，贤使者当路。似此等辈，自不应使之漏网苟默而不言，亦何面目以见一县之百姓？谨以人户词诉已结绝未结绝者具录申闻，欲望台慈备榦所陈，申奏朝廷，追上曾千龄及干仆刘云卿、李彦端、毛舜祥辈置狱根勘，抄估家财，编窜远方。自此豪强敛戢、善良安业，一邑
  生灵，感历戴德无有穷已。①
  在这份公札中，黄榦列举了“纳粟得官新赣县东尉曾千龄”与原本县知县韩元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种种罪状，恳请上司转运司衙门予以追查治罪。以上这三份公札，所涉之事本不在黄榦担任知县的职权之内，黄榦大可以事不关己、明哲保身。但是作为一名坚持道德操守的父母亲民之官，一名以传承朱子之学为己任的儒者，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法律的尊严，黄榦依然选择了充满危险而又艰难的申诉之路，这正如他自己在“公札”中所多次提到的：“榦衰晚，有二百指之累，而无担石之储，一旦罢去，则展转沟壑，岂不略知自爱？窃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内，乃有倚恃豪侠、吞㗖乡民，使之哀号怨愤无所赴诉。为民父母，安忍坐视？傥或顾一身而不恤百姓，则上负朝廷、下负所学。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请焉。”这种甘冒自身风险而为民请命，坚持社会法律公正的儒者作为，是很值得我们后世记取的。
  七、从黄榦《判词》等文献看南宋时期家族、家庭观念的若干变化
  宋儒们为宋代新的家族制度的构建进行了诸多设计与实践。这一系列的设计与实践，从整体的发展理念与趋势而言，基本上是承继三代先秦的“宗法”制度，根据唐宋以来社会日益平民化的现实，建立以“宗子”为核心的敬宗收族的家族组织，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修齐治平的最终目标。①
  然而，宋儒们在进行新的家族制度设计之初，由于过多地依赖于三代先秦的“宗法”制度及其礼制，有些设计并不十分切合宋代的社会实际，特别是宋儒们所最重视的，被视为家族制度延续之本的“宗子”法，就很难在社会上得以普遍施行。因此，自北宋以来，许多儒者就不断地对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与实践，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补充，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的朱熹及其弟子后学们，提倡天下之人皆应平等待之。“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则几天下之疲癃残疾，非吾兄弟无告者而何哉！”②为了不使家族同宗之人孤独鳏寡、流离失所而失散无归，天下所有家族、家庭，原则上都有建立家族祠堂，经营族田、祭田的权利和义务。③
  由于这种平民化的家族制度及其观念的逐步形成，古代“宗法制”的一些观念，已经无法适应宋代的社会变迁，这些古老的宗法观念，也不能不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逐渐改变，从而出现了许多与传统观念不同，但是更能适应宋代以来平民社会演变现实情况的家族观念和家庭观念。下面，我们根据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的《判词》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就南宋时期家族、家庭观念的若干变化，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家族、家庭血缘关系的异化
  古代“宗法制”的基础，是宗法继承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的纯正是宗法制度得以传承的最基本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三代先秦的“宗法制”延续，还是北宋时期儒者们对于“宗子”的要求与设立，纯正血缘的传承都是家族与家庭得以延续的重中之重。周代的宗法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侧重宗嗣，强调的是“大宗不可以绝”。周代世系的延续，就是指“宗”的延续。形成于周代的“百世不迁”的大宗制度、宗子无后而另行“置后”制度等，反映了中国宗族的核心是建构并维持“世系”的完整和延续的重要性。两汉时期，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也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重视宗嗣。继承帝祚的儿子为大宗，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的儿子为小宗，这些小宗在本侯国内又是大宗。《汉书·文帝纪》：“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汉代仍有“大宗不可以绝”的观念。《汉书》卷八《宣帝纪》载霍光奏议曰：“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这种情况在《汉书》传记中也有类似记载。两汉时期，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王、人臣，在大宗无后的情况下，常常以同宗之支子为大宗后，这是重视宗嗣的体现。
  与此同时，爵位继承的实子制原则。实子制即亲生之子，汉代王、列侯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不允许嗣子和隔代的孙子继承。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汉代爵位继承中，诸侯有罪或无子，除有天子特恩外，一般是应“国除”绝嗣的。汉代有“非子”之罪，即对非亲生或奸乱生之子的制裁。“非子”之罪，是针对秦汉之际非婚生子事多而定，是为了强调父亲血缘的纯正。综观两汉史，汉代诸侯王因无子嗣而国除的不乏其例。但是到了西汉中后期，这种“无子国除”的情况开始有所松动。《汉书·宣帝纪》载宣帝诏书：“封（张）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师古曰：“所子者，言养弟子以为子。”这是张贺以侄为嗣，后为朝廷承认为嗣子承爵。应该指出的是，西汉中后期这种非实子嗣子的承爵只是特例。在此之前，“亡子而有孙”和“子同产子”是不能承爵的，实子继承限制在“亲子”的范围内。在此之后，承爵由实子扩大到侄、孙的范围，无子但有孙和养侄为嗣的承爵，是国家允许的，不再是皇恩的“殊数”了。东汉中后期，以同产子为嗣和承爵，则习以为常了。①
  从先秦以迄汉代的父系继嗣制度演变历程看，虽然早先的诸侯世家十分强调嫡子的承继，但是实际上，家族的传承，甚至包括皇室家族、诸侯家族的传承，要百分百地确保血缘的纯正性，都是有些难于预料的。就皇室、诸侯这些高贵的血统家族而言，万一出现直系血缘中断的情况，他们也不得不进行一些变通，采取在同宗别子之内寻找继承人，其血缘关系虽然比起直系传承要疏远一些，但多少还是保证了同一祖先血缘的联系性与传承性。但是从一般的民间家族、家庭来看，由于其家族、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远不能与皇室、诸侯等高贵家族相比，民间家族、家庭血缘关系得以中断的情景，一定要比皇室、诸侯家族血缘关系中断的概率高得多。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秦汉以来中国民间家族、家庭对于血缘关系中断的处理方式，我们现在固然不甚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当民间家族、家庭遇到血缘关系中断的时候，一定也会参照皇室、诸侯等高贵家族的做法，采取在同宗别子之内寻找血缘继承人的办法。而在本宗之内寻求血缘继承人，一般的原则是先在血缘最亲密的近支血亲中寻求，近支血亲中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才不得不从血亲较为疏远的旁支子弟中寻求血缘继承人。《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一份《谢文学诉嫂黎氏立继》的判词，说的是血缘继承的近亲与远亲之争：
  谢文学名骏，讼其嫂黎氏不立其子五六冬郎为嗣，而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自嘉定三年论诉至今，经隔五年。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佥厅及本州赵司法皆以为立嗣当从黎氏，谢文学不应争立，援法据理，极为明白。宁都县曾追到黎氏出官供责，称是其夫谢骖在日，与弟谢骏时常争闹，有同冤家。又称其夫病重，称欲立谢鹏之子五八孜。又追到族长数人，并称谢骖不愿立谢骏之子，而愿立谢鹏之子。在法夫亡妻在，从其妻便。使谢骖元无意立谢鹏之子，尚听黎氏所立，况又出于谢骖之本意乎？今谢文学骏健讼不已，复经转运使台，必欲争立。且法令以为不当立，两知县以为不当立，本州佥厅以为不当立，提刑司委送赵司法亦以为不当立，其族长以为不当立，其嫂黎氏亦以为不当立，谢骏何人，乃敢蔑视官府、违慢条法、欺凌孤幼、斥责族长？显是豪横，难以轻恕。照得提刑李吏部恶其健讼，尝将谢骏枷禁州院，今来尚不唆改。今据谢骏复遣干人谢卓前来本县投词，锢身解转运使衙，欲乞并追谢骏痛赐惩治，以为豪猾健讼者之戒。①从古代宗法礼制上说，家族血缘继承应该先亲后疏，兄长谢骖既然无嗣，本应立其亲弟谢骏之子为后嗣。但是由于谢骖生前与弟弟谢骏关系不和，“谢骖在日，与弟谢骏时常争闹，有同冤家”，谢骖不愿立谢骏之子为嗣，而是另外在同宗堂兄之中寻求立嗣的对象，遂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由此谢骏不服，向衙门告诉其嫂立堂兄谢鹏之子五八孜为嗣不当，应予改正。但是从各级衙门审理的结果看，无论是宁都杨知县、柯知县、赣州佥厅及本州赵司法，甚至陈氏家族内的族长们，皆以为立嗣当从黎氏，谢骏不应争立，“援法据理，极为明白”。这也就是说，到了南宋时期，家庭的血缘继嗣，并不是首先依照血缘先近后疏的继承原则，而是更多地尊重立嗣者的意愿。并且，“在法夫亡妻在，从其妻便。使谢骖元无意立谢鹏之子，尚听黎氏所立，况又出于谢骖之本意乎？”。夫亡妻在，未亡之妻在本家立嗣上具有重要的决定权，其小叔谢骏，不得以近亲而阻挡其兄嫂立堂侄子为嗣。居于以上法理及社会人情，故黄榦在判词中对谢骏的无理诉讼，予以斥责：“谢骏何人，乃敢蔑视官府、违慢条法、欺凌孤幼、斥责族长？显是豪横，难以轻恕。……今据谢骏复遣干人谢卓前来本县投词，锢身解转运使衙，欲乞并追谢骏痛赐惩治，以为豪猾健讼者之戒。”根据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南宋时期的家族、家庭血缘继承，所谓血亲先近后疏的原则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变。
  那么，在同宗血亲之内寻求血缘继承人之外，有没有可能在血缘关系之外的人群当中寻找家族、家庭继承人呢？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一份《判词》，很值得我们注意。《李良佐诉李师膺取唐氏归李家》中云：
  在礼为之后、为之子，师膺既归李氏，则以世英为父，以孔氏
  为母。今复取唐氏归李家，则是二母也。况李良佐所陈，因唐氏之弟所讼。而世英死，此尤人子之至痛，唐氏决不可往来李家，李师膺决不可再收养唐氏。李师膺为李世英之子，已经历年深，亦尝为世英持斩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无间言，友爱师勉兄弟无异意。李良佐乃辄生异姓不可收养之论，以离其心。在法祖父母所立之子，苟无显过，虽其母亦不应遣逐。今其母尚能容之，良佐何人，乃欲遣逐之乎？李师膺断然当为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断然不可妄兴异议。唐氏当去师膺，当立李良佐，又欲榜示徐、罗二解元，使不得往来李师膺之家，此亦遣逐师膺之意，盖欲使师膺失所依也。良佐之处心不臧情态已见，徐、罗二解元则未见有侵欺之实，岂可预行榜示？况李师膺年已二十二，亦非全然不辨菽麦，而为外人所侵者。徐、罗二解元果有侵欺，李良佐旋行陈告亦未为晚。世间亦真有可托孤之人，亦安知徐、罗二解元非念其孤幼而为之经纪其家？难以预行给榜，并行下保晓谕李师膺兄弟并徐、罗二解元，各照本县所行取知委申。①
  这个案件讲的是李师膺以异姓入继离家为嗣，“为李世英之子，已经历年深，亦尝为世英持斩衰之服，善事孔氏，母子无间言，友爱师勉兄弟无异意”。但是父亲李世英去世后，李良佐妄兴诉讼，要求奉回李世英的前妻唐氏回归李家，而遣逐李师膺出家门，另立李良佐为嗣。黄榦经过调查之后，判定“李师膺断然当为李世英之子，李良佐断然不可妄兴异议”。在这一判词中，黄榦肯定了异姓子李师膺继承李家的正当合法性。
  在另一份名曰《陈如椿论房弟妇不应立异姓子为嗣》的判词中，黄榦同样也是遵循了父母自主选择异姓子为嗣的正当合法性原则。该判词全文如下：
  使府送下陈如椿论房弟妇刘氏不应立异姓子为嗣，委本县照条看定申本县参考案牍，又有见任辰溪知县陈敏学申州公状，亦与陈如椿之辞一同。刘氏以为其夫宁乡知县陈邵于甲寅年在潭州抱养同官遗弃之子立名志学，经今十六年，即非今方立为嗣。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却称知县不曾立外人为嗣。今考陈如椿之辞，以为知县癸丑年离任，志学甲寅年始生，则是在潭州时犹未生。此收养之子，据刘氏赍出印纸，陈知县乃是癸丑年冬十一月方满，亦安知其尚留潭州两月间收养志学以为子乎？又考陈如椿之辞，以为知县但有庶生子六三哥，即无收养之子。据刘氏却称六三哥亦是收养之子。及再令陈如椿供对，却是收养吴博士之子。其言词又自反复，则其所告志学非收养之子，亦是虚妄可知。又据刘氏赍到自童蒙以来读书学字十数卷，皆积年陈旧文字，问其所从之师，则在抚州者见有先生姓饶。及请到饶先生供对，则又称去年陈知县已送志学相从读书，岂得以为身死之后旋立十五六岁异姓之子乎？陈知县年五十有七而亡，其妻刘氏亦年五六十岁，其相处不为不久，何其夫身死之后，乃信干仆之言立十五六岁素不相识之子以为嗣乎？则陈如椿之虚妄无可疑者。陈如椿自称挟术为生，则其为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刘氏钱物而不得，遂扶陈敏学论诉，意欲立敏学之子为陈知县之嗣，异日并有刘氏物业。此市井破落之常，不足深责。辰溪知县陈敏学身为士夫，不顾义理，不念刘氏乃其叔母，亦敢移文本州，与破落陈如椿挟同妄诉，欲以吞并叔父之业，廉耻道丧，莫此为甚。今据刘氏所供，辰溪知县陈敏学之父一机宜，亦是陈安抚收养遗弃之子。今乃罪刘氏不合收养为不当，是责其祖、辱其父也。为人子者责其祖、辱其父、诬其零丁孤寡之叔母，罪莫大焉。合将陈如椿重行勘断，念其于刘氏之子有族伯之亲，申解使府乞将陈如椿责戒励放，仍牒辰溪知县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节，余人放。①
  在这份判词中，讲的是有陈如椿者，上诉认为其房弟妇刘氏立异姓子为嗣，所为不当，有乱宗之嫌，应予撤销，更立同宗辰溪知县陈敏学之子为嗣。黄榦经过周密访查之后，认为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原是十几年前先夫宁乡知县陈邵在世时所收养，并非刘氏现在起意。其先夫宁乡知县陈邵是本宗血缘继承人，既然认定异姓子陈志学为嗣，夫为妻纲，刘氏继承先夫的遗愿，指定异姓子陈志学为嗣，并无不当，应予肯定。黄榦还进一步在判词中指出，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妄兴诉讼，指责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实际上是贪图刘氏及其先夫陈邵的物业，因此，黄榦还特别在判词中对原告辰溪知县陈敏学及陈如椿提出处分意见：“合将陈如椿重行勘断，念其于刘氏之子有族伯之亲，申解使府乞将陈如椿责戒励放，仍牒辰溪知县知委，庶其少知改悔，以全士大夫之名节。”
  很明显，黄榦的判词，对于刘氏立异姓子为嗣，并没有从血缘乱宗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而是从刘氏先夫在世时已经确定立异姓子为嗣，即为正当，因此必须从司法的角度予以确认。另一方面，黄榦认为家族内部屡有此类诉讼，根本原因不在于“血缘乱宗”，而是在于贪图别人物业，“其为人乃破落把持起倒刘氏钱物而不得，遂扶陈敏学论诉，意欲立敏学之子为陈知县之嗣，异日并有刘氏物业。此市井破落之常”。更有意思的是，在以上诉讼案件中，陈氏家族的三代人之中，立异姓子为嗣的情况远不止刘氏一家，其他至少还有“六三哥亦是收养之子……却是收养吴博士之子”。甚至参与告诉刘氏立异姓子为嗣的辰溪知县陈敏学，其父亲“一机宜，亦是陈安抚收养遗弃之子”。陈氏家族的告诉各方，均为仕宦人家，本应更加重视家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但实际情况却是屡屡收养异姓子为嗣，则南宋时期民间社会在血缘关系传承上的异化现象，还是时常发生的。
  宋代以来新的家族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使得民间社会特别是个体家庭对于家族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增强。个体家庭的发展有赖于整个家族的庇护，家族的衰亡也就意味着个体家庭的流落无依，难于立足乡里。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缺乏长久稳定性，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一般家庭生老病死、丧偶夭子所发生的概率相当高，许多家族、家庭往往因天灾人祸而处于濒临绝嗣的边缘。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中以外姓子弟继承家庭、家族血缘关系的情况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了。我曾经对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社会的血缘继承问题进行过资料的搜集，发现所谓的家族血缘继承，仅仅是一种传承的文化观念而已，在民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血缘关系的混杂、异姓承宗基本上不为一般的家族和家庭所排斥。如闽南漳州诏安一带，买女赘婿、孀妇赘男等现象，导致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发生混杂。《问俗录》云：“买女赘婿，孀妇赘男，以承禋祀，守丘墓，分守家业，仰事俯畜，无异所生。族中人亦不以乱宗为嫌。于是有约定初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者；有生从妻姓，没从夫姓者。”①闽西的明溪县亦然，“邑人乏子嗣，恒买他人子女继续。子未大，买女入门，长成婚室，生儿为嗣。女大则赘男为婿，立约夫从女姓，恃为半子，生子儿则女妇两有”①。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纯粹成了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只要家族的嗣系得以延继，婚姻关系以及血缘的正统与否都是次要的。
  家族重视男子系统，固有血缘继嗣的原因，同时对于壮大家族势力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里，家族男丁的兴旺与否，直接关系到家族势力的强弱，家族拥有众多的男丁，就意味着在社会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因此，福建各家族为了壮大自己的男丁队伍，不仅不以借妻生子为嫌，甚至还盛行各种“养子”“义男”“螟蛉子”等习俗。《厦门志·风俗志》云：“闽人多养子，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或藉多子以为强房。积习相沿，恬不为怪。”②《同安县志·风俗志》亦云：“同俗向喜乞养他人子，及子复生子，遂混含不可究诘。始但出于巨乡大族强房者为之，嘉道前械斗盛行，乡人恃丁多为强之流弊，后则竞相仿效。”③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明代沿海各地的情景时云：“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附赀，或得窭子弃儿，抚如己出，长使通番，其存亡无所患苦。”④
  从原则上讲，福建民间家族的婚姻混乱和养子制度，是与家族强调的纯洁血缘关系和道德标准相抵触的，但实际上，家族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都是具有两重性的，它既是传统道德的，又是现实功利的，而归根到底，传统道德的倡导是为现实功利服务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动荡纷乱的社会变迁和家族割据、对抗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强调传统的家族道德和血缘关系，并不能使所有的家族都得到顺利的发展。
  相反地，在这机械相争的社会里，强凌弱、众暴寡，再加上外部战乱的破坏，有的家族壮大发展，有的家族却衰败没落，强盛的家族更加强盛，而弱小的家族更加弱小，甚至完全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家族利用各种变通权宜办法来壮大家族的男丁队伍，完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就客观条件而言，也具有现实之可能。那些衰败的家族、贫困的家庭，无力娶妻成家，为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窭儿弃子”，而强宗大姓，为了巩固家族的地位，则竞相收养义子、义男，“夫随嫁儿得以承宗，鬻义子得以入祠，吕嬴牛马，诏安氏族之实已不可考矣”①。于是，为了使这种变通的继嗣关系与家族的道德原则相适应，福建许多家族不得不重新制定血缘的继嗣标准和族谱的记载条例，以承认养子、义男、螟蛉子、赘婿等在家族续嗣上的合法性。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侯官县林氏家族的林允昌在一份《遗书》中告诫后人：“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尚在血下，方才三日，名为午使。痛母无乳，日夜食哺，百般抚养，犹胜亲生。今幸年已二十有五，娶媳黄氏，复蒙天庇佑，得产男孙一丁、女孙二口。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今昌病体临危，理合诸亲面前，将昌分下所有一切产业尽付与男午使掌管，家下弟侄不得妄相争执，藉称立嗣等情。”晋江县《虹山彭氏族谱》的《新订谱例》也对血缘嗣系的记载做出适应性规定：“螟蛉异姓，旧谱所戒，然近乡巨室，所在多有，即以吾族而论，亦相习成风，而生长子孙者实繁有徒。若概削即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且不慎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兹特变文起例，凡螟蛉异姓为嗣者，书曰‘养子’。”这种强调“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若概削即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的意识，体现了明清时期民间家族在血缘继承观念上的重大改变。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家族而言，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承继异姓子，来维持世系的完整和延续，显然比重视和坚守血缘的纯正性更为重要。家族对于婚姻和继嗣的变通权宜办法，并没有改变福建乃至整个中国家族血缘的整体关系，相反，养子、螟蛉子不断消融于家族的血缘关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家族的男子嗣系，巩固和发展了家族的社会地位。①而我们从黄榦的判词中可以了解到，这种观念的改变，在南宋时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体现，随着宋以后社会的不断变迁，到了明清时期以至近代，家族制度中的所谓重视血缘嗣系，与北宋时期儒者们的最初设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家族、家庭内部共有财产的共享原则
  中国三代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其“宗子”拥有比其他族人更为优越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因此，到了北宋时期儒者们进行新的家族制度的设计时，同样也给家族的领导者“宗子”比其他族人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如张载对于“宗子”的设计：“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这就是说，宗子是家族中主持祭祀的人。宗子既然是家族的领导者，那么他所拥有的家族资源就不能与其他一般的族人相同，他说：“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数子，且以适长为大宗，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势重，即愿得之。”②在这里，张载十分明确地指出，家族必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在享受家族内部资源时，是要大大优先于其他族人的。
  但是我们从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的《判词》里，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出，到了南宋时期，家族内部的资源分配，基本上采取了共享的原则。《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的判词写道：
  刘拱礼并刘拱武妻郭氏，讼刘拱辰之子仁谦、仁愿不伏监司所断，不分合受分田产。今拖照案牍，刘子班有子三人，长曰拱辰，妻郭氏所生；次曰拱礼、拱武，妾母所生。刘子班有本户税钱六贯文，又有郭氏自随田税钱六贯文。刘子班死，郭氏亦死。刘拱辰兄弟分产，只将本户六贯文税钱析为三分，以母郭氏自随之田为己所当得，遂专而有之，不以分其二弟。二弟亦甘心不与之争。自淳熙十二年以至嘉泰元年，凡十六年，绝无词诉，盖畏其兄，不敢诉也。嘉泰元年拱辰死，拱武、拱礼始讼之于县。又三诉之宪台，又两诉之帅司，经本县郑知县、吉州董司法、提刑司佥厅、本县韩知县、吉州知录及赵安抚六处定断，郑知县及提刑司佥厅则以为拱礼、拱武不当分郭氏自随之产，合全给与拱辰。吉州司法及知录则以为拱辰不当独占刘子班所得郭氏随嫁之产，合均分与拱武、拱礼。韩知县赵安抚则以为合以郭氏六贯文税钱，析为二分，拱辰得其一，拱武、拱礼共得其一。六处之说各不同，然赵安抚之所定在后，既已行下本县，而刘仁谦、刘仁愿乃蔑视帅司所定，不肯照所断分析郭氏，所以又复有词也。以法论之，兄弟分产之条，即未尝言自随之产合尽给与亲生之子，又自随之产不得别立女户，当随其夫户头，是为夫之产矣。为夫之产，则凡为夫之子者，皆得均受，岂亲生之子所得独占？以理论之，郭氏之嫁刘子班也，虽有嫡庶之子，自当视为一体。庶生之子，既以郭氏为母，生则孝养、死则哀送，与母无异，则郭氏庶生之子犹已子也。岂有郭氏既死之后，拱辰乃得自占其母随嫁之田？拱辰虽亲生，拱武、拱礼虽庶出，然其受气于父则一也。以母视之，虽曰异胞，以父视之，则为同气。拱辰岂得不体其父之意，而独占其母随嫁之田乎？以此观之，则六贯文之税，当分而为三，兄弟均受，方为允当。……官司理对公事，所以美教化、移风俗也，岂有导人以不孝不友而自以为是哉？如韩知县、赵安抚所断，已是曲尽世俗之私情，不尽合天下之公理。刘仁愿、刘仁谦尚且抗拒，则是但知形势之可以凌蔑孤寡，而不复知有官司。今且照韩知县、赵安抚所断，引监刘仁愿、刘仁谦拨税钱三贯文，付拱礼，郭氏候毕日放。仍申诸司及使军照会权太平州。①
  这纸判词讲的是先父刘子班生有三子，长子刘拱辰，为正妻郭氏所生；次子三子拱礼、拱武，为妾母所生。正妻郭氏死后，长子刘拱辰认为母亲郭氏生前有陪嫁田产，自应由自己继承，二位庶出的弟弟，无权继承。刘拱辰在世时，拱礼、拱武碍于兄弟情面，不曾提出告诉。而当刘拱辰去世后，拱礼、拱武二人则向官府提出告诉，主张把嫡母郭氏的陪嫁田产依照兄弟共有的原则，平均分配。官司经过多位官员审理，基本一致同意此项田产不得由刘拱辰一房独占，而应由兄弟三人共同享有。“经本县郑知县、吉州董司法、提刑司佥厅、本县韩知县、吉州知录及赵安抚六处定断。”“以法论之，兄弟分产之条，即未尝言自随之产合尽给与亲生之子，又自随之产不得别立女户，当随其夫户头，是为夫之产矣。为夫之产，则凡为夫之子者，皆得均受，岂亲生之子所得独占？”因此之故，官司最终以被告长房刘拱辰之子仁谦、仁愿败诉而定谳。
  在这个案例中，长子刘拱辰为嫡出，按照北宋诸儒的意见，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宗子”，优先占有父母的遗产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南宋时期的这桩案件审理过程中，先父母遗留下来的财产，完全是按照儿子共享的原则，并不分嫡出还是庶出。
  其实，在黄榦自己的家族中，置有祭田也是采取家族共有的形式，并没有把祭田交付给“宗子”全权掌管。黄榦为自己家族撰写的《始祖祭田关约》云：
  榦愚不肖，无以振祖宗之遗绪，每念丘垄之重，则为之怆然以悲。今年已七十，恐一旦溘然填沟壑，无以为子孙祭祀之计，则将抱终天无穷之恨。惟是从宦以来，生理微薄，平日志愿，迄莫之遂。坟墓之近者尚赖子孙相与维持，独同庆先祖坟共四所，已三百年，虽族人春秋醵金祭享，其间贫困者亦颇以为苦。世代既远，人情易怠，自祭享之外，亦罕有至墓下者，大非孝子顺孙追远报本之心。今辄以本位近岁取赎到古口潘口之元口口口肆亩乙角六十七步，每岁口口一十六硕充享祀之用。缘所入甚微，未足以供诸房轮收。今欲每年于内拨六石充祭享，及输租之外，公交族长掌管，以备不测支遣。如无支遣即将所余之穀积累增置，俟十年以后，即以增置益厚，轮赡宗族贫乏者。其元谷十六硕，毋妄用，日增享祀之费，余一半以备支遣，桩留增置以赡贫乏之用。此则必有族人贤者，推至仁至公口口为之区处，推至诚敬祖之意为之区处，永妥先定其规模，薄陋之口悉革，多方以增益之，亦所志愿也。嘉定十四年仲春清明裔孙奉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榦。①
  黄榦在这份家族祭田关约中也明确提出，由于祭田初创，“所入甚微，未足以供诸房轮收”。而当经营十年之后，祭田的规模大有扩展，则其所入，“轮赡宗族贫乏者”。正是基于这种家族祭田共有的原则，当遇到兄弟争控墓田的时候，黄榦在判词中极力劝谕争控墓田的兄弟双方，不应以私利而弃血脉亲情，“一切从公与族党共之”。《张运属兄弟互诉墓田（新淦）》云：“祖父置立墓田，子孙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远之意。今乃一变而为兴争起讼之端，不惟辱及祖父，亦且累及子孙。今张解元丑诋运干，而运干痛讼解元，曾不略思吾二人者自祖而观本是一气，今乃相诋毁如此，是自毁其身何异？祖父生育子孙，一在仕途，一预乡荐，亦可以为门户之荣矣，今乃相诋毁如此，反为门户之辱，详此事深为运干解元惜之。世固有轻财急义、捐千金以资故旧者不以为吝，今乃于骨肉之中，争此毫末，为乡闾所嗤笑、物论所厌薄。所争者小，所失者大，可谓不思之甚。当职身为县令，于小民之愚顽者，则当推究情实断之以法，于士大夫则当以义理劝勉，不敢以愚民相待。请运干解元各归深思，幡然改悔，凡旧所仇隙一切煎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气之义与门户之重，应愤闷事，一切从公与族党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他日自应光大，不必计此区区也。两状之词，皆非县令所愿闻，牒运干并告示解元，取和对状申。”①
  黄榦在判词中所列的家族财产族人共享的判例，说明到了南宋时期，这种家族财产共享的原则，已经在当时的社会里得到较为普遍的施行。因为法律的执行，一般是要远远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存在。特别是在上举的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一案，历经六位官员，加上黄榦，共有七位官员的审理，一致认为嫡出之子与庶出之子是有平等权利共享过世父母遗留财产的。这种家族共有财产共享原则的确立与普遍施行，显然与北宋时期张载等儒者的家族设计，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这种家族财产共享原则不仅在南宋时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南宋时期的这一变化，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女性从夫及其变通
  以往的论者对于宋代儒者的女性观念颇有指责，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①。其实，中国传统礼制对于女性的约束，由来已久。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女性与丈夫、女性与翁姑、女性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往往相当复杂，形态各异。而当司法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同的案件时，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就不能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相对变通的处理方式，以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有《徐家论陈家取去媳妇及田产》一案，说的是陈氏妇人嫁往徐氏为妻，并有陪嫁田产。陈氏妇人与徐氏丈夫生活多年，育有子女四人，后来不幸夫亡，其陈氏娘家怂恿陈氏妇人回居娘家，索回当初陪嫁的田产。陈氏娘家此举，纯为陪嫁的田产，因此，黄榦在判词中这样写道：
  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以夫之家为其家也。妇人谓嫁曰归，是以得嫁为得所归也。莫重于夫、莫尊于姑、莫亲于子，一齐而不可变，岂可以生死易其心哉？陈氏之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不幸而夫死，必当体其夫之意，事其姑终身焉。假使无子，犹不可归，况有女三人、有男一人，携之以归其父之家犹不可，况弃之而去？既不以身奉其姑，而反以其子累其姑，此岂复有人道乎？父给田而予之嫁，是为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装奁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陈氏岂得而有之？使徐氏无子，则陈氏取其田以为己有可也，况有子四人，则自当以田分其诸子，岂得取其田而弃诸子乎？使陈氏果有此志，陈文明为之父、陈伯洪为之兄，尚当力戒之，岂得容之使归，反助之为不义乎？察其事情，未必出于陈氏之本意，乃陈文明、陈伯洪实为此举也。陈文明独无儿妇乎？使伯洪死其妻亦弃其子以累其父母，取其田而自归，陈文明岂得无词乎？陈氏一妇人，陈文明亦老矣，其实则陈伯洪之罪也。知军吴寺簿不察此义，反将徐孟彝之弟徐善英勘断以为不应教其母争讼，是纵陈氏为不义也。欲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仍监将两项田听从徐氏收管，花利教其子、嫁其女，庶得允当。申提刑使衙取旨挥一行人召保。①
  在这个案件中，黄榦根据“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制原则，判定陈氏夫人既为徐孟彝之妻，“则以徐孟彝之家为其家，而得所归矣”。虽然丈夫已去世，但是作为徐家之人，其所有财产自然应该归属于徐家。即使陈氏最终去世，这些财产也应该由徐氏儿子继承。因此，其娘家是没有权力收回陪嫁的妆奁田产的。而其娘家妄行取回陈氏及田产，实为不义，故应予以惩处，“将陈伯洪从杖六十，勘断押陈氏归徐家”。
  陈氏与徐氏两家的关系相对简单，虽然因为陈氏娘家贪图取回妆奁田产而产生诉讼，但是毕竟事由仅涉两家，官司易判。而下面这件关于《京宣义诉曾嵓叟取妻归葬》的案件，关系就相当复杂了。该案件事由如下：
  京宣义经使军陈词，取妻周氏归葬。使军行下本县详状照条施行，本县遂追周氏之兄周司户及周氏前夫之子曾嵓叟供对。今据两家干人赍出周司户之才及曾嵓叟状词前来出官，今看详周氏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则周氏于曾家之义绝矣。既为京宣义之妻，则其死也，当归葬于京氏。然考其岁月，京宣义以开禧二年十一月娶周氏为妻，次年八月取归隆兴府，经及两月，周氏以京宣义溺于嬖妾，遂逃归曾家。自后京宣义赴池阳丞，周氏不复随往。至去年八月间，周氏身死，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又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周氏于曾家固为义绝，而京宣义之于周氏，亦不复有夫妇之义矣。使京宣义于周氏果有夫妇之义，则不应溺嬖妾而弃正室，又不应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数年，而挈其妾以之官。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特欲骚扰曾嵓叟之家，以装奁诬赖，因以为利耳。此岂士大夫之所当为哉？其说以为始乃娶赵副将之妻，不应曾嵓叟占留以葬，独不思周氏之嫁京宣义，乃自曾家出嫁，其避京宣义之妾而归也，亦归于曾家，岂得以为与曾家无干涉乎？周氏于曾固为义绝，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今京宣义弃周氏而去，亦绝矣。以义断之，则两家皆为义绝，以恩处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京宣义公相之子孙，名在仕版，不应为此闾巷之态，妄生词诉周氏之丧。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
  诉。申使军取旨挥干人留领断由讫放。①
  这个案件的事由甚为特殊，周氏夫人曾经嫁给三夫，“初嫁曾氏，再嫁赵副将，又再嫁京宣义”。初嫁曾氏时，生有儿子。三嫁京宣义之后，虽然名义上为京家之妻，但是京宣义沉溺于嬖妾之欢，于周氏毫无感情，“京宣义与周氏为夫妇，仅及一年，则已反目不相顾矣。既溺于嬖妾，无复伉俪之情”。周氏在京家既无女主人的地位，只好回到曾家，与自己的儿子相依过日子。而当周氏去世后，京宣义却经使军陈词，诉求取妻周氏归葬。对于这个案件，黄榦认为，周氏一再改嫁，与出嫁的曾家之义已绝；但是现嫁给京宣义为妻，二者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京宣义“携其妾之官，而弃周氏于曾嵓叟之家者凡四年，又岂复有夫妇之义乎？”，因此从家庭夫妻之义而言，周氏与曾家、京家均已不存在“夫妻之义”，故京宣义诉求取妻周氏归葬，于义无据。“生而弃之而不顾，死则欲夺以归葬，此岂出于死则同穴之至情乎？”然而周氏于曾家，虽然从夫妻之义的角度讲，“固为义绝”，但是宋代的法律规定：“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以恩情度之，“则京宣义于周氏绝无夫妇之恩，而曾氏母子之恩则未尝替也”。因此黄榦判定，周氏归于曾家安葬拜祭，京家不得妄行争执归葬。“乞行下听从曾嵓叟安葬，仍乞告示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黄榦既不是根据所谓的妇女贞洁的原则，也不是根据犹如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既嫁从夫的现实原则，而是以夫妻的真实感情作为判案的原则。夫妻既无感情，恩与义并绝，周氏就只能判给义绝而恩存的曾家了。这一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黄榦作为一名关心社会现实的儒者，在坚持义理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理变通的经世原则。①
  从黄榦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地位的认知这一事实，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出最为后世所诟病的妇女“贞节观”在宋代实施的某些侧面。在上举的许多案例中，妇女改嫁的事情屡有发生，黄榦对于改嫁女性的案件判决，一般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就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看，一般皆以为，中国社会对妇女守节方面的态度，存在一个演进的过程，虽然“从一而终”的妇女贞节一直受到高度认同，但是在明代以前，对礼教最具敏感度的士人，在其文集中，一般也不忌讳记载再嫁的妇女。同时，无论是宗室贵族还是士大夫官员，对于家族中的妇女再嫁，或娶再嫁的妇女，也不介意，或者说，即使介意，也不是最优先的考量。与之相比，门第或经济等因素显然更为重要。宋代之前，妇女仍然拥有选择再嫁的自由与空间，自周迄宋，妇女皆不讳再嫁。②我们从黄榦的判词中，再一次印证了宋代妇女贞节问题的这一事实。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及社会上的认知，往往把中国妇女贞节的非人道化归咎于宋儒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们。诚然，一部分宋儒确实把妇女的贞节观念提高到泛道德化的高度。特别是理学家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在中国妇女贞节观的历史演变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把妇女的贞节纳入到“天理”的范畴，使原本特出的道德行为开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就理学系统而言，天理是内于人心的，这就将原本是随机发生的道德实践赋予了普遍化的意涵。”③后世对于妇女贞节问题的认知，往往以宋儒程颐的这一极端言论而加以叙述。但是，同样作为儒者、理学家，又是程颐的晚辈的黄榦，却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对妇女的贞节问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我们今天对于宋儒们在妇女观上的评价，似不宜一概而论。
  八、从《谕俗文》看真德秀的孝道与民间社会管理理念
  （一）政治性功能与民间社会管理功能是孝道的两个基本面
  中国人提倡孝道，由来已久。但是到了近现代，人们对于传统“孝道”颇有微词。一方面，人们认为所谓的“孝道”过于虚伪甚至有悖人道；另一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们，总是热衷于把“孝道”与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认为历代统治者为了让天下臣民效忠于自己，大力提倡“孝道”，鼓吹“移孝作忠”，以“孝道”的名义，最终达到“忠君”以及下级效忠于上级的统治目的。台湾地区学者吕妙芬在《孝治天下》一书中这样写道：“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在汉代已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君王身体力行、告谕天下、提倡尊老政策以外，司法、教育、选才、赋役等系统也都介入支持，使得“孝”成为政治文化中极重要的价值，也因而不乏被各方挪用而变质的事例，具高度政治性。后代君王同样注重孝治，虽然形式与程度有所差异，但以孝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当的延续性，不过仍以近世时期最为完备。……旌表是皇权深入民间收编既有势力与提倡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也是民间，尤其是地方大族，得以争取获得国家认可、扩展自身权力与影响的重要机制。因此，旌表对于孝治的推行十分重要。旌表孝子虽在唐代已有许多事例，但李丰春和杨建宏都指出，旌表的制度要到宋代才更完备，也才更深入民间。……近世中国朝廷利用旌表制提倡孝道的机制，愈到晚近愈趋制度化和成熟，也愈深入民间，并且跨越性别，其对于孝治意识形态之影响不容忽视。”①
  中国历代统治者提倡“孝道”，固然有借此堂皇的名义以达到“家天下”，以及由下而上逐级顺服的统治秩序，这种“移孝作忠”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历代官方的统治，而且也导致了不同的领域专制体制的逐步强化和“孝道”的虚伪性。然而，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的是，“孝道”除了在政治领域起到重要作用之外，它对于民间基层社会而言，是否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在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中国社会，“孝道”的存在是否具有它的合理性及不可替代性？显然，关于“孝道”与中国民间社会的建构与管理，是我们讨论“孝道”问题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实上，宋代儒者特别是理学家们对于“孝道”的理解与倡导，并不仅仅局限在“移孝作忠”的高度政治性上面，而是更加侧重于人与社会的基层建构。从个人而言，著名的《大学章句》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修身”是达到终极目标的基础，假如没有意诚正心的“修身”，那么一切理想均为空谈，所谓“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而从社会建构而言，“孝道”无疑就是一切社会组织与管理的最为基础性的建构。孔子曾经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父子、兄弟关系为核心的人伦规范，即以爱敬、顺从、和睦、谦让等为主要人间秩序价值观。缺失了“孝道”“孝悌”的人伦规范及人间秩序价值观，则民间社会必然进入极其混乱无序的状态，民间社会的正常延续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宋代的儒者们对于“修身”与“孝道”这两则做人与建构管理社会的基础价值观，不但自身勤于实践，而且不遗余力地予以宣扬倡导。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讲，宋代儒者特别是理学家们对于致力“孝道”在民间社会建构和管理上发挥重要作用，恐怕要超过他们对于“孝道”导致“忠君”政治作用的期待。
  下面，我们以南宋儒者、理学家真德秀为例，就“孝道”与民间社会建构管理的相互关系诸问题，做一初步的探索。
  （二）真德秀的《谕俗文》与倡导孝道
  真德秀是朱熹的重要传人。朱熹本人在其短暂的为官日子里，每到一处，总是念念不忘以儒家的道德观教化当地官吏和民众，写下了不少《谕俗文》《劝农文》一类的文章。朱熹的这种行为，显然深刻影响到他的后学们。黄榦、真德秀等也都仿效朱熹，在自己的官任上，撰写《谕俗文》《劝农文》的文章，以期达到教化当地官吏和民众的作用。其中，真德秀所撰写的《谕俗文》《劝农文》等教化文章，大概是朱熹后学之中最为突出的。
  我们现在可以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文献中看到的《谕俗文》《劝农文》一类有关地方教化的文章，一共有17篇，分别是《泉州科举谕士文》《劝学文》《潭州谕同官咨目》《潭州谕俗文》《劝立义廪文》《谕贼文为招司作》《福州谕俗文》《浦城谕保甲文》《再守泉州劝谕文》《泉州劝孝文》《谕州县官僚》《福州劝农文》《泉州劝农文》《劝农文》《隆兴劝农文》《劝农文》《再守泉州劝农文》①。其中《潭州谕俗文》《再守泉州劝谕文》《福州谕俗文》《潭州劝学文》《泉州劝孝文》等六篇，在明末清初曹溶编辑《学海类编》时，汇为一辑，以真德秀《谕俗文》的名称，单独刊布于世。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编辑出版《丛书集成初编》，以及1985年中华书局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时，均沿用曹溶《谕俗文》的名称，收入其书。②
  真德秀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劝谕文中，关于“孝道”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论述，以《潭州谕俗文》最为突出，该谕俗文略云：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之重，非特责以有司常务而已，布宣德化、导迪人心，实守臣之事。顾此风俗未详知，今以天性人伦之大者，与夫迁善改过之方，首为尔民告，名之曰谕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为先。盖人之为人异乎禽兽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长幼之义也。诗云父生我、母鞠我；继之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此言父母之恩，与天同大；为人子者，虽竭其力未足以报也。今乃有亲在，而别籍异财；亲老而供养多阙，亲疾而救疗弗力；亲没而安厝弗时。不思此身从何而有？罔极之报，当如是乎？至于兄弟天伦，古人谓之手足，言其本同一体也。今乃有以唇舌细故而致争、锥刀小利而兴讼，长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气之亲，何忍为此？潭湘旧俗素淳厚，如前数者，未必有之。太守此来，欲以义理训民，未免预陈劝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县。自今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者，采访得实，具申本州，当与优加旌赏，以为风俗之劝。或其间有昧于礼法之人，为不孝不悌之行，乡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诲谕，令其悛改。……若上违太守之训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则是败常乱俗之民，王法所加，将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终身不齿，虽悔何及尔？民其思之毋忽。
  二、古人于宗族之恩，百世不绝，盖服属虽远，本同祖宗，血脉相通，岂容间隔？至于邻里乡党，虽比宗族为疏，然其有无相资、缓急相依、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情义所关，亦为甚重。今人于此二者，往往视以为轻。小有忿争，辄相陵犯。词愬一起，便为敌仇。有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陈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余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为义门。近者吉州孙进士，以惠施一乡，诸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为美谈。江湖之间，境土相接，岂有江西之人为义举，而此独不能？今请逐处老成贤德之士，交相劝率，崇宗族之爱，厚邻里之欢，时节往来，恩义浃洽。小小乖忤，务相涵容，不必轻启讼端，以致结成怨隙。若能和协亲族、赒济里闾，为众论所推，亦当特加褒异。如其不体教训，妄起讼争，惩一戒百，所不容已。尔民其勉之毋忽。
  三、官之与民，谊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体恤。为有司者，不当以非法扰民；为百姓者，亦不当非理扰官。太守平时以爱人利物为心，不啻饥渴。视事之始，切切讲求。已转牒州县官，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除其十害。何谓四事？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是也。何谓十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迭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十者有无所未详知，万一有之，当如拯溺救焚，不俟终日，务令田野安帖，愁叹不生。民间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许明白具状前来陈述，但不许匿名实封许人私过。言而有理，即当详酌，以次施行。尔民亦宜体太守此心，更相劝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强横吞谋贫溺，奸狡诈伪欺骗良善，教唆词讼，计属公事，聚众斗殴，开坊贱博，居停盗贼，屠宰耕牛，沽卖私酒，兴贩禁物，如此之类，皆系非法。无理之讼勿妄为，如事不干己，辄行告讦，撰装词类，夹带虚实，如此者皆是无理。或日前所为，末免害义。若幡然悔悟，去恶从善，如汤沃雪旧迹都消。人谁无过，改之为贵。周处三害，终为名贤。父老其以此意为乡闾子弟反复解说，必若教之不悛，则国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虽欲宽，不可得尔。民其幸听之毋忽。
  右谕俗三事，开具在前。太守之于尔民，犹父兄之于子弟。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无过；为太守者，亦只欲尔民之无犯。故于到任之初，以诚心实意谆谆告谕。其不识文义者，乡曲善士当以俗说为众开陈，使之通晓，庶几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无追呼之迹，公庭无鞭扑之声，民情熙然，化为乐众，岂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①
  真德秀在这篇《潭州谕俗文》中，把当时的社会管理教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以个体家庭为核心，在家庭内部，必须施行孝道、孝悌，“父母之恩，与天同大；为人子者，虽竭其力未足以报也”，“兄弟天伦，古人谓之手足，言其本同一体也”。在家庭内部施行了孝道、孝悌之后，就可以使家庭中的各位成员尊老爱幼、相互体贴、和睦共处。在个体家庭这个社会基础之上，是宗族和乡族。因此，真德秀在社会管理教化中设计了第二层次。“宗族之恩，百世不绝，盖服属虽远，本同祖宗，血脉相通，岂容间隔？至于邻里乡党，虽比宗族为疏，然其有无相资、缓急相依、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情义所关，亦为甚重。”这也就是说，从家庭内部的孝道、孝悌出发，扩展到宗族、乡族的层面，才可以做到乡里之间缓急相依、患难相救、守望相助，使得宗族、乡族的基层社会，处于一个长期比较稳定的状态。在这两个层次之上，即第三层次，是民间基层社会与官府的关系。民间基层社会如果与官府没有一种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的长期稳定与长治久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真德秀所向往的民间基层社会与官府的关系，应该是“谊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体恤”。显然，真德秀把家庭的孝道、孝悌，进一步扩展到基层社会与官府的关系之上。民间与官府只有做到像家人那样“谊同一家”，社会的管理才能敬上抚下、合相体恤。
  中国提倡“孝道”由来已久，是与长期以来我国以农作物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农作物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基本上必须维持一种安土重迁、邻里相依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有别于商业社会和游牧社会那种迁徙不定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生产与生活的相对稳定性，是农业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要维持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稳定，强化家庭、家族、宗族、乡族等基层社会组织的自身凝聚力，使之能够比较自觉地敬老爱幼、守望相助，则充分启发人性的原始因素，即血亲之爱，无疑是发挥基层社会组织自身凝聚力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可以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提倡和施行“孝道”，是维护基层社会相对稳定和谐，民间与官府相对体恤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在唐宋以来传统的诸侯、世家豪族等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体系已经崩溃瓦解的情况下，宋代的儒者们极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建构了一种适应于宋代社会的新的家族制度。这种新的家族制度，即民间基层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不仅需要有硬件制度及组织上的设计与建构，而且还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价值观予以支撑。真德秀在《潭州谕俗文》中所阐述的以“孝道”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教化的三个层次理念，对进一步完善南宋时期的民间基层社会组织及家族制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宣化作用。
  真德秀不仅在潭州任上以孝道劝谕地方的民众与官吏，在担任其他地方的官员时，也是如此。他在知泉州时，撰写了《泉州劝孝文》和《再守泉州劝谕文》等，也是以孝道作为教化民众和管理基层社会的首要内容，“当职昨以三事谕民，首及孝悌”①。他在《再守泉州劝谕文》中，以四字一组的通俗文字写道：
  太守将至，郡人欢迎，自惭薄德，莫副民望，视事之始，合有教条，不惮谆谆，为尔开说。凡为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爱，协和兄弟。人非父母，岂有此身？父母生儿，多少艰辛，妊娠将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饮母膏血。携持保抱，日望长成，如惜金珠，如护性命。慈乌反哺，犹知报恩，人而不孝，乌雀不若。兄弟之爱，同气连枝，古来取喻，名为手足。人无兄弟，如无四肢，痛痒相关，实同一体。长当抚幼，弟当敬兄，或值急难，尤须救助。其次族属，虽有亲疏，论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叶分披，本同一根，气脉未远，岂宜相视，便若路人？其次乡邻，情义亦重，患难相扶，疾病相救，恩义往来，亦不可阙。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尔良民，首当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争，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兴词，一到讼庭，终身仇敌，更相报复，无有休期，坏产破家，多由于此。语言喧竞，或不能无，邻里之间，急宜劝止，莫令交手，致有斗伤，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结深仇。何似始初，便从忍耐，触来莫竞，心下清凉。市井经营，虽图利息，亦须睹是。莫太亏瞒，秤斗称量，各务公当，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湿米水肉，太为人害，放债收息，量取为宜。分数太多，贫者受苦，举债营运，如约早还，莫待到官，然后偿纳。饮酒无节，少不生灾，赌博不戒，多至为盗。游手浮浪，久必困穷。勤谨服业，终是得力。太守今此，为民复来，有大不平，当为伸雪，有大不便，当为蠲除。事若细微，不必相挠。于尔无益，于我徒劳。违法犯刑，最不可作，旧来有过，各许自新，教而不从，刑斯无赦。有过能改，即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诲尔子弟，及其乡人，有违此言，众共诮责。凡此忉怛，欲晓编民。读书为儒，师慕圣哲，自知义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闾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贤，以善教人，人必感动。去薄从厚，弭灾召和，其始自今，永为乐国。①
  真德秀在诸多的《劝谕文》《谕俗文》《劝孝文》中，常常引用前人或当地尽孝的典型例子劝导民间施行孝道，但是他对于某些极端的尽孝方式，如割股疗亲等，似乎并不赞同，他在《泉州劝孝文》中说：“子之事亲，常须恭敬，不得慢易，盖父母者，子之天地也。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诛；为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谴。……亲年既高，不能无疾，人子当躬自侍，奉药必先尝。若有名医，不惜涕泣恳告以求治疗之法，不必剔肝刲股然后为孝。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贻亲忧。”①这种居于人道人情的劝孝，显然要比那些无限道德化的劝孝方式更为切合民间社会的实际。
  真德秀不仅在《劝孝文》《谕俗文》中宣扬孝道，在其他如《劝农文》《劝学文》中，也都以“孝道”为主要道德指南，化育民间社会。如在《隆兴劝农文》中说：“太守被命来守此土，两月于兹矣，闾阎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访问，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视农，获与尔父老周旋于郊外，敢竭诚意与父老言。……尔农有愁叹之苦，汝农亦宜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与其怠惰而饥寒，何如勤苦而温饱；与其奢侈而困穷，何如俭约而丰足。有子弟当教之以孝义，有妇女当课之以蚕织。兄弟宗族，恩义至重，不可以小利致争；邻里乡党，缓急相须，不可以小忿兴讼。喜争斗者，杀身之本；乐词讼者，破家之基。赌博乃偷盗之媒，耽酒是丧生之渐。凡此数事，为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祸败。父老其以此意遍谕，使更相劝勉，庶田亩辟、百穀丰，家给人足，风俗近厚，则尔农之利也，亦太守之愿也。”②在湖湘任上的《劝农文》中说：“嗟尔湘人为生甚勤，土瘠而硗，俗窭且贫，太守之来，兢兢朝夕，惠利为心，可质天日。……父慈子孝，和气满堂，雍雍愉愉，为家之祥。子悖其亲，父虐其子，伤恩败教，皆由兹始。有媪曰陈百岁，康强若儿若女，鹤发成行。问其所致，曰慈曰孝。夫岂偶然，天道之报。陈民长少，县明道乡人，今年百有二岁，二男一女，皆近八十，缘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赐之高寿。我劝尔民，是则是效。”③
  在《泉州劝农文》中说：“仲春劝农耕，郡国有常制。……父老记我言，归语尔子弟，及尔乡党间，各各修礼义，事亲与敬长，必也孝且悌，恩爱笃宗族，欢好洽邻里，全此乃为人，否则犬豕类。第一勿好饮，好饮多招累，颠冥触罪罟，太半缘酣醉。二则勿好博，好博为身祟，但观盗窃徒，多起摴蒲戏。三则勿好斗，逊顺人所贵。忘身及其亲，每每因忿恚。何如忍须臾，事过心如水。四则勿好讼，终凶圣所戒。小则縻赀财，大则遭缧系。何如退跬步，终身免颠踬。我昔初下车，谆谆尝揭示。今复重丁宁，尔民宜切记，谕农因谕俗。予心真笃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①
  真德秀第二次出任知泉州时，再次出榜《劝农文》，并且把《孝经·庶人章》刊刻成册，广泛散发于民间，俾之有所遵行。《再守泉州劝农文》云：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己卯《劝农文》有曰来岁相望，邈乎山川。盖睠睠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复来，又因劝农，得举杯酒以饮父老，喜当如何？尔民之喜，当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来，精神气力不及前时，惟有真心爱民不减前时。今所望于父老者，劝化乡闾后生子弟，各为善人，各修本业而已。《孝经·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经乃至圣文宣王所作，大圣语言，应不误人。春宜深耕，夏宜数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敛，豆麦黍粟，麻羊菜蔬，各宜及时用功布种，陂塘沟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须谨身节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爱惜，莫作罪过，莫犯刑责，得忍且忍，莫要斗殴，得休且休，莫生词讼。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谨身。……财物难得，常须爱惜。食足充口，不须贪味。衣足蔽体，不须奢华。莫喜饮酒，饮多失事。莫喜赌博，好赌坏人。莫习魔教，莫信邪师。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凡人皆因妄费无节生出事端，既不妄费，即不妄求，自然安稳。无诸灾难，便是节用。谨身则不忧恼父母，节用则能供给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谓孝。故曰：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虽亡，保守遗礼，勤修祭祀，亦与孝养一同。《孝经》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镂小本，烦尔父老散与乡民，劝其朝朝诵念，字字奉行。如此则在乡为良民，在家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废业自取饥寒、放荡不谨自招危辱者，相去远矣。尔民既喜太守之复来，则当信从太守之教令，其敬听之毋忽。①
  在这份《劝农文》中，真德秀除了一再秉持“孝道”以教化民间社会和睦相处、勤力为农之外，他还希望通过“孝道”的宣扬，摒弃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南宋时期的泉州地区，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对外交通码头，随着中外文化交通的发展，一些海外的文化表现形态如摩尼教、基督教、印度教等，也随着阿拉伯商人及西方商人的来临，在泉州地区有所传播。真德秀作为一名纯正的儒者，自然是不能接受这些外来宗教在自己治下的区域内传播的，因此他在这篇《劝农文》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莫习魔教，莫信邪师。莫贪浪游，莫看百戏。”真德秀的这篇《劝农文》，既反映了他始终把“孝道”的施行作为构建管理民间基层社会的首要道德教化内容，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时期泉州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若干新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已经为敏锐的儒者真德秀所注意。他所提出的以中国传统的“孝道”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无论是错还是对，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在面对外来不良文化侵袭时所应当予以深思的。
  （三）真德秀推行孝道的其他措施
  真德秀认为，在民间推行孝道，建立比较和谐的宗族、乡族关系，除了广加劝谕之外，司法的配合也是重要的辅助环节。地方官员应该根据褒奖孝行、惩罚不孝的原则，强化孝道在民间社会的施行。如上引他在《潭州谕俗文》中所说：“或其间有昧于礼法之人，为不孝不悌之行，乡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诲谕，令其悛改。”“若上违太守之训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则是败常乱俗之民，王法所加，将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终身不齿，虽悔何及尔？民其思之毋忽。”他在《泉州劝孝文》中也强调了这一想法，他说：
  数月以来，累据诸厢申到，如黄章取肝以救母，刘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强者，其母安人陈氏得疾几危，宗强割股救疗，母遂平复。虽非圣经所尚，然其孝心诚切，实有可嘉。今忽据百姓吴拾同妻阿林，诉其子吴良聪不孝。再三审问，具言其详。当职沗为郡守，不能以礼义训人，致使民间有此悖逆，日夕惭惧，无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条支赏外，特请赴州，置酒三行，以示宾礼之意，用旗帜鼓乐鞍马伞扇送归其家。吴良聪罪该极刑，姑与从轻杖脊二十，髡发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断。使人知孝于其亲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亲者，王法所必惩。兼此邦之人本来易化，只缘官司不加训励，故有无知而轻犯者。今为尔民略陈大义。昔者圣人作《孝经》一书，教人以事亲之道。其纪孝行章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之始终，无出于此。①
  真德秀这种以道德教化和司法奖惩相互配合的推行“孝道”之举，对于稳定民间基层社会和民间与官府的关系，势必起到比较良好的效果。然而，真德秀认为仅凭官府司法的强制，还不是最好的办法，作为真德秀设计民间社会建构与管理的第三层次，即民间与官府的和谐互为体恤方面，官府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表率民众，从而秉公施政，同样也是督促民间施行孝道、官民和谐必不可少的方面之一。为此，真德秀还专门撰写了劝谕官吏的文字，他在《潭州谕同官咨目》中谆谆劝谕同僚与属下云：
  某猥以庸虚，谬当阃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赖官僚叶心同力，庶克有济。区区辄有所怀，敢以布于左右。盖闻为政之本，风化是先。……今欲因其本俗，迪之于善，已为文谕告，俾兴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邻里之恩。不幸有过，许之自新，而毋狃于故习。若夫推此意而达之民，则令佐之责也。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若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与夫协和亲族赒济乡闾为众所推者，请采访其实以上于州，当与优加褒劝，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昔密学陈公襄为仙居宰，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岂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将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然而正已之道未至，爱人之意不孚，则虽有教告，而民未必从，故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己以廉。凡名士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讦，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抚民以仁。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庇，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小有私曲？听讼不审。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矣。其可苟哉？淹延囚系。一夫在囚，举室废业，囹圄之苦，度日如岁，其可淹久乎？惨酷用刑。刑者不口已而，用人之体肤，即己之体肤也，何忍以惨酷加之乎？今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关节用刑，殊不思刑者，国之典，所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泛滥追呼。一夫被追，举室皇扰，有待引之需，有出官之费，贫者不兑举债，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泛滥乎？招引告讦。告讦乃败俗乱化之原，有犯者自当痛惩，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实封伏与出榜，召人告首，阴私罪犯，皆系非法不可为也。重迭催税。税出于田，一岁一收，可使一岁至再税乎？有税而不输，此民户之罪也，输已而复责以输，是谁之罪也？今之州县，盖有已纳而钞不给，或钞虽给而籍不销，追至官呈钞乃免，不胜其扰矣。甚者有钞不理，必重纳而后已，破家荡产、鬻妻卖子，往往由之。有仁心者，岂忍为此？科罚取财。民间自二税合输之外，一毫不当妄取。今县道有行科罚之政，与夫非法科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纵吏下乡。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也。弓手士兵，尤当禁戢，自非捕盗，皆不可差出。低价买物是也。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咸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着民户，何以堪此？
  某之区区，其于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贤固有不俟丁宁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岂无当勉而未能者乎？传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又曰谁谓德难厉其庶而贤不肖之分在乎勉与不勉而已。异时举刺之行，当以是为准，至若十害，有无所未详知，万一有之，当如拯溺救焚，不俟终日。毋狃于因循之习，毋牵于利害之私。或事关州郡，当见告而商榷焉，必期于去民之瘼而后已，此又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与县，本同一家，长吏僚属亦均一体。若长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属退然自默，不以情达乎上，则上下痞塞，是非莫闻，政疵民隐，何从而理乎？昔诸葛武侯开府作牧，首以集众思广忠益为先。某之视侯，无能为役，然虚心无我，乐于闻善，盖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当知者，愿以告焉。某之所为有不合于理、有不便于俗者，亦愿以告焉。告而适当，敢不敬从？如其未然，不厌反复，则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赐；而某也，亦庶乎其寡过矣。敢以诚告，尚其亮之幸甚。①
  真德秀在这份《潭州谕同官咨目》中，列举了当时官场常见的十种弊病，即“十害”。他希望从自己做起，坚持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努力抵制十种弊病。只有这样，官府才能做到清明为政，从而与民间建立起相互体恤、上下和谐的官民关系。而这种上下和谐的官民关系，正是居于“孝道”道德基础之上的，所谓“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
  真德秀再次知泉州时，发现由于泉州海外贸易发达，财货茂盛、奇珍汇集，民间一有讼诉，往往贿赂官府，因此他又撰写了《谕州县官僚》一文，以劝诫当地的官吏同僚们。该文略云：“某昨者叨帅长沙，尝以四事谕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区区实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间，为潭人兴利除患者，粗有可纪。今者蒙恩起废，再抚是邦，窃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无出前之四事而已，故愿与同僚勉之。盖泉之为州，蛮舶萃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羡，而豪民巨室，有所讼诉，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节，污者士之丑行。士而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己欲安居，则不当扰民之居；己欲丰财，则不当朘民之财。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矧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故愿同僚各以哀矜恻怛为心，而以残忍掊克为戒。则此邦之人，其有廖乎？……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咈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盖殉货贿，则不能公；任喜怒，则不能公。党亲昵、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今之居官者，或以酣咏遨放为高，以勤强敏恪为俗，此前世衰弊之风也。盛明之时，岂宜有此？……今愿同僚共体此意，职思其忧，非休瀚毋聚饮，非节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几政平讼理，田里得安其生。……某虽不敏，请以身先，毫发少渝，望加规警。前此官僚之间，或于四者未能无愧，愿自今始洗心自新。”①
  真德秀在江西任上时，亦时时不忘官府的自律，他在《隆兴劝农文》中说：“太守被命来守此土，两月于兹矣，闾阎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访问，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视农，获与尔父老周旋于郊外，敢竭诚意与父老言。夫劝农，故事也。然知劝农而不知去其害农者，则亦文具而已矣。盖不时之科敷害农也，无故之追扰害农也，夏秋租税已纳重催害农也。近者约束十条亦既禁止丁宁之矣。目今以往，贼盗之殃汝，吾为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为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断不敢自安。”②在福州任上时，颁布《谕俗文》，也向民众表达了严厉管束官府所为的决心：“自到福州，一意讲求。赋输太重者，首议蠲减。科须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乡之扰，除保司代纳之害。戒谕十二县官属，毋滥刑，毋横敛，毋徇私，毋黩货，毋通关节，毋任胥吏。……今以申饬十二县者，行下诸州，各察其属，务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于田里。尔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爱身寡过，务本著业。……当职以本路之人为本路之帅，其视八州皆如乡党，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贪残者，当为尔惩之；豪强侵暴者，当为尔戢之；盗贼剽窃为汝之害，当为剪除之。尔既安其生，异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自今以往，家家礼义、人人忠孝。变
  七闽之俗为邹鲁之乡。”①
  （四）对真德秀推行孝道与民间社会管理理念的省思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德秀在地方官任上劝谕民间施行“孝道”，无论是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敬老抚下；还是以“孝道”的精神贯彻于宗族、乡族之内，使宗族、乡族内部得以有无相资、缓急相依、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情义相关；以及强调官府为政行为的自律，营造民间与官府相互体恤、和谐的关系，从家庭、宗族、官府三个层次入手，相辅相成，宣扬和推行“孝道”，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建构一个以“孝道”价值观为基础的，和谐相助的民间基层社会。真德秀推行“孝道”以及他的民间社会管理理念及其实践，可谓良苦用心。
  真德秀希望通过“孝道”三个层次的建构和推行，在民间形成一个长期稳定而又贫富相资、邻里相助的和谐社会。对于这一愿望，他在劝谕文、谕俗文中屡屡有所表达。如在湖湘《劝农文》中如是说：“贫富相资，今古同之；富而无贫，谁耕谁耘？贫而无富，谁依谁怙？田连阡陌，禾满囷仓，宜念细民，朝无夕粮。厚积深藏，乘时邀价，众怨是丛，天岂汝赦？厚德长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万金弗如。为富不仁，鬼神所瞰，累世之储，荡于一旦。我劝尔民，宜以为鉴。……我示尔民，休戚由己，期汝听从，何惜词费？父老来前，劝汝一觞。归语于家，以及其乡。守既爱民，民盍自爱。返朴还淳，迁善远罪。家给人足，复见古风。”①在《劝立义廪文》中，他更是把先师朱熹《西铭解》中的名言加以发挥：“夫人之贫富，虽有不同，推其由来，均是天地之子。先贤有言，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我之与彼，本同一气；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贫，正当以我之有余，而济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为念者，其子孙必贤，其门户必兴。盖困穷之民，人虽忽之，天地之心，则未尝不悯之也。我能惠卹困穷，则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则必获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计之，无饥民则无盗贼，无盗贼则乡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②
  宋代政府推行保甲制度，人们多以为是准军事的武装自卫组织，真德秀在向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说的时候，同样别有新意，认为政府建立保甲，实际上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乡里和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他在《浦城谕保甲文》中说：“古者于乡田，同井之义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遗意。然今人少知此义，邻里相视，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举行保甲，某甚以为喜。盖不惟可备不虞之患，亦欲因此与里社相亲，渐还古意。以诸隅区处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恐其别有差使故也。某尝闻令君与丞公之议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堤防小窃与遗漏而已。一家有盗不能自获也，邻里毕至，则其获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灭也，邻里毕至则其灭必矣。若夫扦御外盗，近则有尉寨之兵与招募之兵，远则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责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纲耳。贫士之无仆者，单丁之老弱者，不强之使出也。五日一点，欲见其大数耳。虽有拽队巡警之说，未必常行也。此皆县官本意，而外人未尽知，故有疑论。不知此法之行，实以恤民，而非扰民。特疑之者过耳。某卜居于此，倏已六年，阖邑之人，皆吾邻里乡党也，思一聚会而未能。今因此遍会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将以此月中旬与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备，退而分胙，则百家之人皆预，不以士农工商为间，庶合古人崇重乡社之意。其坐次则别有区处，是日当为陈说，邻里乡党，相亲相睦之义，及官司所以团结保甲本意，庶几众心晓然，无复疑惑。今先浼隅官总首遍行告报，仍为此文揭之门首，庶邻里通知焉。”①
  综观真德秀在地方官任上倡导“孝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构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互济、贫富相资、守望相助的民间基层社会。固然，中国历代政府，包括宋代的统治者在内，提倡“孝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化倾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建构与管理民间基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孝道，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以“孝道”为道德价值观基础构建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是最为理性、最有生命力的。我们实在想象不出，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有哪一种道德标准所建构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模式可以替代这种民间基层社会模式。正因为如此，这种以“孝道”为道德价值观基础构建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是可以跨越时代、跨越王朝体系的。甚至时至今日，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与传统农业社会不甚相同的新的时代，但这种以“孝道”为道德价值观基础构建起来的民间基层社会，仍然有着相当的生命力。我们从真德秀一系列的《劝谕文》《谕俗文》《劝农文》《谕州县同僚》中，看到了宋代儒者对于建构这种民间基层社会理念的不懈追求。我们在讨论中国“孝道”的时候，切不可只把眼光关注在所谓“孝道”的意识形态政治化之上，真德秀等宋代儒者在建构民间基层社会时所做出的努力和杰出贡献，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
  九、试论真德秀在泉州御剿海盗诸措施
  真德秀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和绍定五年（1232）两度出知泉州，在当地留下许多政绩，为当时泉州百姓及后人所赞许和怀念。南宋时期，泉州是我国著名的对外交通港口，闻名于世界。我国台湾学者李东华称：“自宋室南迁后，由于人口大量南移，东南地区经济持续成长，以及财政仰赖市舶益切等诸多因素的配合，中国传统大陆性帝国之形态逐渐减弱，向海洋的发展渐趋积极。在这一重要转变之下，泉州地区的对外交通趋于极盛。12世纪中期至14世纪末的250年中，泉州成为我国对外海上交通的枢纽。就泉州地区的发展而言，是空前绝后的。”①
  真德秀于13世纪前半叶出任泉州知州，泉州地区的对外交通自然是他任内所应关注与处置的重要事务之一。下面，我们就对真德秀在泉州任上处置海上贸易和海盗的问题，做一粗浅的论述。
  （一）扶持海上通商
  虽然从整体上讲，南宋时期是泉州对外交通的繁盛时期，但是在真德秀出任知州期间，泉州的海上贸易却处于相对的低谷时期。李东华云：“南宋泉州对外交通虽臻极盛，但南宋中期以后因几项因素之影响而趋衰微。这些因素中有史料可稽的有以下三项，一为海寇之猖獗，二为政府之苛征与官吏之不法，三为宗室之欺压。”①真德秀在《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状》中描述当时泉州海上贸易及经济衰败的情景时云：
  窃见本州通年以来公私窘急、上下煎熬，虽其积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亿之难，蠹耗之甚……庆元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通融应副，未觉其乏。自三、二十年来，寺院田产与官田、公田，多为大家巨室之所隐占，而民间交易，率减落产钱而后售，日朘月削，至于今七县产钱，元计三万四千七百余贯文，今则失陷一千六百余贯。经界未行，版籍难考，不坍落者指为坍落，非逃亡者申为逃亡，常赋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是课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②真德秀到任之后，深知海上交通贸易对于泉州地区以及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认为民生困苦，海舶少至，他屡屡写道：“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蠙珠象齿、通犀翠羽，沈脑熏陆，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权近饰妻妾视以为常，而贾胡之衔冤茹苦，抚膺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阙绝，郡赤立不可为。”①“此邦夙号于乐郊，至近岁遽成于凋俗，公私耗竭，上下煎熬，租簿弗登，旬月之储何有？商舟罕至，斗升之值尚腾。”②“清源之吉壤，本南土之富州，爰自迩年，顿非旧观。七邑而二为煨烬，十室而九乏盖藏。番舶罕来，市廛之失业者众；舡粟弗继，军民之仰籴者艰。”③在这种情况下，真德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抑制地方势家、宗室成员以及官吏的种种舞弊行为，增加收入。同时又适当减轻海舶贸易的税课，安抚蕃客，鼓励海舶出海及回州交易等等。如他在到任之初，就下令废除征税预借之弊：“常赋不如昔，而宗子之给乃倍多于昔，虽有材健之守，亦无术可为！不过阴纵诸县探借一、二年之税，重催已纳之钱，而抑勒保司代输逃阁死绝之赋，甚至无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罚，无所不为，民之憔悴，为日已久。某之至也，讲求利病，于前数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④《晋江县志》亦记云：“诸邑二税，尝预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之。有累月不解一钱者，郡计稍逼，或咎其宽恤太骤。德秀谓：‘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⑤对于上述“和买”舶商之弊，真德秀也与提举赵崇度等相互策划，立即予以废止：“余亦代公守郡，相与划磢前弊，罢和买，镌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故事岁以土物遗诸公贵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餍满。公曰：吾不能朘民脂以市宠，悉罢弗遣。”①
  在真德秀的全面整治和扶持之下，泉州沿海的海舶贸易得到了明显的回升。《宋史·真德秀》云：“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②乾隆《泉州府志》亦记载云：“真德秀，字景元，号西山，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嘉定十年知泉州。时番舶惧苛征，至者岁无三四。德秀至郡，首宽之，遂岁增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听。治势豪梗法，务在痛绳。……绍定中再知州事，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以出，欢声雷动。”③真德秀深知，地处东南沿海的泉州士民，从事海上交通贸易是维持日常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使得海外番舶源源不断前来贸易，沿海居民得以赖此补贴生计，泉州的社会民生才能得到比较正常的发展，因此，在他两次知泉州事的经历中，都尽自己的能力，在政策措施上予以海上交通贸易活动某些扶持与帮助。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大环境里，真德秀的这些扶持海上交通贸易的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有限而且短暂的，随着他的离任，这些政策措施很快就被后任者所遗弃忽略，但是尽管如此，真德秀把扶持海上交通贸易活动作为稳定泉州社会、促进民生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真知灼见，还是很值得后人肯定和追慕的。
  （二）整饬沿海军备
  宋代泉州虽然是海上交通贸易的繁盛时期，但是正因为这种繁盛，不但滋生了一些官吏势家的腐败舞弊现象，同时也招致了沿海一些不务正业的棍徒对财富的非法窥伺，以抢劫为生的海盗因而产生，并且有日益猖狂之势。“自宁宗开禧（1205～1207）之后，泉州的武备空虚。温州、明州（宁波）的海盗，窥见单薄，乘机寇掠，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甚至深入广南，劫掠来泉或回泉之海舶，威胁福州、泉州和兴化三郡军民的米粮供应，以及国课的收入。海盗意在劫米船以丰其食，劫番舶以厚其财，劫丁壮掳舟船以益张其势。而且越漫越张，盗氛益猖。始出海不过三五十人，俄即添为数百以至千人。海道不宁，海盗猖獗。”①
  嘉定十一年（1218），即真德秀首知泉州的第二年，来自温州的海盗犯境，真德秀亟牒左翼军官兵，会同晋江、同安管下的诸澳民船前去收捕。经过激烈的战斗，官兵取得了胜利。真德秀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记述这一次海战云：“照对温艚贼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左翼军遣发官兵，及劝谕晋江、同安管下诸澚民船，与官军会合，前去收捕。公移亲笔，再三勉励，如能捕获贼首及其徒党，除优支赏犒外，更与保明具申朝廷补授官资，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奋。……至五月十三日，其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为官民船赶上，获到贼首赵希郤、林添二、陈百五、蔡郎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军捉到贼探郑九七、高彦二名，晋江县尉捉到贼探朱十四一名，惠安县捉到贼探林庆郎一名。又漳州统领杨修武续捉到被掳人樊十等一十一名，总计一百三十六人，并赃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军勘院根问。各据招节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杀人等。罪犯于当月二十四日照断处断，及将被掳人释放。已具申枢密院外，切念某叨居郡寄，平时素无威望可以震慑奸心，致使贼徒乘间侵轶。仰赖朝廷威德，所按将士民兵相与协力，虽未能尽行剿绝，然贼首赵希郤，素与王子清敌体，林添二、陈百五、蔡郎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贼势缘此遂孤，其气亦沮。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统制薄处厚等委有劳効，合保明具申。”①
  这次海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真德秀从中看到了泉州沿海武备的诸多弊端和漏洞，于是，他一方面申文奖赏参加海战勇于献身的将士，一方面惩罚少数怯阵畏敌的官员，以此激励正气，激发军队的战斗力。如他在《申枢密院乞优恤王大寿》中，就奖罚分明地处置了这次海战中勇于献身的王大寿和临阵退却的邵俊等人，该状文云：“窃惟见危授命，士之所难。今有厕迹戎行，缀名小校，而能捐躯徇义，凛然有烈士之风，其在今日，尤为难得。某既亲睹其事，岂容不以上闻？比者海盗披猖，侵轶郡境，某亟牒右翼军分兵防遏。是时群贼泊舟围头澚，距州城百余里，官军星夜疾驰，至辰巳间，猝与贼遇。贼徒椎牛大嚼，而官军犹未朝食。众寡劳逸既皆不侔，故自将官邵俊以下俱有观望蓄缩之意。独拨发官进勇副尉王大寿者，忠勇奋发，控弦直进，贼徒中箭而毙者凡十余人，群凶为之夺气。邵俊等既引军稍退，大寿犹挺立不移，立骂俊等曰：赵官家平日养得好人，见贼便走。
  其时惟队将秦淮军兵朱先、陈捷、吴庆、尹政、李从六人随大寿。及秦淮等死之，李从以两夺贼梢获免。海濒居民登高山望见者，莫不失声叹息，为之泣下。某既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闻者，于是竞劝。未几，遂有沙淘洋之捷，俘获贼首林添二等，适皆下手杀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际，设大寿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虽足以慰英魂而摅众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奖忠义以励风俗。今大寿以军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贼，宁殒其身，而不忍负国，宁死于王事而不暇顾其亲，其志节卓荦如此，傥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扬，殆非所以为忠义者之劝。伏乞详酌将故拨发官王大寿优与赠恤，仍将其长男效用王凯夫补授官资，所有秦淮等五人并乞优恤施行。……所有准备将邵俊等，缘不进前救援，致王大寿等战死。本军统制薄处厚已将俊等断遣降充长行去讫。”①
  另一方面，真德秀认为，既有的海防设施是无法有效地抵御海盗侵扰的，重新增加和巩固沿海的武备设施，调整防御海盗的战斗要地，是有效抵御和剿灭海盗侵扰的长远而根本之道。为此，真德秀于嘉定十一年（1218）十一月撰写了《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对加强泉州沿海武备和调整沿海防御海盗战斗要地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该状文略云：
  照对泉之为州，控临大海，实闽陬要会之地。国家南渡之初，盗贼屡作，上勤忧顾，置兵立戍，所以为海道不虞之备者至详且密。开禧军兴之后，戍卒生还者鲜，舟楫荡不复存。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有识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温、明群盗窥见单弱，辄萌侵轶之志。仰赖圣朝威德广被，亟遂肃清。傥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简不复少加经理，安知其亡后日之患？某不揆迂愚，窃思所以为久安之计者。近选委本州观察推官李方子知晋江县，徐叔用同左翼军副将丘仝等遍行海滨审视形势。今据逐官申，窃见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练，器械整齐，舟楫便利，而又习熟风涛，然后缓急可用。令来左翼水军三寨，曰宝林，曰法石，曰永宁。本州沿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略虽已得控扼之数，然宝林取城甚近，距海殊远，其势稍缓，而乃有新旧两寨。至围头去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而前此未尝措置，此控扼之未尽得其所也。宝林所屯水军三百，其数为多；法石虽有一百二十余人，然正为防海要冲之地，其数尚少。永宁步军之数倍于水军，诚为倒置。此布置之未尽得其宜也。诸寨军兵杂以老弱，法石军器总于大军，遇事关请，未免稽迟。大军战舰仅可足用，自余诸寨船只俱无，徒有舟师之名，初无其实。至于营房倒塌、器械阙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备，临时必至误事。今条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项，须至申闻者。
  一宝林新旧两寨，在城南一里许，初因绍兴间统制陈敏申，谋自福州延祥寨发到水军暂住宝林寺，其后就寺傍建寨，因以宝林为名。据其地势，不过捍城外子河。左翼大军既屯城东，缓急自可为用。水军重屯深居内地，未合事宜。今欲于见屯三百人内，拨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宁，以八十人新屯围头。其宝林空闲寨屋，却拨步军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为捍城之备。某窃详所申，委属允当。盖水军正为防海而设。某顷在金陵见两司水军，皆于龙湾左近屯驻，俯瞰大江，未有以水军为名。而深处内寨者，今若移宝林，水军添屯法石、永宁两处，及于围头置戍粮廪衣，赐初无所增，而军人列居海频，习熟风涛之险，与安居内地养成骄脆者不同。子孙生长其间，未免以渔采为业，他时招行招刺，无非惯便舟揖之人，实为永利。欲乞朝廷劄付左翼军照应施行。
  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壮形势，稍加葺理，使成家计，而人数尚少，诸事苟简，今合行之事大略有五。一曰增添人数。照得见屯止一百二十六人，合于宝林两寨拨出壮健军兵七十人，及招收梢工碇手共凑作二百人，庶几声势稍张，可以镇压。二曰改添寨宇。照对本寨初因寓屯弥陀院傍，逐旋展创规摹简略，元管军房一百二十九间，除西廊并佛殿后横廊共一十九间，皆弥陀旧屋。损甚合折外，见存一百一十间。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间。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势，其东稍厚，西多空阔，合移寨就东，仍依后山为将官厅，别迁寨门以对前山，却存留弥陀旧殿以补西边之阙，庶几士卒得以安居。……三曰预备舟船。照对左翼军甲乙丙大战船三只，系是鼎新创造，木植坚壮，所费不赀。近者一出，便获胜捷。目今见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顿，责付正将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长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职曹官同将官阅相。……
  四曰预关军器。……五曰预桩钱粮。……今若添展寨宇，屯水军二百人，就立正将廨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钱粮，气势自然雄盛，万一贼徒在海作过，为正将者即可遣兵收捕，无文移往复之劳，无仓卒迫遽之患，委属利便。……
  一永宁寨，地名水湾，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以此言之，置寨诚得其地。但沿海列戍，当以水军为主，今来仅存五十人，而又杂以老弱步军，却有百人，实无所用。合于宝林寨拨出壮健军兵五十人添作水军一百人，而以步军五十余发回宝林拄替外，存留步军五十人，通以一百五十人为额。……永宁寨委系海澳要害去处，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军，除已牒左翼军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并赐指挥施行。
  一围头，去永宁五十里，视诸湾澳为大往来舟船，可以久泊。访之土人，贼船到此，多与居民交通，因而为盗。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合行措置。今欲创立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上可接永宁，下可接烈屿。前可以照应料罗吴屿等处，内可以控捍石井一带港口，实为冲要。略计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门户得以捍蔽，一也。设有缓急，动息易知，无仓卒奄至之患，二也。士卒习熟地利，易于捍御，三也。坐而需贼，以逸待劳，四也。地势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应，五也。以此言之，合行创置。……
  官及土居土人乡豪澳长之习熟地利者，皆谓围头置寨委合事宜。盖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梢泊。盖其湾澳深阁，可以避风，一也。海中水咸不可饮食，必须于此上山取水，二也。当处居民亦多与贼徒交通贸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贼船同泊于此，不测间多被贼徒劫掳而去，径入深洋，不见踪迹。今若于本处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预备舟船，预关军器，预椿钱粮，悉照法石寨永宁体例，委足以机察盗贼，保护民旅。……
  一廵绰海道，合令诸寨分认地界。自岱屿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廵至兴化军寨蓼寨止。自水澳以南永宁、围头主之，每廵至漳州中栅寨止。自岱屿门内外直至东洋，法石主之。每廵至永宁止。逐月一廵。其所差将校军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凭考察。……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旧名海口南镇，与北镇相对，城下之水从此入海，潮汐所通，实为本府内门。岱屿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称为岱屿门，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寨基平广，居民颇多。旧管额三百二十五人，今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见管在寨土军一十九人，新招水军三十八人，委是单弱。欲增作一百人。……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又为海澳荒僻之处。日前常有贼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旧额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见管在寨土军四十一人，水军六十六人。内新招二十九人，皆颇壮勇。若据此数，加以训练，必得其用。……
  一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无船，与无人同。近来节次捕获海寇，收到船一十五只，除损敝不堪外，有尚堪乘驾者五只。合委官计料修整，拨付永宁、围头、石湖、小兜寨使用。某除已帖委水军副将丘仝计料修整，发下诸寨。仍督令逐时教习在船武艺，务令惯熟。……①
  真德秀在这篇洋洋数千言的状文中，除了充实沿海军备、调配军力、精炼水军等等之外，其对当时及其后泉州沿海抵御海寇入侵，甚至倭寇外敌等的入侵所具有的重大贡献，则在于他对泉州沿海战斗要地的调整与设置。在真德秀接任泉州知州之前，泉州沿海的战斗要地，共设有“左翼水军三寨，曰宝林，曰法石，曰永宁。本州沿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真德秀到任考察之后，发现这种防御海盗的要地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军事的实际需求。例如宝林寨，距离府城近，去海远，形势较缓。一旦有所缓急，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而在府城之最南端约一百里的围头，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而前此未尝措置，“此控扼之未尽得其所也”。又宝林寨原屯水军三百，为数偏多。法石虽屯水军一百二十人，因此地是海防要冲之所，其数有偏少。永宁寨更是海澳要害去处，上下连接府城、围头以及惠安小兜各要地，但是原来的布置，步兵之数倍于水军，诚为倒置。沿海列戍，当以水军为主，今来仅存五十人，而又杂以老弱步军，却有百人，实无所用。“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军。”
  真德秀了解了泉州沿海海防军备设置的现状及其弊端之后，决定重新调整布置泉州沿海一带的海防要地设计。“将原先距泉州城不及一里之宝林寨改为陆军驻守，而移水军于下游之法石寨，负责港区之警戒。并增强永宁寨、新立围头寨，以为防卫泉州港外围以南之两个重要据点。至泉州港以北则有晋江县扼晋江、洛阳江口之石湖寨及惠安之小兜巡检寨。经此布置，泉州港之防务始有完整之体系。”①
  真德秀对于泉州沿海防务要地的重新布置，其影响之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当时“泉州港之防务始有完整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前期，朱元璋为了防止倭寇，曾经派遣周德兴将军到东南沿海设置海防卫所。真德秀在南宋时期所布置的这些沿海军备要地，基本上为明初的周德兴所延续。明代泉州府设置一个“卫”的军事机构，“卫”的指挥地即在南宋时期真德秀所布置的晋江县永宁寨，故称“永宁卫”。《府志》载：“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入福建，抽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防俄。移置卫所当要害处，时泉设卫一，曰永宁。”①在泉州府城四周百里左右的沿海要地，即“永宁卫”属下，设置了两个“守御所”一级的军事机构，一是“崇武所”，一是“福全所”。崇武所在惠安境内，也就是南宋时期真德秀多次提到的惠安县“小兜寨”。《府志》云：“崇武在（惠安）县东南。北接湄洲，南接日湖。东面距海，南峙祥芝，泉上游也。宋置小兜巡司于此，明洪武间置守御千户所。”②而福全守御所，即在南宋时期真德秀新设晋江县围头寨附近。“福全在（晋江）县东南。福全西南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明置守御千户所于此。”③由于福全、围头这一带的军事要地十分重要，明初除了在福全设置守御千户所之外，在相邻的围骰又设置了“巡检司”的军事机构。“晋江县围头巡检司……旧设弓兵额各一百名。”④我们从明代泉州四周邻近地区的军事卫所设置的情景看，不得不佩服南宋时期真德秀对泉州地区海防的布置，是具有相当的切实性和长远性的。这一海防要地的布局，即使到了清代，也大体如此。只不过由于明清时期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地域的变化，海商与海寇的活动逐渐从泉州南移至以金门、厦门、月港为中心的泉州府与漳州府的相邻地带，明清时期防御海盗的重点，也有向南转移的趋势。但仅就真德秀所论及的以泉州府城为中心的海盗防御体系，南宋时期真德秀的布置，基本上被沿续到明清时期。
  真德秀在整饬泉州沿海军备设施的同时，还对当时军队作战的指挥事权进行了调整。在此之前，泉州知州一职，基本上是负责民政及军事后勤保障等事务，对于军队的作战调动与临战决策，一般没有参与权。真德秀认为，作为地方的主要长官，面临海盗的侵扰却不能参与作战决策与指挥，是很不合适的，如果事发突然，很有可能影响到作战全局的顺利开展。因此，他一再向朝廷枢密院申告，希望统一军事指挥事权，知州得以参与军事指挥。他在《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中说：“窃见左翼一军屯驻泉南，垂七十载，官兵月粮衣赐大礼赏给，及将校折酒等钱，间遇出戍，借请悉倚办于本州。招刺効用军兵，亦例从本州审验，若无一事不与州郡相关。其实未尝略有统摄，故于军政全不与闻。兵籍之虚实，舟楫之有，无器械之利钝，教阅之勤隋，升差之当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军数千人付之一统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帅司相去亦数百里，军政修废无由考察。故自十数年来为统制者，得以肆意掊克敛怨，行伍教阅尽废，纪律荡然。州郡虽知其详，然不敢问。盖缘彼此素无统摄，平居无事未睹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亲出救援，将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赏而后肯前。今夏海寇陆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统戍得人，军律粗整，且与州郡同心协力，故得俘获群丑。向使如前任贺清臣之愚愎，其取败也必矣。窃见比年以来海盗不时出没，米商舶贾间遭劫掠。今夏一警尤为猖獗。凭借朝廷威德幸遂肃清。近准帅宪司牒明台海界复有强寇，正是整饬军政之时。某见具措置事宜申取朝廷指挥，若本州与左翼军不相统摄，终恐别生矛盾，无由集事。伏望钧慈俯赐详酌，照殿步司出戍淮上体令，令左翼军听本州守臣节制，庶几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评议缓急。或有调发，不至乖违。实悠久之利，伏候指挥。”①紧接着，真德秀又在《申枢密院措置军政状》中再次申明了军事事权不统一的种种弊端：“左翼军于本州初无统摄，平时军政略不与闻，缓急调发尤难另召。”数十年来，沿海的军备日益松弛，主要原因在于军事将官无人约束，为所欲为。“是以数十年来，士卒不复如向时之精锐，舟船器械不复如向时之整备，正以主将多非其人，而又无从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贪叨掊克之私。士卒平时未尝有一日温饱之适，怨气满腹无所告诉，有缓急必欲其捐躯效命，难矣！故为一戍将之私计，则以受制节于本州为非便，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则以听节制于本州为至便。朝廷之上，将为一戍将之私计乎？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乎？”真德秀为了使自己关于军事事权统一的意见得到朝廷的采纳，又向朝廷表达了知州虽然参与管理军队及作战决策，但是也得适可而止，不得越权擅权，知州“欲扶助军政，非欲侵挠事权。如蒙朝廷以为可行，即乞明降约束，不许干预军中钱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升差将佐。其统制官与州郡往来，素用宾主之礼，亦合并仍其旧，不得辄有改更，庶几彼此相安，可以协济国事”②。在真德秀的一再申告之下，朝廷终于批准了泉州沿海军事事权统一，知州得以参与军事管理与决策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批准实施，将大大整肃军事的日常管理和战时的决策布置，可惜的是，此时的真德秀已经被调离泉州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记云：“此状既申，即离任。其后得旨，令
  泉州守臣节制左翼军。”①
  （三）推行官民协助与民间自卫
  真德秀在泉州御剿海盗的实践中还认识到，抵御海盗仅仅依赖官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尽可能地发动民间的力量，相互协作，共同作战，才是抵御和剿灭海盗的最有效途径。在嘉定十一年（1218）四、五月份浙江沿海海盗南侵泉州时，真德秀就发动民间的船只与武装参与战斗，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去岁海寇之警，用力追捕，虽将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应副，则本军虽欲进前讨捕，有不可得。方其出军之时，本州给以粮饷、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势，雇水手以助其用。”②
  由于在此次海战中，真德秀发动了当地民众参与作战，因此在战后的请赏中，真德秀也没有忘记这些参与作战的民众，尽力为他们请赏褒奖。如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记云：
  照对温艚贼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牒左翼军遣发官兵，及劝谕晋江、同安管下诸澚民船，与官军会合，前去收捕。公移亲笔，再三勉励，如能捕获贼首及其徒党，除优支赏犒外，更与保明具申朝廷补授官资，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奋。至五月十三日……左翼军统制薄处厚躬率……等乘驾甲乙丙大战船，并次船共五只，计水军四百一十八人，烈屿守领方知刚、林枋等钭集民船三十六只，计乡兵四百六十二人；岭兜总首王行已船四只，计乡兵六十人。其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为官、民船赶上，获到贼首赵希郤、林添二、陈百五、蔡郎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七人。……既遭擒戮，贼势缘此遂孤，其气亦沮，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统制薄处厚等，委有劳効，合保明具申。……一本州岛同安县管下烈屿首领方知刚、林枋等，各系士流，颇能以信义服众，本县补充首领，提防盗贼，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屿放火杀人，去烈屿止一望间，方知刚等即团结丁壮，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几贼船果到本屿，见其有备，不敢辄犯，一境生灵，赖以获全。某初无贼报，博访寓公士人以讨捕之策，众论翕然，以为温艚贼徒素与烈屿为仇，而本屿民兵便习舟楫，可为官军之助。某遂礼请乡官前徃劝谕，其方知刚、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与左翼官兵会合，贼徒初欲抵敌，以官、民兵船势盛，恐惧丧胆，遂束手就禽。窃照庆元格，诸色人等亲获凶恶强盗三人、下班祗应五人，进武校尉；七人承信郎。今方知刚、林枋系同左翼军兵获到贼首赵希郤等四名、贼徒林从五等一百一十余人，又非五七人之比，伏望朝廷特赐详酌推赏施行。一本州晋江县管下岭兜总首王行已，将带人船、自备粮食器械，随队左翼军下海会合，获到贼徒钟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条推赏，并乞指挥右件如前伏乞指挥施行申闻者。八月三日奉圣旨……方知刚、林枋各特与补下班祗应，王行已特与补进勇副尉。今札付泉州关牒施行准此。①经过这次海战之后，真德秀深知，泉州地区在防御、剿灭海盗时，充分发动利用民间的力量，是一项很可行的措施。因此，他在其后的军事布置中，一再提到发动利用民间力量，即乡民、乡豪来实行家乡自卫的措施。如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谈到泉州新设“围头”寨时云：“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合行措置。今欲创立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乞牒左翼军差谙晓立寨人审定。某窃详围头置寨事属创始，与前两处止是添展事体不同。费用既多，尤当加审。遂博访寄居侍从等官，及土居土人乡豪澳长之习熟地利者，皆谓围头置寨委合事宜，盖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梢泊。盖其湾澳深阁可以避风，一也；海中水咸不可饮食，必须于此上山取水，二也；当处居民亦多与贼徒交通贸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船、贼船同泊于此，不测间多被贼徒劫掳而去，径入深洋，不见踪迹。今于本处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预备舟船、预关军器、预椿钱粮，悉照法石寨永宁体例，委足以机察盗贼，保护民旅。”①在《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中亦云：“当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状，证会四月三十日据水军寨及小江巡检司申，贼船复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陈使头过番船货，掳去水手纲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抛泊，出没行劫。因依当具申本路经略安抚使司及移文漳州乞发兵船前来会合沿海驻扎官军船只，并力收捕。……窃见南风正时，所有海贼船只，递年往来漳、潮、惠州界上冲要海门，劫掠地岸人家粮食，需索羊酒，专俟番船到来，拦截行劫。今来贼船已有一十二只，其徒日繁，于番船实关利害。除已再帖水军关承信、高进义、小江巡检及沿海隅总等人整出器甲人船，严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证会疾速区处调遣兵船会合外，申乞差发兵船前来本州海次会合收捕，庶使海道肃清、番船无阻。……札下广东帅司调发上项水军，使之顺风直上，径袭其后，而本州合军民船并进，相为掎角，决可禽灭贼徒，肃清海道除。已牒左翼军差拨兵船，及行下晋江、同安县，劝谕民船，并沿海廵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会合外，右伏乞指挥札下广东帅司，调发摧锋水军，与本州左翼军，及诸澳民船会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兴化军各发水军相为应援，庶免误事。申闻札下广东经略安抚司证所申事理，立便调遣摧锋水军官兵乘驾船只，多带器仗，审探贼徒所在，与本州已调军、民船，克期会合，首尾援应，并力擒讨，须使贼舟窜逸无所，日下尽数败获，海道早获肃清。”①
  在泉州从事防御、进剿海盗的过程中，真德秀认识到防御、进剿海盗必须官府与民间相互配合，适当组织乡兵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无独有偶，朱熹的另外一位高足漳州的陈淳，也曾经在《北溪大全集·与李推官论海盗利害》中提出了这一构想，他说：“境内滨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凡有船总若干，分为若干陈，各随主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术其素习，今再从而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清，至于教习已成，则民船与官军，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若是则公私皆有水战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②
  真德秀和陈淳等人的这一防御、进剿海盗的观念，事实上一直为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防御、进剿海盗体系所继承和延续。这一点，已经在陈淳的篇章里做过论述，这里，再举明代福建人曹学佺的主张以做进一步的说明。曹学佺在《海防志》中说：
  闽有海防，以御倭也。……闽兵闽船，昔称长技，故贼深忌之。沿海一带，如长乐之松下，福清之南盘、后营、沙场、澳口，莆田之崎头、石壁、吉了、莆禧三港口，晋江之石湖、深沪、祥芝、福全、围头、东石、石碅，惠安之崇武，南安之石井、营前、莲河，同安之澳头、刘五店、官澳、神前、烈屿、金门、水头，海澄之砧尾、赤石、林尾、双屿、长屿、海沧、月港、斗米，漳浦之镇海、赤湖、陆鳌、铜山、云霄，诏安之南诏、梅岭、元钟，各澳之人，皆多骁杰，胜浙兵远甚。嘉靖末议令各县于每澳选五十人，其人须二十五以下，乖觉勇键，力挽三百斤，可管十人者，每名给银五钱，令自备藤牌刀枪，日给工食四分，而选指挥千百户各领二三人先发教师，教以技艺，次教营阵，务令各知其中深意，卒然遇警，贼少则率此以应，贼多则令三百人，每人自募其亲邻十人。……随取随足，欲聚欲散，机权在我。在贫民既借以糊口，不复从贼。且自顾其身家，而指挥千百户，皆本土与相习。……诚有虎豹在山之势，何忧于贼！①
  真德秀与陈淳是朱熹之学的重要传人，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动利用民间力量防御和进剿海盗的重要性，绝不是偶然的，这正体现了以朱熹为核心的福建儒者们，对于社会民生、家国安危的高度重视与深切思考。我们以往总以为理学家们擅长于空谈而不务实际，这是很值得重新思考的。

①《北溪大全集》，引自台湾影印版《钦定四库全书》本。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7。 ①陈盛韶：《问俗录》卷4《诏安县·京控》。 ②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一章《福建的开发与聚族而居的传统》，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7。 ②正德《漳州府志》卷11《礼记·风俗》。 ①陈盛韶：《问俗录》卷4《诏安县》，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 ①见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又参见陈支平：《陈淳的神明崇拜观述论》，载《朱熹陈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正德《漳州府志》卷11《礼记·风俗》。 ①碑文抄件藏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料数据库。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8。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8《土田志·龙溪县》。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5《与李推论海盗利害》。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5。 ②崇祯《海澄县志》卷11《风土志》。 ③朱纨：《甓余杂集》卷3《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11《礼记·风俗》。 ②俞大猷：《正气堂集》卷2《呈福建军门朱公揭》。 ③王文禄：《策枢》卷4。 ①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1《疏》。 ②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2《论》。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正德《漳州府志》卷25《人物传·陈淳》。 ①《系年要录》卷187。 ②《玉海》卷186《食货》。 ③孙梦观：《雪窗》集卷1《丙午轮对第二札》。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第四编第二章《会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①卫泾：《后乐集》卷15《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 ②《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66《财用·楮币》引朱熹《淳熙殿札》。以上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第四编第二章《会子》。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赵寺丞论秤提会》。 ①《后乐集》卷15《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②《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以上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第四编第二章《会子》。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赵寺丞论秤提会》。 ②同上。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18《艺文志·宋奏疏》。 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3477页。 ②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6《艺文志》，俞亨宗：《访求民瘼碑记》。 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24《答陈漕论盐法书》。以上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②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第614页。 ③正德《漳州府志》卷10《户记·诸课杂志·盐粮钞》。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 ①以上见正德《漳州府志》卷10《户记·诸课杂志·盐粮钞》。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 ①游彪：《论宋代福建路的寺院经济》，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①以上均引述自游彪：《论宋代福建路的寺院经济》。 ②同上。 ①见《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 ②以上均引述自游彪：《论宋代福建路的寺院经济》。 ①《朱子语类》卷126。 ②《朱子语类》卷94。 ③《朱子语类》卷70。 ④正德《漳州府志》卷20《艺文志》。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36《答陈伯澡问性之目》。 ②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寺租》。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5。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赵寺丞论秤提会》。 ②正德《漳州府志》卷13《礼纪·学校》。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 ②正德《漳州府志》卷21《礼纪·艺文志》。 ①以上引述自游彪：《论宋代福建路的寺院经济》。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18《艺文志》，朱熹：《条奏经界状》。 ②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寺租》。 ①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寺租》。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6册《福建》。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5～287页。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6册《福建》。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5～287页。 ②以上见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①见贾灿灿：《宋代学田的经营管理及影响》，载《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2卷第5期。 ②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6。 ②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6《上傅寺丞论学粮》。以下所引同此，不再另注。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21《艺文志》。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8。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13《礼记·学校》。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6《上傅寺丞论学粮》。 ②《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772页。 ①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②同上。 ③万历《漳州府志》卷6《礼乐志·学政》。 ①《明史》卷69《选举志一》。 ②以上见万历《漳州府志》卷14、19、21、23、25、27、28、29、30、31各县《赋役志》。 ①正德《漳州府志》卷8《户纪·土田考》。 ②以上见正德《漳州府志》和万历《漳州府志》各县《赋役志》。 ①参见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②正德《漳州府志》卷13《礼记·学校》。 ③嘉庆《鳌峰书院志》卷12《院资一》。 ①嘉庆《鳌峰书院志》卷12《院资一》。 ②嘉庆《鳌峰书院志》卷14《院资三》。 ③嘉靖《龙溪县志》卷6《学校》。 ④万历《漳州府志》卷6《礼乐志·学政》。又参见《明史》卷69《选举志一》。 ⑤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十二章《族学与教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①民国《重修南溪书院志》卷2《祠田》。 ①《重纂福建通志》卷46。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 ②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7。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7。 ②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0。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 ②漳州各地威惠庙，祀开漳圣王陈元光。 ③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 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8。 ②陈淳在《北溪大全集》卷43《上赵寺丞论淫祀》中说：“事神严恭之道，上不失乎敬鬼神而远之之智，下不陷于非鬼而祭之之谄，阴阳人鬼不相乱，庶几称情而合宜，固非民庶所得私祭而浪祀者也。” ①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十三章《文化娱乐与迎神赛会》，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①即广利王，广东南海海神祝融的封号。《旧唐书·仪礼志四》：“〔天宝〕十载正月，四海并封王。遣……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广德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广润王，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广泽王。”唐韩愈《南海神庙碑》：“由是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 ②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影印1999年版，第760页。以下所引《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均出自此版本，不再注明，特此说明。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60～761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8～779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0《申临江军为邹司户违法典买田产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635～636页。 ②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9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1～772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3～774页。 ②同上书，第772～773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4～775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5～776页。 ②同上书，第775页。 ③同上书，第774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人为告罪》，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4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61～763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64～765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7页。 ②同上书，第776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80页。 ②同上书，第781～782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80～781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601～602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602～603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606～607页。 ①参见本书卷一《试论宋儒对于家族制度的设计及其变迁》。 ②《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3册，第142页。 ③参见本书卷一《试论宋儒对于家族制度的设计及其变迁》。 ①以上见刘厚琴：《汉代父系继嗣制度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2011年第24卷第4期。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84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83～784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69～770页。 ①陈盛韶：《问俗录》卷4《诏安县》。 ①《明溪婚俗》，转引自厦门大学图书馆藏《剪报资料》，《婚姻风俗类》。 ②道光《厦门志》卷15《俗尚》。 ③民国《同安县志》卷22《礼俗志》。 ④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 ①陈盛韶：《问俗录》卷4《诏安县》。 ①以上均参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九章《家族与人口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②《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第260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84～786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7，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49～750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71页。 ①此语出自《仪礼·丧服·子夏传》。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82～783页。 ①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782页。 ①关于宋代家族、家庭血缘关系的异化及女性从夫及其变通等问题，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一些案例可以印证，见该书卷4至卷10之《户婚门》和《人伦门》。 ②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第27～28页。 ③同上书，第280页。 ①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5～36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四部丛刊》本。以下所引真德秀文集，均出自此本，不再注明出处，特此说明。 ②真德秀：《谕俗文》，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7～12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18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17～18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19～20页。 ②同上书，第30～31页。 ③同上书，第31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27～29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33～34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18～19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4～7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22～25页。 ②同上书，第30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25～26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31～33页。 ②同上书，第12～13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文》，第15～16页。 ①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31页。 ①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74页。 ②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状》，第10～13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3《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第33页。 ②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9《州治设醮青词》，见《钦定四库全书》本。 ③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9《上元设醮青词》，见《钦定四库全书》本。 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状》，第13～14页。 ⑤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之一·真德秀》。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3《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第33页。 ②《宋史》卷437《真德秀》。 ③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真德秀》，第20～21页。 ①见蒋颖贤：《真德秀与泉州海外贸易》，载《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第5～7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第10～12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第12～22页。 ①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77～178页。 ①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第4页。 ②同上书，第18页。 ③同上书，第17页。 ④乾隆《泉州府志》卷24《军制》，第36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第24～25页。 ②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9，第1～9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9，第9页。 ②同上书，第8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第5～10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第18～19页。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第5～8页。 ②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5。又参见本书卷三《从（北溪大全集）看漳州地区民风习尚的演变》。 ①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