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以上对宋代“理学”到明清时期演变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近现代以来偏重于“哲学”化的对于宋代“理学”的分析，往往把宋代以来的“理学”引向“形上思维”的文化精神的层面或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忽视了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
  第二，宋代“理学”在宋代并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政府的制度化的实践。经历元、明、清时期，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宋代“理学”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制度化的实践与推广。在这制度化的实践与推广过程中，宋代“理学”所拥有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而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
  第三，被明清时期政府制度化的宋代“理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被政府改造过的所谓“气节”观、“节孝”观等，不仅越来越偏离了宋代“理学”的本意，而且也越来越违背了人性的天真自然以及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了近现代人们的诸多反感。与此相对照的是，宋代“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有些方面甚至还受到政府的指责和压制，反而在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对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第四，从上面的三点认识延伸出来，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说：从中国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无论是孔子的儒学，还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及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在其形成之初，都不乏各自优秀而积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特别是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其所包含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监督意义，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一旦被社会当政者纳入其制度化的轨道，则必然逐渐沦为专制统治的附庸，从而日益显露出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性格。相反地，那些没有被专制统治者纳入到政治制度化当中的儒学传统，则有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合理的本质，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显示出文化精神的生命力。这种十分粗糙的结论，不妨作为我本人尝试打通宋代以来断代史界限来思考历史问题的一点心得吧。